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型全球化
黄 炬 刘同舫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0028)
提要： 对全球化的缘起、问题及其症结所在的深刻认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通过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唯物主义改造，指明全球化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实践在全球强制扩张的逻辑后果。诉诸唯物史观对全球化进行剖析，就存在论而言，当前全球化的社会形式已经滞后于物质内容的发展需求，资本主义的主导是产生全球化灾难图景的根源；就价值论而言，全球化的社会形式本质上是资本构建的不平等的社会生产关系，是阻碍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枷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基于唯物史观的重要时代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推动全球经济均衡快速发展，建立更为平等、公平和正义的全球秩序，重塑人在世界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为全球化和人类社会提供新的发展图式。
关键词： 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唯物史观与全球化发展的阶段性现实融合而生的重大时代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中展开，这要求我们对全球化现象应有深刻的认识。全球化在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普遍增长，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刻画现代人的心性结构和精神气质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差距、生态危机、区域冲突和恐怖主义等多重现实危机。全球化问题的根源何在？当前世界需要怎样的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为全球化发展图式带来怎样的转变契机？回答这些问题，要求我们以唯物史观的视角深刻检审全球化的过程与现象：既要“知其所来”，探寻全球化的起源和动力；也要“明其所以”，在剖析全球化“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基础上诊断全球性问题的“病因”；更要“求其所去”，切中肯綮地提出全球化的“治疗学”，为全球化的合理、健康发展勾画新图景。
一、从“现实的人”到“世界历史”：全球化的缘起
全球化是“传统”与“现代”的重要分水岭，也是当今世界最显著的发展趋势和时代背景。作为当代生活总体背景的全球化究竟从何而来？马克思在扬弃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从“现实的人”及其生产实践出发揭示了全球化的缘起。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历史”从来不是理性和精神的附庸，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世界历史”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史。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要源自黑格尔。黑格尔并不满足于传统历史学家将历史作为一堆经验事实进行堆砌和编撰的做法，在他看来，只有以哲学的方式才能洞悉纷繁复杂、充满无数偶然性和特殊性的经验表象，把握深藏于历史深处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澄明历史发展“何以如此”的真谛。在黑格尔的哲学王国中，作为宇宙实体和本体的“理性”(精神)是理解世界历史的最高原则。从抽象的理性(精神)出发，可以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概括为以下几个要点：其一，精神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世界历史是理性自我展现和自我实现的舞台，是精神在时间维度上的发展。其二，精神实现自我的欲求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精神在现实中开显和实现自我的一系列辩证运动历程构成了“世界历史”。正如黑格尔所言：“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1]其三，精神的自由和完满是世界历史的旨趣。自由是精神的本质，精神将在不断的辩证运动中实现这一本质，并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其四，人在历史发展中是工具性的存在。黑格尔首先肯定了人的价值，认为理性的外化必须借助于“人”这一中介才能得以完成，理性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自我。但同时他又贬低了人的价值，认为人类对世界精神发展的最终目的一无所知，他们的活动只是无意识地服务于这一目的，人不过是“理性”和“世界精神”赖以自我实现的工具。总之，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的本质是精神在时间上的辩证发展和现实中的外化历程。
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思想遗绪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黑格尔式”世界历史理论的唯心主义实质。他认为，黑格尔从精神出发把握历史，只是为历史发展找到了思辨的、逻辑的表达方式，“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2]203。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将抽象的精神和自我意识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将精神在自我意识中的辩证运动指认为世界历史的动力，是以抽象生产抽象、以抽象诠释抽象，不但未能揭示世界历史的本质，反而将世界历史的本质深藏于理性的深渊。有论者指出：“黑格尔不是把现实的人本身，而是把人的抽象即自我意识当作世界历史的主体。因此作为精神辩证历程的‘否定之否定’就只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外化及其扬弃。”[3]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思维的内部空间，其揭示的不过是以精神为主体的自我意识辩证运动的历史，而并非是以“现实的人”为主体实践的历史。
不同于黑格尔以抽象的观念来解读历史，马克思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现实的人”为起点，开启了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唯物主义改造。他认为，现实的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类在物质资料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过程中，必然要结成两种关系：表征生产力发展总和的“自然关系”(物质内容)和表征社会联系与发展状况的“社会关系”(社会形式)，前者决定后者的具体状况。生产力的发展将推动生产关系不断变革，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就体现为物质资料生产中自然关系(物质内容)和社会关系(社会形式)的不断变化和相互调适，“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2]533。浸没于黑格尔理性深渊中的“历史”被马克思以“现实之网”打捞出来，并以崭新的形象展露在世人面前。在马克思那里，“现实的人”取代了抽象的精神成为历史发展的主体；维持人类存续的物质资料生产实践取代了精神自我实现的欲求，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发展取代精神的内在运动，成为决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实现人的自由本质取代了精神的自我完满成为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通过批判黑格尔的理性历史观，马克思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从唯物史观出发，世界历史必然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196。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并非取决于“‘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541。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内含实实在在的“物质内容”。
