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运动事件词汇类型的历时迁移_罗曼语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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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引言

根据表示路径的语义要素①由主要动词还是由附加语编码,Talmy(1985,1991,2000)将运动事件词化类型(typology of motion event integration)②归纳为两类:V型(verb-framed,动词构架,表示路径的语义要素由主要动词编码)和S型(satellite-framed,附加语构架,表示路径的语义要素由附加语编码),并据此将语言分为V型语和S型语。英语是S型语的典型,如(1a),表示路径的语义要素由附加语out编码,主要动词float融合[方式+运动];西班牙语是V型语的典型,如(1b),主要动词salir(出)融合[路径+运动],而副事件(在此为[方式])由非限定性动名词形式(gerundive form)flotando编码③。

近年来,大量文献从共时平面对现代语言的词化类型进行了验证和探讨(如Groft et al.,2010;IbarretxeAntuano,2004;Matsumoto,2003;Slobin,1996,1997,2004;Slobin & Hoiting,1994;Zlatev & Yangkland,2004等)。然而,语言是不断演变的,若只看共时,往往似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觅其解。Talmy(2000:118-120)也指出,词化类型存在历时延续和转移(maintenance and shift)的现象。有的语言历经演化、重建,延续了原来的类型,如德语、希腊语;而有的语言则发生了类型转移,如拉丁语(S→V)、汉语(V→S)。遗憾的是,Talmy未曾对此做详细具体的描写和论证,也就留给我们以下问题:

1)如果词化类型的确存在历时转移,其演化的具体过程和机制是怎样的?

2)不同路向(S→V vs.V→S)的演化机制有何类型学差异?

本文拟就以上问题,对比罗曼语史和汉语史词化类型的转移途径与机制④,从中归纳出词化类型演变的一些类型学规律,并由此加深对汉语乃至人类语言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认知。

一 罗曼语词化类型的历时转移

1.1 S→V演化例示

现代罗曼语由古典拉丁语(Classical Latin)、后期拉丁语(Late Latin)发展而来(参看史文磊,2010:附录“拉丁语→罗曼语族路径动词源流表”),其词化类型表现出S→V演化倾向。例(2)是现代罗曼语的拉丁语源词形式,它们在现代已是单语素词(simple form/monomorphemic)(Stolova,2008),[路径]与[运动]融合于主要动词,V型;与此相对,其源词却是复合结构(compound)⑤,[运动]由动词词根编码,而[路径]则由前缀编码,S型。

(2)内移:intrare<in-(在内,向内)+*trare(跨越)

上移:ascendere<a/ad-(朝向)+scendere(攀爬)

下移:descendere<de-(向下)+scendere(攀爬)

外移:exire<ex-(向外)+ire(行走)

往至:pervenire<per-(通过)+venire(到来)

1.2 S→V演化机制

归纳起来,罗曼语S→V转移途径主要有:强词汇化和“运动”信息融合。

1.2.1 强词汇化

这里的词汇化指原先大于词的单位凝固为词汇性单位的过程(Brinton&Traugott,2005;董秀芳,2002;蒋绍愚,2007:401)。词汇化程度有强弱之分,强词汇化:之前的组合形式融合在一起,甚至有的形式脱落,形成一个无法分析的单位;弱词汇化:尽管各部分形式依旧可以分析,但已表现出固化倾向,在搭配选择上受限。强词汇化在罗曼语S→V演变过程中有两种类型,即:“词缀+动词词根”、“介词/前缀+名词”。

(一)“词缀+动词词根”。词汇化之前,形义对应关系透明(transparent),词汇化之后,词缀与词根融合为一个单位,形义关系晦暗(opaque)。如此一来,原先各有所依的双语素结构被重新分析为一个单语素词。如例(2)descendere(下移),语义本是可分析的,但随着词汇化而逐渐模糊。在现代意大利语中,既能看到附缀词形descendere,又能看到失缀词形scendere,皆表“下移”。这说明前缀DE-已进一步融合而发生脱落,其语义值不再透明,成了可有可无的形式。intrare、exire及pervenire在现代罗曼语中都有强词汇化倾向。

