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学习动机的激发与汉语国际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学习动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将从如何激发外语者学习汉语的动机出发，探讨汉语国际传播的策略，旨在说明汉语国际传播的首要任务在于不断扩大汉语学习者的群体，要扩大汉语学习者的群体就必须能够激发人们的汉语学习动机，而激发汉语学习动机的关键在于如何使汉语对学习者而言有用且易学。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如何使汉语有用和易学提出了若干设想和建议。
一、汉语国际传播与汉语学习者群体的扩大
语言传播是指掌握和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数增加和该语言使用范围的扩大。通常是指一种语言从以其为母语的人群向其他人群扩散，这种语言的扩散可以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发生，如汉语在中国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也可以跨越国界在其他国度内发生，如英语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前者是语言的内部传播，后者是语言的外部传播，或语言的国际传播。当前提出的“汉语国际推广”就是指汉语的外部传播，或汉语的国际传播。
一种语言的传播程度和规模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该语言非母语学习者数量的多少及分布范围的大小，二是该语言现实和潜在用途的大小及应用领域的宽窄。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一种语言的非母语学习者越多，分布越广，这种语言的用途就越大，因为学习者越多，分布越广，使用这种语言进行交际的机会也就越多；一种语言的用途越大，学习者就会越多，因为学习者可以因掌握这种语言而获得更多的利益。但从逻辑和现实顺序上说，学习和掌握是使用的前提，没有学习者和掌握者，一种语言的使用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何激发外语者的学习动机，使更多的外语者愿意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上的代价去学习和掌握汉语，这是希望有效推动汉语国际传播的人们首先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语言传播过程往往也就是文化和观念的传播过程。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和民族观念的重要载体，更有人（威廉·冯·洪堡特，1997:50、70）认为民族语言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就是民族语言。当一种语言向外传播时，这种语言所负载、所蕴涵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观念也会随之传播开来，而且，与其他文化输出形式相比，以语言传播为媒介的文化、观念传播更为自然，更容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更不易激起反感和抵触。既然这种文化和观念的传播是以语言传播为载体的，吸引更多的外语者来学习这种语言，自然成为其首要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文化和观念是无法自行传递到其他人群中的。就当前情形而言，无论人们如何强调“汉语国际推广”不仅仅是个语言问题，无论人们赋予“汉语国际推广”怎样丰富的内涵，这一“推广”都不应该脱离汉语国际传播这个平台和载体，因此，对内涵丰富的“汉语国际推广”来说，不断扩大汉语学习者的群体同样是一个首要的任务。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到，汉语国际传播和汉语国际推广的概念与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既有关联，又有很大不同。对外汉语教学的核心问题是语言教学；汉语国际传播则不仅要解决汉语的教学问题，还需要采取恰当的策略和措施设法扩大汉语学习者的群体，不断拓展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应用领域。这些任务不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概念所能完全涵盖的。但对外汉语教学在汉语国际传播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没有大批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学师资，如果没有高质量的、适应各类外语者特点的汉语教材，如果不能切实提高汉语教学的水平和效率，汉语国际传播和汉语国际推广的所有预定目标都将难以顺利实现。
二、汉语学习者群体的扩大与汉语学习动机的激发
语言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外开放的程度、国际地位的高低、经济发达程度、科技发展水平以及文化影响力是一种语言能否得到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传播的最终决定因素。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是人的行为，离开了人就没有语言的存在，更没有语言的传播。毫无疑问，语言的传播与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只有当这些宏观层面的因素作用于人而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时，才可能在语言传播过程中发挥实际的作用。
