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现状与发展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民主主义论文,西欧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对苏东剧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反思、修正“民主社会主义”、“国有化”、“公有制”等传统理论的基本概念、信条以及调整社会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等方面的情况作了述评，并在分析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和影响的基础上认为，因受苏东剧变冲击而影响力下降的西欧社会民主党，通过积极的实用主义的理论修正和政策调整，遏制了右翼势力的膨胀，逐渐稳住了阵脚。
一、90年代以来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和影响
西欧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发源地和当今世界上社会民主主义实力最强大、影响最广泛的地区。1992年成立的欧洲社会党拥有28个成员党（其中包括19个正式成员党、4个联系成员党和5个观察成员党）、1000多万党员和4800多万选民，在欧洲议会中占有200多个议席， 是欧洲第一大党。截止到1995年底，西欧社会民主党在13个国家或单独执政（西班牙、希腊、葡萄牙、瑞典、挪威），或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瑞士、芬兰、丹麦、爱尔兰、卢森堡）。社会民主党在西欧政坛上的总体态势是：在英、法、德、意四大国中均处于在野地位，在其他中小国家中则基本上都处于执政地位。
自80年代末以来，西欧政局进入了一个分化和重组的动荡时期。苏东剧变不仅冲击了许多国家的共产党，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和影响。右翼势力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从中渔利，把苏东剧变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从而拉走了左翼的一部分选民，使西欧一度出现了右翼势力膨胀和“左翼衰落”的态势。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一系列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连连败北，得票率明显下降；而右翼和中右翼政党则得以或延长自己的执政时间，或提前重返执政舞台。这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由政治磨损率决定的执政党的正常的替代节律，造成了西欧政坛震荡不已、大幅度向右倾斜的失衡局面。
但是近两年情况逐渐起了变化。90年代初，经历了八年持续增长的西欧经济再次跌入了周期性经济衰退的低谷，而且迟迟难以复苏。面对经济状况的恶化，右翼政府普遍奉行以紧缩财政、削减社会福利和私有化为主的政策，从而使本来就很严重的失业问题愈加严峻，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选民对政府的失望和不满情绪也随之递增。与此同时，因受到冲击而影响力下降的社会民主党逐渐稳住了阵脚，力图在变化了的条件下通过积极的理论革新和政策调整来摆脱困境，实现其“收复失地”、重返执政舞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西欧政坛的钟摆又开始向左摆，一度来势汹汹的右翼潮流受到遏制。除个别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外，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也都出现了左翼政党影响力回升的趋向。
左翼政党影响力回升表现最明显的是北欧地区。北欧各国社会民主党或工党都曾有过长期执政的历史。80年代，瑞典和芬兰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在发展经济和提高社会福利方面曾创造出“瑞典模式”和“芬兰奇迹”。但是在1991年大选中，这两个党却双双下野，被中右翼政党取而代之。然而时隔三年，两党便东山再起。先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94年4月的大选中重新上台执政，继而芬兰社会民主党也在1995年3月的大选中以议会第一大党的身份组成四党联合政府。与此同时，丹麦社会民主党在1994年9月举行的大选中保持了主要执政党的地位；挪威工党虽长期在议会处于少数地位，但自1990年以来一直单独执政。这样，北欧政坛1995年便呈现出一片“粉红色”，出现了历史上不多见的四国社会民主党、工党同时执政的局面。
左翼政党影响力回升的另一个典型例证是英国。英国工党现有党员400余万，是西欧最大的一个左翼政党。在1992年大选中，工党连续第四次败在保守党手下。但是保守党的这一次政治优势并没有保持多久，从1994年起，保守党在一系列选举中连续遭到惨败，而工党的地位则明显上升。在1995年4月举行的苏格兰地方选举中，保守党在29个地方议会中全部败北，工党控制了包括首府爱丁堡在内的20个地方议会。在同年5 月举行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方选举中，工党再创佳绩，在改选的346个地方议会中控制了155个；而保守党的得票率降至历史最低点，控制的地方议会仅存8个，比过去减少了差不多一半。此外，由于保守党在国会补缺选举中连遭失败和个别议员背离保守党投奔到工党旗下，保守党在国会中维持相对多数的席位目前已下降到4席，其议会多数地位已岌岌可危。各种民意测验表明，工党目前在选民中的支持率高于保守党25～35个百分点。
