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税经济效应研究：一个趋于全面分析框架的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框架论文,效应论文,环境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0)10-0051-07
一、引言
作为经济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外部性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范畴，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自Pigou(1932)提出外部性及其税收矫正思想后，经济学家们意识到税收可以作为矫正资源配置扭曲的工具。庇古税的思想为人们解决外部性问题提供了开创性的研究，但鉴于当时人们对于环境损害的意识淡薄，外部性理论一直游离于政策应用之外，以至Stigler(1957)认为，继马歇尔(Marshall)之后，只剩下庇古在“分析、夸大这种负外部性的危害性”。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恐怕很少有人再怀疑庇古的分析有夸大之嫌，对外部性的经济分析也早已从庇古税的局部均衡分析拓展到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Sandmo(1975)在最优商品税的一般均衡分析中首次考虑了商品的外部性问题，提出把根据商品需求弹性特征征税的拉姆齐规则(Ramsey rules)与根据商品的边际环境损害征税的庇古规则(Pigou rules)结合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阐述环境税实施的“超额收益”思想的文献(Nichols，1984；Terkla，1984；Lee和Misiolek，1986)，这可被看作是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的萌芽阶段。直到90年代初，Pearce(1991)提出碳税(Carbon Tax)收入可以用来减少现有扭曲性税收的税率，因而会间接导致社会福利的增加，这样一种“收入中性”的改革可能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获得第二份红利，因此正式提出了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问题。“双重红利”概念的提出引起了环境经济学家的注意，围绕该税种实施中的经济福利效应，理论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Bovenberg和Mooij，1994；Bovenberg和Goulder，1996)。
为了进一步厘清当前的环境税理论争论，本文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来研究环境损害问题，尝试构建环境税经济效应研究的全面分析框架。全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建立一个代表性家庭的经济模型，从最优理论入手来分析环境税经济效应并推导最优环境税税率；其次，我们将环境税经济效应的研究拓展到次优条件下来建模研究；随后我们放宽了模型的假设条件，考虑在非同质性假设下的环境税税收效应，研究表明，收入中性约束下的环境税改革是可以带来就业量增加的，从而有力地支撑了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也为环境税税率水平定位在庇古税税率水平之上提供了理论依据；最后是结合中国实际对全文的创新之处作一总结。
二、基本模型构建
考虑一个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U=U(V(l，C，D)，E，G)，该效用函数假定是连续的和拟凹的，私人品的消费由干净品(C)，污染品(D)以及劳动者的闲暇(l)三部分组成。家庭效用取决于私人品的消费(V(l，C，D))、环境质量(E)以及公共品(G)。污染品是指该产品的消费会造成环境污染进而导致环境质量的下降，即E=E(D)；
。
传统的经济分析通常将家庭的时间禀赋设定为单位值，该单位值时间被分别用于闲暇或工资，则家庭的时间约束方程为：
L+l=1 (1)
不考虑产品生产中的资本投入要素，仅考虑劳动投入要素，并且假定生产函数是单位不变规模报酬(Constant-return-to-scale)，不失一般性，我们将税前工资率也设为单位值。产出分别被用于公共品消费G，干净品的消费C和污染品的消费D，则生产函数表示为：
假设以上方程满足二阶可导的条件，由隐函数定理，则关于干净品、污染品以及闲暇的马歇尔需求函数(即非补偿性需求函数)可以相应获得。如下式：
由式(10)可以看出，环境税的总边际福利效应可以分解为“基本福利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两部分，在理想的最优条件约束下(First-best settings)，政府的收入不依赖于扭曲性税收的征收(也就是
=0)。当我们分析的环境税经济效应只剩下“基本福利效应”这一项时，则环境税的总边际效应就为：
三、次优条件下的环境税经济效应研究
最优环境下的研究仅仅是理论分析中的高度简化和抽象，在现实中还存在其他扭曲性税收的情况下，环境税征收的效应就变得非常复杂，为此我们必须对最优条件下的或者说是局部均衡分析基础上的环境税效应做出修正。一方面，环境税取得的税收收入可以被用来削减其他业已存在的扭曲性税收，这种“收入循环效应”提高了税制效率，意味着局部均衡分析可能高估了税收效率损失；另一方面，环境税对劳动要素供给的影响是间接的和不明晰的，环境税的实施是用一种对要素供给影响不明确的税收来替代原有的所得税收，从而加大了征税的福利损失，这被称为“税收相互作用效应”。由此，环境税实施的“劳动供给效应”就等于“收入循环效应”与“税收相互作用效应”相抵后的余额。相应地，我们给出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的完整表达式为：
(13)