人的行为总是由一定的原因引发的，这些原因既有外在的因素，更有人的内在动力。动机是促使人实施某种行为活动的心理过程或主观因素，是人实施某种行为活动的内在源动力。外语的习得与母语能力的获得是不同的，母语能力的获得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学习过程，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形成过程。外语的习得，特别是成年人的外语习得，则通常要经历一个有意识的、主动的学习过程，这个学习过程的启动和持续都是特定学习动机驱动的结果。因此，扩大汉语学习者群体的关键就在于激发外语者的学习动机并使其保持这种动机。具体说来，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的激发和保持对汉语国际传播具有如下重要的意义：
其一，汉语学习动机的产生是汉语国际传播的必要条件。语言传播始于外语者对该语言的学习，在没有制度性压力的条件下，外语学习对一个人来说是可选的，而非必选的；即使外语学习是必选的，学习某种语言仍可能是可选的，而非必选的。如同人的其他行为受特定的动机支配一样，人的外语学习行为也是由特定的动机引发的。因此，人们是否有学习和掌握某种语言的意愿，是否能够产生学习该语言的足够动机，在一定条件下决定该语言是否可能在某一人群中得到传播。
其二，汉语学习动机的强弱关系到语言国际传播的成效。心理学研究证明：人的行为活动成效如何，取决于行为者能力的高低和动机的强弱。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动机比能力更为重要。对一个具体的人而言，在一定的时期内，他的能力是一定的，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在能力是常数的条件下，行为活动的成效就取决于动机的强弱。外语习得的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学习动机的强弱是决定外语学习成败的重要因素，缺乏足够的动机，即便是最具有语言天赋的学习者也难以达到预期的外语学习目标。如前所述，既然学习和掌握一种语言是使用这种语言的前提条件，那么如果一种语言在外语者中没有一定数量的成功习得者，这种语言就没有可能在国际交往中获得任何实际的地位。
三、汉语学习动机的激发与汉语的有用易学
社会心理学认为，动机和需要关系密切。需要是人因缺乏某种东西而产生的对这种东西的渴求和欲望，追求欲望的满足是激发人们起来行动的普遍动因，因而需要是行为活动的深层原因。动机则是由需要转化而来的，是行为活动的直接原因。人由于体内缺乏水分而会产生喝水的需要，这一需要又会转化为寻找饮水的动机。人感到孤独的时候，就会有与人交往的需要，这一需要又会转化为与家人团聚或找朋友交谈的动机。如果一种语言能够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有效工具，获得这种语言的运用能力就会成为人的需要，而这种需要便会转化为学习和掌握这种语言的动机。一种语言所能满足的需要越多，越是有用，人们对它的需要就越迫切，学习和掌握它的动机也就越强烈。来自国内的关于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的调查报告表明，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都是基于某种物质或精神方面的实际需要。据这些调查报告分析，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主要有两类，一是工具型动机，一是融合型动机。前者以利用汉语来获取某种物质利益为学习目的，如期望掌握汉语后可以获得更好的工作职位、可以更容易得到升迁的机会等等；后者以利用汉语来获取某种精神享受或满足求知欲望为学习目的，如期望掌握汉语后可以满足自己对中国文化、中国艺术或中国社会的兴趣等等。（冯小钉，2003；王志刚、倪传斌、王际平、姜孟，2004）
动机是由需要转化而来的，但这种转化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当人们有了某种需要而外在环境所提供的、能够满足需要的特定目标不止一个时，动机的产生便具有很强的选择性。这种选择性表现在：在多个可以满足需要的特定目标中，人们往往会选择对自身最为有利、最为有用的目标作为行为活动的指向。当人们出于国际交往的需要而准备去学习外语时，就常常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如果有若干种语言都能够满足外语学习者的需要，人们往往会选择其中最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语言来学习。所以一种语言越是有用，就越有可能在同其他语言的竞争中胜出而成为更多外语学习者选择的目标。
从经济学角度看，人们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总是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外语学习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行为，人们大都是为了某种实际的利益而不是仅仅为了消遣去学习一种外语。因为外语学习如同购买商品一样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只不过购买一般商品只需要付出金钱，而要获得一种外语能力还需要付出相当的时间、精力和艰辛的努力。如同购买商品时人们总是希望物美价廉一样，在选择学习何种语言时，人们也会权衡成本和收益的比例。如果学习成本明显大于学习收益，人们往往就会对学习这种语言持消极的态度；只有在学习收益明显大于学习成本的条件下，才会有更多的人对学习这种语言持积极的态度。可见，要使更多的外语者愿意学习汉语，就需要将汉语的学习成本和学习收益之间的比例保持在外语者可能接受的范围内。要保持学习成本和学习收益的合理比例，我们一方面需要扩大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用途，不断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收益；一方面需要设法降低汉语的学习难度，使其更加易学，努力减少学习者的学习成本。
四、积极拓展汉语的国际用途
