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与“孤岛”报纸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孤岛论文,报纸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柯灵是上海抗战时期坚守沪上的重要作家和报刊编辑之一。他站在文化抗战的前列，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文艺作品，以战斗的杂文为主，并涉及散文、小说、儿童诗歌、文艺评论、电影和话剧剧本等，还参与新闻、报刊、出版、教育等种种文化抗战活动。
其中在上海“孤岛”时期(1937年11月13日至1941年12月8日)，他先后主编的《世纪风》、《早茶》、《浅草》、《草原》等报纸的文艺副刊，是主要的“上海抗战文化堡垒”①，创建和延续了一条抗战、进步和现实主义艺术的路线，在“孤岛”文化抗战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贡献。
《世纪风》：上海抗战文化的主要阵地
“由于受前一时期‘左翼’文学运动的深刻影响，抗战时期的民族和时代精神的感染，再加上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引导，留在‘孤岛’的绝大部分作家的文学观念是相当一致并且很鲜明的，即以文学武器为抗战服务。”②而“孤岛”文学或文化抗战的“主要手段，还是文化宣传：办报纸，办学校，进行文艺创作和演出，等等。其中新闻出版界的出色斗争，为‘孤岛’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③。
“孤岛”时期初的上海文坛一时显得沉寂萧条，最早活跃起来的是一类报纸文学，即报纸文艺副刊。当时“文艺刊物极少，同时在这变动的大时代中，月刊或半月刊之类总觉得过于缓慢，不便刊载有时间性的作品，因此报纸文学特别发达”④。其中起拓荒和引领作用的是《文汇报》文艺副刊《世纪风》。《文汇报》是一张在租界内挂英商招牌(声明不接受上海虹口日军报道部的新闻检查)的华文报，即所谓“洋旗报”，1938年1月25日创刊，持鲜明的抗日立场。同日，由吴农花编辑的文艺副刊《文会》创刊，以刊载从延安和敌后寄来的文艺通讯为主。十多天后，应经理严宝礼邀请，柯灵出任主编《文汇报》文艺副刊，把《文会》改版为《世纪风》于2月11日创刊，以新的姿态和声势拉开了“孤岛”作家文化抗战的序幕，“标志着上海文学的恢复”⑤。
柯灵主编下的《世纪风》及时地担负了特殊时期的历史重任，率先在“孤岛”上发出了上海作家的抗战呼声。2月10日，柯灵第一天到报社编稿。傍晚，敌伪指使的暴徒扔手榴弹袭击报社。在硝烟弥漫中，他立刻在大样上补写了一则不足百字、“无花的蔷薇”式的杂感，严厉地谴责手榴弹“被卑污的手”“所亵渎了”，但相信“这对被击者只有光荣”⑥，刊登于第二天《世纪风》创刊号上一个不署名的“百字文”杂评栏《纸上漫步》的头条，作为对暴力威胁的抗议。两天后，他又以笔名“陈浮”在《世纪风》上发表《暴力的背面》一文，尖锐地指出“暴力政策的背面，正是侵略者的虚弱”。⑦创刊号上没有惯常的“发刊词”一类文字，但刊出的一组抗战作品体现了《世纪风》办刊方针、立场和风格的一个雏形。其中有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长篇报告《中国红军行进》(美懿即梅益翻译)连载，以及美懿的书评《关于中国红军行进》(其中提及红军、苏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斯诺和《西行漫记》)。两篇杂文一犀利一鼓动：若水(王任叔)的《谨防扒手》告诫上海被难同胞当心敌人的诱饵，“谨防扒手偷去你们的灵魂”；吴英子的《驱使者谁》观察到“孤岛”上正在出现一种由“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所驱动的力量。《纸上漫步》的另一篇百字杂评暴露日本国内正在“大事搜捕”“‘左倾’的大学教授”。“报纸文艺副刊同敌人作这样面对面的血的斗争，是我们新闻史和文艺史上极少见的。”⑧但也正因为敢于站在民族抗战和正义的立场上，进行不畏强暴的殊死战斗，《世纪风》很快就拥有了大量的读者和作者。在它的开拓和昭示下，《导报》的《文艺》，《每日译报》(原为《译报》)的《爝火》、《大家谈》、《前哨》，《大英夜报》的《星火》(后改版为《七月》)等文艺副刊纷纷出现，从而形成了“孤岛”上共同的、集体的抗战声音。