按照Goulder(1995)、武亚军(2002)、司言武(2007)等人的计算，“税收相互作用效应”对税收效率的影响要比“收入循环效应”大，也就是说，由于降低了实际工资率带来的劳动努力下降引起的福利损失要大于降低劳动征税获得的福利收益。这就意味着次优世界(Second-best settings)中的环境税收益要比最优世界(First-best settings)中分析的小(司言武，2008)。对此，我们用图1来表示。
图1 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
在图1中，纵轴表示环境税征收的边际社会收益(MSB)或成本(MSC)，横轴表示环境税税率(t)，我们可以看出，在税率较低的情况下，环境税征收的基本福利效应较大，随着税率的逐步提高，基本福利效应在逐步降低，但环境税的“劳动供给效应”却在逐步显现并且其绝对值呈上升趋势。②当“基本福利效应”的减少值和“劳动供给效应”的增加值相等时，即左图中的直线AB等于直线CD时，环境税经济福利效应的增加值为零，此时的环境税税率
低于最优世界中的庇古税税率
。
四、环境税经济效应研究的创新：基于非同质性假设③的视角
对式(15)可以进一步变换为：
五、结束语
从上述环境税经济效应研究的模型推理中我们不难发现，早期的基于外部性矫正的庇古税效应主要是研究环境税的“基本福利效应”。该项福利效应的提出是在局部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反映了人们对环境税福利效应的早期认识。这一阶段的探讨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随后，皮尔斯(Pearce)等人正式提出了环境税在“基本福利效应”基础上还有一个“劳动供给效应”，由于“劳动供给效应”被单纯地理解为“收入循环效应”，因此，环境税实施的福利效应就被界定为“双重红利”。在当时，这一理论假说的提出大大增强了政策制定者实施环境税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司言武，2008)，引发了欧洲各国推行环境税的热潮。但随着一般均衡分析工具在经济学和税收理论中的应用，Bovenberg等人发现了“劳动供给效应”中还隐藏了一个抵减“收入循环效应”的负效应，即“税收相互作用效应”。因此，“劳动供给效应”最终不仅不会带来第二份红利，甚至还可能带来经济福利的损失，从而在理论上否定了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假说，粉碎了环境管制者对税收这一政策工具的迷恋，环境税收政策实践遭受了重大挫折。当前，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仍然得不到有效遏制，寻求环境管制工具的创新就成为了政府所关注的热点。税收作为基于市场化的政策工具，也受到了我国政府的重视。加快理顺环境税费制度，研究开征环境税也已经明确进入了政策当局的议事日程。由于环境税“基本福利效应”是所有环境管制工具的共有效应，只有从理论上重新论证环境税的第二份红利存在，才会真正扫清环境税实践道路上的障碍。我们所构建的理论模型证明，只要家庭消费支出中污染品和干净品的组合符合非同质性假设，则环境税“双重红利”就具有了存在的可能性。在家庭消费组合的非同质性假设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能否保证
<1这个条件得到满足，换句话说，也就是随着家庭消费支出的增加，污染品在消费品组合中是否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按照赵志坚、胡小娟(2007)以及徐洪水(2009)的分析，在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交通通讯、家庭设备、医疗保健、文教娱乐以及其他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高，而居住、食品和衣着的需求收入弹性较低。尽管在家庭消费品中很难严格划分污染品和干净品，但对其污染程度的高低却可以在实证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在王寿兵等(2008)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笔者整理出部分行业排放污染度评价指标值(见表1)。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家庭收入的提升，其消费支出中需求弹性较高的产品的确呈现了污染度降低的趋势，换句话说，也就是家庭消费组合中污染品的比例是下降的。一旦<1这一条件在实践中得到满足，环境税征收的第二份红利就具有了获得的可能性。这一理论模型推演结果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如果政府环境税征收力度仅仅界定在弥补其外部不经济基础上，则只能实现庇古税所分析的“基本福利效应”。为了实现环境税的“劳动供给效应”，政府可以将环境税的征收力度定位在高于“庇古税”的程度上，从而为获得第二份红利创造可能性。
注释：
①在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下，政府在税率选择中有一个自由度来选择其中的一个税率水平。通常情况下，政府会选择一个税率为零进而推导其他两个税率。在环境税理论分析中，我们基本上假定干净品为非征税商品。因此，当本文中提到污染品的税率时，必须注意其实际上是一个差别税率(或者说是相对税率)。也就是说，无论干净品是否被征税，从最优税收的视角来看，其与污染品的税负差异是产生于环境方面的考虑。
②由于“相互作用效应”要大于“收入循环效应”，“劳动供给效应”表现为负值。
③非同质性假设，是指污染品和干净品对家庭支出的需求弹性是不同的。也就是说，随着一单位家庭支出的变化，其对污染品和干净品的消费组合出现了结构性差异。相应地，我们所界定的同质性假设，是指污染品和干净品对支出的需求弹性是相同的。
④注意，这里的税后工资率表达式已经假设了税前工资率ω=1.
⑤在一般情况下，政府的课税应当在拉弗曲线的左半部分，这是该假定得到成立的前提条件。
⑥我们是从互补性的角度来分析的，如果是从替代性的角度，为了获得第二份红利，则污染品对闲暇的替代性要小于干净品对闲暇的替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