以上生成的路径动词,其[路径]意义比较纯粹。还有一种生成[路径+方式]的情况,如法语a-fluer(古代:朝向-飞)→affluer(现代:飞向)(Kopecka,2009:417),分别表达“路径”和“方式”的两个形式融合在一起,形成综合性词化结构。此类模式晚近才产生(Kopecka,2009:419),跟汉语词化结构从综合到分析的演化倾向呈相反趋势(史文磊,2010)。

(二)“介词/前缀+名词”。如*adripare是罗曼语表“往至”义的一个源词形,该形式源于拉丁语介词短语ad(朝、向)+ripa(水岸)。ripa有界标(landmark)功能⑥,所以伴随着该介词短语(朝向水岸)的词汇化,原先的介词与名词融合为一个词汇单位,被重新分析为路径动词,引申出“朝向路标行进”之义,S型结构由此变为V型⑦。法语dégringoler(倒塌)源自dé(s)-(离开)+gringole(小山,斜坡),现代法语中gringole已无法独立成词,但dégringoler却作为不可分析的词存活下来。

1.2.2 语义要素融合

(一)[运动]融入名词。如后期拉丁语*mrntare是现代罗曼语表“上移”义的一个源头,该词源于拉丁语名词mons、montis(高山、山脉),本身包含“向上、上”的[路径]信息,但没有[运动]信息。到后期拉丁语*montare,[运动]融入,从而派生出法语monter、意大利语montare、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muntar等动词。

(二)[运动]融入形容词。如表达“上移”的*altiare(后期拉丁语)<altus(古典拉丁语)。altus是形容词,“高”义,由此发展出*altiare和后来各罗曼语中的路径动词。该发展过程中[运动]融入包含[路径]的形容词中。

1.2.3 词义引申

罗曼语有些路径动词由词义引申而来,如partiri/partire本义为“分离(to divide)”,后来引申出“离开”义。sallre本义为“跳跃(to jump)”,后从垂直方向的运动引申出水平方向的“外移”义。

1.3 现代法语词化类型的多样性

法语是现代罗曼语的重要代表。除使用V型以外,现代法语同时采用S型结构:[路径]由前缀编码,空出来的动词词根槽位(slot of verb root)用来表达[方式]。如(引自Kopecka,2006:85(2)):

例(3)之envoler,分别由表[路径](离开)的前缀en和表[方式](飞)的动词词根voler组合而成S型。可见,现代法语的词化结构呈现出多样性。

1.4 拉丁语结构在现代法语中的遗存

一方面,古代法语S型结构占优势,现代法语V型结构占优势;另一方面,现代法语依然有一些S型结构在使用(参看Kopecka,2009)。这主要是由于拉丁语结构在现代法语中的遗存使然。具体说,路径前缀在15世纪之前的法语中能产性很高,可以用来构成大量新的复合词;然而15世纪以后,这些前缀逐渐丧失了能产性,构成新词的能力大大衰退。如前缀a(d)-(朝、向)(参看表1),13世纪,构成的新词竟达312个,可见其能产性之高,而此后构词能产性迅速下降,到15世纪以后,基本上不再用来构成新词了。

一个形态句法范畴丧失能产性以后,往往会导致其遗存结构的词汇化(董秀芳,2009),法语前缀丧失能产性以后,带来了同样的后果。在法语S→V转变过程中,前缀与动词词根结合,词汇化程度高的(强词汇化),结构变得晦暗不可分析,从而凝结为路径动词;少数词汇化程度低的(弱词汇化),条件性地(如能产性低、搭配受限)遗存在现代法语中,成为少数S型结构的来源。由于越来越多的“前缀+词根”组合发生强词汇化,造成了现代法语V型结构占主导的局面。由此看来,现代法语共时平面中的不同词化类型反映了不同的历史层次。

二 汉语词化类型的历时转移

2.1 上古汉语对V型结构的偏好

既有研究大多主张上古汉语是典型V型语(Li,1993、1997;Peyraube,2006;Talmy,2000:118-119;Xu,2006)。归纳起来,论据主要有三点:

Ⅰ.大量的路径动词单用,是V型结构;

Ⅱ.现代汉语动趋式中的趋向补语在上古汉语句法性连谓结构中是主要动词;

