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政治的苦恋——张志民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张志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1999)03-0134-07
一
什么是诗？对于不懂诗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恐怕会简单到如同什么是白菜一样。可是对于懂点诗特别是还要写点诗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却似乎成了一个很难参透的文学之谜。张志民是一位诗人，是一位早已载入诗史并且将继续留存于诗史的诗人。可是直到1978年在他与诗歌结缘已长达30年之后，他在《诗魂·血滴》一诗中还是写下这样沉甸甸的诗句：“为探索／诗的奥秘，／曾染成多少——／白发，／送走了多少——／青春！／为寻求／诗的定义，／曾困扰过多少／今日的／——学者，／已故的／——先人。”自然，在这首诗篇中，张志民还是依据自己新的体验和理解，对“什么是诗”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说：“那不是／一行行墨写的／——诗句，／而是／一串串滚烫的／——血滴！”
把诗，或者说把“诗魂”理解成诗人“一串串滚烫的／——血滴”，那么写诗就像杜鹃啼血一样，要付出诗人全部的真诚、情感和生命了，这是张志民在“十年浩劫”之后形成的新的诗歌观。“十年浩劫”，神州大地上一度人妖颠倒，荃蕙化茅，连张志民这位1938年（时年仅12岁）就参加了革命，并且一直以单纯的信仰和至诚的感情为革命唱着“颂歌”的诗人，也莫名其妙地被投进监牢，过了长达4 年之久的“单间生活”。“十年浩劫”使我们的民族，当然也使张志民陷入了沉思，他说：“人生旅途中的4年‘单间生活’， 使我有工夫想了想自己在创作上吃过什么苦头，有过什么教训？”（注：张志民：《“我”和我的诗》〔J〕，《十月》，1980，（3）。）显然，他的“诗魂＝血滴”说，是伴有对以往进行反思和反省意味的。
不过，张志民不是那种趋时、投机、随风倒的人，不是那种在见解和立场上善于“翻筋斗”的人。孙犁评价张志民有“热情诚挚”一语（注：孙犁：《张志民小说选序》〔J〕，《小说林》，1981，（2）。），可谓知人之论，否则，“十年浩劫”中他就不会遭受牢狱之灾，至少不会遭受4年之久。他是一位忠于信仰的人， 是一位对革命政治始终抱有异乎寻常的热情的人。他的诗歌始终与政治结缘，他的“诗魂＝血滴”说，是在读政治抒情诗《天安门诗抄》时生发出来的议论，本质上也还是政治化的诗歌观。这种新的诗歌观固然对以往带有反省的意味，但反省不是反叛，而是认识的提高和深化。在这里，政治情结依然如故，多了的只是对政治的深层理解，只是对把政治意识转化成诗歌艺术的创造机制的深刻体验。因此，如果把张志民的“诗魂＝血滴”说看成是政治诗人对诗的“相知”，那么，张志民的诗歌创作生涯坎坎坷坷，就简直是政治与诗的“苦恋”了。
二
张志民奉献给中国现代诗坛的第一批诗歌，是写于1947—1949年间的《王九诉苦》、《死不着》、《野女儿》、《欢喜》和《接喜报》等。就是这批诗歌，使当时才20岁刚出头的张志民（他生于1926年）崛起于燕赵山野间，和李季、阮章竞等并列为解放区民歌体叙事诗的代表诗人。这是张志民与诗歌结缘的起点，也是张志民作诗之旅中政治与诗苦恋的起点。阅读这些诗歌，谁都会首先感受到在革命摇篮中长大的年轻诗人那强烈的政治动机和弥漫在诗篇中那种真纯的政治情怀。政治动机之强烈与单一，政治情怀之真纯与显豁，笼盖在所有诗篇之上，以致使诗人不曾顾及他笔下的人物和题材是否有些雷同？因为所有诗篇诉说的似乎只是一个故事，一个真理。王九也好，“死不着”也好，“野女儿”也好，他们的人生悲喜剧无非都是因穷困而佣工，因佣工而受欺，因受欺而反抗，因反抗而家破人亡，最后又因土改而翻身，因翻身而欢喜。雷同的“叙事”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叙事文学更为关注的题材的丰富性和人物形象的深刻性，但却以反复出现的情节画面，强化着诗人渴望利用叙事诗的形式表现和讴歌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农民斗争和诉苦翻身的政治之情。
