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节奏的较量——关于改善流通环境、加快资本周转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节奏论文,资本论文,环境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互联网和一个经济哲学命题：“用时间消灭空间”
迅猛发展的网络经济目前正迅速改变着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过去，远距离、长时间、高成本的经济交往模式正在被彻底改造。信息交互传输几乎使时间和空间消失为零。从信息传输角度观察，地球不止是“变小了”，简直在观念上已经浓缩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由此令人蓦然想起19世纪一位哲人曾经提出的一个经济哲学命题：“用时间消灭空间”。
命题是这样的：“距离可以归结为时间”，“重要的不是市场在空间上的远近，而是商品到达市场的速度，即时间量”。“在一定期间能够生产多少产品……，取决于流通的速度，取决于流通经厉的时间”。于是，“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这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集中阐述的一个观点。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3页）。
在互联网时代，这一命题被证明并被发挥到了极致。因为互联网提供了缩短交易时间，从而更多地“消灭”交易空间，拉近交易距离、增加单位时间内交易含量的强大的技术手段。在互联网上，除了物流、配送以外，交易各方所在位置和距离远近已经几乎没有区别。
现代经济关系正在以指数的形式加速复杂化，迫切需要强大的技术手段支持。否则，无法克服其自身矛盾引发的加速增加的“自然”损失。这就是，为应付指数化增长的信息量而支付的信息费用，为维护信用体系、确保交易接触和成交额的交易成本。可以说，“需要”造就了互联网，互联网本身只是表象，为克服当代经济自身的深刻矛盾才是本质；流通天然具有网状特征，互联网的载体天然属于流通领域。
因此，互联网的出现，使得无论微观的还是宏观的经济运行节奏、速度，至少在技术层面上具备了进一步加快的可能性，不同国家也正在体制、政策、法律等方面加紧补充完善，尽快跟上时代所需。可以这样认为，21世纪除了人们已经注意到的各种机遇、挑战以外，还集中在“经济节奏的较量”上，节奏的快慢将更加体现经济活力、竞争实力和运行效率。在这种场合，是在狭窄空间里面恪守静态、封闭的传统模式，还是借助现代手段“用时间消灭空间”，寻求流通创新，加快经济节奏，两者的后果将有天壤之别。资料显示，1990－1998年，美国、德国和日本制造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额的1.3－1.5%；非制造业（含批发和零售业）库存总额平均只占销售总额的1.14－1.29%。（参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第689和692页）这个指标显示，由于经济运行的节奏较快，同量流动资本处于沉淀状态的份额极小，周转速度普遍较快。由此看来，依靠互联网技术，更加注重从流通环节、从经济节奏之中挖掘竞争优势和开发利润源泉，有可能成为新世纪的突出特点。
对经济节奏快慢问题应予以足够重视
在日益尖锐化的“节奏的较量”面前，我们似乎还缺乏准备，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忽视。主要表现在：国民经济统计和分析存在忽视实体经济中周转和流通指标的倾向。资本周转和流通速度是表达市场化、动态化的现代经济节奏的最主要指标，而经济节奏又是显示经济运行质量的最主要指标之一。缺少“节奏”和“动感”，评价经济质量高低非但不够完整、准确，甚至还会产生错觉，误导决策。事实上，近年来，过热的资本市场、派生性的虚拟经济吸引了人们过多的注意力，极大地掩盖了实体经济及其周转和流通的真实状况；在加快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忽视经济节奏，轻视资本周转和流通速度的倾向，如：国家经济综合统计框架中，有关资本周转、流通速度的一系列综合指标基本空缺，更少定期发布；各级各类国民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和研究报告中很少有资本周转和流通速度等“节奏变化”的内容；现行流通主管部门更缺少对覆盖全社会资本周转、流通速度和流通状况的统计监测框架和信息发布。于是，多年来表达宏观经济运行节奏快慢的常规经济指标，比如全社会工商企业的流动资本周转速度（年均周转次数）、固定资产折旧率、流通费用率、库存比率等重要数据，既少统计也少分析，大都被有意无意地“省略”了，由此导致决策机构和政策研究机构得不到完整、准确、连续和可资比较的信息反馈，也使得经济运行质量评价失去了完整、可靠的依据。