柯灵以《世纪风》为阵地，又率先聚集、组织了“孤岛”上的作家队伍。此前，上海进步作家大都处于“游击”出没或一时沉默的状况。柯灵“借墨结缘，弄云作雨，播火传薪”⑨，积极地、广泛地联络居留在沪的作家为《世纪风》撰稿。他依靠党员作家，吸收进步、爱国的作家，发现、培养青年作家，在抗战的旗帜下组成了一支有战斗力量的队伍。柯灵列出过一份《世纪风》主要作者的名单，其中有他过去交往、熟悉的王统照、郑振铎、李健吾、王任叔、阿英、风子、梅益、陈望道、傅东华、赵景深、周木斋、周楞伽、文载道、武桂芳、杨刚、白曙、石灵、周黎庵、徐
、林徽因、孔另境、宗珏、林淡秋、张菽、戴平万、白茫、陈伯吹、许幸之、关露、朱雯、罗洪、林珏、钟望阳、陈骏、镜未迅、野吟、卢焚、陈西禾、陆蠡，还有因刊物关系新认识的江渐离、狄沙、朱寒修、许沐、王军、宛宛、祝敔、丁谛、珂利、列车、钱今昔、海岑、司徒宗、许常、吴子桢等。这份长长的《世纪风》主要作者的名单，几乎汇集了大部分居留在沪的优秀作家。另一方面，这支“孤岛”上出色的、战斗的作家队伍大力地支持和扶植《世纪风》，使之很迅速地成为上海文化抗战的主要阵地。在占领“孤岛”文化阵地，鼓励民众抗战，打击侵略者、汉奸等方面，都发挥了及时的、重要的作用。
柯灵不断地摸索和努力，为《世纪风》确立了一条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文艺路线。他说：“从芜杂走向纯粹，从粗浅走向深厚，它总算是一个纯文艺副刊，替荒凉的上海文艺界点缀了一花一草。”⑩《世纪风》是上海抗战文化在“孤岛”环境下的延伸和发展，并继承五四新文化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的现实主义传统。从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看，如韦佩(王统照)的随笔《炼狱中的火花》、《繁词》，鹰隼(阿英)的小品《国难小说丛语》、《胡沙随笔》以及文艺评论《关于瞿秋白的文学遗著》，陆蠡的散文《囚绿记》，卢焚(师陀)的长篇小说《马兰》，还有锡金、关露、白曙(陈作梅)的诗，巴人(王任叔)、风子(唐弢)、陈浮(柯灵)的杂文，钟望阳、陈伯吹、贺宜的儿童文学，茅盾、老舍、林淡秋的文艺评论等，其总体上表现出的进步思想性和现实主义艺术不仅在“孤岛”文学史，而且在抗战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上都属优秀之列。这些创作突破了此前上海全民抗战时期“几乎统统以‘表现抗战’为题材而造成的文学内容相对单一性”和“文学创作存在的公式化、简单化、概念化弊病”(11)，代表着上海抗战文学在进入“孤岛”时期以后出现的新趋向：恢复了新文学、左翼文学传统的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性，除了抗战内容外，也表现“孤岛”的畸形现实、知识分子的苦闷等；同时克服了忽略艺术形式和规律的不足，不仅从理论上检讨，并且在创作中不断地加以改进和探索。
以鲁迅风格的、富有战斗性的杂文为核心，是《世纪风》作为一个文化抗战重要阵地的显著特色。“这是‘孤岛’战斗性极强的文艺副刊，除刊登散文、诗歌和小说，还几乎每天刊登短小精悍的杂文。”(12)柯灵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以这种杂文作为“孤岛”战斗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从1938年下半年起，几乎每期刊出一篇，每篇都用花边框起来。主要内容是揭露、打击敌伪势力的残暴，歌颂人民大众的抗日救国伟业，同时批判种种社会上的奇谈怪论和小市民意识等。作者主要是以王任叔、唐弢、柯灵为代表的被称作“鲁迅风”派的一批浙东杂文家。