在与英国毗邻的爱尔兰，左翼的影响也在上升。1994年12月，爱尔兰统一工人党在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组成以该党领袖约翰·布鲁顿为总理的联合政府。
拥有90万党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所有社会党中实力最强且最具影响力的党，该党的盛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西欧政坛左右翼力量对比的整体趋向。在苏东剧变过程中，由于以科尔为首的执政联盟在实现两德统一等问题上掌握了主动权，德国社会民主党频频失分，成为受冲击最大的左翼政党之一。在1990年12月举行的统一后的第一次联邦议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降为6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近两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乃至各个德国左翼政党的力量和影响正在逐渐回升。在1994年10月的联邦议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基本恢复到了1987年的水平。与其他西欧国家相比，德国政坛目前的形势尚属稳定。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力量虽互有消长，但幅度都不大。
在荷、比、卢三国，社会党人的地位基本稳定并略有起色。荷兰工党在1994年5月的大选中获胜，把基督教民主联盟挤到台下，组成了自1976年以来第一个由工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比利时社会党尽管这两年连爆丑闻，导致一批政界要员辞职，但在1995年5 月举行的施行联邦制后的第一次立法选举中仍得到了新议会150个议席中的41席，与1991 年的选举结果基本持平，继续与基督教社会党共组联合政府。卢森堡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是议会少数，但也保住了其联合执政的地位。
瑞士社会民主党在1995年10月的大选中获胜，20年来第一次在下院占据了多数议席，从而大大加强了该党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于1995年12月举行的大选中再次显示了力量，联合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重新赢回了在1994年大选中失去的2/3多数票，以比其执政伙伴人民党高10个百分点的优势继续领导联合政府。
南欧各国社会党曾于80年代初悄然崛起，在南欧政坛形成社会党人一统天下的局面。进入90年代后，南欧社会党在法、意等国连续遭受重大挫折，开始步入一个艰难的时期。从近两年的情况看，南欧各党虽然总体上处境不佳，但并未一蹶不振。它们在逆境中积极探索出路，有些党已开始出现复兴的迹象。
曾长期执政的法国社会党在1993年3月的大选中惨败下台， 有人曾把法国当作“左派衰落”的典型例证，并由此断言西欧政局向右转的趋势不可抗拒。但是法国政局的实际发展并非如此。在1995年的总统选举中，重整旗鼓的法国社会党并非象人们预想的那样不堪一击、一败涂地，而是充分显示了与右翼党派分庭抗礼的雄厚实力。社会党候选人利·诺斯潘在第一轮选举中出人意外地以23.5%的选票拔得头筹。在第二轮选举中，尽管右翼候选人希拉克以微弱多数争得了总统宝座，但利·诺斯潘48%的高得票率不能不让人对法国社会党重新刮目相看。
在意大利，曾长期参政的社会党因其主要领导人卷入腐败丑闻而名誉扫地，在1994年3月的全国议会选举中，作为参政党被逐出了议会。 在同年11月举行的意大利社会党第四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分裂成“意大利社会党人”和“改良主义社会党”两个无足轻重的小组织，很快就在政坛上销声匿迹了。取代社会党在意大利高举“民主社会主义”大旗的是由原意大利共产党演变而成的左翼民主党。左翼民主党现有党员80万，是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成员党，在1994年3 月的全国大选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1994年底，左翼民主党利用右翼执政联盟内部的矛盾掀翻了贝卢斯科尼的右翼政府，联合中左阵营支持成立以迪尼为首的专家政府，从而遏制住了汹涌而来的右翼浪潮，并把自己的影响从左翼扩大到了中左翼。在1995年4月的地方选举中，左翼民主党成为第一大党，以它为核心的中左阵营在改选的15个大区中赢得了9个大区。从总得票率来看，中左阵营与贝卢斯科尼的中右联盟各得约41%的选票，可以说是平分秋色，旗鼓相当。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自1982年大选获胜后，至今已执政13个年头。在前十年里，工人社会党政府政绩卓著，西班牙的社会和经济均获得高速发展。但近三年来，由于西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困扰以及党内派别斗争和官员腐败等影响，该党的形象已严重受损。在1993年大选中，工人社会党议席不足众议院的半数，这迫使它不得不依靠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政党来保证议会中的绝对多数。为此，它不得不在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向加区民族主义政党妥协让步。与此同时，中右政党人民党的力量却明显增强，在1995年5月的地方议会选举中， 工人社会党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由于政府丑闻和反对党的压力，工人社会党政府已无法维持到任期届满，不得不宣布将于今年提前举行大选。