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演进的多元型式及其借鉴：基于历史和跨国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型式论文,视角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1）01－0018－13
一、引言
人口从农村和农业部门向城市和非农产业部门转移是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普遍现象，这首先突出表现在以英国为典型代表的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作为工业化的发源地，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演进过程伴随着农村经济和小农社会的全面转化，小农分化为农业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而农业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而现代化，至此“小农”一词不再适用于英国农村（黄宗智，2000:8）。我们将这种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农村、农民和农业同步转型的“完美”模式称为城市化进程的古典型式。
当前，理论界有一种倾向，把这种基于英国经验的城乡转化规律和城市化进程视为单一的线性发展模式，并将之套用于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甚至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视为一劳永逸解决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全部内容，而忽视了对随之而来的农村社会转型重要性的认识。需要强调的是，城市化、工业化与现代经济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演进过程，尤其需要避免简单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和所“鼓吹”的“范式”作为唯一典范和一成不变的必然结果。即便是欧洲国家，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诸如，大型封闭式的资本主义租佃农场在英国占主导地位，而家庭农场则在低地国家占主导地位（杜普莱西斯，2001:243～245）；在工业化发生之前及发生过程中，法国的小农家庭式农场则要比英国顽固得多（Brenner,Robert,1982）。
由此不难看出，各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历程由于其所处历史阶段、外部环境以及特殊的社会背景等差异而各不相同。这一差异性更为突出地表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在小农经济范围内的进展不是迅速导致资本主义的产业化经济，而是一个分化了的小农经济（黄宗智，2000:8～12）。为此，首先需要做的基础性工作是回溯历史，对先行工业化国家和后起工业化国家在实现高度工业化之前及过程之中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发展阶段等具体状况进行详尽分析，而不是先验地主观臆断。
本文选取英国、法国和韩国作为三个代表性国家①，分别对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经济发展历程做一整体性考察，进而拨开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重迷雾，勾勒出各国城市化型式的“主心骨”，并同中国当前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背景条件进行比较，以期能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认识。
二、英国：城市化进程的古典型式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存在了几千年，但本文侧重于强调随着工业革命发展而在近现代出现的人口和产业变迁的一种社会现象，这是同传统宗教城市、行政城市有所区别的。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深入研究英国的情形无疑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演进过程的“理想”图景。
（一）前工业化时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理论界已普遍认识到尽管近代大工业是在18世纪的最后30余年才在英国产生（芒图，1983:9），但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在15～16世纪封建生产方式开始解体和18世纪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两个时期之间存在一个中间阶段，即早期的、尚未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M.Dobb,1946），F.Mendels（1972）则称之为原工业化阶段。
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工业化以家庭工业的形式散布在广大农村，而不是城市。原工业化的劳动者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他们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又从事家庭工业，亦可称之为茅舍工业。之所以发生城市手工业的衰退并向农村转移，至少可以追溯到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受削减劳动力成本的驱使，二是避开了城市行会的干预和限制。
与传统手工业不同，家庭工业产品主要不是满足本地市场，而是主要为远距离的外地市场特别是海外市场提供产品。在家庭生产与市场之间联系的纽带主要是商业资本，最为典型的是居住在市镇的商人向附近农村的家庭劳动者订货，形成“外包制”的组织形式；当然，生产者自己也可以从市场上购得原料，经过加工后直接将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形成“手工业制”的组织形式；除此之外，这些城市周边的家庭工业也可以同一家规模较大的工场构成生产系统，由此形成“工场制”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多出现在采矿业和金属冶炼业领域（杨豫，2004:146）。不难看出，尽管农村是家庭工业的主战场，市镇和城市作为集中销售商品和积累资本的中心仍不可忽视。
原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发展以农村工业化为主要特征，在保持城市人口缓慢上升的同时，最为显著的不是农村人口向传统城市转移，而是发生在农村内部，农村人口非农化趋势急剧上升。从1700年到1750年，农村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8％上升到33％。
