自由主义文学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自由主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是近几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要内容。80年代初，唐韬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就有把部分自由主义作家与左翼作家、民主主义作家并称的提法，不过所论极短，语焉不详。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先生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把闻一多，沈从文等称为自由派，与人生派、浪漫派对列。钱理群先生在《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一文中（《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也提到过“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文学史上始终不占主导地位、却又从未断绝过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思潮”。对自由主义文学的个体研究和群落研究，亦有一些出色的成果。如易竹贤先生的胡适研究、钱埋群先生的周作人研究，以及吸引了众多中青年学人的注意力的沈从文、张爱玲、林语堂、徐志摩等研究，和对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海派、九叶诗派的研究，不仅拓展了学术领域，而且冲击了旧有的研究格局，不仅形成了学界的热点，而且也是出版界的热门。这与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文化思想的活跃、文学更关注文学自身、商品经济大潮带来对个体价值的推崇的时代心理都相关的。（其实，王蒙、刘心武、韩少功、张承志、张炜等人近些年的时论和文论是颇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不过，将自由主义作家和文学思潮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可以说是刚刚起步。从个别到一般，从分散到综合，是学术研究深化的必然结果。但能有实质性的总体性的突破吗？能否重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构架？能否影响本世纪末和下个世纪的国人的文学价值观？现在不宜妄加评价，但却是有胆识有才智的学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所谓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大体是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的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它包括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三个方面。这些作家通常抱着远政治近艺术的创作态度，具有独立性；其作品注重人性的发掘和艺术美的构造、注重文学的自身价值，具有主体性；作为文学思潮，它总是处于非主流状态，具有边缘性。它拥有现代作家中的庞大阵营，至少下列著名人物属于此列；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胡秋源、苏汶、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朱光潜、肖乾、师陀、宗白华、梁宗岱、李健吾、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穆旦等。具有较明显的自由主义意味的群落如“《现代评论》派”、“语丝派”、“新月派”、“第三种人”、“自由人”、“京派”、“海派”、“九叶诗派”等，由于它们通常不具有结社的宗派意义，而更具有创作态度创作方式和思潮上的相似性，因而笔者不用“自由派”而用“自由主义”这一较宽泛的提法。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与文化思想界的自由主义思潮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把它当作后者在文学领域的显现。“五四”及二十年代民主自由思潮在文坛亦十分活跃，在自由主义老巢欧美国家留学后归国的许多知识分子，结成了一些纯文学的非纯文学的社团，文学与文化并举，也渗透在政治领域。（换届频繁的军阀政府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占有一定比重，但往往起不了大作用。）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大兴，左翼文学运动几乎成为当时唯一的文学运动（鲁迅语），那些坚持“五四”个性主义的作家们以“保守”对激进，他们捍卫文学的“武器”便是自由主义。但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代，自由主义的声音微弱无力。抗战和抗战胜利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壮大，它的领导者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文学文化事业，它的敌手则疯狂抵毁压制自由民主之声，因而自由主义思潮也呈衰弱之势。简要说来，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与中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思潮基本上是一种同构关系：彼长此长，彼伏此伏。当然，二者并不直接等同，自由主义文学的概念更模糊一些。并非所有自由主义作家都直接宣扬过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他们并非口口声声喊自由。并非所有非自由主义作家都不要自由，他们有时甚至是十分强调国家的、阶级的自由。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价值观有着自由主义的思想根基，就写作态度与方式而言，他们不受组织和口号的限制而呈现“自由”的品性，这是最起码的两点。比如这一阵营作家中，既有视自由为文艺之生命而着力张扬的朱光潜，亦有从不标榜自由旗号从不涉及政治哲学的张爱玲，他们都是典型的自由主义文学家。