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80年代曾组织过两届政府，1990年被右翼新民主党所取代。在1993年10月的大选中，它东山再起，以压倒优势重新上台执政。但时隔不久，该党在政治上开始走下坡路。1995年3 月总统选举时，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得不到其他政党支持，无法凑足180 票的法定当选票的情况下，为求稳保执政地位，避免提前大选，不得不委屈求全，以自己的170个议席去“附和”只有11 个议席的右翼小党政治之春党的提名，把右翼无党派人士斯坦法诺普洛斯扶上了总统宝座，导致出现左翼政府与右翼总统并存的局面。目前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在与右翼对阵时由于缺少其他左翼政党的支持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但由于右翼政党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所以其执政地位暂时还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挑战。
在葡萄牙，多年来一直是中左的社会党和中右的社会民主党左右政局。在政权的角逐中，中右势力占上风。社会民主党自1985年把社会党排挤出联合政府后，十年来一直单独执政，而且在1987年和1991年两次大选中均赢得了议会的绝对多数。但是在1995年10月的全国议会选举中，两党的力量对比却发生了重大转折，坐了十年在野党冷板凳的社会党以相对多数上台执政。由于这次大选是在两大政党的领导人完成新老交替之后进行的，所以，可以预测，大选结果将对葡今后的政治发展产生较为长久的影响。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社会民主党是主导西欧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西欧各社会民主党中，执政党和参政党占了绝大多数。即使是在其他党派当政的国家中，社会民主党也只是就全国政权而言是在野党，在地方和市镇它们仍然是执政党或参政党。例如，英国工党掌握着全国半数以上的地方议会和议席；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全德16个州中的10个州里执政并出任州长，在另外6个州参与执政，并且控制了联邦参议院； 法国社会党在总统选举后不久举行的市镇选举中，仍保持了城市第一大党的地位，在全国3万人口以上的202个重要市镇中，社会党控制了70个，当政的保卫共和联盟只控制了45个；意大利左翼民主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以近25%的选票名列第一大党，掌握着全国20个大区中的11个大区，拥有1600位市镇长和1.6万名市镇议会议员。所以从整体上看， 不能低估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和影响。应当承认，在目前西欧政坛上，它是唯一能与右翼新保守主义政党相抗衡的左翼力量。
二、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修正和政策调整
苏东剧变后，曾为推动苏东的“和平演变”出过大力的西欧社会民主党非但没有分享到期待已久的“政治红利”，反而受到牵连冲击。这促使它们在对苏东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对长期以来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不同意义上共同使用的“社会主义”、“国有化”、“公有制”等概念和信条进行理论反思和修正，力图更明确地划清与共产党人的界限，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各党进一步淡化意识形态，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制定和调整政策。
（一）关于是否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争论
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党的基本价值委员会成员托马斯·迈尔自1991年以来在《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修订第3版）、《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等著作中反复论证，鉴于苏东剧变后出现的新情况，社会民主党应放弃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改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来表述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他提出的主要理由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性破产已使社会主义概念的信誉遭到严重损害。不仅如此，1989年以后一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纷纷改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就更增加了概念和思想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公开争论中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来说明“自由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不致引起误解、曲解和诋毁，那是很难的。值得注意的是，迈尔所说的社会民主主义（Soziale Demokratie）在用词上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传统上使用的社会民主主义（Sozialdemokratie）。他把本来联成一体的复合词断开，使“社会”一词变成形容词，用来作“民主主义”的定语。这种用词上的变化表明他并非是想在理论上向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复归，而是要对社会民主主义概念作出新的解释，以淡化其中本来包含着的社会主义成分，而突出强调其民主主义成分。