（二）近现代工业时代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英国近代工业中心正是在原工业化地区，即“工业村庄”的基础上形成的（T.S.Ashton,1955）。18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英国生产力和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工厂制逐渐排挤了手工工场和家庭作坊，蒸汽机代替风力和水力等自然力成为主要动力，由此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近代工业与手工工场相比，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使用机器（马克思，1972:373）。在此之前，传统家庭工业经历了生产组织上的一系列转变，最初商业资本仅是作为连接小生产者与市场的纽带，随后开始慢慢参与生产过程，逐步演变成商人工场，并最终实现对工业领域的控制，成为手工工场。至此，更大范围的农村工业向中心集中，形成新的工业中心。这种“新型城市化”与前工业化时期的城市化模式——古老的大型行政—商业城市不同，其主要发生在较小的城镇和城市（规模在5000—30000人之间）。② 尽管原工业化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资本积累、管理经验及技术知识等诸多前提条件，但并不是所有的原工业化地区都能向近现代工业成功转型，一些地区重新回到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之中，F.Mendels（1982）称之为“地区原工业化的夭折”。英国十个主要的原工业化地区中只有约克郡、兰开夏、特伦特和西米德兰四个地区实现了近现代工业化，而另外六个地区都失败了（D.C.Coleman,1983）。
当然，完成这种转变与英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另一个面向——圈地运动密不可分。圈地运动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促进了土地集中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英国跨越了小农占有土地的阶段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大土地所有制，同时这也给大量自耕农带来灾难，以至于“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已有人把自耕农当作灭绝的种类来谈论”（杨豫，2004:9）。对于他们而言，田地拒绝他们工作，他们只有到工场寻找工作，这无疑加速了劳动力向城镇集中和大工业中心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圈地运动造就了大量农业直接生产者（农民）与生产资料（土地）相分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从而以牺牲广大农民的利益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随着近代工业化的推进，再加上农业规模化的推力，英国迅速进入城市化的快车道。到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如表1），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总之，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城市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同时发生，从而同步实现工业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来者提供了一个理想“范式”。
三、法国：城市化进程的渐进型式
在工业化发生之前及发生过程中，法国的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占据主导，小农家庭式农场要比英国顽固得多，从而形成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小农社会（布洛赫，1991）。对于法国工业革命的发动时间，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具有代表性的，Louis Dunham（1955）将其限定在1815～1848年间，直到1860年之后才达到成熟期。与之相类似，Rostow（1960）引入“起飞”的概念，把法国的“起飞”置于1830－1860年间。对此，很多学者提出了异议。诸如，Jean Marczewski（1963）认为这种“起飞”早在1800年左右，甚至在1750年就已开始。更多学者倾向于认为法国不存在一个特定的起飞阶段。③ 本文无意于卷入这种争论，仅为讨论起见，仍将19世纪50年代前后作为法国经济起飞和工业化的时间分期。
（一）前工业化时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原工业化时期，法国的农村工业同样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地方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④ 但是，法国并未像英国一样如期进入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之中，其原因可以从多方面予以解释。其一，18世纪法国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殖民地，取得的商业出路（特别是美国）以及供应来源被切断——是被英国封锁和法国海洋舰队消减的结果（Claud Fohlen,1985:16）。由此，法国不仅和外面世界断绝，也和工业技术进步失去了联系，无法形成对工业产品爆炸性的增长，不利于工业化的兴起和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也就无法吸纳大量的产业工人；其二，法国的传统农业结构呈现封闭型的“谷物—葡萄”结构，与英国农业的“谷物一畜牧”结构相比，后者有利于农业机械化和商品化生产，而前者则不利于集中大规模生产，这也就阻碍了土地集中和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也就无助于形成大量的产业后备军（施雪华，1988）。其三，这与法国大革命密不可分。大革命中雅各宾派专政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村中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公会颁布的法令宣布，把逃亡贵族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并按当地人口分配农村公有土地，使法国广大农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广泛地建立起小土地所有制。拿破仑上台后，又颁布《民法典》，使在大革命中新建立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得到法律上的保障。法典还废除了嫡长权，确立了每个继承者之间享有同等分配遗产的权利，这加剧了土地的分割。总之，法国大革命解除了加在农民身上的负担而使他们成为其佃耕地的所有人，从而形成一种更顽固的结合。另外，也有学者从文化上找原因，法国人安土重迁和崇尚社会平等，满足于自己的小农庄（米盖尔，1985:240）。这一点可以从现实中找到佐证，即便到了20世纪60年代，法国所有城镇都仍有一支小“不在地主”大军。⑥
