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_有效需求论文

“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_有效需求论文

“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需求论文,理论论文,中国宏观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0)06-0076-03

自1997年10月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的疲软走势。政府部门陆续采用了较为强烈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投资和消费。虽收到一定效果,但总体作用不显著。在多数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给百姓带来实惠的同时,下岗、失业、企业开工不足等经济衰退的征候也同时出现,经济学家们更是敛拔弩张,严阵以待。有关分析治理通货紧缩的理论文章频频见诸报端,分析角度见仁见智,但较为一致地认为:中国目前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并伴随一定程度的经济衰退。其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也大多围绕如何刺激“有效需求”而展开。

经济学人都知道,“有效需求”是凯恩斯首创的经济学概念,出现于1936年出版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定义:“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相交点之值,称为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1](p28)。其中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凯恩斯认为在这一点上雇主们的预期利润最大。在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原因后,通过对消费者心理规律的研究分析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经常存在的现象,也是导致失业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因此,政府必须主动干预经济,通过对国民收入等人为调整以刺激有效需求,保证经济均衡发展和解决“非自愿失业”现象。

由于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也出现了产品过剩、储蓄量增长过快、消费不旺及下岗失业等现象,许多经济界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试图用“拿来主义”把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与中国的现实对号入座,并由此推导出许多对策和办法。这种对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推崇至1999年8月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保罗·克鲁格曼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而达到了高潮。一时间,中国的许多经济学人惊呼:“凯恩斯又回来了!”人们似乎忘记了本世纪70年代横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灾难,更有人甚至提出要推行凯恩斯的通货膨胀政策以解决目前的“通货紧缩”问题。笔者认为:这种极端的措施弊大于利,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将产生极大的损害。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对分析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却不能准确地解释我国目前通货紧缩的成因,其主张的“通货膨胀政策”更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凯恩斯分析的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消费心理规律与我国目前实际情况不完全吻合

首先,凯恩斯认为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心理规律之一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一般而论,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其消费,但消费之增加,不若其所得增加之甚。——当一社会之真实所得增加时其消费量不会以同一绝对量增加。”[1](p85)故出现所谓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其作用的结果是导致消费不足。笔者认为,这一心理规律,不适用于分析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行为。因为:凯恩斯分析时的所谓“社会真实所得增加”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的增加。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也是在基本的生活需求全部得到满足后其所得的增加。分析的对象应该是达到较富裕生活水准的中产阶级(及以上)消费层。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这部分人在消费者中占居较大比重,而目前的中国,社会经济二元化结构明显,中产阶级消费层层薄弱,大量的低收入阶层占居绝大比重,处于金字塔底。相对来说,由于基本的生活资料尚未得到满足,其消费水平应随着其收入的增加而上升。虽然我国也已经出现了一批高收入的富裕阶层,其消费支出的增长会出现低于收入增长幅度的现象。但相对于广大的低收入阶层而言,由于其绝对人数的稀少,其对消费总量的影响程度不大。况且这部分人一般都比较具有投资经验,在目前较低的利率条件下,其剩余资金也大多数用于增加投资需求(投资于证券业或实业)而非存入银行形成储蓄。因此,至少可以说目前这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在中国尚未形成或曰作用甚微。

其次,凯恩斯分析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又一心理规律是著名的“流动偏好规律”,即“人们有把一定量货币保存在手边的偏好,以便应付日常的未能预料到的、或紧急的开支需要。特别是想把一定量货币资金保存在手边,以应付投机活动的需要。而利息就是对人们放弃货币、牺牲流动性的报酬。”[2](p29)这一规律既引起消费不足,又引起投资不足。这时的流动性偏好,是人们出于三大心理需要即:交易的动机、预防的动机和投机的动机而形成。我们承认消费者普遍具有货币的这种流动性偏好。但就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百姓而言,因为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其预期收入下降而预期支出上升,使其在对货币流动性的偏好上多集中于预防性的需求——预防意外损失、疾病、养老、子女教育等等。而对另外两种需求即交易和投机的需求考虑较少。尤其中国国内目前可供选择的金融投资工具相对缺乏,这大部分用于预防动机的货币需求不仅仅减少了消费量,更为重要的是其对利率的敏感性极差。而凯恩斯在分析流动性偏好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或定义)即:“在任何时间,利息即为放弃周转灵活性之报酬”。[1](p141)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只要提高银行存款的利息率,增大人们对放弃货币流动性损失的报酬或补偿,人们就会转而放弃这种偏好而去储蓄。若降低利息率则作用相反。然而我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实践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央行数次大幅度降低存款利率,人们的储蓄意愿依然十分强烈,同时也并未伴随所得的大幅度增加,反而是预期收入的下降。只不过在对存款收取利息税后,储蓄存款的增速才有所下降。在这里,凯恩斯分析的心理规律虽不无道理,但其得出的应该是“行之有效”的政策调控手段在中国却严重失灵。打个通俗的比喻:有如两个患同样病症的病人,因其心理和身体素质不同,导致其患病的原因和医治的方法可能完全不同。