迈尔认为：社会主义既是一个现实的社会运动，又是一种“过分热情”的政治思想。19世纪末修正主义已经指出，在日趋复杂的工业社会里，社会主义的未来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民主党人为了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而求救于“民主社会主义”这一“赘语”，结果陷入了行动和言语的二元论。民主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践中完全适应已经改变了的客观情况，但“一切现实的事物与必然会到来的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观点，又贬低了每一个真正前进的步骤的价值。因此，“社会主义成了空洞的概念”，它所召唤出来的东西已不再受使用它的那些人的控制。社会主义的遗产中还有许多重要内容会永远保存下来，其中民主占有重要地位。迈尔的结论是：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社会民主。
凡是熟悉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人都会发现，迈尔的主张在许多方面不过是在重复伯恩施坦100年前说过的话。 他实际上是重新树起了“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旗帜，企图把一切有关社会主义理想和目标的词句从党的纲领中清除出去。迈尔的观点尽管理论上毫无新意，但在党内和左派知识界还是得到了许多人的共鸣。克劳斯·科赫在《新社会》1993年第5期上发表文章断言， “民主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完成任务了。勃兰特的夫人布里吉特·泽巴赫更是直言不讳地宣称，东欧的社会主义突然崩溃以后，西方也将与西欧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最终告别”。
在党的领导层和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价值委员会中，迈尔的观点也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党的副主席沃尔夫冈·蒂泽尔甚至比迈尔还要激进。他在担任原东德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时，就曾在该党1990年2 月通过的基本纲领中宣布：为了同“现实社会主义”和统一社会党的继承者所使用的“民主社会主义”口号划清界限，“我们宁愿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基本价值委员会成员理查德·施罗德也主张放弃“民主社会主义”概念。他认为，社会主义一词不再能有助于指明基本方向，“尤其是因为目前冲突的战线已不再在资本和劳动之间了”。
争论另一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基本价值委员会成员、波鸿大学欧洲工人运动研究所所长赫尔加·格雷宾教授和党的前主席汉斯—约亨·福格尔。格雷宾指出，这场争论绝不仅仅是概念之争，它实际上涉及的是社会民主党“解放的和团结互助的思想”的基本实质。如果现在社会民主党人自己要埋葬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那么这对于世界向开明的和人道的前景发展将是一个悲剧。因此她斥责放弃民主社会主义概念是“背叛工人运动”（《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学术通讯》，1993年第4期）。
福格尔也认为这场争论涉及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认同和自我理解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批评党的领导层不出来应战，甚至有人还赞成这种怀疑态度，因而使党内的不安全感和丧失方向感加重了。他认为，社会民主党既不能放弃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也不能放弃这一概念。因为：（1）我们的社会需要一个总的设想， 它可以使人们认识政治要为什么目的服务，应把哪些目标置于优先地位以及怎样达到这些目标。如果没有这样的总设想，就不能预见性地制定政策。结果是，政策只能局限于眼前的客观情况的要求。（2 ）我们的社会不能缺少关于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公正的社会理想所带来的刺激力。这种理想承认过去的意义，说明现在，为未来指明方向。没有这种理想，“我们就会淹没在相互矛盾的信息的洪流里，迷失方向”。
对于上述两种意见之间的激烈争论，党的领导层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对其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明确表态。党的主席沙尔平等人采取实用主义的折衷态度，认为可以改换概念，但无须在理论上进行说明和讨论。目前这一争论仍在继续。由于它涉及到社会民主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是否还要把社会主义当做理想的问题，因此值得重视。