Ⅲ.方式由动名词成分(gerundial phrase)或副词性成分(adjunct)表达。

Ⅰ、Ⅱ两点旨在证明上古汉语运动事件路径由主要动词表达,这样就符合V型结构的形态-句法属性标准,Ⅲ用来支持Talmy对古汉语的假设:古汉语是西班牙语型的V型语。本文的调查结果显示,一方面,上古汉语并非典型的西班牙语型的V型语,另一方面,上古汉语也确实表现出较强的V型语倾向,但策略不同。论析如下:

(一)Ⅰ是可以证明上古汉语表现出V型语倾向的重要证据,但问题是,上古汉语不仅有路径动词单动式,还有方式动词单动式及动词谓语连用结构,所以单凭路径动词单动式断言上古汉语是V型语,不足以令人信服。根据笔者对上古汉语表达运动事件所用动词结构的调查(见表2),纯路径类动词结构占总数的73.75%,方式类和“方式+路径”类动词结构分别只占11.25%⑧、11.56%。可见,上古汉语路径信息表达占绝对优势,从而使得上古汉语表现出很强的V型语倾向。据此来看,少用句法性连谓结构,而多用纯路径类动词结构(V型结构),是上古汉语保持V型语倾向的重要策略。

(三)Li(1993,1997)对Ⅲ进行了详细论证,他认为,上古汉语是类似于西班牙语的V型语言,路径由主要动词表达,而方式由动名词成分或副词成分表达。其证据主要是例(4)所列的诸条文例:

例(4a)之“出奔”可以看成两个动词并列。Li说,从语境来看,我们无从断定是先“出”后“奔”,还是“奔”作为方式伴随着行为动词“出”,如果理解为后者,则“奔”就可以视为副词性成分,换言之,“奔齐”充当动名词短语修饰主要动词“出”。仔细推敲一下会意识到,Li似乎是受到了现代英语“主要动词+副词性修饰语”结构(如come slowly)的影响,认为上古汉语也存在此类结构,而事实上这种结构不符合上古汉语的语法。此其一。其二,句中“奔”是“逃向”义,按语境理解,语义重心在“奔齐”,而非以“奔齐”的方式“出”,若依后者理解,于情于理都难以令人接受。试比较例(5)、(6),例(5)之“出”、“奔”构成连动式(与(4a)同),例(6)之“出”“奔”则分属于连谓的两个动词小句。两句划线部分内容相对应,足以说明“出奔”为句法性连动结构,“奔”绝非副词性从属成分。

(4b-c),Li将“以蔡侯献舞”、“(凡伯)以”分析为动名词短语,描述“归”的方式。看作方式,这没问题,问题是“以”在此理解为动名词是否合适?首先,(4c)之“以”恐怕已是连词;其次,“以”字结构并非只能修饰路径动词,还可以修饰方式类运动动词,如例(7)。此类表达方式的手段是除了主要动词以外的另一种表达手段(Slobin,2004),无论V型语抑或S型语,都有此类结构。因此,表伴随性方式的“以”字结构的存在跟该语言是S型还是V型无关。(4d),Li认为,“大”作为副词性成分修饰主要动词“去”(V型),所以上古汉语是V型语。该论断面临着与(4b-c)同样的问题,即,不单是“副词性成分+”类结构(大去),“副词性成分+(+)”类结构(S型)在上古汉语也不少见,同理,我们无法就此断言上古汉语是西班牙语型的V型语。(4e),Li认为“退飞”是与主要动词“过”分开(separated)的动名词短语,表达运动方式。但按照上古汉语的表达习惯,这里描述的显然是两件事,先说六鹢退飞,后说六鹢过宋都,这是典型的动词短语连用结构,在上古比比皆是。前后分开,更是连用结构的重要标志。

可见,Li所列例证大多不能成立,不足以证明上古汉语是西班牙语型V型语;事实上,上古汉语运动事件的表达模式与西班牙语差别很大。调查发现,上古汉语方式信息的表达手段绝非一种,除主要动词之外,尚有副词性短语、连谓结构之、独立小句等;而上古汉语词化类型表现出V型倾向的策略来自语用倾向(language use),而不能单从句法结构(language structure)判定。路径动词单动式占绝大多数,是上古汉语表现出较强的V型语倾向的重要策略。