那么，究竟什么是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物质内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2]566，这个“它”指的就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其开拓的世界市场。增值是资本的天然本性，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其必然要冲破地域空间的限制，追求更为广阔的市场资源。“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4]唯有不断形成和壮大的世界市场才能满足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欲望，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提供现实可能，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世界市场共同成长。在生产——分工——交换——市场的连锁反应链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进而对分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分工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交往的扩大。当生产的高度发展促使分工越出国界、交换行为日益国际化之时，世界市场也就随之形成。资本主义凭借世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一切民族和国家都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而对于世界市场形成的意义，《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35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市场带来的普遍交往，打破了地方和民族自给自足的彼此隔绝状态，推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融和碰撞，使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的普遍个人取代了地域性的、民族性的个人，同时也开启了各种“地方史”和“民族志”向统一的、联合的“世界历史”转变的新阶段。
当今社会，全球化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人们身处的全球化时代是在早期全球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体现为：联系更为密切、深入的“经济全球化”取代了“世界市场”而充当全球化的物质内容；更为柔性和技术化的世界市场体系与全球治理体系取代了赤裸裸的武力统治而充当全球化的“社会形式”①。潜藏于全球化发展表象背后的是“继承”：资本主义仍然占据着全球化的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之间的固有矛盾也从未根绝。数百年的全球化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全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顶峰。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等新兴权利主体要求开放技术性贸易壁垒，呼唤更为平等、合理和公正的国际市场秩序，主张和平发展、共同进步，共享全球化的发展成果；另一方面，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固守于资本逻辑，不惜一切维护和增进自身利益，罔顾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诉求，由此引发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全球经济显著失衡等一系列现实恶果。动荡的全球化图景充分表明，全球化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非理性主导，且这一“主导”方式使得作为“社会形式”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不但无法应对和消解全球化问题，反而制造饥馑、差距、怨恨、对立、动荡和风险，成为阻碍“物质内容”发展的新桎梏。
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充斥着掠夺、压迫、剥削和奴役。当前的全球化图式正是资产阶级所乐见其成的，因为只有继续保持和制造不平等，他们才能稳固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维护和发展自身的既得利益。变革全球化的发展图式决不能寄托于资产阶级的道德自觉。全球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源于资本主义的非理性主导，因而只有不断祛魅这种“非理性”因素，才能最终实现全球化的普惠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有助于推动全球化“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协调发展，也有助于建立更为平等、公平和正义的全球秩序以及重塑人在世界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并为全球化和人类社会提供新的发展图式。
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解，需要把握三个要点。第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以逐利为根本目的的资本逻辑的必然产物，世界历史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几乎是同步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为什么世界历史应从1500年开始？……回答是，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各种族集团实际上以完全与世隔绝的方式散居各地。直到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从那时起，它们才终于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南非的布须曼人、有教养的中国官吏，还是原始的巴塔哥尼亚人。”[6]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第二，要辩证地看待世界历史的形成后果。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穿透了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相对封闭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将整个世界卷入到资本逻辑的作用场域，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宣告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人类命运的汇聚和交融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同时，随着世界历史画卷的展开，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将在更宽广的时空中显现出来，并在不同层次上影响和改变现实世界。