以上诸多原因共同造成了法国在前工业化时期农村工业方兴未艾，机械工业对手工工业的替代十分缓慢，大量手工作坊散布在农村地区。以里昂地区为例，直到1880年，纺织厂中仅有1.8万台自动织机，手工织机却有10.5万台，1903年有自动织机3.8万台，仍有手工织机5.4万台（克拉潘，1965:288）。由此导致一直以来法国城市化水平较低，“工业城镇”未能向工业中心和大城市顺利转型。19世纪前30年，织布对于农民来说只是一个辅助工业，后来一些地区渐渐成为农村家庭的主业，但他们并不流向城市。尽管1851年法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25％（这已远远落后于英国），但实际上规模以上城市（居民总人数超过2万人以上）人口仅为全部人口的6.5％，而大量人口主要散布于一些小市镇中，其中多数主要位于巴黎地区。因此，可以说“这不过是一些被大城市‘吞噬’和‘消化’了的真正的村庄罢了”（潘什梅尔，1980:189）。
（二）近现代工业时代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一直以来，法国经济发展受到连年战争的种种困扰，直到19世纪中叶第二帝国时期，法国的经济才真正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国家政局安定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拿破仑三世政府顺应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陆续出台了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诸多政策。诸如，1853～1856年对煤、生铁、钢、机器制造、粗毛制品等行业减收产品税；1857年出台商标法，保护了优质产品和专利权；1860年法国与英国签订了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十年的商约，随后又与意、西、葡、比、奥、荷、普以及德意志关税同盟诸国订立了商约；1863年规定资金在2000万法郎以内的公司可自由建立，不需申报，这就为集资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创造了便利条件。由此，各项工业都得到了勃兴，由进步和新发明引起的各种变革得到了传播和实现。煤、蒸汽机、铁路和运河的发展也将法国工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尽管如此，法国城市化进展依然缓慢，直到1931年城市人口才超过50％，基本实现城市化。二战以后的近40年时间里，法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打破了一个长期缓慢的局面，农业人口比例直线下降，到1982年农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9％（如表1），这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二战后法国农业的转型与大发展。其一是农业机械化程度大幅提高，农业设备和机器使用增加，农业生产和管理方法得到了有效革新。同时，国家不断加大对土地集中的投资，农庄平均面积不断扩大，从1882年的8.74公顷上升到1929年的11.6公顷，1955年为14.1公顷，1963年为17公顷，特别是5公顷以下的小农庄大大减少，基本实现了土地的规模经营；其二，二战后发法国农业种植结构有了较大程度的转型，畜牧业逐步取代种植业成为主导产业，这有效地解放了农业劳动力。但总体来说，与英国乃至美国、德国相比，由于法国的小农经济特点，农村农业人口的减少十分缓慢，直到1936年仍有：35％以上的农业人口，法国农业人口的急剧下降比英国晚了近一个世纪。为此，我们称之为城市化进程的渐进型式。
一直以来，传统观点普遍认为从英国式的典型庄园演变而来的资本主义大农业是正常的发展渠道，而法国的小农经济模式则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个体小农业是农业资本主义化的绊脚石。但也不能无视英国依靠地理的优势和广阔的海外市场而采取圈地运动这一激进转变过程中，是以牺牲广大农民利益为代价的，“羊吃人”给农民带来无尽的痛苦。而法国采取渐进的转变形式，减少了对农村和农民的冲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的痛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经济发展与人民福祉之间的悖论。为此，甚至有学者认为法国的农村经济是一种更为成熟更为典型的发展模式，无论是从农业生产技术上的革新，还是农村生产关系的演化都体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法国长期、渐变的农村经济模式才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最具农业社会特征的发展途径（布伦纳，1980）。而且同时，小农地位的加强使法国人民在政治上比保守的英国贵族更为激进，反封建斗争也更为彻底，他们用经济上的代价换来了世界上最为民主的政治形式。
四、韩国：城市化进程的赶超型式
在亚洲，工业化的推动力量往往不是来自原工业化的内部危机，而是来自原工业化以外的刺激，韩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根据Rostow（1983）的分期，韩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的时间为1961年。起飞前韩国处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列，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所处的南部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直到1960年人均GDP也只有80美元，而20年之后韩国一跃进入中等发展国家之列。表现在城市化方面，20多年间，韩国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迅速发展到1987年城市化水平高达68.7％（如表1），比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还要高。正是由于它的后发性和跨跃性⑥ 特征，我们称之为城市化的赶超型式。