如何使汉语更为有用，从大的方面说，就是如何在国际交往和国际事务中为汉语争取更多话语权的问题；从小的方面看，就是如何使学习汉语的外语者可以获得更多利益的问题。一种语言获取的话语权越广泛，越有分量，学习这种语言的外语者可能获得的投资回报就越丰厚。
一种语言话语权的获取，固然要以经济、科技、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国家实力为基础，话语权的大小，也总是与国家的综合国力、科技水平和国际地位大致相当，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话语权的获得并不完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国际贸易、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有利地位并不一定带来一种语言的广泛传播。这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斯坦利·利伯森，2001）所分析的：即使某国是其他一些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它的语言也不一定会成为这些国家需要学习和掌握的对象，因为各国之间的交往可以凭借共同掌握的另外一种语言来进行。
在语言传播过程中，人的主观努力并非完全无所作为，在客观条件允许的限度内，国家采取积极的语言传播政策，实施主动的语言传播规划，对话语权的获取可以起到加速和推进的作用。在英语取代法语而成为国际上最通用语言的过程中，英美采取积极的英语传播政策，不惜投入大量资金向全世界推广英语。以英国为例，早在1934年，英国就成立了向海外推广英语的特别机构——英国文化委员会，该委员会1989～1990年度的经费预算达到3.21亿英镑，到1994年，该委员会已在86个国家设有分部，在32个国家建立了55个英语教学中心。（罗伯特·菲利普森，2001）正如罗伯特·菲利普森(2001)所指出的：英语在1600年只是一个小语种，但在不到4个世纪的时间内发展成为现今国际间交往的重要语言。这一方面应归因于17、18、19世纪英国在征战、殖民和贸易方面的巨大成功以及二战后美国所具有的军事强国和技术盟主地位；另一方面，英语的这种国际传播也得益于英美政府和个人为推广英语所进行的巨额投资。
尽管我国要成为经济和科技强国还需要长期的奋斗，但就目前国力而言，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国家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贸易、文化等方面的对外交往空前活跃，高速发展的中国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光，这些都为加速汉语的国际传播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在这样的发展契机面前，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中国的发展为汉语传播提供的可能空间，通过积极的语言传播策略和富于进取精神的工作，将汉语传播的可能空间逐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汉语话语权，否则，原本经过积极争取或可取得的成果就有可能白白丧失。
从语言传播策略的角度说，提高一种语言在国际交往中的使用频度和使用层次，都会激发潜在学习者对该语言的需要，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积极拓展双语的国际用途，扩大对汉语的需求，推进汉语的国际传播，使汉语逐步成为国际交往中的重要语言。
（一）不断提高汉语的使用频度
要不断提高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使用频度，就目前情况而言，首先要解决的是态度和观念问题，即在客观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我们是不是都能理直气壮地提出使用汉语的要求。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2004年，国内新闻媒体曾广泛报道了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禁用汉语的事情，在这次于上海召开、与会者全部为华人的大会上，英语被规定为唯一的工作语言，汉语则遭到禁用，甚至连采用英汉双语的提议都被大会组织者以国际惯例为由拒绝。这件事在英语被视为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工具的当今中国，是有相当代表性的。如果我们在话语权的博弈中，像这样一味墨守所谓的国际惯例，自动放弃汉语应有的使用权利，其结果只能是自毁汉语国际传播的前途。因此，我们希望国人能够增强在国际交往中使用汉语的自觉意识，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所带来的有利地位，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逐步为汉语争取更大的使用空间。就具体策略而言，我们建议：
1.争取在更多的境内国际会议和以华人为主体的国际会议中让汉语成为会议的工作语言或工作语言之一，再逐步争取让汉语成为各种境外国际会议的工作语言之一；
2.争取在更多的国际商务谈判中让汉语成为谈判的工作语言；
3.争取使更多的中文学术刊物进入SCI、SSCI、AHCI等国际学术刊物检索系统；
4.加强中文科技术语的标准化工作，使汉语能够更好地适应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
5.全方位建设基于国际互联网、以汉语为载体的数据库，不断增大虚拟空间中汉语资源所占的比重；
6.逐步扩大汉语广播电视节目的全球覆盖范围；
7.鼓励图书出版企业积极开拓中文书籍的海外市场，不断增加中文图书的海外发行量。
（二）逐步提升汉语的使用层次