王任叔说：因为抗战的需要，“我们从各个的角落里流了出来，仿佛碎散的水银，融成了沉重的一块”(13)。赵景深则说：“在上海沦陷期间，许多朋友们都到内地去了”，“这时在孤岛上活动得最力，支撑孤岛文坛的，就是几位浙东杂文家”，“这几位浙东杂文家就在柯灵所主编的有名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上面，时常发表突击式的短文，以六七百字为常。有人嘲笑这是‘鲁迅风’，因此他们就以此为号召，甚至还出了一种刊物，就名叫‘鲁迅风’，近于从前的‘语丝’。”(14)《世纪风》也是“鲁迅风”杂文家参加文艺论争的阵地。王任叔的几篇重要的论争文章都刊登在《世纪风》上，如《建议废除“抗战八股”一词》与关于“抗战八股”论争，《有关与无关》与关于“与抗战无关”论争。他的《“有人”，在这里！》(刊于《申报·自由谈》)引起的“鲁迅风”杂文论争，《世纪风》更是成为主要的阵地，最后又刊登了应服群、孔另境等三十四人集体署名的《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的重要文章。在《世纪风》的带动下，《每日译报》的《爝火》、《大家谈》，《导报》的《晨钟》，《华美晨报》的《镀金城》等也积极地刊载杂文。“鲁迅风”杂文家自筹经费出版了以杂文为主的文艺期刊《鲁迅风》，还先后出版了杂文合集《边鼓集》(王任叔等六人合集)、《横眉集》(孔另境等七人合集)，以及个人杂文集《窄门集》(王任叔)、《投影集》(唐弢)、《秋窗集》(孔另境)、《消长集》(周木斋)、《市楼独唱》(柯灵)等。杂文在“孤岛”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杂文创作最先出现繁荣的景象，不仅率先打破了‘孤岛’初期上海文坛的沉闷冷寂局面，而且诱发了其他体裁文学创作的复苏。”(16)
《世纪风》的内容、版面多有特色。柯灵经常在重要纪念日结合当前现实推出特辑，如“三八妇女节特辑”、“七七纪念特辑”、“九一八特辑”、“鲁迅专辑”、“教师节特辑”等。《文汇报》创刊一周年之际，连续用八天的版面来刊登纪念特辑。其中有《一年来的作家动态》(朱雯)，《一年来的戏剧生活》(李健吾)，《抗战诗歌一年间》(锡金)，《一年来的儿童生活》、《中国电影的路向》(许幸之)，特别是柯灵以“编者”名义发表的《我们这一年》，回顾、总结了过去一年的战斗历程和出色成绩。还有按文体组成的“杂文特辑”、“散文特辑”、“诗歌特辑”、“文艺通讯特辑”、“儿童作品专号”等。创刊第二年，柯灵在保持刊物特色的基础上，又有一系列新的编辑举措，以适应时代的变动和需要，把文化抗战进一步推向深入：一是《世纪风》不断地加强与“孤岛”外的联系沟通，显示“孤岛”不“孤”。在“通讯站”刊头下更多地刊载从各地发来的文艺通讯，有来自海外香港的《普及·提高·与“抗战八股”》(茅盾)、新加坡的《关于沟通文化的信件》(郁达夫)等，来自大后方的《新都的动静—重庆通讯》(长城)、《桂林的微雨》(巴金)等，还有关于在华外国作家活动的《记〈西行漫记〉作者爱狄加·施乐及其演词》(文载道)、《史沫特莱同志——皖南通讯》(何为)，以及在华外国作家撰写的报告《与中国游击队在前线》(美联社特派战地记者勃兰脱)等。尤其可贵的是寄自延安等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在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幕典礼上》(殷参)、《在晋东前线访彭德怀将军》(骏译)等，及时地、详细地披露了中国共产党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二是《世纪风》组织举办“文艺工作者义卖周”，每周一天，一个版面，把作家从本刊所得的稿费捐献给社会，使作家、文艺更为直接地介入和服务社会，扩大宣传和影响。许多作者参与了这一有意义的活动，历时两个多月，后因《文汇报》停刊而中断。