2.2 汉语词化类型历时演化的证据

尽管对现代汉语词化类型的归属尚存争议(沈家煊,2003;Chen & Guo,2009;Croft et al.,2010;Chu,2004;Lamarre,2005;Li,1993、1997;Matsumoto,2003;Tai,2003;Talmy,2000),但古今相较,现代汉语表现出S型倾向是没问题的。历时方面的证据如下:

其二,从语用倾向来看,如表2所示,上古汉语以路径动词单动式为主(V型),现代汉语则以“方式+路径”动趋式为主,S型结构在汉语史上呈渐增趋势。

其三,从动词语义要素包容度来看,也可证明汉语词化类型的演变。根据Slobin(2004)的报告,就综合性词化模式[运动+方式+路径]的使用比例来看,V型语要高于S型语,换言之,V型语运动动词对综合性词化模式的接受度高于S型语,S型语[方式]和[路径]两类要素表现出互补分布的倾向。

表3分别给出了英语、土耳其语、现代汉语和上古汉语对应不同词化模式的词汇项。英语是较典型的S型,故其融合模式有[运动+方式]和[运动+路径],但难以找到对应于综合性模式[运动+方式+路径]的词项;相对而言,土耳其语是较典型的V型,所以有V型[运动+路径]和综合性结构[运动+方式+路径],却难以找到S型结构。上古汉语词化模式更接近于V型(上车、登车),而现代汉语更接近于S型(爬到车上、)。不仅表3所列概念,上古汉语大量综合性结构到近现代以后演变为分析性结构(参看史文磊,2010:第二章)。这证明汉语词化类型表现出V→S倾向。

Rappaport Hovav&Levin(2010)提出:英语(S型)运动事件的方式和结果(或状态改变,在此指[+抵界/逾界]类[路径])在概念化过程中有互补分布的倾向。一个动词或者倾向于只融合[方式],或者只融合“[+抵界/逾界]”类[路径],不可兼有。根据本文的调查来看,上古汉语不太符合这个原则,因为上古汉语有大量的综合性动词,既融合了结果([路径])又融合了[方式];而在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词化类型的演变,汉语逐渐呈现出[方式]与[路径]互补分布的趋势,表现出英语型(即S型)倾向。

2.3 V→S演化机制

总体而言,上古汉语的词化类型发展到现代汉语表现出V→S类型学转移的倾向,然而,就转型的途径和机制,仍有待深入探讨:1)既有研究认为,汉语V→S转变主要是依靠连动式语法化为动趋式来完成的(Li,1993,1997;Peyraube,2006;Xu,2006),问题是,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途径,同样演化出S型结构?2)即便是第一条路子,也值得继续讨论:语法化的具体过程是怎么样的?是否所有的路径动词都完成了转变?这对汉语向S型语的发展有何影响?3)现代汉语是否彻底完成了V→S的转型?其表现是什么?下面详细论述汉语词化类型的演变过程。

2.3.1 连动式语法化

双句法核心的连动式(如上古之“走入”)发生语法化而核心左倾,成为单句法核心的动趋式,是汉语向S型发展的重要途径。概言之,趋向补语的语法化沿以下步骤向前推移:

2.3.1.1 第一步:主要谓语降格为次要谓语

语法化链第一步是路径动词V2从主要谓语降格为次要谓语。有关这一环实现的时间看法很多,如何乐士(1984)认为《左传》中便有了趋向动词补语。问题是,怎样才算是动趋式,未见明确的标准。从一个结构向另一个结构的语法化历程往往是漫长的。对于缺少显性形态标记的汉语而言,单从语义上判断很难得到一致答案,这就促使我们找寻形式上的标志。根据梁银峰(2008)、魏兆惠(2005)、Peyraube(2006)等的研究,中古汉语三类非常规句法格式的出现与推广为连动式向动趋式的转化提供了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类格式中,例(9Bb-C)皆表他移事件。他移事件是向趋向补语语法化的重要环境。太田辰夫(2003[1958]:200)早就指出,趋向补语的产生和使成复合动词(即他移)有很深的关系,可谓一语中的。Peyraube(2006)也说,例(9Bb)中的“去”显然更容易语法化为补语。他移事件的位移体是受动而为,具有[-自主]、[-可控]等语义特征,从而导致更易失去运动性和句法核心地位。因此,往往是他移事件中先发生句法核心左倾,而后类推至自移事件⑩。一般而言,在语法化过程中,形式演变要滞后于意义演变(Hopper,1991)。从上述非常规格式出现的时间反推可知,连动式的语义演变应当早在汉末就已经开始了,而指向动词“来/去”很可能是最先语法化为补语的两个路径动词。