但是，张志民奉献给中国现代诗坛的这第一批诗歌，仍不失为当时解放区诗歌中的“好诗”。1947年《王九诉苦》发表后不久，老革命家兼诗人萧三就写过一篇评介文章，题目即是《我读了一首好诗》（注：萧三：《我读了一首好诗》〔N〕，《人民日报》，1948年5月15日。）。的确，就“诗”的艺术层面而言，这批使张志民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诗作，一出手就显示出年轻诗人驾驭群众口语和点染人物情态的深厚潜能。通俗化、大众化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解放区文学普遍的美学追求。张志民出身于农家，参加革命后虽在部队里任过文化教员、宣传干事、指导员、教导员等职，但他的根始终深植在民众生活的沃土之中。农民的口语心态他耳熟能详，民间的歌谣小调他也多有所知，这使他一开始写诗就近乎本能地选择了通俗化、大众化的诗歌道路。他善于吸取说唱文学的营养，在二句一节的拟信天游体中把原汁原味的群众口语，调理得生动自然、韵味十足。如“进了村子不用问，／大小石头都姓孙”（《王九诉苦》）；“听娘说：‘生我那天生来喜，／来喜家是有钱的’”（《死不着》）；“上了绳套跳进坑，／死活哪由自个儿定”（《野女儿》）等，其中口语自身的天籁，怕是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诗人都学不来的。如果说点化口语为诗语，尽可能多地开掘大众口语自身平易、质朴、生动和富于自然节奏等语言魅力，主要得益于诗人对这种语言的熟知和深解，那么善于摄取和描述富有诗意的生活细节和情境，点染人物的风神情态，就是张志民最突出的诗才了。《欢喜》一诗写年轻媳妇李二嫂对参军已半年的丈夫长胜的思念：“她悄声把那长胜唤，／又羞又喜烧红脸。／／‘扑啦’一声什么响？／以为长胜到身旁。／／李二嫂急忙把头回，／一只山雀头上飞。／／望望那山雀她暗喜，／‘小东西你也懂人意！’／／自言自语给谁听，／脸儿羞成个红灯笼。”在这里，诗人仅用了李二嫂耳听山雀振翅声便误以为丈夫到身旁的一个细节，便把她思念丈夫的专注和忘我写得兴味盎然。再加上诗人对李二嫂自言自语、自解自譬、自羞自笑的几笔白描，一个勤劳多情又稍含羞涩的农村少妇形象便呼之欲出了。明丽的画面，纯美的情愫，娇羞的人物，流转的意象交织在一起，弥漫成醉人的诗意，而这一切竟亏他全是用干净利落、妇孺皆知的口语写成的！
不过，语言也好，诗才也好，终究不是维系诗歌生命的最根本的要素所在。诗歌的生命之树首先必须植根于生活的真实沃土，并靠诗情的真诚之泉去浇灌。对于张志民这类政治观念常常是先入为主地注入他们意识的革命诗人来说，他还必须以自我生命的全部投入，在政治观念、生活真实、主观真诚之间追求同频共振的境界，只有这样理解，才庶几接近张志民的“诗魂＝血滴”说。张志民的第一批诗歌之所以可以称为“好诗”，更主要的原因正在于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张志民是农民的后代，他自能与农民同其痛痒。革命队伍的锻炼，无疑会进一步增强他的阶级感情。而1947—1948年间他在河北农村参加土改时所亲历的一次次诉苦大会，更使他对旧中国农村尖锐的阶级对立获得了滴血的体验，更使他对旧中国农民所遭受的深重灾难获得切肤之感。他耳闻了昔日的恶霸地主是怎样丧尽天良地抢男霸女、图财害命；他目睹了诉苦的农民是怎样的悲愤交加、声泪俱下，他情不自禁地与穷苦农民化身为一，共同体验着翻身时刻大悲大喜的情感波澜，这时，他的创作冲动出现了，他说：“愤怒的火催着我，激动的心催着我，要我写下来，写出地主的罪恶，写出农民的控诉。”（注：张志民：《如何在土改中体验生活》〔N〕，《文艺报》，1950年9月10日，第2卷第2期。）正因为这样，张志民奉献给中国现代诗坛的第一批诗歌，尽管诗人的政治意念是那么显豁，但这种意念却不是外加的，它没有脱离诗人对生活的带血的感受，其中既融入了诗人的至诚，也逼近了历史的至真。
