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需要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可持续消费模式理论的一个需要命题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论文,命题论文,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2X(2001)-03-0034(04)
自联合国环发大会颁布《21世纪议程》以来，学术界把人类可持续发展界定为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协调运行与整体推进，并将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生态需要视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元动力，而对生态需要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缺少深入的理论探讨。笔者从可持续消费模式理论的研究角度出发，将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生态需要及其满足规律分别称之为需要的第一、第二、第三规律，那么，生态需要与可持续发展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生态需要及其满足规律又是如何促进人类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则是一个亟需探究的理论命题。本文在考察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三个理论问题：(1)生态需要的学术进展与科学内涵；(2)生态需要“必须满足规律”促进人类整体可持续发展；(3)生态需要满足度与经济发展方式创新。
一、生态需要的学术进展与科学内涵
（一）生态需要的学术进展。从人类文化史、生态经济学说史角度考察，生态需要的朴素思想可追溯到《诗经》甚至更早的人类文化的典集，但在传统的文明时期还缺乏理性思辨的契机。从现有的文献考索，“生态需要”一词语源于俄文，但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以及《俄汉大词典》里却找不到这个词，唯一可资证明的是前苏联高等院校经济学教科书1988年修订版的《政治经济学》，它至少在1987年就已明确提出了“生态需要满足的程度，决定于环境质量和生物圈状况，这是人民福利的基本指标之一”的观点，其后，国外学术界对“生态需要”的科学内涵一直未见有深入探讨与解释。在汉语言文献中，中国生态经济学界早在70年代末已论及有关生态需要方面的问题，而专文明确提出“生态需要”术语及有关问题的始于叶谦吉1987年的《生态需要与生态文明建设》一文，该文还首次指出了“生态需要”的四个理论依据与生态文明建设，但未能给出“生态需要”的定义。1993年尹世杰在《消费需要论》一书中指出：“人们消费需要，不仅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还应包括生态需要在内”，并从四个方面议论了加强生态需要引导问题，但也未回答何谓生态需要；1994年刘思华在《当代中国的绿色道路》一书中不仅重申了生态需要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基本要素，“是现代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需要”，而且概括地将生态需要与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归之为“生态经济需求综合体系”。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已将该主题的讨论作了一定的扩展，但从现有的讨论来看尚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在1994至1999年间也曾论及生态需要的本质以及“人类需要的三元结构”的若干理论问题，近来国内外也有不少学者论及到生态需要与生态消费、生态产业、国际贸易、环境保护等问题，但综观之，现有的讨论尚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比如对人类需要的分类研究长期就流于纵向的把握，以致无意中忽略了生态需要的归属。而从横向来看，过去将人类需要分为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或分为实务需要和劳务需要），就使得一系列现实问题无法归释于需要理论。突出的例证是，发达国家共占世界人口的24%，他们的消费却占世界各种商品的50%～90%，其物质需要可谓得到极大的满足，但他们除了感到生活空虚、“人生疲倦”的精神危机之外，还囿于对“生态危机”的恐慌之中，衣、食、住、行、用无时不担心受到“污染”，小到家庭购买水质净化器，大到国家支付巨额的环保费，显然，这类家庭消费行为与政府经济行为均出于生态需要的支配。生态需要作为一种高级需要的组合形式，不仅能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还能从生态学意义上促使人类需要结构合理化发展。