柯灵把《世纪风》的成绩归功于众多的作者，说“完全是因为帮忙的作者多了起来的缘故”；但对自己的主编工作又时时感到忐忑不安，说是“沉重的压力却常常更使我感到应付的困难。每天生活在拉稿、看稿里面，每隔一个时期，重翻出以往的报纸来看，照例是一回翻读一回脸红”(16)。特别要指出的是他在主编工作中始终接受党的指引：一是经常参加一个由党领导的、不定期的小型文艺座谈会，商讨如何在“孤岛”上展开文化抗战，与会者有戴平万、林淡秋、钟望阳、楼适夷、蒋天佐、姜春芳、陈冰夷、许广平等十多位党员和进步作家；二是紧密地依靠党员作家，约请王任叔、阿英、楼适夷、林淡秋、梅益、钟望阳等长期为《世纪风》写稿。《世纪风》的编辑方针和内容也体现了党的领导和影响。
期间，柯灵还兼任主编《文汇报》儿童文艺周刊《儿童园》(1938年8月7日创刊，“着重宣传爱国思想”、“提倡自立精神”，有“长篇童话”、“小谈话”、“儿童作品”、“地理讲话”、“图画新闻”等栏目)、《文汇报晚刊》综合性副刊《灯塔》(1938年12月1日接编，以“新闻性的记事及特写，动乱中的壮烈”等为内容，有“孤岛风光”、“物语”、“笔触”、“闲画上海”、“每日笑画”、“报坛史料”等栏目)。这两个副刊虽然在内容、特色上与《世纪风》不同，但大力地宣传抗战、进步思想的主旨是一致的。由于敌伪势力对“孤岛”的加紧渗透和进逼，租界当局的对日立场又逐渐发生变化，1939年5月18日，英国驻沪领事馆以“抗日言词激烈，影响租界治安”为由，责令《文汇报》、《每日译报》等六报自即日起停刊两个星期。为了避免被敌伪势力控制，报社爱国人士经过坚定和巧妙的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果断地宣布《文汇报》于6月1日停刊，《世纪风》也随之告终。
从《早茶》、《浅草》到《草原》：抗战、进步和现实主义艺术路线的延续
失去《世纪风》后，柯灵又不断地致力于重建上海文化抗战阵地。“孤岛”环境已是更加艰难，而且更加危险。汪伪特工总部(极司菲尔路76号)的特务频频恫吓、袭击具有反日倾向的报馆，甚至血腥暗杀抗日的新闻界人士。
9月25日，在被迫停刊四个多月后，租界内美商《大美晚报》出版系统所属的华文日报《大美报》复刊，柯灵出任同一天复刊的通俗文艺副刊《早茶》主编，兼编本埠新闻版。这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个安排，由新闻界秘密战士杨潮与联系柯灵后实施。前《早茶》由党员作家恽逸群主编，也是一个较早发出抗日声音的文艺副刊，并积极刊登战斗的杂文。柯灵主编的《早茶》对前《早茶》和《世纪风》都有所继承和吸收。他在《复刊词》中指出“在这年头儿，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灾难之源，源于侵略”，“但我们相信《早茶》的再生，将象征着一个抵抗灾难、解除灾难的光明前途”(17)。复刊号上刊登了俞荻的随笔《青年与思想》、梦满的速写《平粜》、登仕的通讯《在钱塘江边来去》和魏如晦(阿英)根据熊佛西原著改编的同名剧本《赛金花》第三幕连载等。《早茶》原本为“通俗”性质，但在柯灵主编下大大地超出“通俗”，刊载了许多“纯文艺”的散文、小说、诗歌、文艺评论等作品。杂文也是刊物的核心。在鲁迅逝世三周年之际出版“纪念特辑”，刊登《中国惟鲁迅先生为圣人》(振闻)、《关于鲁迅先生二三事》(林珏)等文。柯灵变换使用“读报者”、“且夫”、“浮生”等笔名发表了不少杂文，如《赫赫之战果》、《文人与妓女》、《孤岛一景》、《记“矫枉过正”》等。《世纪风》的作者、特别是“鲁迅风”杂文作家，继续给以很大的支持，如辨微(周木斋)的《克扣“军火”》、列车(陆象贤)的《从鲁迅的日记谈起》等。在推出专辑上，柯灵一个新的尝试和举措是组织读者讨论“孤岛”上正在发生的社会事件，作为“一个小小的社会心理测验”，如引起市民关注的一个“弑父案”，因读者来稿踊跃、讨论热烈，连续办了几期。“语文展览会”专辑讨论“方言与文学”问题，刊出了《方言文学》(毁堂即王任叔)、《说到方言》(文载道即金性尧)、《触景生情》(周木斋)等文。