当然，《王九诉苦》时代的张志民毕竟还太年轻，太嫩稚，太单纯。时代偏爱了他，生活成全了他。他作诗之旅中政治与诗苦恋的这个开局还算甜美，然而，倘细加品味，后口总留有一丝苦涩：我们年轻的诗人是太想按照某种现成的观念和简单的原则去净化原本是复杂的生活和人物了。不止是老一代农民翻身前都有过能体现农民阶级性的自发反抗的勇敢，不止是所有翻身农民都有着能体现新社会优越性的追求上进的积极，就连婚姻也成了“亲不亲，阶级分”的义符。“死不着”迟到的婚姻是“头天说定第二天娶”，但人人说好，因为结缡的双方是“翻身的婆娘翻身的汉”；“野女儿”苦难中的婚姻是姨娘包办的，倒也情投意合，因为这桩亲事是“一对苦瓜儿结姻缘”。
三
1959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张志民写了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祖国颂》，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祖国啊，我的母亲！／你美丽的青春／点燃我激动的血液，／再没有什么力量／能抑制我心头的烈火！／勒不住呵／——那激情的野马！／拦不住啊／——那爱情的长河！／虽然我没有闪光的诗句，／但那滚烫的语言／它已化作了火焰的瀑布，／要在我们的土地上／——倾泻！”这节诗完全可以视作张志民建国后诗歌创作的宣言。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这当代文学史所称的“十七年”间，张志民先是在北京军区政治部工作，后又转业到地方在出版社任职。他除了创作部分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外，先后出版了《将军和他的战马》（1951）、《家乡的春天》（1956）、《社里的人物》（1958）、《礼花集》（1960）、《村风》（1961）、《公社一家人》（1962）、《西行剪影》（1963）、《红旗颂》（1965）等八个诗集（上述诗集中的诗多有重复，但“十七年”间张志民创作的诗歌总数也当在500首上下），其中一以贯之的主题， 就是“倾泻”他对新生祖国的颂歌。新中国诞生的时候，张志民才刚刚23岁，即使到“文革”爆发前夕的1965年，他也才刚刚39岁。可以这样说，为“倾泻”对新生祖国的颂歌，张志民是毫不吝啬地支付了自己的全部青春。
但是，当我们重新披览张志民“十七年”间所写下的诗歌时，却不能不替诗人感到尴尬与惋惜。诗人满腔热情的付出并没有得到价值相等的回报，这只要看看张志民晚年在重新选编自己的诗集时不得不汰去一批诗歌，又不得不在一些他尚感弃之不忍的诗歌上大动手术，即可想见一斑。问题出在哪里？难道可以因此责怪张志民不该驾轻就熟地沿着建国前夕那批使他成名的诗歌的创作方向继续前进，继续执拗地追求诗与政治的相恋吗？但既然建国前夕张志民能够一举成功，何以“十七年”间却未能全然如愿？既然我们的老祖宗都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张志民执拗地追求诗与政治的相恋又有什么不可？看来，问题不出在这里。问题出在哪里？还得首先从张志民的诗歌创作出了哪些问题中去寻觅。
平心而论，张志民“十七年”间的诗歌创作，在诗与政治的相恋上还是有所成就的，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新中国那“美丽的青春”的揭示和歌颂。“十七年”间张志民也写了不少政治抒情诗，其中一个突出的内容就是讴歌祖国“美丽的青春”，但真正能把祖国“美丽的青春”表现得生动鲜活，可触可感的，是他写的部分人物素描诗和场景素描诗。因此，在张志民笔下，祖国“美丽的青春”主要是一种有形的存在：它展露在劳动者精神焕发、蓬勃上进的言谈举止上，它闪现在生产和建设迅速发展的跫跫足音中，它洋溢在各民族亲密相处的欢声笑语里。张志民的一系列人物素描诗，主旨都是揭示人物在新时代充满活力的精神状态。《有什么话儿只管说》中的农家少女面对恋人表现得多么开朗、大方和富有朝气！《倔老婆子》中的农家老太从当年手拿棍子赶走大丫头自由恋爱的对象到今日催着三闺女去赴男友的约会，其思想解放的步履是多么阔大！