如在交往关系上，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将决定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使得世界历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必然会出现东方从属于西方、农业文明从属于工业文明、边缘受中心支配等一系列不平等的世界结构体系。第三，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分析框架，而是一种合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需求为目的的政治哲学，实现人的解放是这一理论的根本旨趣。在唯物史观中，个人的解放程度与世界历史发展的纵深程度具有一致性。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的独立个性逐步摆脱物的依赖性并最终得到充分而全面发展的过程。世界历史由资本主义开创，但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体并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无产阶级；世界历史的未来也并不属于资本主义，而是通往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二、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构成
在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理论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人类社会、世界格局几经动荡，但都未能阻挡全球化的发展脚步。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既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成果，也面临诸多全球化危机。当前全球化的融合和分裂趋势同样明显：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日益频繁和密切，人类社会逐渐成为一个联系紧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却是无处不在的风险隐忧、遍布全球的经济失衡、此起彼伏的区域冲突和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由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充斥着掠夺、剥削和压迫，这与世人对全球化发展的期待相去甚远。只有找准全球化问题的症结所在，才能有的放矢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要求我们立足唯物史观，从存在论和价值论两个方面出发，对全球化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进行必要的剖析。
在诉诸唯物史观对全球化进行剖析之前必须回应的前提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是否依然具有理论生命力和穿透力？质疑者声称，全球化断裂了资本主义原有的时空体系，终结了马克思一直致力于批判的“现代性”(资本主义)，马克思的思想在现时代已经过时。为了说明全球化有别于“世界历史”，代表西方垄断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极力推崇市场力量，不惜将市场力量绝对化、神圣化和永恒化，以此混淆全球化的动力和成因，掩饰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诉求和矛盾冲突。但事实上，全球化由资本主义主导的性质并未改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也并未因时代更迭而有所削弱。仅凭全球化进程出现一些新的时代特征而就此否认资本主义对全球化的主导和掌控，否认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本质，这显然是错误的。美国学者雅克·阿达指出：“论述全球化，就是回顾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制对世界空间的主宰。”[7]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伊藤诚则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全球化的发展，第三世界各国日益深刻和严重的贫困和饥饿问题，发达国家再次出现经济生活显著不稳定和不平等的扩大等现象，说明《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依然适用于现代世界[8]。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仍然保持对当今世界社会现实的强大解释力，唯物史观依然是剖析全球化不可或缺的理论利刃。
唯物史观认为，表征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内容”决定并支配着表征生产和交往关系的“社会形式”，而这一“社会形式”对“物质内容”又必然产生相对应的反作用。当“社会形式”不适应“物质内容”的发展需求时，就将制约或阻碍“物质内容”的发展；只有“社会形式”匹配于“物质内容”，全球化才能得到合理的发展。立足唯物史观分析全球化的问题和成因，需要聚焦于全球化的“物质内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对基本矛盾，进而从存在论和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对全球化进行双重透视：就存在论而言，全球化是否消解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促使“社会形式”匹配于“物质内容”的发展需求？就价值论而言，全球化的“社会形式”是否体现了平等、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关系，能够满足人类实现自由本质的需求？
今年的年会上，学会推荐报送的论文中，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参会28篇，电力科学研究院《大容量STATCOM装置在直流交换站的控制策略及响应分析》获优秀论文奖，5篇参加会议宣讲，18篇参加会议张贴。参加会议宣讲的作者代表均到现场参与了交流分享。
就价值论而言，当前全球化的“社会形式”依然只是服务于少数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机制，是资本缔结的不平等关系在新时代的“变种”。诚如马克思多次强调的那样，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物质掩盖下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不仅生产琳琅满目的商品，它同时也生产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奴役与被奴役的异化关系。在早期全球化阶段，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方式简单而粗暴。在国内，资本主义依靠各种暴力机关行使自身的权力意志，奴役和剥削广大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它则依靠武力和战争构筑起极度不平等的差序世界格局，“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5]36。马克思在评价资本的野蛮行径和嗜血本质时指出：“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9]由资本开启的全球化纪元从一开始就意图叙写一部不平等的统治史。随着世界历史的推移，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波民族国家独立和民主化的发展浪潮，资本主义倚仗暴力统治世界的形式已经脱离时代的发展需求，但资本并不甘心将其统治权拱手相让，而是苦心孤诣地打造出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以更加隐蔽和技术化的手段维系自身的统治。然而，无论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如何“闪转腾挪”，只要全球化仍由资本主义主导就必然会衍生出剥削、奴役和压迫的社会关系。在世界市场体系中，资本凭借“不平等的交换”建立起“中心——边缘”的劳动分工体系，占据全球化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技术、资金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大肆掠夺边缘地区和国家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当前全球化在市场发展的形势上依然是“东方从属于西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体量优势控制全球治理的游戏规则，牵引着全球治理体系朝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方向发展，而第三世界国家仅仅在形式上具有参与国际治理的权利。标榜平等协商、多边治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徒有其名，它不过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以统治世界的政治工具。