在其他西欧国家的社会党中也出现过类似的争论，而且这一争论对社会党国际也产生了影响。勃兰特生前曾表示完全赞成迈尔的观点，而挪威工党主席、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布伦特兰则持完全相反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9 月社会党国际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其讨论的主题中使用了“变化中的世界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提法。在就此主题发表的大会声明中，只强调社会民主党人“将按照社会党国际的指导原则的精神——自由、团结和与社会公正结合的民主——继续为一个生活在和平以及与自然的协调一致中的世界而奋斗”，而对十八大原则声明中宣布的社会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目标却只字未提。
（二）放弃“国有化”信条
西欧社会党人重新审视以往曾长期坚持的两大原则：在国家领导下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实行国有化（前者旨在克服市场的盲目性，后者旨在减少不平等和剥削）。反思的结果是各党普遍放弃了国有化的口号，不再否定市场机制，并在分析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经济政策。
以从前推行国有化政策最积极的法国社会党为例。密特朗1981年上台前后，曾大力倡导“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其中经济政策方面的核心要求就是在保留私有制的同时，扩大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但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中，法国社会党逐渐放弃了国有化的做法，为此他曾自我解嘲地说：“我并不把‘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奉为圣经”。有人批评密特朗，说他作为社会党人当选了总统，而法国今天并不比昨天更合乎社会主义。针对这种批评，他在离职前的一次演说中辩解说：“我不认为这种批评是公正的。社会主义不单是国有化或经济控制，人们之所以把社会主义与控制经济的观念相等同，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诞生是无产阶级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听之任之’政策的结果。无产阶级的反抗是社会主义存在的根据，但在某些情况下，过分强调其重要，反而会变得滑稽可笑。至于其他的事，在有关公正、平等、人权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我敢说，我们朝着扩大自由、减少强制的方向有所进步。”（法国《竞赛画报》，1995年1月19 日）密特朗的继承人对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态度更加消极。利·诺斯潘在与希拉克竞选总统的辩论中和在对1996年社会党“重建任务”的设想中，经济政策方面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就业、社会保险、工资和住房等问题上，国有化和计划经济问题根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在这一方面，英国工党步子迈得最大。工党领袖要求党内摈弃关于公有与私有、国家与市场的争论，提出理想的经济模式应是“充满活力的私有经济辅之以高质量的公有服务业”，市场作用奏效的领域靠市场，市场作用失效的领域靠政府；公、私营部门的相互依赖比它们之间的界限更为重要。其理论反思和修正最引人注目的是修改党章第四条。
英国工党的党章写于1917年，其中第四条第四款集中体现了当时工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该条款写道：“要使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获得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并享受最公平的分配，从而使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和可以实现民众管理及控制企业与公共事业的最佳制度成为可能。”由于这一条款明确要求实现公有制，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工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象征，同时它也是工党推行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础。
在二战结束后的经济恢复时期，以艾德礼为首的工党政府曾根据党章第四条大张旗鼓地推行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从1951年起，由于工党连续三次在大选中失利，党内有人多次提议修正党章第四条，只是因左派的反对而未成。
1994年7月，年仅41岁的布莱尔出任工党领袖，上任伊始便在10 月举行的工党年会上提出了修改党章第四条的动议。在动议被否决之后，布莱尔及其支持者毫不气馁，他们到各地党员中反复游说并六易其稿，终于击败了左翼的抵制，在1995年4月29 日召开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党章关于党的价值观和目标的新条款。