古代中国虽有少数在局部意义上争自由的个体，但并无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更无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笔者常用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指代出现在现代中国的这一文学现象，只因古中国无自由主义文学可言。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文化包括自由民主思想传入中国，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自我角色意识有了较大转换，自由作为一种反封建的新式武器被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广泛运用，有的表述亦有相当深度。但“自由”只是变革者的政治学说而非人生哲学，他们没有把自由主义精神融合到文学中去，仍然把文学当作功利的载道的工具，如同把“自由”当工具一样。只有王国维的超功利美学思想散发着自由主义的光芒，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萌生。但王国维的光芒被梁启超所掩盖，功利文学压倒自由主义文学，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创作思潮并未出现。自由主义文学在现代中国艰难发展的伏笔，在近代已深深埋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思想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凸现于历史进程，大批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成为自由职业者，自由主义文学的局面初步形成。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兄弟比近代启蒙思想家更多地强调了个人自由的价值，他们对个人本位主义都十分重视。尤其是胡适对自由民主思想的大力宣传介绍，使他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化（文学）的始祖。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明确追求，他的遭遇，则几乎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缩影和象征。而周作人“人的文学”的主张，使他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理论奠基者。当然，“五四”及二十年代的文坛是一个复合体，民主主义作家，自由主义作家和少数提倡革命文学的理论家，其思想和组织都处于杂陈状况，区别并不特别明显。在反对封建旧文化这一点上，他们努力的目标是一致的。作为思潮流派的自由主义文学可以说是以“《现代评论派》”为先河，但在胡适与陈独秀等人关于《新青年》编辑方针的争论时期已实际上露出了自由主义与其他阵营分野的最初端倪。胡适声言“不谈政治”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态度。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虽同途却殊归，在1927年后的新的社会形势下各有其舞台，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左翼文学适应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形势，自觉继承了功利的载道的文艺观，以文学为斗争的工具，为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确也存在着近政治而远艺术、理论先于创作大于创作、集体话语淹没个人话语、声势压倒独思的现象。如果说左翼作家视文学为反国民党政治斗争的工具的话，那么巴金、老舍、曹禺等民主主义作家则视文学为反封建思想斗争的工具。巴金一辈子都在声称不是为当作家而写作、而是为表达“我控诉”而写作，老舍的平民意识和温和的人道主义立场，曹禺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公正世道的批判，承袭着“五四”民主主义的传统，具有强烈的忧患感使命感和批判锋芒。支配着他们的创作动机的，不单纯是审美创造，而更带有启蒙主义的情怀，当然启蒙也是一种隐性的“载道”方式。至于国民党扶持的“民族主义文学”，更是自甘把文学当枪使，不过他们所持的是一杆破枪、废枪，没有多少力量。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年月，这几类文学都有着明显的功利性质，虽然程度有异、指向不同。唯有自由主义作家坚持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立价值，梁实秋的以人性论对阶级论，“自由人”胡秋原的“勿侵略文艺”观，苏汶的“第三种人”姿态，沈从文的在文学神庙中供奉人性的告白，林语堂的抒性灵倡幽默，几面不讨好，皆因“不合时宜”。这是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与其他文学阵营分化与对立的阶段。到了40年代，它则进入了挣扎与断裂时期。作为思潮，仅是沈从文、朱光潜掀起过一点小波澜，但很快偃旗息鼓。在延安，自由主义文艺观受到了严厉清算。不过自由主义文学家在此期也奉献了一些较出色的作品。比如站在人生边上的钱钟书拷问现代知识分子的灵魂，躲进公寓的张爱玲挖掘都市男女的心理，都有相当的深度。在边陲地带散发着自由主义之光的“九叶诗派”，则成为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最后辉煌。在理论建设上，朱光潜的有自由乃有真文艺观、李健吾的美学批评，也有着不凡的建树。
从以上极为粗疏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在理论上以王国维美学思想为萌芽，但作为思潮则肇始于“五四”。它的演进是曲折的，发展是艰难的。究其原因当然十分复杂，它牵涉到对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总体认识，对中外文学文化传统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文学进程等问题。二十世纪的中国多灾多难，亡国的威胁长期存在，生存权成为民族和个体的最严重问题。艰难的时世使得中国缺乏自由主义自由发展的外部空间。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树立起自由的权威，他们并没有紧迫的民族问题，国家主权问题。此外“自由”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古希腊文学一开始就是唯美的，自由的，中国却没有自由主义的传统，有的是“载道”的传统。“五四”启蒙运动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也反“载道”的文学观，但主要反的是“道”而非“载”的方式，因而并未普遍树立文学之为文学的本体价值观。实用理性视文学为工具，妨碍了文学对永恒价值（审美人生）的追求。“五四”时期宣扬的“民主”、“科学”、“自由”等价值观念至今仍未成为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仅从这些大的方面来看，自由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命运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全面深入地阐述还有待时日。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方兴未艾，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