我国企业资本周转速度在悄然放慢。（1 ）以工业企业为主体的流动资本周转速度放慢。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不完全数据，按行业分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998年以后统计口径改为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流动资本总量，1992年是10096.37亿元，周转速度为年平均1.65次；1993年增加到14991.61亿元，年平均为1.68 次；1994年以后，随着流动总量的增长，周转速度在小幅起浮中呈下降之势，1994年降为1.40次，1995年微升至1.42次，1996、1997年连降至新低1.38次和1.28次，1998年又回升到1.41次。1999年，流动资本占用已经猛增到31042.81亿元，而周转速度再创新低，年平均仅为1.20次。总的趋势是国有工业企业流动资本总量和增长幅度在上升，而资本周转速度却是下降的。其中，1999年比1992年，工业流动资本占用增加了207%，而周转速度却只相当于1992年的72.7%，下降了27.2个百分点。此外，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周转状况略好于国有企业（因为加入前者，周转速度年平均提高0.04次），但也呈现徘徊局面。据日本公布的1999年统计报告显示，从1973年至1998年长达均周转速度始终保持在7.5－8次，周转速度是我国企业的数倍。“一个钱顶几个钱”，快节奏使流动资本得到了数倍的节省，或同量流动资本支撑起数倍于中国企业的经济运转。（2）工业库存仍在攀升。 流动资本周转速度下降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库存量增减是相互印证的。企业周转速度下降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库存的上升。（3）商业资本周转：速度略快于工业，但整体水平无法同国外相比。我国有关部门基本放弃了商业流动资本周转速度的跟踪统计和分析，理由是政策放开以后，多元化发展增加了统计难度，企业出于避税和经营上的考虑，不愿透露资本周转信息。现在掌握的不完整数据是：我国国有商业流动资本年平均周转2.3次，而日本非制造业（包括批发、零售业）流动资本年平均周转在15－18次，一些跨国连销公司，如沃尔马公司、麦德龙公司、家乐福公司资本周转年均都在20－30次。
进一步加快经济节奏的政策建议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关键是用新理念、新技术改造流通领域，实现流通创新。为此，要切实依托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在“十五”期间，为我国流通领域的思路创新、体制创新和组织体系创新探好路、开好头，在改善流通环境、加快资本周转、加快经济节奏方面，切实取得突破性进展。
——建议在“十五”期间突出强调“第三个转变”，切实从加快资本周转、提高运行效率全局的高度，认真对待存在的差距，充分认识流通在市场经济当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我国不仅面临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而且迫切需要完成以加快经济节奏、加快资本周转和流通速度为核心、推动国民经济进一步动态化的“第三个转变”。突出强调“第三个转变”，政策设计要有利于企业从周转、流通速度“找钱”向节奏要效益”，唤醒、激活已经投入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即使需要投入，也要选择有希望“四两拔千斤”、激活原有资本、令其加快周转的领域或环节。
——建议将经济节奏精确化、数量化，以全社会流动资本周转速度、全社会流通费用率和全社会产品库存度为核心，建立“第三个转变”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定期分析、发布。为此，理论界和政策研究机构要系统跟踪分析这些指标的变化，并将分析结果纳入国民经济运行质量评价体系，提出并细化国快周转的分阶段目标，为工商企业加快周转提供督促指导和政策援助；评价企业经营是否改善，要突出其资本周转速度、库存状态、流通费用率是否有所改进；恢复、细化全社会工商企业（而不仅是国有企业）动态性统计指标，企业没有任何理由将这些状态指标作为商业秘密隐瞒不报，也不允许搞“两本帐”，提供虚假信息。