在国际交往中，如果一种语言只在一般民众的日常活动中使用，而不能进入较高层次的交际领域，就难以成为国际上的重要语言。在当今世界，英语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不仅是因为它在国际交往的各个领域都具有较高的通用性，更是因为它在那些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的发展来说都至关重要的领域中，如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科技、学术等，具有无以匹敌的优势。一种语言如只限于低端使用，那么即使达到较高的使用频度，对该语言的国际传播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因此在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对汉语的高端使用，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更为积极的推动。我们在上文所提建议中涉及的方方面面，都属于语言使用的高端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积极扩大汉语的使用范围，不断提高汉语的使用频度，对加速汉语的国际传播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五、努力提高汉语教学的效率
如何使汉语更为易学，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让更多的从未学过汉语的外语者，通过高效的汉语教学，在更短的时间内更好地掌握汉语。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学汉语自然难于学习法语或德语，这是由语言间有无历史同源关系和差异的大小决定的，人力是无法改变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设法提高汉语教学的效率，使学习者以尽可能少的学习成本获得汉语交际能力。汉语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1997:165），如果我们不能在可能的范围内降低汉语的学习难度，减少学习成本，学习者就可能产生畏难心理，他们的学习动机和信心就可能产生动摇，汉语的国际传播就难免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提高汉语教学的效率，关键是要解决好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尽管在这些问题上很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即这些问题的解决应该服从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目的。我们的教学目的应该是明确的，这就是要让更多的从未学过汉语的外语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能更容易地掌握汉语。这也是汉语国际传播最基本的目标之一。
为了实现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目的，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以关注和重视：
（一）加强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本体研究
我们所说的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本体研究，并不是一个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本体研究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而只是说这种汉语本体研究是以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问题为导向、充分考虑教学需要的、具有针对性而并非单凭学术兴趣的汉语本体研究。只有加强这类研究，才能够使我们的教学内容更适合外语者的需要，才能够更好地为他们答疑解惑，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这类研究中，我们认为汉外对比研究和语法规则的综合性研究应该受到重视。
1.汉外对比研究
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母语会产生干扰，目的语与母语之间的差异常常会造成负迁移，这是学习者产生偏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外语者学习汉语的难点也往往同外语与汉语的差异相关。（龙青然，1990；郑懿德，1995；陆俭明，2000）因此，弄清楚汉语和外语之间有哪些共同点，又有哪些差异，对汉语教学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就目前情况而言，这方面的研究似乎还较薄弱，可供利用的成果还不多，系统对比的成果就更少，而且，对比研究的范围也较狭窄，像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重要语言就涉及得较少甚至很少涉及。（李泉，2006；丁崇明，2006）这种状况显然不能适应目前加速汉语国际传播的需要。
2.语法规则的综合性研究
目前汉语语法研究正不断细化，规则越来越细，词类的次类越分越多，这对深化人们对汉语的认识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只有分析而没有综合，只有细化而没有概括，一些根本性、全局性的语法规律就不易被发现。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在2004～2005年两年间，每年在国内正式期刊上发表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论文有360余篇，按这个数量推算，到目前为止，国内正式发表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论文总数应该在万篇以上，这万篇论文中所提出的具体语法规则该有多少？分出的词类次类又该有多少？即便如此，人们依然认为目前得出的语法规则还不够细，因为这些规则还是不能完全封住汉语学习者产生的偏误。这种看法也许是对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现象或许说明重分析而不重综合的研究有其局限，所得出的规则解释力不够。从教学角度说，解释力强、适用面广的规则数量有限，因而更易于学习和掌握，掌握以后用处也更大，而只能解释个别语法现象的规则，势必数量众多，如果这些规则彼此孤立而缺乏系统性的关联，学习者要学习和掌握它们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所以无论从汉语本体研究来说，还是从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效率来说，我们都应该有意识地加强汉语语法规则的综合性研究，尽可能用更为概括的规则去说明成系统的语法现象。