（一）前工业化时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在历史上，朝鲜半岛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今天的韩国和朝鲜是1945年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独立以后分裂而成的。在1911年日本殖民统治之前，朝鲜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是同西欧相对多层次封建等级结构有所不同的，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不断加强。李朝政府对矿业和手工业进行严格控制，基本上是官营或政府垄断，从而导致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作坊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只能在中央或地方政府开办的作坊里生产，即便私营手工业在李朝后期有所增加，但也只能在“官督商办”的条件下面向官府生产而非面向市场。而且政府不允许永久性市场的存在，对外贸活动也严加控制，由此，整个社会的手工业和商业都处在极端落后的状态（Hyun－Chin Lim,1989）。表现在城市发展方面，必然导致大多数城镇集聚地是地方行政中心，外贸和市场中心发育滞后，城镇化水平很低（Jong－Mok Son,1974）。1789年，超过2万人的城镇只有3个，城镇化水平只有3.3％（Yong－Woo Kwon,1977）。
从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开始，朝鲜经历了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日本加速了朝鲜的工业化步伐，形成由殖民当局推动的、以私营为主体、初级产品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格局（尹保云，1993:26）。在此基础上，如仁川、釜山等一些沿海港口城市以及铁路沿线的一些内陆城市迅速发展起来，1935～1944年也成了朝鲜半岛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十年间整个朝鲜半岛和韩国所在的南部地区城镇数量和城镇化水平几乎翻了近一倍，而且南部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北部。
1945年以后，朝鲜半岛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但不幸的是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国家，南部成为今天的韩国。此时的韩国资源贫乏、人口稠密：经济十分落后，一度需要依赖美国的援助维持经济社会运行。1953～1957年，韩国将近100％的固定资产投资来自美援；1958～1960年，来自援助的投资达到80％以上（Edward S.Mason,1980:193～195）。由于李承晚政府始终未把精力集中在国民经济建设上，韩国农业经济濒临破产，农民纷纷涌入城市；闭关自守的进口替代由于没有内外市场，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口增加。到1959年，韩国经济走向全面崩溃。但是这并未减弱韩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此期间，大量殖民期间流亡国外的朝鲜人纷纷回国，由于韩国没有更多的耕种土地，农村气候条件差等原因，大多数移民回国后都在城市周围从事生产劳动并定居下来，使得韩国工业化起步前期的城市化人口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到1960年，韩国2万以上城市人口水平达到35.9％（如表1）。当然，这种城市化人口水平的显著提高并不是以城市产业为支撑的，由此产生城市贫民窟等诸多问题，存在潜在的城市危机。
（二）近现代工业时代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朴正熙政权“经济发展第一”方针的指导下，韩国开始了快速工业化的进程。根据Ranis（1989）的观点，韩国政府在1963年左右完成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变，至此韩国经济政策具体化为“出口第一”的外向型工业化战略。早期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主要在于充分利用本国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相对优势，推行以低工资为基础，初级产品出口（如丝绸、钨及鱼产品等）为主的开发政策。20世纪60年代，制成品出口比例很小。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进入20世纪7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渗入而缺乏增长潜力，制成品逐渐成为主要的出口商品，韩国的相对优势逐步转向机械、电子、钢铁、造船和汽车等产业（黄义钰，1996:207～221）。从1960年到1976年，韩国工业出口的国家地区由19个增加到195个，总出口额由0.33亿美元增加到77.15美元，增长了约234倍。初级产品（农产品和矿产品）在全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例从1962年的73％降至1974年的10％，1987年进一步降低为5％左右（宋丙洛，1994:112～116）。
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韩国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村人口的迁移是城市人口增加的重要来源。早期阶段人口主要前往大城市，首都首尔吸引了大量移民，从1960年的244万增加到1966年的379万及1970年的543万。自19世纪60年代后期，城市和产业空间发生了调整，由于巨大的交通运输优势，毗邻日本的东南沿海地区的釜山、蔚山等地迅速成长为新的集聚中心，成为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直到现在，以首尔为中心的京畿道地区和东南沿海的庆尚南北两道地区仍是最主要的两大城市集聚区域。
1960～2005年的45年间，韩国城市化水平以年均2.4％的速度推进，特别是1966～1970年间以年均5.1％的速度加速城市化。与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加速相对应，45年间韩国农村人口则以年均－1.6％的速度迅速减少，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农村人口绝对下降速度不断加快，其中绝对减少最为迅速的时期发生在1990～1995年间，农村人口以年均－4.5％的速度减少（李恩平，2006:72～82）。随着农村和农业人口的持续减少，农户户均耕地面积有所扩大，20世纪60年代韩国户均耕地面积为0.8公顷，1978年增加至0.99公顷，目前进一步提高到1.39公顷，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