茶具是当代新式生活下基本的日用瓷，就像电脑是当代所有公司的基础设施，茶具就是我们当下生活的必需品，茶具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心情，好的设计带来精致的生活。
从存在论来看，全球化并未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不过是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由中心向边缘地区转移和输送。全球化对于资本主义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依靠全球化不断扩大市场，满足资本增值的饕餮欲望；二是通过全球化缓解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矛盾。当基本矛盾在内部无法得到解决之时，资本主义国家便将眼光投向了海外，依靠世界市场的开拓转移和分解自身矛盾。全球化在为世界披上工业文明外衣的同时，也打开了资本主义的“潘多拉魔盒”，它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而衍生的贪婪、虚伪、压迫和痛苦的现实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散放大，造就了一幅令人失望的全球化图景。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透彻认知，马克思大胆预言，资本主义“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5]579-580。当前全球化的种种“衰颓”景象，正是对马克思天才式预言的充分印证。
消除全球化中的种种问题，应当直面产生问题的根源——资本主义。马克思指出，即使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也无法以法令去取消它。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应当坐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主导，而是要求我们在掌握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同时，自觉地对全球化发展进行纠偏。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5]691要转变全球化发展图式，消除全球化进程中各种形式的歧视、压迫、剥削和奴役，实现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平等，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现实条件，既不能将希望寄托于空洞无物的言辞说教，也不能将希望寄托于超验的、抽象的“精神”，而是要以现实的物质力量纠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种种弊端。
全球化并未根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其“社会形式”在本质上依然是资本主义用以维持统治的不平等机制，它不但无法满足“物质内容”的发展需求，也无法满足人类实现自由本质的需求。唯有变革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形式”，才能推动“物质内容”均衡快速发展，实现人类社会共享发展成果的美好愿望，打造一个真正平等、公平和正义的全球化。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发展的新图式
医院内部管理制度[7]主要包括决策制度、人事制度、绩效考核、财务会计、技术质量安全等，是政府机制从宏观到微信的映射,目标是管理医院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与转运，提高内部管理效率,如支付制度改革，从按项目、按药品加成转变到按病种(DRGs)、按人头付费，医院的成本核算、服务价格、财务管理、绩效考核等制度都必须进行相应调整与完善。政府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的不同，将从不同方面影响医院内部管理，如约束机制、决策权限、剩余支配与激励机制，以及医院管理者问责方式等。
省思全球化问题必须明确的前提是：全球化并非始终由资本主义主导。在马克思看来，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必然要求和必经阶段，但将资本主义主导全球化的现状视作理所当然并坦然接受的心态则是被“历史终结论”所遮蔽。资本主义对全球化的主导具有阶段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却并非永恒不变。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必将伴随全球化的拓展而不断激化，当全球化的“社会形式”无法容纳“物质内容”发展之时，资本主义也行将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资本主义主导全球化的时代也必将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彰显公平、正义的世界，一个能够满足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需求的联合体。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变革全球化的“社会形式”，构建更为平等、公平和正义的全球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以平等、公平和正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改造当前全球化的“社会形式”，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多个维度矫治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异化”关系，从而构建更为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在政治和文化交往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正视国际社会存在的对抗现实，但与西方国家推崇意识形态对立和地缘博弈以及刻意在国际交往中制造分裂和矛盾的对抗思维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多地强调坦诚相待、和谐共处的合作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摒弃资本主导下弱肉强食、武力至上的交往理念和行为模式，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强调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倡导“和而不同”的多样化文明和多元现代性，号召通过协商与对话化解分歧和冲突，以真正平等和公平的多边协商机制共同应对全球化问题。这有利于缓解全球化不同层次主体之间的紧张和对立关系，化解区域冲突和矛盾，推动全球社会平等交流、和谐共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营造更好的整体环境。