（二）生态需要的科学内涵。“生态需要”是在一系列科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理论范畴。这里的“生态”在生态学中被解释为“是生物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在一定空间的统一”，是一个具有动态性、协同性和无限性的概念，人类作为具有高智能的有机体必然要不断拓展其生存的空间；这里的“需要”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复合体系，它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断被扩展和丰富内涵，也具有动态性、协同性和无限性的特点。因此，我们曾将人类的生态需要的本质界定为：人类对其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在一定空间的统一的需要。进一步研究发现，生态需要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对生态平衡关系的确立和生态平衡条件的创建的一种需要。与人类的其他需要相比，生态需要具有典型的二重性特征，表现在：从生态需要的性质看，它一方面具有物质需要的属性，即其实现要反映在人对生态需要的物质拥有上；另一方面又具有精神需要的属性，即表现在人对生态需要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欣赏上。可见，生态需要本质上是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统一体；从生态需要在人类的需要体系中的等级序列上看，它一方面表现为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最直接的需要之一，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是人类所独有的最高层次的需要，因而它又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和高级需要的高度集合的统一体。生态需要不仅兼有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的特质，而且从更高层次、最本质上综合地反映了人类的本性。生态需要的显性化“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的本性”。
（三）生态需要与物质需要、精神需要构成人类需要的三元结构体系。人类需要三元结构与生产力三元结构、社会总资本结构以及三种社会再生产结构的线性对应关系和相互的逻辑关系。“人类的三元需要”的有机结合才是人类整体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内在推动力。其中，生态需要为该系统循环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动力源，也是人类面临增长的极限和超越地球承载力之前着手开发太空以求持续发展的内驱力。生态需要的长期“潜伏”直到近代才显性化是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程度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在人类社会历史漫长的演进时期，人类始终把自身摆在外在于自然界的征服者的地位，把自然当成一种异己的力量，发展物质文明的活动在为人类向大自然索取的单向运动，而发展精神文明又主要集中在人的社会素质及人际关系上，忽视了作为自然之伙伴的人类自然素质的发展，一直把自然视为不具有“稀缺性”的物品，甚至在劳动价值论者看来，生态环境是无价值的，导致人类毫无节制地挥霍生态资源，尤其是产业革命以后。直到本世纪中叶，当人类已经拥有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接连遭到大自然的报复、面临各种“危机”之后才感悟到“必须充分考虑保护地球的环境和资源基础”的迫切性。进入90年代，国际性的各种环发大会频繁召开，各国制订发展战略相继突出生态问题对策的主题等等都证实，生态需要是人类需要结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第三种需要”，把生态需要纳入人类发展计划是人的自然天性的醒悟和复归。
二、生态需要“必须满足规律”促进人类整体可持续发展
（一）人类发展归根结底是一种生态系统的进化，是人类与自然对立统一、协调共进的运动过程。生态系统结构、机制、功能的稳定，生态系统的自控状态，生态系统的进化共同构成了生态平衡的概念，也反映了生态平衡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发展必须遵循生态平衡原则，这是因为，生态平衡是生命系统、非生命系统、环境系统相互交织的复合过程，人类作为生命系统的一部分，显然不能脱离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自然环境，人类只有在相对稳定的外部条件下，保持生态系统的相对平衡状态，才能实现所在系统的物流、信息流的良性循环。这种循环关系在人类的社会性生产劳动中不断地实现“人—自然”的两个尺度的统一，从而建立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新型关系系统，即人成为具有改造自然能力的人，自然的一部分被人化了，社会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也即人与自然关系构成了宇宙中“天人合一”的系统。在这个进入智力圈时代的大系统中，“人—自然”构成了双向的需要关系：自然界需要人类科学地对待它，与之发生物流、信息流的转换与循环，以维持生态平衡，人类的长期生存与持久发展更需要自然界不断提供资源、能源和信息，以获取发展的源泉。因此，从可持续发展观来看，人类需要结构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系统，决不能流于“人类需要即社会需要”的错觉判断，因为在一些理论著作中，所谓“社会需要”的概念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种，其中“物质需要”仅指被人化了的自然需要，它只是自然需要的一部分，以致流于恩格斯所批评的那种人与自然的“狭隘的关系”的判断而不能自圆其说。由此我们才断言：科学意义上的人类需要的完整体系本来就是“社会需要”与“自然需要”的统一。这种统一将使人类清楚地认识到，为其发展提供动力的除了物质和精神两种需要之外，还有生态需要正在发挥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把人的自身发展与包括未知世界在内的全息自然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二）需要“二元结构论”的误导与人类发展观念的更新。