尽管韩国人均和户均的土地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但与英、法等国比较仍要小得多（更毋庸同美国比较了），这就使得单纯依赖农业生产很难维持较高收入。为此，在早期，农户往往在农闲时节从事兼业经营来增加收入来源。伴随工业化带来的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大量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市。特别是近年来，韩国农业劳动力总数不断减少的同时，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农村地区老龄化指标（65岁以上人口数/14岁以下人口数×100）从1993年的87急剧上升到2003年的260（詹小洪，2006），由此客观上造成农村的凋敝，农业经济失去活力，最终导致农业的脆弱和衰退。因此可以说，韩国在通过出口导向战略成功实现向城市化和工业化转型的条件下，当前面临的不是劳动力如何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出来的问题，而是在转移之后农业空洞化、农民老龄化以及农村经济凋敝等新问题。
五、城市化的型式：比较、鉴别及评价
以上本文对三个代表性国家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型式作了系统回顾，我们可以将其城市化进程及其实现方式简要勾勒出来（如图1）。从直观来看，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动最早，型式堪称“完美”，而法国的城市化历程则显得迟缓，尽管其发动时间仅比英国稍晚，但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基本实现城市化。韩国的城市化过程具有“赶超”特征，仅用20～30年时间就完成了英国近150年走过的历程。不难看出，它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既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对此我们需要做出深入的分析。
（一）城市化演进的共同特征：市场需求扩张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对跨国史实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归纳出一些普遍性规律，实现城市化需要一些必要的条件。特别是市场需求的扩张以及由此引起的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是推进城市化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
现代经济以市场交换为基础，工资劳动者必须获得城市就业机会以获取收入来源和生存基础。由此，现代城市的人口增加必然以城市就业机会作为前提条件，城市发展的背后以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为支撑。而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间接需求，它取决于第二产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三产业的市场需求（及其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即就业弹性）。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大西洋贸易圈的形成，英国面临广阔的海外市场，促进了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带来城市雇用工人需求的骤增。同时就业机会的扩张，也减少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制度变革的阵痛，加速了英国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型，铸就了英国城市化的“完美型式”；法国所面临的海外市场相对狭小，这直接延缓了其城市化进程，也无助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扩张。在国内市场相对狭小的条件下，法国在较长的时间内维持兼业经营形态和小农经济的持续与其缺乏海外市场的刺激不无关联；韩国作为后起工业化国家，其发动与原工业化基本没有关联，而是在“出口第一”原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彩电为例，1980年以前韩国明文禁止在国内销售彩色电视机，因而彩电生产厂家不得不将其产品销往国外市场，这其中还包括唱机、便携式电话和貂皮大衣等高档商品（宋丙洛，1994:66）。不难看出，市场需求，尤其是海外市场的扩张对于城市化的发动及进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图1 英、法、韩三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演进的型式比较
但更为重要的，我们需要看到，作为先后成功实现城市化转型的国家，它们实现城市化的条件和方式并不遵循某一既定不变的范式，而是显示出较大的差异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生产型城市空间的发端：工业村庄或其他
伴随现代经济发展而来的城市化的直接表征是商业城市⑦，更重要的是生产型城市的扩张，这是与传统宗教城市、行政城市等完全不同的。正如芒福德（2005:38）所说，“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化和商业化，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还只是一种附属现象”。早期城市与王权、宗教、安全密不可分。中国农业时代的城市以政治行政管理功能为主，“城”的分量不仅大于“市”的分量，而且“市”的部分明显从属于“城”的部分（何一民，2004:3～8）。这些传统城市都是以绝对权力为基础，通过强制性贡赋等形式来维持城市运行。
但是现代生产性城市的发端并不尽然相同。英、法等西欧国家的现代城市是在原工业化时期“工业村庄”和传统商业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具有原发性特征。但是，以韩国为代表的后起工业化国家并非如此，其民族工业的兴起几乎与原工业化不发生联系，早期的城镇集聚地多是地方行政中心，外贸和市场中心发育滞后。韩国现代城市空间仍主要集中在这些传统行政城市（首尔地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由于政府在促进产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城市化的初期阶段，政府往往集中有限的公共资源于大城市的发展，这就必然导致了大城市的优先发展，而不是像西欧国家那样工业中心是从“工业村庄”到“工业城镇”，再到“工业城市”的自然演进。由此也导致了韩国首都地区人口的过度膨胀，这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为此，需要在分配城市公共投资方面与城市发展阶段相适应，在经济发展的中、后期阶段，政府应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投资分配给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发展。