《小姑的亲事》中那位嫂子固然热情、直爽、懂得“如今婚姻讲自主”，即使是被嫂子数落的小姑，其择偶标准中除去“思想进步、干活泼辣”外，还必须会“突突突突”开“铁马”，不也表现出合作化时期农村青年对人生价值、人生理想的更新的追求吗？张志民的有些诗歌，常以简洁的白描手法，通过特定情境下人物情感的跌宕，讴歌新中国在生产和建设上所取得的显著进步。《老拐爷》中的老拐爷在新修的水库放水时却不拍手只掉泪，因为“他想：社会主义早来二十年，／怎能够，为抬‘龙王’摔折了腰……”《每当我从这儿走过》中的“我”对新建的矿工宿舍孩子们的歌唱、嬉耍和阳台上晾出的小裙、小褂之所以那样动情，是因为解放前“这里的孩子们，／都是光着身子／出生在——／这座山坡上，／又光着身子／埋葬在／——这座山坡下！”张志民《西行剪影》中的诗歌不仅写出了边疆迷人的风情和沸腾的生活，而且把边疆各民族之间亲如手足般的团结表现得如此朴实生动、令人陶醉：“昨天不相识，那没啥，／招呼一声‘同志’，／万姓是一家。／借火吸根烟，／搭伴拉拉话，／没带干粮，不怕，／布袋里有馕，／驮子上有瓜……”（《边疆大道》）
但是张志民“十七年”间所写的诗歌，又确实存在一些必须深思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尚不是他写了《有了总路线》、《人民公社万万岁》之类诗作，因为要一个政治观念极强的诗人，对党中央作出的只是在后来才被发现是不尽正确的决策，在一开始就不“表态”拥护，那只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聪明。最主要的问题是，当诗人面对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实际生活时，未能始终如一地以一个政治诗人应有的对现实的严肃关注和对历史的高度负责，去直面生活的复杂并抉发历史的真实，而是越往后便越“自觉”（其实也是越轻巧）地按照当时通行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观念去过滤生活、加工生活，再以这种被过滤被加工过的所谓生活去附会和图解这种政治理论和政治观念。于是我们看到，张志民“十七年”间特别是1957年以后创作的部分诗歌中存在着浮夸、说教、逃避真实等现象。《公社一家人》中的喜春妈才刚刚接受扫盲，才刚刚能写“核桃大”的字，却居然在油灯下“著书”，“要向毛主席汇报养猪法”；读过《对对子》、《作统计》等诗，也让人觉得中国似乎早在60年代初就已普及了初中文化；《祖国颂》、《红旗颂》尤其是长诗《擂台》，都明显地留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说教。更令人吃惊的是，张志民似乎没有体验过三年经济困难的滋味，因为写于这一时期的诗作中，居然还有“朝阳染得菜叶儿嫩，／晨风吹摆小葱儿鲜”（《推菜车的人》）、“百年大灾脚下踩，超产红旗迎风插”（《人人笑脸上都有他》）之类诗句。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张志民“十七年”间诗歌创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去探究张志民在诗与政治的相恋中“问题出在哪里”了。就诗的具体呈现而言，问题当然可以说是出在文学的真实性上。真实是文学的生命，真实也理所当然地是政治诗歌的生命。我们之所以肯定张志民对祖国“美丽的青春”的讴歌，正在于这些诗歌曾准确地把握和生动地表现了新中国本质上的一种真实。不仅建国初期的新中国蒸蒸日上，焕发着“美丽的青春”，即使是1957年以后新中国在前进道路上遭受了挫折，但当时举国上下曾有的正视挫折、卧薪尝胆、团结一致、奋勇向前的精神，不同样昭示着一种“美丽的青春”吗？遗憾的是张志民“十七年”间的诗歌创作，却未能对祖国“美丽的青春”这一本质坚持不懈地作出新的开掘和展示，而是越往后越“自觉”地按照通行的政治理论和这种理论对生活本质的诠释，一味地抒写前进而规避挫折，抒写幸福而漠视痛苦，抒写据说是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而放逐生活的真实和复杂。