二、凯恩斯理论的缺陷及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负作用

在凯恩斯的理论(尤其是有效需求理论)中,着重的是对经济总量的静态分析(包括总收入、总需求、总就业量),缺乏对经济结构以及较长时期的动态分析,且“忽视了理性预期的作用,此为最重要的缺陷。”[3](p37)而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和消费函数分析中所缺乏的(如消费者的理性预期,永久性收入和永久性支出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则正是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且其影响程度和范围日益增大。因此,简单套用其理论势必导致实践操作上的失误和理论探讨上的无解。

凯恩斯认为:消费是一定时期可支配收入的函数(注:未考虑永久性收入——笔者)。则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增加,但其增量小于收入增量,其函数表达式可写为:

C=a+eY

式中:C—消费量,a—常数,e—边际消费倾向 y—可支配收入

这种函数只是一个简单的短期函数,未从长期的角度加以分析。而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若考虑长期收入因素的影响,这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现象将不复存在。因为随着长期收入的变动,消费量的变动有与之同步的趋势,边际消费倾向接于1。[3](p31)

上述消费者对收入和消费的理性预期无疑增加了政府干预经济的难度,也正是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和消费函数理论所未曾涉及的。

三、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第一,我国目前宏观经济运行出现的问题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

其表象上似乎是产品总量的过剩和需求总量的不足。实质却是结构失衡所致。不是总量上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不足”和“有消费需求能力的供给不足”。较突出的表现在总需求结构失衡方面:

(一)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根据经验统计,人均GDP在100美元—1000美元之间国家的投资率平均应在25%左右,消费率则为75%,而我国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发展水平,其投资率却非常高(平均约40%,1998年则高达58%),消费率不足60%,近年来更是下降到50%以下,这种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失衡,长期积累形成了供给过度和消费不足的矛盾,最终导致经济低迷,投资和消费后劲不足。

(二)消费内部结构失衡:消费可分为政府消费和个人消费,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消费占比偏高,平均高达20%以上,1998年—1999年又所有增加,从而使原本相对于投资就较低的个人消费率更加偏低,加之在个人消费内部又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状态,广大的低收入阶层有消费需求而缺乏货币支付能力,表现为“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少数高收入阶层又因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注意是在极少数人中),其消费增量很少,因此导致结构性的需求失衡。

(三)城乡消费结构失衡:我国近年呈明显的二元消费状态,突出表现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扩大、结构比例失衡。乡村城市化水平低,约70%的农村人口其消费量却不足30%,城乡消费结构严重失衡。这种迫于较低的收入导致的消费需求不足在广大农村人口中表现尤为突出。而农民增收难,农村消费难以启动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四)在产品总量过剩背后潜藏的供给结构失衡: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都处于一个更新换代的时期,而市场上提供的商品多属替换淘汰产品,或质次价高(也有质次价低),无人问津,满足现实需求的质优价廉的商品群未形成,导致消费处于相对真空状态。这种供给结构的失衡导致了一些“有消费需求能力的供给不足”。一些消费者持币待购,未能形成现实的消费能力。

第二,上述结构失衡问题是改革20年来经济发展累积结果的总爆发,不同于凯恩斯分析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平稳运行中所经常出现的问题。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也不能囿于其理论框架,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消费需求理论体系,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手段和措施。鉴于目前利率作用已经微弱,不宜再度下调利率,也不应对短期内增加信贷消费寄予太大的期望。目前除应继续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外,还应积极扶持和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开发创新高质量的新产品,为社会提供有需求、有市场的高质量的产品供给。建议工作的着力点应放在缓解社会分配不公和提高农民及城镇贫困人口的收入上。要重点推动有条件地区农村人口的市民化、城市化水平,提高农村城镇经济的规模化水平和效益。政府投资,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大型投资项目上搞以工代赈,既调动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极性,又增加了农民的实际收入。在指导思想上,不要只考虑如何让百姓去多花钱、多消费,而应借鉴一点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思想(如“先予后取”),即先考虑如何让广大贫困人口脱贫,农民增收,扶持其合理的生产投资需求,待其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后,其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自然随之增加。而只有广大的农村人口和城镇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提高,才是改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消除经济颓势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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