需要“二元结构论”系指将人类需要简单地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一种理论。在需要“二元结构论”占主导地位的当代，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受到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严重威胁。尤其是进入70年代以来，尽管各国先后都把发展战略调整到旨在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要上来，但同样忽视了满足人的生态需要及其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以致酿成了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十大灾难性后果：沙漠化日益严重；森林遭到严重砍伐，野生动物大量灭绝；世界人口将急剧增长；饮水资源缺少；渔业资源逐渐减少；河水被严重污染；大量使用农药；地球温度明显上升；酸雨现象正在发展。上述“十大后果”得到生态科学和经济科学界提出的一系列论据的支持。当代系统科学、生态科学、经济科学等新思想的渗透，使得人类自我发展意识发生了质的飞跃，诸如“地球村”、“全球一体化”、“新的世界体系”之类的修辞性术语便是人类整体发展的前兆，表明人类已开始从功能与结构、整体与部分、主体与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展开立体思维去审视现实和未来。人类发展的整体观把人们的科学视野引向“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思辨和深层结构动力机制分析。生态需要的客观显性化及其结构导向规律的发现导致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生态革命”。这场革命引发了人类发展的五种观念的更新：从人与自然相分离的观念向人类是自然的部分和人、社会、自然相统一的观念转变；从人类对自然界进行掠夺统治的观念向人类对自然界进行精心保护的观念转变；从局限于区域性的急功近利地开发自然的价值观念向着眼于未来、造福后代所肩负使命感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转变；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狭隘的财富观念向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生态财富的广义的财富观转变；从单纯把自然视为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的观念向在人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相协调中获得审美享受的观念转变。上述诸观念的变革是人类濒临“危机综合症”所作的文明而理智的选择，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因祸得福”。正像OECD规划委员会所申明的：“对人类和平生存的最大危害莫过于是作为生活基础的生物圈遭到了累积性的不可转逆的破坏”。生态需要把全人类的目光聚集到可持续发展上来，使得全球社会的各个部分——不论是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都开始向“新的世界体系”靠近，以营造人类与自然共存、协调发展的生活空间。这是21世纪全球发展的主旋律。
三、生态需要满足规律导向经济发展方式创新
（一）单一的“经济增长”模式极大地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人类的生态需要无法满足。产业革命以后，世界各国都把经济增长摆在第一位，结果虽带来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单一增长模式极大地破坏了生态平衡。事实上，如果把一些国家的环境损害值与环保费一并从该国同期国民生产总值(GNP)中减去，所得到的国民净产值(NNP)就微不足道了，即其以巨大的生态成本为代价换来的只是经济的低增长或负增长。其中还不包括生态环境污染对人类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危害。难怪萨缪尔逊在论述生活质量时疾呼：“用一位年轻的激进派引人注意的话来说：‘不要向我提国民总产值(GNP)这一概念。对我而言，GMP的意思是国民总污染’……我们能否矫正官方统计学者的国民总产值这一尺度，使它在较大程度上成为衡量经济净福利(NEW)的一种尺度呢？就是说，我们能否用一个更有意义的尺度NEW来补充GNP的不足”？这里的NEW等于GNP减总污染损失加“闲暇量”，大致与NNP接近。中国也估算出每年各种污染以及由于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失要占GNP的7%以上，这还不包括对人体健康危害所造成的损失，说明中国与世界各国面临同样的生态需要满足的新课题。经对中国“八五”至“九五”期间生态环境结构变动计量及其年经济损害值的验证分析，所得结果同样证实，生态环境污染已极大地限制了经济增长，说明满足生态需要客观上要求人类必须对实行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实质性变革。