在经济交往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打破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中心——边缘”式的全球利益分配格局，构建一个真正彰显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的世界市场体系，在做大利益蛋糕的同时兼顾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分配平衡，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逐步改善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在发达国家面前的相对弱势地位。经由人类命运共同体改造的“社会形式”，高度契合了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和利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有力地回应了新型权利主体要求变革利益分配机制以及共享全球化发展成果的呼声，赋予了各个国家和民族平等参与和决定国际事务的权利，有利于构建一个更为平等、公平和正义的新型全球秩序。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同区域和民族之间的主从关系只是全球化不平等社会形式的表层，以“物的关系”取代了“人的关系”才是这种社会形式的深层实质。马克思曾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5]580资本具有颠倒、主宰和支配一切的魔力，资本主义全球化也具有深刻的自反性。人类开创了世界历史、开启了全球化，但日益扩大的生产和交往关系却反过来成为个人实现自由本质的桎梏。如同全球化赋予个人的活动以世界历史的意义一般，人的异化也被赋予了世界历史的性质。在汹涌的资本主义物化浪潮下，人类“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2]541。迄今为止的全球化历史不过是资本的发展史，作为历史发展主体的“人”的地位被“物”所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蔽，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已经被资本的无限增值欲望所溶蚀。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致力于建构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人类社会荣辱与共、命运相连的现实基础上，针对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提出的关于人类社会整体进步和持久和平的重大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来源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继承和发展，其作用于现实世界的逻辑也深刻体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打造更为合理的“物质内容”，推动全球经济均衡快速发展；变革全球化“社会形式”，建立更加平等、公平和正义的全球秩序；激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引入更多现实可能；修正世界历史的发展轨道，为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条件。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打造更加合理的“物质内容”，推动全球经济均衡快速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自身利益与“他者”利益，自身发展与“他者”发展相统一的共同利益观和共同发展观。这种从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全新理念蕴含了马克思将“每个人”的发展作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的深邃哲思。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贯穿了资本的主体性逻辑，它将满足自身的利益需要和利益最大化作为发展的终极目标，将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剥削与掠夺的对象。资本主义的肆意妄为不仅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南北差距，而且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巨大失衡，带来了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浪潮。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在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对他国的关切，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国家长期奉行的“你输我赢”“零和博弈”发展模式，号召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互惠互利与共同进步，致力于通过总体提升全球经济发展水平来化解全球经济失衡等现实危机，实现全球经济均衡快速发展。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依托“一带一路”等建设平台，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通过在东西方世界之间架接交流通道和对话桥梁，有力地推动了区域间人力、技术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极大地带动了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成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理念的正确性和优越性，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打造更为合理的全球化“物质内容”。
中华民众独有的红色文化基因，决定了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强大推动力。红色文化掌握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要求，鼓舞每一位中国人向前奋进。红色文化不仅影响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且是新时期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工具[4]。因此，在利用红色文化促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重视红色文化的重要功能,使人民群众在红色文化中找到归属感，并将其转化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和实践指导规范。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生成制约和抗衡资本主义统治的阶级力量，为全球化的合理发展带来更多现实可能。全球化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言是两部截然不同的历史。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历史进程，全球化为不同地域的资本之间同流合污、结成统治同盟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对于广大无产阶级而言，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成就了一切民族中同时存在无产阶级的事实，全球化是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受到奴役和压迫的历史。面对全球化时代资本同盟的强大统治，无产阶级要想改变自身的命运，就必须联合起来，与资产阶级作艰苦卓绝的斗争。