（三）农业经济转型：资本主义农场或小农经济的延续
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农业人口的减少以及由此而来的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这普遍存在于各国城市化进程中。农场作为英国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小规模农场持续减少，直接向资本主义大农场转型。法国尽管小农经营持续时间较长，但农场经营规模仍持续扩大，特别是5公顷以下的小农庄大大减少，基本实现了土地的规模经营。目前，欧盟地区农业户均经营面积达20～30公顷，美国家庭农场经营面积更是达到250～300公顷。与欧、美地区不同，东亚地区的农户经营面积要小得多，尽管如此，随着农村和农业人口的持续减少，农户户均耕地面积也有所扩大，韩国户均耕地面积从20世纪60年代的0.8公顷提高到目前的1.39公顷，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机械化程度不断得到提高。因此，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强化是一条普遍规律。
从经营方式来看，农场经营有两种，一是主要依靠家庭成员进行生产经营和管理的家庭农场，二是农场主雇工经营的经营性农场。即便是英国，也并非始终是经营性农场占据主导。在雇用劳动力价格低廉和农产品市场繁荣时期，17世纪中叶以后30公顷以下的农场不断减少，10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显著增加，大农场的雇佣经营处于有利地位。此时，农村社会出现分化，小部分成为农业资本家，其他则沦为工资劳动者。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低落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雇工式大农场制度走向衰落，自有自耕或部分自有加租佃耕作的中等规模的家庭式农场逐渐占据主导。至今，英国80％以上的农场没有雇工。同样，法国家庭农场始终占据主导，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美国的农场经营。在东亚地区，由于土地面积较小，自耕农的小农经营占据主导。不难看出，不论是大农场经营的欧美，还是小土地经营的东亚，尽管经营规模迥异，但家庭经营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所不同的是，前者以家庭农场为主，后者以小农经营为主。⑧ 也就是说，尽管农业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而来的农业经济转型并不必然是欧美的大规模农场，在东亚地区则共性地表现为小农经济的延续，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地区因素所必然决定的。⑨
（四）城乡关系：一元紧密联系或二元分割
在西欧，由于工业化的原发性特征，生产型城市是从工业村庄孵化而来，具有渐变的特征。特别是英国，“工业村庄→工业城镇→工业中心”的城市化过程与“农村人口减少→农场经营规模扩大→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现代农业和农村同步转型并行不悖，由此城乡之间呈现一元紧密联系的特征，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并未出现，即便是城市化进展缓慢的法国也是如此。
与之相反，在以韩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中，“工业化经常是一种局部性或地区性现象，往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二重性”（肯普，1985:219）。韩国在工业化发动阶段，尽管也十分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但主要资源还是用于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同样，自明治维新日本开始现代化到20世纪30年代，形成于德川时代的村落共同社会依旧保持着封闭的共同体性质，此前的现代化和产业化还只限于城市，几乎没有渗透到农村（富永健一，2004:208～212）。根据库兹涅茨的观点，农业要为工业提供产品贡献（包括粮食和原料）、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包括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和外汇贡献。⑩但实际上，韩国农业基础较弱，农业主要是为工业增长提供所需的剩余劳动力，农业所提供的产品、市场、资金贡献都极其有限。相对而言，日本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一定的剩余资金，但农业被过度汲取后，其市场贡献仍十分有限，为此主要通过“出口导向”开拓国外市场而非依赖国内市场。总而言之，西欧国家走的是一条城乡、工农同步发展的道路。而相对而言，后起工业化国家则走的是一条先工后农、先城后乡、先生产后分配的转换之路，是一条“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之路。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再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
六、中国城市化型式：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如上所述，现代经济发展进程中各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型式既有共同点，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既反映在原工业化国家（英、法）内部，也反映在先行工业化国家（英、法）与后起工业化国家（韩国）之间，更反映在西欧国家（英、法）与东亚国家（韩、日）的地区之间。同样，对比这些跨国经验，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型式必然也不会遵循某一固定的经验化程式，它既有后起工业化国家的共同特征，也反映出作为东亚国家的地区性特点，还有与他国不同的大国特殊性。
（一）作为后起工业化国家，中国具有赶超型城市化的一般特征