——建议以资本为纽带，实行流通领域资源重组，多元化培育现代大制造商、大批发商和大零售商，为依托互联网技术，加快经济节奏奠定可靠的微观基础。商业资本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历来是最活跃的资本，天然具有伸缩、扩张和转移快捷的灵活特性。在新时期，商业资本（含批发商、零售商和制造商的销售机构）扩张有许多事情可做，但有两件大事最为重要：一是大举进入、大力发展现代批发商业，在商业资本当中要抓住“入世”前后的机会，注重资本市场运作，实行资产重组，尽快推出我国自己的大批发商、大经销商；二是进一步改革条块分割管理体制，加快结构调整和资本重组，推出重量级大零售商，开创零售业内涵化发展的新阶段。
——建议合理规划工业企业的分销体系，为加快制造业的运行节奏提供政策指导。多年来，我国一直存在两种流通模式的争论。制造业强调要借鉴欧、美企业集团产销合一为主导的销售模式；商业界则强调要借鉴日本销分离为主导的销售模式。其实，脱离具体产业和产品生产、消费特点，搞“模式争论”没有意义。政策研究和制定要避免简单化、“一刀切”，要遵循规模效益和交易成本原则，推动工商企业所选择的销售模式，能够在竞争中达到规模效益，从而有助于降低社会总交易成本。工商之间相互挤压不是出路，必须探索新型的利益关系或利益共同体。鉴于我国工业企业众多而规模过小，信息化水平低、资本实力有限，建议除少数实力较强的大企业自设分销机构以外，其他大多数企业应当以社会化的“第三方物流”为基础，实行产销分离、工商关系协调的产销模式。
——建议加快反垄断立法，改变阻碍流通的条块分割体制，为加快经济节奏提供法制保障。我国迄今为止不公平竞争、限制公平竞争的现象随处可见，许多国内商家，特别是个体、私营商业，并未充分享受到国际条款中规定的“国民待遇”。这首先又是因为国内普遍存在着行政化垄断所造成的。因此，最为迫切的是依法反垄断、反歧视，剔除各种保护主义，加快“对内开放”的步伐；大幅度剔除行政管制。
——建议进一步提倡讲诚信、守契约、反欺诈、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合法权益，强化“诚信促销”，为加快资本周转和经济节奏排除信用障碍。随处可见的商业欺诈，伪劣假冒屡禁不止，工商企业信誉度下降，已经对正常的买卖行为和正常的企业交往构成极大的威胁。在许多场合，城乡居民就是因为担心上当受骗而拒绝购买的；企业之间也由于防不胜防的欺诈行为而放弃了许多商业机会，正常的商务往来和资金流动受到伤害。因此，要依法严厉打击伪劣假冒，严厉制裁商业欺诈，提倡、鼓励“诚信促销”，信守合同，切实保障消费者的“购物安全”和企业的交易安全，树立中国工商界在国内外的良好声誉和形象。
——建议强化对发展流通产业的政策支持。这里所说的政策，不是以往主观随意性很强的“政出多门、自乱其制”之策，而是有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法律依据，相互协调（而不是相互掣肘）、透明度高、一视同仁的经济政策。例如，设计适应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产业政策当中的流通产业政策；在流通产业政策当中制定规模不等的大中小商业企业政策、批发业和零售业政策、工业企业发展分销体系的政策、物流产业政策、进出口业务政策、高效统一的流通主管机构的设置政策；等等。
——建议对流通产业实施以互联网、连锁经营、物流配送为基础的现代化改造，为加快经济节奏提供现代科技支持。按照“四两拨千斤”的投资思路，为了盘活资本存量、控制投资增量，新增投资的重要领域应该包括流通业。向流通领域投入“一份钱”有可能产生几份钱的直接、间接回报。为此，要建立大商贸概念，树立大商贸理念，重视商贸企业的资本市场运作，加强机制转换，重视连锁经营和资产重组。同时，为强化流通产业的现代化发展，应对国际竞争，迫切需要加强对企业商誉、品牌等无形资产的培育和保护。最为重要的是，为在“十五”期间加强流通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建设，要进行产业链的整合，促进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的联动、组合，促进物流、配送体系的发展，加快互联网这一新商务手段的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