2.3.1.2 继续推进:结果补语、时体标记

演化为趋向补语以后(ii),的语法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沿着语法化链继续前行,又发展出了结果补语(iii)、时体标记(iv)等用法(参看曹广顺,1995;梁银峰,2007;蒋冀骋、吴福祥,1997;徐丹,2004等)。以“上”、“下”的语法化为例:

[上]

“i、ii、iii、iv”分别代表语法化链的四个阶段。调查可知,与“上”、“下”类似,还有一些动词都走完了上述语法化链(见下文表4)。

概括起来,用来判定S型语的标准主要有三:

Ⅰ.S型语的[路径]信息由附加语承担,[路径]与[运动]分别由不同的表层形式表达。

Ⅱ.与主要动词相比,附加语是一个相对封闭性的类别(closed-class),即数量有限。

Ⅲ.通常S型语之附加语可以用来编码路径、体、状态改变(结果)、行为序列和行为实现(11)。

当连动式之语法化为趋向补语,便符合了标准Ⅰ;当趋向补语发展出结果补语、时体标记,标准Ⅲ得以满足。现在来看标准Ⅱ,即附加语是一个封闭性类别,数量有限。笔者对汉语中一批路径动词的历史演变做了调查,结果显示,由古至今,汉语的[路径]表达形式逐渐从非封闭向封闭类范畴过渡,其途径大致有四:1)在句法性连动式向S型结构转化的过程中,一批路径动词没赶得上演化就衰退了,如:逸、各、赴、于、戾、及、即、之、适、如、诣、逾、复、还、返、陟、济、堕等。2)汉语运动动词词化模式从综合性到分析性的历时演化。上古汉语多综合性动词,往往兼融[路径]和其他语义要素(如[方式]、[致使]、[背景]、[主体])(史文磊,2010:第二章),这其实是扩大了表达[路径]义动词的数量。中古以后,事件要素呈分析性发展趋势,[路径]倾向于由专门的词形记录,而不再与其他要素共容,从而压缩为一批专门融合[路径]的动词。3)有一批路径动词,在演化过程中倾向于只出现在的位置,如:离、逃、超、越、归、退、登、降、落(自移)等,如此一来,这批动词就难以语法化为附加语。4)还有一批路径动词在演化过程中语法化为介词,如:“循、经、向、往”等,这也减少了路径动词的数量。上述四方面变化,导致动趋式之成员数量缩小。时至近现代,汉语的趋向补语系统表现出极强的择一性,每一类语义范畴往往只选择一个词项,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类别,从而逐渐满足标准Ⅱ。现代汉语动补式(动趋式和动结式)正显出大增之势,使得现代汉语表现出较强的S型语倾向。

2.3.1.3 强势类推:其他结构重新分析为动趋式

动趋式逐渐成为强势结构模式,不断向其他结构类推,从而使得其他结构也被重新分析为动趋式。这也是汉语词化类型向S型转移的一条重要途径。举例如下:

(一)并列式的动趋化

有些类型的事件表达,最初主要用单动式,后来大概由于双音节韵律模式的规约,出现了同义动词并列式,常常可以逆序,近代以来,在动趋式强势类推的作用下,并列式被类化为动趋式。以“越过”为例:

(i)单动式→(ii)并列式→(iii)动趋式

(二)路径动词连用结构的动趋化

中古汉语以前,常常见到多个路径动词连用的句法性连动式,如:

(三)中立动词的位移化

大约南宋以来,有一批中立动词(neutral verb)(zalskan&Slobin,2003;Chen&Guo,2009),单用时并非运动动词,不具有整体位移性(translational),但当它们后面附上趋向补语以后,整个结构同于动趋式,也有了位移义。如:

2.3.2 语义要素分离

从语义表达的古今对应而言,[运动]最初跟[路径]共融于同一动词,后来分离出来,由不同形式编码,从而产生S型结构。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伴随句法性连动式的语法化以及动趋式的类推,句法核心左倾,路径动词所承担的[运动]要素与[路径]要素分离,专由承担,从而产生S型结构。例如:

(23)自移:过→行过、走过;来→走来、飞来;出→走出、跑出;还、回→走回、奔回;入→走入、走进;至、到→走到、跑到

(24)他移:走→赶走、打跑;入→放入、放进;出→挖出、捉出;来→拿来、担来;去→除去、拔去;起→扶起、提起

从上述演变我们还可以看到路径动词单动式是如何向S型结构靠拢的。一方面,伴随着汉语运动事件语义要素词化模式从综合到分析、从隐含到呈现的演化,上古综合性动词所融[路径]和[方式/致使]逐渐分离,导致了路径动词数量逐渐减少,从而压缩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类别(参看2.3.1.2);另一方面,分离出去的[方式/致使]要素往往要出现在,促生了S型结构。此类语义要素的分化对汉语从V型到S型的演化影响较大。

2.3.3 双音节韵律模式与汉语S型结构之强化

从上古末期以来,汉语对双音节韵律模式表现出愈来愈显著的偏好(冯胜利,2000、2005)。双音节模式无疑为汉语从句法性连动式(E型)和路径动词单动式(V型)向动趋式复合结构(S型)的转移提供了强有力的形式条件(Li,1993、1997;Xu,2006:146—188),有了这个结构模式的规约,上古汉语用单音节的,现在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双音节的动趋式。表2显示,现代作家们使用动趋式的比例远远超出使用单动式的比例。

2.4 现汉词化类型多样性以及古汉语在现代的遗存

现代汉语多采用S型,但同时又有V型(进、出)及一些非典型结构(见下文分析),表现出多样性。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在汉语向S型转移的过程中,古代以及演化中的结构在现代的遗存使然。有以下四种情况:

2.4.1 单动式的遗存

现代汉语词化类型多样性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路径动词单动式的存在,这批单动式动词既能充当趋向补语,又能单独充任主要谓语,被视为现代汉语V型结构的主要来源。然而,正如前文所言,跟古代汉语比较起来,大量路径动词(包括纯粹的路径动词和综合性路径动词)后来都衰落了。到现代汉语中,剩下的这批路径动词数量少之又少,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类别,而且其词义结构中大多只剩下纯粹的路径意义了。笔者对汉语史语料样本的调查结果显示,从上古到现代,汉语史四个阶段路径动词的使用种数(types)依次是:23、25(13)、16、13,趋减及封闭化走势明显。有鉴于此,我们将现有的路径动词单动式看作古代V型结构在现代汉语中的遗存。

上揭划线诸例在现代汉语中很难理解为动趋式,表现在:1)无法扩展。不能说“走/打/奔/坠(得/不)入、走/行(得/不)至、驶(得/不)抵”;2)一般的动趋式中,补语往往轻读,但“入、至、抵”之类一般不轻读;3)搭配能力和使用数量有限,能产性低。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上述路径动词(人、至、抵)发生了语素化,一般不再成词单用,从而导致整个结构的弱词汇化。V,“奔、坠”也有语素化倾向,所以“奔入、坠入”听起来要比“走入、打人”词汇化程度更高一些。如前文所言,当一种句法范畴或成分衰落以后,往往会存留一些结构形式,此时就很容易发生词汇化,这与罗曼语S型结构在现代的遗存异曲同工。因此有理由认为,弱词汇化导致了少数连动结构向S型结构(动趋式)转化的阻断。

2.4.3 类推导致的杂糅结构

有一批结构受到动趋式类推。问题是,有些并未完全转为典型的S型结构,而是表现出“杂糅”的特点。如前面提到的“并列式的动趋化”(登上、越过、超过)、“路径动词连动式的动趋化”(进到、回到),前后两个成分都包含路径信息,不是典型的S型结构;“中立动词位移化”形成的动趋式中,有的已经转化为S型结构(摸进、站到),而有一些则貌似S型结构,但表达的意思有别(坐到、躺到)。上述杂糅结构可视为动趋化类推过程中产生的非典型结构。这些非典型结构也是现代汉语词化类型多样性的重要来源。