柯灵主编《早茶》仅两个多月。在他的建议和策划下，12月1日，还原为“通俗”性质的《早茶》交由“鲁迅风”杂文作家石灵(孙大珂)接编、继续出版。同一天，他主编的“纯文艺副刊”《浅草》创刊。他在《献词》中说：“我们不菲薄自己，明白一支笔在这时代还应当有它的用处；却也知道自己的力量，担当不起大刀阔斧的挥舞。我们只想老老实实，下一点播种耕耘的工夫。即或是无力的一锄一犁，仅能教瓦砾中开一朵野花，磐石下添一抹绿色，甚至是颓墙边抽几根荆莽，说明地下并不少蓬勃的生意。”(18)创刊号上，丰子恺的随笔《杀身成仁》，卢焚的小说《祝福》和黎锦明的记事小品《著作生活》的连载，俞锡南的抒情短诗《听雨》，都很好地体现了《浅草》的“播种耕耘”宗旨和刊名“浅草”的“形小却努力生长”之意。这是紧接着“颇有影响的《文汇报》文艺副刊《世纪风》之后”，“‘在硝烟和血腥中间’开辟的另一个文艺副刊”(19)。《浅草》版面较《世纪风》为小，刊文一般不少于四五篇，作品篇幅长则千字、短则数百，配上木刻、漫画、题花等，也显得小巧精致、琳琅满目。过去的《世纪风》作者惊喜于这片充满生气的“浅草”出现，纷纷送来新作，把《浅草》作为新的文化抗战阵地。
柯灵移花接木，在《浅草》上全面地恢复了《世纪风》，为日伪恐怖、死亡笼罩下的“孤岛”保留了抗日的星火和文艺的种子。杂文仍然突出而醒目，毁堂的《重振杂文》号召继承鲁迅杂文的光荣传统，唐弢、列车、文载道、辨微等继续以杂文为武器进行战斗。文艺通讯同样突破了“地理隔绝”，有来自大后方的《三月，桂林的戏剧节》(夏衍)，延安的《陕北风土画》(胡考)，香港的《作家书简》(端木蕻良)，新加坡的《海南短简》(郁达夫)等。柯灵更是热心于以《浅草》为文艺园地培养青年作者，何为、宛宛(黄裳)、坚卫(董鼎山)、刘以鬯、坦克(晓歌)、沈其佩(沈毓刚)等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学生，在前辈作家的指导和影响下不时地发表散文作品，孜孜地探索文艺创作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形式，一支年轻和活力四射的作家队伍在迅速崛起。因为切身体会，柯灵又关注蛰居“孤岛”的作家在生活上的贫困问题。刊出了《保障作家生活》(仇如山即唐弢)、《“作家的命运”和“作家的团结”》(古柏即钟望阳)等文，公开呼吁作家团结起来，为提高稿费进行抗争。同时，这也是刊物对“孤岛”现实的反映，对读者的宣传教育。在获知作家叶紫病逝及其遗属的生活极度贫困消息后，柯灵以“编者”的名义著文悼念，并从刊物上发动了一场援助叶紫遗属的募捐活动，在“孤岛”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和影响。《浅草》上，柯灵经常以“编者”的名义发表“按语”。这些编者的话有多重价值：首先是精彩的文艺批评或“孤岛”社会问题评论；二是文笔简洁、文字洗练，如耐读的散文佳作；三是很好地沟通和加强了编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1940年7月1日，汪伪政府以“潜身上海租界，献媚独夫，卖身共匪，”“或假借第三国人名义，经营报馆，终日造谣煽动破坏”等罪名，发布对八十三名抗日爱国人士的通缉令，内中上海的新闻工作者就有四十九人之多。柯灵名列其中，不得不化名为“丁松年”，工作、住宿在警卫森严的报馆以防不测，继续发表《色》、《伥》等杂文来揭露大汉奸汪精卫的奴才相和为虎作伥之恶举。通缉令中也列入了“大美”报系《大美晚报》、《大美报》的张似旭、程振章、李骏英、吴中一、张志韩等人。“大美”报系虽维护美国的立场和利益，但客观上也一直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7月19日，“大美”报系经理、发行人张似旭被暗杀，《大美报》旋即宣告停刊，《浅草》也同时告终。8月19日，《大美晚报》国际版编辑程振章被暗杀。在总编辑张志韩的紧急邀约下，柯灵冒着极大的危险接手编辑国际版和要闻版，直至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柯灵又兼职主编《正言报》文艺副刊《草原》。