倘若我们再沿着文学真实性这一问题继续往深钻探，便会发现，问题的症结其实是出在诗人创作过程中自我意识的逐步淡化和消解，出在诗人对诗的奥秘、诗的真谛在认识上的隔膜。任何艺术都是社会生活经由作家心灵的一种能动反映。而“诗”由于其本质上属于一种抒情的艺术，因而就带有更强的主观性。诗的这一特征同样适用于政治诗人。政治诗人当然要努力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但武装的目的正是要增强“自我”认识生活的能力；政治诗人当然要关注政治，但关注政治是不能以消解“主观”为代价的。政治诗人也只有以主观的真诚去投入生活、感受生活，并在这种投入和感受中经历深刻的思想搏斗，排除种种认识误区，努力把握生活真实，形成自己对生活以至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才能产生政治诗人的创作冲动，才能写出好诗，才能以自己的诗歌去参与政治的进程。因此，政治诗歌说到底也只能是政治诗人人格、良知、思想、精神的外化、物化和对象化！但是“十七年”间越来越严重的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政治上的极左思潮，却迫使我们的作家们逐渐放弃自我对生活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放弃自我对生活的真切体验和感知，只能按照这种理论和思潮规定的模式去被动地“创作”，张志民自不能例外。其实，张志民“十七年”间诗歌创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归入胡风在三、四十年代早已批评过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之中。胡风当年曾试图通过高扬“主观战斗精神”来救治革命文学这一顽疾。但建国后胡风政治上的厄运使当时的作家们对他的理论都避之唯恐不及。而张志民的革命军人出身，使他面对纷纭复杂的生活现象时，习惯于按照权威的思想去思想，按照权威的理论去分析。于是，诗人在诗与政治的相恋中，逐渐忽视个人对生活的真切体验，逐渐排斥个人对生活的真知灼见，走着一条政治上保险但艺术上却危险的道路。于是，政治诗人逐渐降格为一般的政治干部，诗逐渐降格为一种艺术化的政治宣传品！而当政治一旦被发现出了差错时，诗人和他的诗也就只有陷入尴尬的份了。
看来，什么是诗？直到“文革”爆发前夕，张志民确实还未参透！
四
磨难使人成熟。
“十年浩劫”中张志民这位“根红苗正”的诗人也以莫须有的罪名备受磨难。“文革”开始后他被打成“黑帮”；1968—1971年间他被投入监牢；出狱后他被分配到外地农场“监督劳动”；1972年10月因病回京后他被列入另册，长期“靠边站”，直到1976年初才被安排在北京一家文艺杂志社工作。这时，他又可以在诗与政治相恋的道路上重新起步了。但新的道路怎么走呢？诗与政治到底该怎样结缘呢？诗的奥秘、诗的灵魂、诗的真谛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萦绕在他的脑际。他反省，他思考，他寻觅，他终于形成了新的认识和理解。这时他写下了如下这首题为《自誓》的旧体诗：“五年炼狱发如锥，十年绝墨笔生雷，愿作杜鹃啼血死，不慕簧舌学画眉。”如果说张志民对诗、对诗与政治结缘的新的认识和理解在这首绝句中还只是一种意向性的表述，那么在其后写的一系列谈诗的文章中，他便把这种新的认识和理解具体化了。
他依然坚持诗不能脱离政治，但对什么是政治、诗和政治该怎样结缘有了新的理解。他说：“文学和政治，向来就结有不解之缘，关系很密切。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我们的问题是过去没有把这种关系摆好，产生过不少恶果。诸如概念化、公式化、标语口号化，‘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为政治服务就是为政策服务’等等，把文学当作某项政策的图解，甚至按照社论和作品去对‘口径’，这样的做法，当然是错误的。这种伤，我们受过不少，我自己也是个‘伤兵’。”（注：张志民：《诗歌创作浅谈》〔J〕，《北京文艺》，1981，（4）。）他又说：“我们所说的政治，主要是指时代的精神，指人民所关心的国家民族的大事，人民的心声……关心这个政治，反映这个政治，正是我们诗歌作者的责任”（注：张志民：《和农村读者谈诗》〔N〕， 《中国农民报》，1982年3月7日。）。