与原条款相比，新条款增加了原来所没有的“民主社会主义”一词，但却抽掉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内容，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设定仅局限于追求混合经济、民主和社会公正。整个条款除了以含混的措辞谈到权力和财富应掌握在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手里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为保守党所不能接受的东西。
（三）调整社会经济政策和福利政策
在政策调整方面，西欧各国社会党的一个普遍趋向是比以往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福利政策客观上受经济承受能力的制约，保持良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是维持和扩大社会福利保障的基础。因此，在追求社会公平的同时必须注重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社会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协调发展。近两年由于西欧经济普遍停滞不前、回升乏力，所以各在野的社会党在要求维护和扩大既有的社会福利方面不得不表现出克制和低姿态，而执政的社会党则迫于形势不得不自行削减自己一手创办的社会福利。
在德国和法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虽然还不时地对政府削减社会福利的做法提出抗议，但迫于失业率居高不下和社会保障体系亏空严重的困难形势，它们也不得不承认以往过于庞大的社会福利网需要进行某种形式的改革，默认甚至赞同某些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增加就业的削减措施。利·诺斯潘在参加法国总统竞选时提出要控制社会费用支出，压缩赤字而不加重企业负担，特别是要减轻雇用低工资职工的雇主的社会负担。他还提出社会党在重新制定经济政策时，应优先考虑的目标是：在不减少工资的情况下缩短工作时间；“有节制地”增加工资；“真正改革”社会保险制度；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
英国工党也主张扭转过去“高税收、高福利、高支出”的政策，提出合理税收、支出和经济增长同步、量入为出的财经政策设想，既不象过去那样对富人征收超高额的税，更要减轻中等收入家庭的负担。在社会福利方面改变了过去一味强调社会救济的主张，开始提倡自救型生活补助，同时还缓和了过去激烈反对保守党把市场机制引入医疗卫生和教育等领域的态度。
瑞典在七八十年代把大量资金用于社会福利开支，这使它欠下约1.3万亿克朗（合173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1994年9 月瑞典社会民主党 重新上台时，预算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13%，国家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为控制急剧增加的赤字和债务，社会民主党政府不得不修改传统的社会福利政策，于1995年初推出一套紧缩开支的预算，计划在1995年7月至1996年12月预算年度削减开支217亿克朗（合29亿美元）。其中社会事务部削减的经费最多，计划到1998年共削减经费84亿克朗（合11亿美元）。国家为失业、医疗和家庭保险支付的款项降至原水平的75%，儿童福利支出和住房津贴也相应减少，平均每个家庭每月少得福利补贴近1000克朗。1995年11月，社会民主党政府又提出了一项发展计划，强调要严格执行预算纪律，同时宣布要采取措施赋予劳动市场更大的灵活性，刺激小公司发展，进一步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对那些自愿离职的人停止发放失业救济金的时间从20天增加到40天，对那些拒绝接受新工作的人则从20天增加到60天。
芬兰社会民主党1995年3月上台后，面对高债务、高赤字、 高失业率的困难局面，社会民主党主导的新政府不得不首先从紧缩政府开支和削减社会福利入手对经济进行整顿。计划从1995年到1999年共减少政府开支200亿芬兰马克，社会福利的削减范围从儿童福利、 失业救济到住房补贴几乎无所不包，同时还准备进行税制改革和推行国营企业私有化。
西欧社会民主党对传统理论的修正和政策调整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批评：来自左翼的批评认为社会民主党与右翼政党的政治分野越来越模糊不清，如果继续趋同将失去自己的存在价值；而来自右翼的批评则认为社会民主党如果不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它就只能充当现代化的失利者和技术进步的受害者的利益代表，其理论和政策既不能为社会发展指明方向，也无力解决当前紧迫的经济问题。由此看来，如何既能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特色又能使它的理论和政策适应实际需要，如何既能理顺经济又能保持人民的福利水平，这是所有西欧社会民主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好坏将决定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前途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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