（二）推进教学理念的改进和完善
教学理念是指教学思想或教学观念（赵金铭，2007），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理念，根据我们的理解，其核心内容应该是有关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的理论认识，但教学理念并不是具体的教学目标和方法本身，而是对不同的教学目标、方法进行评价和筛选时所依据的理论原则。教学的具体对象不同，教学目标和实现该目标的方法往往也会有所差异，但不同的教学目标和方法却可以秉承相同的教学理念。教学理念应该具有较高的理论含量，达到较高的概括层次，唯其如此，教学理念才能够在复杂而多样化的教学实践中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而这种指导意义正是我们重视教学理念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有学者（赵金铭，2007）对对外汉语教学理念的历史发展做了深入的总结，并对一些重要的语言教学理念做出了自己的诠释。我们认为这是一项十分有益的工作。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其中凝聚着几代人的经验和智慧，现在，我们一方面需要依据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的一般理论，对这些宝贵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提炼和理论升华，一方面需要关注世界第二语言教学、特别是其他国家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教学理念的发展，以海纳百川的胸怀从中借鉴和汲取有益的成分，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教学思想，这样才能够使对外汉语教学的各项实践得到先进教学理念的统领，对外汉语教学的成效和效率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三）加强教学法的探索
教学方法对语言教学是至关重要的，教学方法不同，教学效果就可能有明显差异。因此，加强教学法的研究和探索，对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效率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人们对外语习得规律的认识还十分有限，还说不清楚什么样的教学法才是最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鼓励教学法的创新和探索，应该进行各种尝试和实验。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我们只有在不断的探索和实验中，才有可能发现真正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法的探索中，我们认为知识和能力的关系问题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从使用者的角度说，语言是一种能力，掌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能够凭借对这种语言的直觉，也就是语感，而不，是凭借理性分析来进行编码和解码。正是基于这种对语言性质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面向外国人的汉语课，理应是一门以语言能力培养为目标的技能课，而不应是一门理论课和知识课，但获得语言能力的有效途径是什么？怎样才能既达到培养语言能力的教学目标，又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学习成本？对此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我们仅以语法为例。一种观点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语法知识并不重要，以强化听和读来获取大量的感性知识才是形成语言能力最为重要的途径；另一种观点认为：对掌握一种语言来说，学习语法知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语法教学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应该占有重要地位。（赵金铭，2002）这两种观点或许各有各的道理，或许各自适应不同程度酌学习者。不过，理性知识不等于能力，一些基本的语法规则也许是需要讲授的，但如何讲授才有利于学习者形成语言能力或语感，这是应该加以认真研究的。通过感性知识的积累来形成语言能力，实质上就是依靠学习者自身的语言归纳能力来习得语言的规则，这种归纳过程同时也是语感的形成过程。但就学习的效率而言，语法知识的适度讲授是否可以对学习者的归纳起到引导和帮助作用？如果语法知识的讲授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讲到什么程度才是适度的？这些问题同样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我们建议：应该就这里提出的问题开展对比性的教学实验，并相信这些教学实验对寻求问题的答案一定会有所帮助。