他依然坚持诗不能脱离生活，但对怎样才能真实地反映生活有了新的思考。他说：“写东西，需要的条件很多，若要排座次，我认为，生活是‘老大’，该坐在首位。”（注：张志民：《我们年轻的时候》〔N〕，《羊城晚报》，1982年4月12日。）但是，“生活是客观存在，你要表现它，首先就需要认识它。”而“认识生活，并不容易，因为生活现象是复杂的，而我们自己，却常常受历史的局限。”比如，“大跃进”的时候，“我自己也蒙头转向，对当时的极左路线，没有认识，因此这段时间的作品，多是短命的。”（注：张志民：《诗歌创作浅谈》〔J〕，《北京文艺》，1981，（4）。）
他不仅坚持和完善着诗不能脱离政治、脱离生活这些革命文艺理论的传统观点，而且吸收着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的新成果，明确指出：诗中必须有“我”。正是这一点昭示着张志民对诗、对把政治意识转化为诗歌艺术的创造机制有了较深的体验和理解。他说：“我常想：‘四人帮’有一千条‘万死之罪’，但有一条，是应该论‘功’行‘赏’的，就是把我们‘教育’得觉醒了！回想那种把‘人’和‘工具’划等号，消灭思想、消灭个性的时代，怎么能有文学呢！这次编书，使我又一次深深感到：没有‘我’就没有文学。”他指出：“一首较好的诗歌往往离不开两个条件，一个是‘真’，一个是‘美’，而这两条，又总是通过‘我’，才能充分体现出来的。”例如，“真情，只能来源于作者的生活感受，书本上抄不来，别人手里借不到，它是作者自己的切身体会，按照什么‘指示’，根据什么‘报告’，都造不出这种真情。因为，作诗，不是‘AI写作书信’，纯客观地叙述别人的心境”（注：张志民：《“我”和我的诗》〔J〕，《十月》，1980，（3）。）。
这就是张志民对诗、对诗的奥秘、对诗与政治到底该怎样结缘获得的新的理解。诗人的上述见解是在不同的文章中提出来的，我们不妨再替他归纳一下：诗，不能脱离政治，但政治，就其核心而言乃是人民的心声；诗，不能脱离生活，但生活，唯有被正确认识才能被正确反映。人民的心声，需要用“我”的心灵去感受，这里断不可缺少真诚；生活的真实，需要用“我”的思想去认识，这里断不可缺少真知。因此，写诗，对无产阶级的政治诗人来说，也同样是自我身心的全部投入，是自我生命的灼灼燃烧。如此，诗人才不是没有思想的工具，才不是巧舌如簧的画眉，而是啼血献身的杜鹃；如此，诗，才不是一行行白纸上的黑字，而是诗人一串串滚烫的血滴！
和诗人对诗、对诗的奥秘、对把政治意识转化为诗的创造机制的理解趋于深刻和成熟相一致的，是诗人新时期以来的诗歌创作，在诗与政治的相恋上也趋于深刻和成熟。新时期以来张志民又写下了数百首诗篇，其中仅结集出版的就有《边区的山》（1980）、《祖国，我对你说》（1981）、《我们的宝剑》（1982）、《江南草》（1982）等。这些诗歌中固然有一些属于一般的咏物抒怀之作，如总题为“京居杂咏”和“江南草”中的部分诗篇，诗人并不拘拘地要表现某种明显的政治意图，而是抒写自己对人生或历史的某种感悟或沉思，这显示出诗人诗路的进一步拓宽。但绝大部分诗篇，依然表现出诗人强烈的政治动机和真纯的政治情怀。这些政治诗篇中，有的在揭露和鞭挞那段荒谬历史的同时，抒写了诗人坚定的政治信念和不屈的灵魂，如那组采用旧体诗形式写成的“自赏诗”；有的在哀悼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共和国的元勋、作家以至普通公民的同时，对极左政治和“四人帮”的罪恶发出强烈的控诉，如《怀陈总》、《你与太行同高——致彭总》、《写给赵树理》、《你为大地添骄——写给张志新烈士》等；有的以对当年边区人民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的忆念，为被“四人帮”蓄意抹黑的革命历史招魂，如《边区的山》；有的以焦灼的心情传达人民渴望加快四化建设的心声，如《青春颂》、《那一天》、《一秒歌》等；有的则在深沉的历史反思中倾泻着诗人对祖国难以言说的忠言，如曾在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一届（1979—1982）新诗评奖中荣获一等奖的著名长诗《祖国，我对你说》。