中国具有赶超型城市化的一般特征，尤其是其生产性城市发端于传统行政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这就为解读“二元结构”提供了一个有益视角，先行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具有一元自然演进的特征，表现为城乡、工农的同步转型，而后起工业化国家则与之相反，是“强制”的结果。为了赶超先进国家，工业化不可能从内部自然产生，后起国家往往先集中主要资源和财力用于大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形成“城市偏向”和“工业偏向”的发展战略，这种“先生产后分配”的发展战略不可避免地为城乡收入差距、工农发展不平衡等二元结构问题埋下隐患。从这个角度来看，二元结构并非中国的特殊问题，而是经济赶超战略的结果。这种二元结构既表现在城市结构（大城市过度膨胀，如韩国首都圈）上，也表现在城乡结构（公共投资的“城市偏向”和对农村资源的过度汲取）上，为此，适时消除“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形成支持中小城市、城镇和乡村发展的发展战略仍是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从扩大外部需求来看，大国经济是中国发展所面临的特殊方面
农村大量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仍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在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现代经济中，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以产品需求的扩张为基础，从跨国经验来看，无论是英国的海外贸易还是韩国“极端”的出口导向战略(11)，都表明了海外市场对于发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性。然而，这不可避免地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过分依赖海外市场需求，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波动，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以韩国为例，其经济高增长伴随着高波动，1966年韩国经济的增长率为12.7％，1967年即下降为6.6％，1969年再次上升为13.8％，1970年又下降到7.6％（宋丙洛，1994:69）。二是初级产品出口不仅不利于优化贸易条件，而且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和恶性竞争。为此，韩国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起，逐步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是采取了一种模仿小国经济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然而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经济总量大国和出口大国所面临的市场处境并不尽然相同，2004年中国外贸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外贸依存度也随之跃上了全世界其它大国无法比拟的高度，而其他经济大国（日、美、英等）外贸依存度则通常很少达到30％。为此，这就注定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必须和小国经济有所差别，不能仅仅依靠国外市场，需要建立自我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挖掘内需来增加为国内服务的市场需求，增加就业机会以加快城市化进程。
（三）作为地区性因素，小农经济的困局仍是中国城市化的重点和难点
劳动力的转移并不是城市化的全部内容，与劳动力转移相对应的农村、农业转型是城市化进程的另一重要面向。我们已经知道，与传统观点相悖，经营性资本主义农场只是历史上出现的偶然“片断”（英国工业化早期），家庭农场才是经营常态。在地区差异问题上，西欧和美国的农业经营面积要大得多，东亚地区的农户经营面积非常小，特别是中国，这就形成典型的小农经济形态。因此，基于英国经验的农村社会分化（农业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显然不适用东亚社会。
在日、韩、中为典型代表的东亚国家中，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动的早期阶段，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为城市和非农产业提供Lewis（1954）所说的无限供给的“不变制度工资”劳动力，此时农村人口兼业的条件较为恶劣，兼业也是作为农村生活的一种补充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仅靠兼业收入即可维持生活，由于单纯农业经营获取的收入十分有限，农业仅作为次要部分或作为资产来拥有。(12) 由此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妇女、老人等家庭辅助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呈现劣质化（接班人、继承者不足）和空洞化。(13) 其根本症结在于农业结构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人口急剧萎缩，但与之相对应的农户数却仅是缓慢减少，这就限制了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化。这既是日本、韩国当前面临的共性问题，也是现在和将来中国可能面临的小农经济困境。
以上通过回顾英、法、韩及日本等国的跨国史实，并最终同中国的特殊国情形成对比，从而将中国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背景从后起工业化国家、大国经济和东亚地区属性三个方面予以分解，既从历史和跨国经验中得到一些借鉴和启示，也揭示出中国城市化所面临的特殊性，这些都需要我们审慎地分析，来探索建立基于中国实际的城市化型式。
注释：
① 这里有必要对选择这三个代表性国家的原因作一必要解释。英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堪称“完美”，而法国小农经济的持续可谓一个“反例”。韩国作为后期工业化国家，同时地处东亚地区，在文化等诸多方面同中国具有相似性，对于中国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② 这是一个始自约1750年的波及全欧洲的现象。从1750年到1800年，生活在大都市的欧洲人口保持稳定（这一阶段仅增长0.2％），而小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却突增了4倍。可参见：J.de Vries,"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in Pre－Industrial Europe,1500—1800",In H.Schmal (ed.),Patterns of European Urbanization Since 1500.London:Croom Helm,1981,p.77－109.