（二）生态需要满足度及其实现的战略选择。人类生态需要结构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有着细分意义上的丰富内容。从客观上看，生态需要结构的研究可得益于世界各国社会指标体系中“环境指标”的设定（朱庆芳，1992），自60年代美国首创社会指标以来，世界上已有90个国家建立了社会指标体系，近20年来，随着发展战略的转变，反映以满足人类需求的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指标已应运而生，生态环境指标在指标体系中所占比重呈增多趋势。在OECD、美国、日本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生态环境指标”中，尽管认识上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或不够清晰，但是水体、大气、固态的污染以及噪音的污染已初步支起对生态质量评价的客观框架，从而说明生态需要结构的具体内容。对此，中国学者进一步作了细致的“类指标”划分，使得客观评价有了具体的内容和可视性。但在向全球推广意义上，生态指标体系的完善除了需要进一步综合吸收各国理论家的见解之外，还要充分考虑到人类的主观因素。从主观上有所考虑公众态度的只有“美国社会指标体系”，这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人类生态需要的满足程度、“不满差距”、外化强度最终要通过对人类主观感受、认识、评价生态问题的个量水平的综合计量反映出来。这方面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18世纪的“民意研究”，而今西方学者关于“主观社会指标”的论述对生态需要结构的分析评价有一定的启迪。生态需要的主观评价可用一系列的数据和公式表现出来，具体可借用一系列量表，如瑟斯顿量表、格特曼量表、博格达斯的社会距离量表、利克特量表、语义差异量表、相对意见态度量表、生活梯以及二维测量等，通过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主观指标把人类生态需要结构加以数量化，以增强生态需要结构的可信度和稳定感，使人类社会经济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建立在科学的、动态的、系统的、整体的基石之上。这也是人类选择可持续发展方式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三）满足生态需要客观要求经济发展方式创新。满足生态需要客观上要求人类必须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实质性变革，即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GDP的增长指标并不能完全表示一国的经济增长给社会发展带来的贡献，因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同时会造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及其对未来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一国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可计量的函数F(I)，表示包括资源消耗在内的多重限制因素的组合，其中非再生资源NR的消耗存在着极限，可再生资源RR的再生可能存在着极限，以人均消耗资源EP的数量表示福利的增加（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生态科技EHS的发展具有无限性，环境污染损害EPL具有可控制性（假定相应实施“极限环保投资”战略），那么，F(I)=F(NR,RR,EP,EHS,EPL)。由于F(I)为常数，
，故F(I)为一条直线。当F(I)为正值时，表明生态平衡；而当F(I)为负值时，则表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对生态环境系统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且F(I)的负值越大则表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对生态环境系统造成的损害越大；同理，F(I)的负值越大则表明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满足人们生态需要的缺口越大，人们对生态需要的强度也就越高。这一原理恰好破解了产业革命以前人类的生态平衡系统尚未被打破，故而人的生态需要处于潜隐状态，人类需要（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二元论”占主导地位（当然在此之前科技不发达以及社会制度因素等也极大地限制了人类的生态视野），客观上造成人类需要结构的缺失；而当代国际社会濒临F(I)的负值日渐扩大时才在预测经济前景时都把生态环境“视为决定经济前景的关键因素”，终于客观上完成了人类需要的三元结构的框架。这是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历史必然。
根据生态需要规律探讨中国“十五”生态需要的实现路径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限于篇幅，这里仅根据中国“十五”发展规划研究方案，综合笔者近年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点建议：既然国民经济增长率控制在7%左右为最优选择，那么同期的国家环保投资必须提高到占GDP的2%以上；否则，中国“十五”期间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生态环境仍不能得到根本的治理，国民经济发展也将同样处于负增长状态，且中国人民的生态需要仍然不能基本满足。既然7%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十五”计划的最优选择，那么“集约型”发展战略的实施，势必要紧紧抓住控制人口增长、治理生态环境、多方降低社会成本这些关键问题，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生态需要为战略重点。具体要充分利用生态需要结构导向规律，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并科学利用生态技术体系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绿色发展道路，以确保“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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