和“文革”前张志民的诗歌相比，张志民新时期以来创作的诗歌中，政治意识尽管依然是那么强烈，但这种意识分明和诗人的“诗人意识”纽结在一起，或者说，它已化为诗人“诗人意识”的血肉。因此，张志民新时期以来创作的诗歌大体上都可称之为政治诗人之诗而非政治干部之诗。在这些诗歌中，诗人不再满足于一味热情可掬但却流于“紧跟”式地去歌颂和描述现实的政治事件，让人感到“浩劫”过后一切又都是这般美妙，而是以一个历经磨难但却矢志不移的革命诗人对政治的一往情深，对祖国的满腔忠诚，以他对新中国历史挫折的反思，对造成这种挫折的病根的拷问，以他对新时期改革大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思索，对人民渴望加快四化进程的心声的深解，和读者进行真诚的感情交流以至思想碰撞，以干预政治推动政治。在这里，人民的心声、生活的真实，都经由作者主观思想和情感的铸炼，转化为诗的深刻、诗的犀利、诗的真挚、诗的醇美。在题为《打稻》的“自赏诗”中，诗人写到：“秋风肃起谷上场，人踏马踩遍体伤，千筛万捣始成米，不禁风吹必是糠。”读这样的诗，你不仅会体察到诗人那坚贞的人格，而且会激发出战胜任何磨难的坚强的信念；在《祖国，我对你说》中，诗人在向祖国母亲诉说“历史将怎样记载，／三十年的／——歌与泪，／人民将怎样评说，／三十年的／——善与恶”时，固然也以满蓄着愤火的语言谴责了“四人帮”的种种罪恶，但他把思想的解剖刀同时伸向了“祖先留给我们的／——久症顽疴”。他写道：“古国啊，你孕育了／‘新中国’的婴儿，／又带给他多少／——母体的疾病！／公元前的螺旋体，／至今也没有灭绝！”读着这样的诗句，你不仅会被诗人对祖国的殷殷痴情所感动，而且会对新中国为什么会步履多艰产生更深的理解；在《那一天》中，诗人以感人肺腑的语言向着自己的同胞呼喊：“救国只有干干干！／一滴汗珠——／胜过万吨空谈……”。但他那焦灼的目光又凝视着现实中那令人难堪的一面：“君不见——／锐气磨光／角儿磨圆，／不慕战士慕闲官！／状纸多，老爷懒，／一纸公文转三年，／瘸驴儿拉着／——破磨转，／你说‘加鞭’，／他说‘且慢’，／三句废话，／两声哈欠！／不怕堂前三通鼓，／只怕乌纱飞九天……。”读着这样的诗句，你不仅会感到诗人是多么急切地渴望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而且也会体会到起飞的翅膀何以竟这样沉重？
张志民新时期的诗歌，在艺术上也逐渐走向阔大和劲练。这不仅表现在他不再在民歌体和自由体之间非此即彼，而且也较为灵活地借用旧体诗形式吟诵自己那凝炼的感悟与沉思；他的长篇政治抒情诗也不再像“文革”前这类诗作那样惯以冗长拖沓的诗句去泛滥并不深刻的情感，而是以严谨的谋篇和精粹的诗句，展现情感的激荡和思想的沉重。自然，诗人善于调理大众口语和运用白描手法点染人物风神情态的诗才，依然得到精彩展示，但那朴实、晓畅、极富自然节奏的诗句中，又间或融入了古典词曲的韵味。如《出发》写边区人民军队随时都可能有的奉命出发：“背包——／是打好了的，／一声军号／——出发！／／上山，下山／土、／石、／沙，／日影，月影／人、／枪、／马！”
从1947年发表《王九诉苦》到现在——1979年，张志民在诗与政治相恋的道路上不倦地探索着，前进着。他有过较为顺利的开局，也有过中途的曲折，所幸的是在历史进入新时期后，他终于对诗、对诗的奥秘、对诗如何与政治结缘获得了深切的体验与理解。我们殷切期望张先生能够“老树开新花”，不断地创作出美好的政治诗篇。有一点我们坚信：无论张先生是否封笔，张先生在诗与政治的苦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繁荣和发展现当代革命文学的创作，是至为有益的。
作者附记：此文写成不久，即闻张志民先生逝世，痛惜久之。今又闻志民先生骨灰已归葬故里，墓碑镌刻萧克将军手书“诗人张志民”五字。岁月悠悠，青山默默，诗人长去，诗魂长在。谨将此文发表，聊作纪念。1999.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