③ 更多讨论可参见沈坚：《近代法国工业化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9～20页。
④ 有大量文献佐证了农村家庭工业在法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具体可参见杨豫：《欧洲原工业化的起源与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85页。
⑤ 小“不在地主”所有制是指这些人都是小职员、工人或中产阶级的成员，但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从前是当地的农民，他们以后离开农村，但仍保留零星的土地。参见菲利普·潘什梅尔：《法国——环境、农村、工业与城市》下册，漆竹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5～16页。
⑥ 韩国用20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150年走过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历程，其所用时间之短是罕见的。
⑦ 根据希克斯的观点，商业在经济上同生产性工业具有内在一致性。为市场交换的生产者先买进后卖出，前后两种商品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而纯粹商人的销售在形式上是一样的，但这可视为商人将其劳动与他雇用的办事员和保管员的劳动相结合以便使得出售的商品价值大于其买进的价值。因此，从经济属性来说，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可参见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28页。
⑧ 这里有必要对经营农场、家庭农场和小农经营作一详尽的区分。经营农场和家庭农场的区别在于二者的经营方式。前者主要依靠雇佣工资的劳动者来进行农业生产，这必然要求农场规模较大，单纯依靠家庭劳动无法承担全部工作。这主要出现在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这段时间英国10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多为雇工经营；而家庭农场则主要依靠家庭劳动，不包含他人劳动（雇佣劳动及奴隶、农奴等的隶属劳动）。由于雇佣劳动成本的增加和农产品价格的下降，20世纪英国农场普遍转向家庭经营，100公顷的超大规模农场也有所减少。这也是当前欧洲和美国的主要农业经营形式。小农经营和家庭农场在经营方式上是一致的，都以家庭经营为主，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经营规模。小农经营的土地面积较小，而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相对较大。现代的欧洲平均户均经营面积都在20公顷以上，可称为家庭农场；而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为1.4公顷左右，中国的户均经营面积不足0.5公顷，是小农经营。早期法国的小土地所有制中，以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为例，平均每人占有2.65公顷，相对于英国而言，通常也称之为小农经营。
⑨ 对此，中村哲从地区气候条件、农作方式予以了解释。可参见中村哲：《东亚近代史理论的再探讨》，陈应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5页。
⑩ 事实上，关于工农依存关系的系统性论述是由我国张培刚教授首次做出的，早在其20世纪40年代的哈佛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就从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包括外汇）等5个方面提出并系统阐述了农业对工业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作用和巨大贡献。可参见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3页。
(11) 迈克尔·波特等人强调了国内市场对于产品开发的重要性，赤松提出了日本产业成长的“引进→进口替代→出口成长→成熟→逆进口”模式，但韩国产业直接面向国际市场，因此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韩国。
(12) 以日本为例，1960年专业农户、一类兼业农户（以农业为主的兼业农户）、二类兼业农户的比例（以兼业为主的农户）各占1/3。到了2000年，这一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专业农户和一类农户迅速减少，二类农户急剧增加到67％，已非真正意义上的农家了。参见罔部守、章政：《日本农业概论》，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第30～31页。
(13) 有学者指出，直接决定劳动力外流的是非农部门的就业机会，而非两部门间的收入差距，这种收入差距的存在只不过是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随着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下降，将会有更多的农业人口外流，进一步形成农业空洞化。参见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景文学等译，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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