正如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11如果没有觉醒的无产阶级不断进行的斗争和反抗，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只会更加肆无忌惮，全球化将不断走向灾难的深渊。对于广大无产阶级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改写自身在全球化历史中不平等命运的重要契机。这种契机表现为：第一，阶级意识的觉醒。“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539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开拓无产阶级整体视域的同时，将推动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促使无产阶级深刻反思自身的生存状况，进而对整个无产阶级的现实处境、历史任务，对全球化“何去何从”乃至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第二，阶级力量的壮大。在阶级意识觉醒的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强化无产阶级的普遍交往，推动无产阶级结成广泛而牢固的同盟，成为制衡资产阶级的重要力量，也将为全球化和人类社会朝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带来更多的现实可能。
第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修正世界历史的发展轨道，重塑人在世界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马克思所构筑的世界历史理论始终立足于人的解放问题，而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已经严重偏离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轨道。资本主义全球化中的个体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资本逻辑的统治。资本逻辑颠倒和支配一切的“魔力”，使得鲜活的、现实的人屈服于僵死的劳动，沦为物化资本的附庸。个人在这一进程中得到的只是更具世界历史性质的异化，人的有限独立性无法超脱对物的依赖性，也根本不可能实现自身的自由个性。在资本主义全球化阶段，践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是要致力于将人从资本的抽象统治中解救出来，重塑人的主体性地位，进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直接目的在于推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并借助于经济的普遍发展，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在物质层面，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能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成熟和发达为前提。只有在生产力高度成熟的条件下，全球化才能摆脱资本主义主导，人类社会才能走出资本主义的非理性宰制，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重视生产力发展的理念和一系列拉动经济发展的现实举措，为全球经济注入了巨大的发展能量，能够为丰富人的自由个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在精神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向着自由人的联合前进的阶梯性社会形态，内蕴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必需的平等、公平、正义等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是人的主体性地位的集中体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宣扬和实现这些核心价值的过程，也是重塑人在世界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的重要举措。
作为全球化问题的始作俑者，资本主义难辞其咎。当前全球化问题在本质上依然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全球化问题的“诊治学”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发展和运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追求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中主动把握历史发展方位，并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举措必将助力于全球化发展方向的纠偏以及全球性问题的消解，并向世界人民展示更为平等、和平与公正的新型全球化图式。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为澄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理论旨趣，重新确立人类在世界历史中的主体性地位，进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强大助力，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擘画光明的未来。
口语交际是一个生活性的概念，命题理所当然应该考虑到话题的生活性，并且要贴近被评价对象的生活，这样才能准确地评价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本学期我班口语交际试题就是这样一个贴近学生生活的题目：
基于以上，本研究首次将rs-fMRI及ReHo联合运用，评估DPN患者局部脑区神经元活动的改变，观察其脑功能变化情况，探索中枢神经系统在DPN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注 释：
①对于当代经济全球化和马克思论述的“世界市场”之间是否可以画等号的问题，虽然目前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普遍认同“经济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活动”这一观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驱动，经济全球化(特别是21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新特征)是世界市场的当代表现(参见赵景峰：《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指导意义》，《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以上裂缝在破坏过程中不同阶段时表现出的现象，直接反应出盐岩性质对破坏过程影响，对比两组试验：(1)察尔汗地区盐岩在天然状态下与饱和状态下虽然破坏过程大致相似，破坏情况也都以剪切性破坏为主(图4)；但相对于天然试样,饱和试样的破坏程度明显增大，轴向应变明显变大，其内部出现更多的贯通性的裂面；(2)对比两种不同种类盐岩破坏过程，是否含有泥质夹层对盐岩破坏前期影响不大，但在试件破坏后期，含有泥质夹层的试样更容易破坏，且次生裂隙沿层面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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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 2019) 04-0072-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若干基础理论问题研究”(16AKS003)。
作者简介： 黄炬(1989—)，男，江西抚州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同舫(1966—)，男，湖北天门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康亚钟；校对：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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