（四）解决好文化导入问题
言语交际总是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发生并受其制约的，文化因素是社会语境的重要构成要素，因此，语言的使用，包括言语理解和言语表达，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影响和制约。由于语言能力与对相关文化的认知程度关系密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始终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
“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范畴，出于语言教学需要的考虑，不少人主张将对跨文化交际直接产生严重影响的和不直接产生严重影响的文化因素区别开来，前者有人称之为“交际文化”。（赵贤洲，1989；张占一，1990）交际文化就已有的讨论来看，其基本内容是语言形式的特定文化内涵以及基于特定文化的语用规约，因此也有人将其称作“语义文化”和“语用文化”。（陈光磊，1992）实际上，这些文化因素本身就是人的语言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当然应该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教学内容。问题是中国的汉语教师对本民族的这些文化因素早已习以为常，并不觉得它们（至少是其中相当一部分）有什么特别之处，因而不能敏锐地意识到它们对外语者的特殊意义。要解决这种习焉不察的问题，就需要开展中外交际文化的对比分析和研究。如果我们能够组织一批对中国和外国的交际文化都比较熟悉的学者，就中外交际文化的异同进行全面的而不是零碎的、有针对性的而不是泛泛的分析和研究，所获得的成果无论对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教学，还是教材编写，都将产生广泛的积极作用。
从以往的讨论来看，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导入问题上，人们关注的焦点始终是那些可能会导致跨文化交际障碍的所谓交际文化，不少学者认为，文化的导入应与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相关联。（鲁健骥，1990；徐家祯，2000）如果仅从单纯的语言教学角度看，这种看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如果从“汉语国际推广”的历史使命来看，只强调交际文化这类“小文化”的介绍，而忽视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这些“大文化”的传播，就未必是妥当的，因为任何一种语言的传播总是伴随着一种“大文化”的传播，单纯的语言传播从来就不存在。我们只要看看历史上汉语汉字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以及当今英语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当然，我们并不是主张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上专门讲授和宣传这些文化内容，这种完全脱离语言教学的文化传播方式既与“汉语国际推广”的理念不相符，也未必能取得良好的成效；我们只是主张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有文化传播的自觉意识，应该在课文和教学内容的编选等方面，以蕴涵和体现的方式，而不是以宣扬和灌输的方式导入“大文化”的内容，使外语者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逐渐感悟到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五）用法工具书的编纂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的汉语工具书就是汉语学习的利器。目前我们所能提供给汉语学习者的工具书主要是语法书和词典，语法书是以词类（包括次类）为单位来说明语句的组织规律的，它对语法功能的说明只涉及成类的词语，而不涉及词语的个体（虚词除外）；词典（虚词词典除外）说明的对象虽然是词语的个体，但它主要说明的是词语的意义而不是用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工具书所提供的汉语知识还存在着空白，这个空白就是词语的用法。所谓词语的用法主要是指难以用类的形式来概括和说明的词语（包括一些凝固化的语句）使用特点。例如，有些词语词性相同，但能搭配的词语并不完全相同，例如“看”和“观看”，“看见”和“见到”等；有些语言成分已凝固化，但由于形式上不像词，所以一般词典不收；由于用法独特，不能类推，所以语法书也不涉及，例如，“瞧你的”“瞧我的”“你又来了”“真是”“真是的”等的特殊意义和用法。
这些用法方面的知识语法不管，因为它们个性太强，通常不能或不完全能类推，难以纳入语法规则系统；一般词典也不管，因为一般词典主要是解释词义的，如果把用法也加上，那么相当一部分词条的说明就会比较长，不同词条的篇幅就会极不平衡，这是词典编纂所忌讳的。人们常说，教外国人汉语语法，一教就懂，一用就错，而这个错就常常错在用词不当上。语法只能提供语句的骨架，词语选择的细节语法不讲，课堂上一般也不教（因为是教不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连可供查找的工具书都没有，学习者就只能自己摸索，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对学习者掌握汉语使用规则的细节显然是十分不利的。如果我们能够加强词语用法的研究，并编写出面向外国学习者的用法工具书，就等于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位汉语用法方面的课外老师，这对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无疑是十分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