上海《正言报》于1940年9月20日创刊，同日柯灵主编的文艺副刊《草原》创刊。《正言报》是一张国民党背景的“洋旗报”，工作班底主要是《文汇报》人员。柯灵出编《草原》，是接受《正言报》总编辑、原《文汇报晚刊》编辑李秋生的邀请。时国共合作，“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文艺界便采取打进去‘占领地盘’的策略，在官办报纸上编我们的副刊”(20)。上海已有几家报纸请来进步作家来主编文艺副刊。于是在同一报纸上，新闻版与副刊的政治态度往往会有不同。有些政治上反动的报纸，副刊却是进步的。由于《浅草》的夭折而失去了手中的一个文艺阵地，主要是因为深切地感到“‘孤岛’文学运动中，有没有一份富于生气的报纸文学副刊，按期和读者见面，情况大不一样”(21)。这样，柯灵与郑振铎、许广平等党内外作家商量后，受聘兼职主编《草原》。“副刊命名为《草原》，意在和被迫停刊的《浅草》相衔接。”(22)创刊号上，他发表了一篇两千多字的长文《我们的声诉——代发刊词》，从上海文艺界的冷落、“孤岛”现实的苦痛，说到知识分子的心态、文艺的武器作用，并表明《草原》方向和意义：“在今日的上海，再没有比办一个文艺刊物更困难，但也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草原》在这样的环境和时日里发刊，在我们，是怀着极其严肃的心情的”，“副刊也有它的长处，篇幅小，可是天天出版，不指望产生伟大的作品，却适宜培育新锐的作者；不望它对时代有什么伟大的贡献，却可以迅速的反映现实，将大众的愤怒、欢喜和苦闷，诉诸读者”，而“秋的一面是肃杀，一面却是收获。我们愿意做一粒地下的黑色的种子；因为中国正是一片广大无垠的原野，她永远生生不息，不可摧毁”(23)。同时刊出《“救火者的工作”》(风子即唐弢)、《凉意中的温煦》(文载道)、《随笔两则》(叶圣陶)，以及《旅美杂记》(姚克)连载等有分量的名家新作。《浅草》的作者又纷纷向着《草原》走来，“草原”在蓬勃地生长。
柯灵在编辑工作上握有自由，但为时短暂。时逢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而最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从10月起，报馆当局与柯灵之间也开始发生“摩擦”。一是报馆当局频频扣发柯灵编辑完毕的一些稿子。鲁迅逝世四周年之际，柯灵先后编发的几篇“纪念鲁迅”的文章均被扣下，并禁令“现在不宜提鲁迅”。此后类似的干涉、禁止日益增多，甚至连“自由”、“民主”、“平等”等字眼都不得在报上出现。二是报馆当局欲把一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文章塞进《草原》发表，但都被柯灵硬着头皮退回去。由此，《草原》一度由师陀代编。至1941年3月间，柯灵终于遭报馆当局解聘。《草原》由文宗山(吴崇文)接编，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编辑方针和路线，作者队伍也随之变换。
柯灵痛惜失去《草原》，而追根溯源，更加愤慨国民党顽固派的同室操戈之举。愤慨之余，遂提笔作《踏》(1941年6月)、《魇》(1941年7月)两篇杂文，予以大胆、严厉地抨击。《踏》愤慨于国民党“踏”鲁迅。在“孤岛”上海，《正言报》的取稿禁例之一就是“不准提起鲁迅”；在重庆，特准提起名字，但“不许称为‘革命斗士’。”文中责问道：“莫非死了五六年的人，也有了‘破坏统一’之嫌？还是天下‘革命’，只此一家，所以连这类的字眼也触犯忌讳了吗？”(24)《魇》以可怖的“梦魇”作喻，批判的矛头直指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策动政客，指使社团，今日一社论，明日一通电，‘反共’之声，洋洋溢耳，远过于抗日的战声。”进而又揭露国民党的“反共”是与日寇、汪伪汉奸政府的同流合污：“‘反共’声中，这就来了不谋而合的夹击。”同时坚定地声明，“我们决不做亡国奴，但也决不愿意做任何自己人的奴隶。自相残杀的惨剧，我们坚决地反对”(25)。
在日美矛盾和对立愈演愈烈的时候，柯灵继续编辑《大美晚报》的要闻版。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时期结束。当天清晨，柯灵与所有人员一起撤离《大美晚报》报馆。