2.4.4 语法化链阻断

走完了语法化链的路径动词,基本上就符合了S型结构的三条标准。然而,现代汉语中并非所有路径动词都走完了语法化链。

(34)a.他走进了公园b.他进了公园

(35)a.他走过了公园b.他过了公园

Talmy(2009)认为现代汉语例(34a)“走进”类结构是E型结构,而例(35a)“走过”类是S型结构。原因是(34b)之“进”(,单用)和(34a)之“进”(,补语)语义功能相同;而(35b)之“过”(,单用)与(35a)之“过”(,补语)语义功能不同,前者是路径动词,强调经过,后者表达了运动结果,不强调经过。因此,在Talmy看来,有没有进一步语法化,是判定典型S型结构的重要指标。从笔者所调查的词项来看,除“进”之外,“出”、“回”等也是如此,它们在语法化链上只走到第ii步,没有继续前行,这样就不太符合S型语标准;各项路径动词演变大致可以归为如下几类:

根据Kopecka(2006),古代法语中有同一形式的不同语法化阶段共存于同一共时平面的情况,譬如par(-)、sous(-)、tres(-),同时具有副词、介词、助词(particles)及前缀的功能。这跟近代汉语以来的趋向补语有相似之处,趋向补语同时有补语和主要动词两种功能(有的是前置词和主要动词两种功能并存,如:经、沿)。

就现代汉语而言,各类词化结构可以排成一个连续统(V→过渡型→S型),列表如下:

三 总结和讨论

(一)上古汉语并非纯粹的V型语,更非典型的西班牙语型的V型语。其单动式是V型结构;连动式是E型结构,句法地位对等。事件表达多用路径动词单动式而少用连动式,是上古汉语保持较强V型语倾向的重要策略。近代汉语以来,基本符合S型特征的动趋式愈加流行,所以总体而言,现代汉语表现出S型语倾向。

(二)语言的历史是一个连续统。从历时发展的角度考量,汉语表现出不断远离V型而逐渐向S型靠拢的倾向。途径大体有二,一是语法化;二是语义要素分离。

A.语法化。发生语法化,导致了句法运作的连动式发展为短语(甚至词法)运作的动趋式;在此基础上,许多进一步语法化为结果补语、时体标记,从而使得汉语不断向典型S型结构过渡。该演变过程是“E→S”的过程,而非“V→S”的过程。可以概括为:

伴随动趋式不断兴盛和双音节韵律模式的推动,这一强势结构类推至其他结构(如并列式、连动式、中立动词结构等),促使其他结构也向动趋式过渡,也产生了一批S型结构(及杂糅结构)。

另外,从古今表达的对应结构来看,其他结构改用动趋式,亦是一条重要途径。如路径动词单动式改用动趋式(至→走到),可以概括为:

B.语义要素分离。上古用的路径动词单动式,后世逐渐发生[运动]要素分离,[运动]要素分离以后,转由表达,[路径]要素贮留在语法化为补语的中,从而产生动趋式(S型)。动词词化模式从综合性向分析性转化,导致路径动词封闭化,也是汉语向S型结构靠拢的重要表现。

(三)汉语词化类型在转型过程中,有些古代的结构或转化过程中的杂糅结构在现代汉语中遗存,从而导致了现代汉语表现出词化类型多样性的特点。

(四)对比汉语和罗曼语词化类型的转移具有重要的类型学价值:1)汉语和罗曼语的词化类型转移呈相反方向走势,汉语是“V→S”,罗曼语是“S→V”。可见,词化类型的迁移并非像语法化那样表现出单向性的倾向,而是既可以从V到S,也可以从S到V;2)二者转移的机制基本是反向的:罗曼语主要经历了强词汇化和语义要素融合,汉语则主要是语法化和语义要素分离;3)现代汉语和罗曼语词化类型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性,这跟各自的历史演化和积淀有重要关系。

(五)现代汉语和罗曼语词化类型多样性说明,词化类型是原型范畴与原型范畴的区分,要看倾向,不宜绝对化。我们在承认现代汉语表现出S型语倾向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汉语本身词化结构的多样性。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语言类型的变化性,于历史变化中看问题,才不至于僵化。

初稿曾在浙江省语言学会第15届年会(2010.12·温州)上宣读。业师汪维辉、张洪明二位先生指导良多,陈练军、李风祥、刘丹青、钱志安、吴福祥等诸位师友及《中国语文》审稿人为本文的完成及修改提供过热情帮助和宝贵意见。统致谢忱。文中疏漏,其责在我。

注释:

①本文相关的表层形式和概念要素依次翻译为:main verb/verb root=主要动词/动词词根;satellite=附加语;PATH=[路径];MANNER=[方式];CAUSE=[致使];MOTION=[运动];GROUND=[背景];FIGURE=[主体];framing event=构架事件;co-event=副事件;core schema=核心图式。需要说明,1)附加语是Talmy新创的概念,指的是与主要动词(或动词词根)平级的(sister relation)、除名词短语和介词短语补足语(complement)之外的语法类别。附加语既可来自形态层面(词缀),亦可来自句法层面(自由词),跟动词词根是依附成分与核心的关系(2000:101-102)。例如英语go out之助词out、汉语“跑过”之补语“过”。2)[运动]是个抽象概念,笔者认为,它是形态-句法核心在运动事件概念结构中的投射。3)本文所言运动事件指发生整体位移(translational)的事件,所言运动动词指蕴含了位移运动事件的动词。

②为表述简便,下文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简称词化类型。

③西班牙语亦可使用S型结构,但受逾界(boundary-crossing)制约。表达逾界类路径时(过、进),必须用V型,表达非逾界类时,亦可用S型(参看Aske,1989;Slobin,1997)。

④Slobin(2004,2006)对英语做过历时考察,发现英语在19世纪产生了大量方式动词,结果使得现代英语在区分动作方式上更加精细化。这是英语向S型语转移的重要证据,但是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

⑤极个别的由词义引申而来或是借自希腊语。

⑥自然界标(environmental landmark)是路径范畴的重要来源(Svorou,1994:204)。

⑦感谢审稿人提醒笔者,拉丁语的介词短语历经词汇化后成为路径动词,这是由虚转实的违背语法化单向性的演变。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并非介词向动词的演变,而是介词短语发生词汇化,而后整个形式用作动词。这跟下文所言[运动]融入名词、形容词当属一种现象,即在句法上都可以归为词类的转类。

⑧且许多是综合性的或直接带背景NP的动词,如“奔、乘、登、济、驱、涉、逾、越、追、坠、逐”等。

⑨汉语史各阶段语料的选取以及详细统计请参看史文磊(2010:第四章)。现汉数据引自Chen&Guo(2009:1760)。Chen&Guo将现汉“方式动词(M)+指向动词(D)”归入“纯方式”类结构,笔者认为应归入“方式+路径”类,因此对有关数据做了修正。Huang&Tanangkingsing(2005:315 Table 1)将[MD]结构归入[MPD]类,而未归入“纯方式”类,跟本文处理相同。

⑩汉语运动事件连动式语法化的机制和动因与本文主旨的关系不甚密切,将另文详述,此处不赘。

(11)Talmy(2009)以汉语路径动词处在和单用时语义不同作为判断是否已经是附加语的标准,但这里其实主要是指引申出结果、时体意义的和单用时的区别。

(12)审稿人提到:文章列举“并列式的动趋化”、“路径动词连用结构的动趋化”等演变,但从文中所举例子看,这些过程跟连动式的语法化很难区分。感谢审稿人提醒笔者这一点。这里“并列式的动趋化”强调的是两个同义路径动词并列,而后受到动趋式类推,用为补语。尽管所表路径发生分化,但仍有所重合或羡余。“路径动词连用结构的动趋化”强调的是东汉以前各类路径动词连用结构后来被重新整合为其他动趋式或介词结构。“中立动词的位移化”强调的是中立动词以前不表位移,近代以来进入该格式以后,具备了位移动词的功能,表运动方式,这同时为汉语表现出S型语倾向注入了语言使用层面(Slobin,2004)的动力。从历时演化来看,现代汉语中的非典型S型结构往往是那些由于类推形成的“杂糅”结构(表5)。鉴于这些结构跟本文所言典型的连动式语法化(见2.3.1.1-2)不同,以及它们的特殊地位,我们将它们单独分析。

(13)样本调查结果显示,中古比上古略多,但总体发展趋势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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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运动事件词汇类型的历时迁移_罗曼语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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