“孤岛”时期，柯灵先后主编文艺副刊《世纪风》、《早茶》、《浅草》、《草原》，时间上呈纵向的衔接连续。在这过程中，除了《早茶》到《浅草》属于“通俗”向“纯文艺”的正常变动。其他三次，都是“失去”向“重建”的非正常变动，即被迫失去一个刊物，接着努力重建一个新的刊物。这三次“失去”，从时代背景看，每一次都充满着爱国新闻工作者与侵略者及其帮凶之间激烈的、甚至是流血的斗争。《世纪风》(《文汇报》)在租界当局和日本侵略者共同胁迫下停刊，《浅草》(《大美报》)因为经理张似旭遭暗杀后不得不停刊。而《草原》(《正言报》)则是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立场的形势下，柯灵被排挤出来。而柯灵失去一个刊物，紧接着又去创办另一个刊物，说明他始终在争取抗日、爱国的报刊阵地，并显示一种为鲁迅所称道和推崇的“韧”的战斗精神。而从《世纪风》、《早茶》、《浅草》到《草原》，在“孤岛”上创立和延续了一条抗战、进步和现实主义的文脉，杂文的战斗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
柯灵说：“抗日报纸全部艰难复杂的斗争过程，大大地锻炼了新闻记者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在群众中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中国知识分子在漫长曲折、多灾多难的历史考验中，形成‘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优良传统，又一次在新闻战线上显示出它的威力。”(26)其中也应该包括上海“孤岛”时期他和他主编的几个文艺副刊。
注释：
①(21)(22)(26)《柯灵文集》第3卷，190、196、196、213页，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②(15)邱明正：《上海文学通史》，856、86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12)杨幼生、陈青生：《上海“孤岛”文学》，3、4页，上海书店，1994年版。
④(14)赵景深：《文坛忆旧》，111、111页，北新书局，1948年版。
⑤周晓明、王幼平：《现代中国文学史》，696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⑥《文汇报》1938年2月11日第4版。
⑦(24)(25)《柯灵文集》第4卷，95、276、278页，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⑧徐开垒：《“孤岛”文学的主要阵地》，《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10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⑨《柯灵文集》第2卷，64页，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⑩(16)《文汇报》1939年1月25日第12版。
(11)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78、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王任叔：《〈边鼓集〉弁言》，《边鼓集》，1页，上海文汇有限公司，1938年版。
(17)《大美报》1939年9月 25日第14版。
(18)《大美报》1939年12月1日第8版。
(19)(20)何为：《从〈浅草〉到〈草原〉》，《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下)，116、12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23)《正言报》1940年9月20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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