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制举试策文体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文体论文,试论论文,制举试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4-0017-10
唐代制举考试主要是试策，其文体可分为策问和对策两部分。该制度形成较早。早在唐初，制举考试就以试策为主要选拔方式，中晚唐制举试策发生了很大变革，并逐步形成较为固定的文体。关于唐代制举试策问题，陈飞先生的文章《唐代试策的形式体制——以制举文为例》进行了大胆探讨和总结①[1]；[2](pp.268～276)。文中不乏创见，但忽视了唐代试策的发展过程，其主张的“策文的结构体制”也只是中晚唐制举试策定型后的文体，并不能代表整个唐代制举试策的标准问题。唐前期制举试策一般试三道，偶有五道、两道者①。永淳二年(683年)三月敕：“令应诏举人，并试策三道，即为永例。”[3](卷75《贡举上·帖经条例》，p.1376)此后约近四十年时间里，制举试策基本遵循此制。开元九年(721年)五月玄宗《策试贡举人于含元殿敕》云：“卿等知蕴韬略……各整尔能，对敭所问。古有三道，朕今减其二策，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弟(第)，务收贤隽，用宁军国。”[4](卷643《贡举部·考试第一》，p.2124)因此，开元九年(721年)玄宗将对策数量由三道降为一道[2](pp.268～276)，这是唐代制举试策制度一个大的转折点，直接影响到制策考试文体和内容的变化。此次改革表面上减轻了制举试策的负担，但实际上避免了策问道数过多而篇幅有限，不利于举子就某个问题进行发挥、深入剖析、充分发挥才智、针对策问发表高论的弊病。唐前期制举对策一般限定在五六百字[5](卷479《策》，pp.2443～2445)②，大概到开元二年(714年)，制举对策字数有所增加，从现存对策的字数来看，往往超过三千字[5](卷483《策·贤良方正科策七道》，pp.2464～2467)③，这样造成了制举考官阅读量加大，不利于考官在有限时间内对大量对策进行公正评判。于是开元九年(721年)玄宗又将试策改为一道，虽然策问道数减少了，但是举子论述单个具体问题的篇幅增加了，而对策总字数较之前期并未大量增加，即保证了举子才华的发挥，又未增加考策官的阅读量。
严格地讲，制策应该包含策问和对策两部分。唐代制举试策的策问和对策的文体都有发展、演变的过程，到中晚唐逐步形成相对固定的格式，而不是像陈飞先生所说的那样，唐代制举试策文一直存在一个结构体制。
一、唐代策问文体的演变
策问，就是制举考试的试题，主要依据是年制举开设的具体科目，围绕科目性质，依据经典、史籍内容，结合政治和社会问题提问，一般由考策官以皇帝口吻发表相关见解，并对某些问题提出疑问，然后鼓励举子进行解疑、对策。对策是举子针对策问的内容，依据经典和时政回答策问。一篇完整的制策文，由策问和制策组成④，两者是一个统一体，策问不仅决定对策的内容，而且会影响举子对策是否直抒胸臆、恳切务实等等。制举策问往往从时政和典章出发，考查举子能否洞晓当朝“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务”。如宋人唐询评论元和年间制科之盛时说：“若元稹、白居易，皆特出之材，观当时策目，所访者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务。”[6](册111《选举十·制举》，p.4425)不过，唐代前后期策问的变化较大，前期策问主要以前朝圣贤治国、选贤、直荐等为内容，举子往往也是转述经典、史实，虚美当朝时政，很少结合当朝时政和社会问题进行发论，更不用说指斥朝政和各种社会问题了。中晚唐制举试策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策问和对策开始关注时政和社会问题，特别是举子对策，不仅将经典、史实与现实具体问题结合得较为完美，而且敢于畅谈敏感的社会问题、指斥时政，大大激活了制举策问的目的和功效。当然，这一转变与中晚唐出现严重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有密切关系，整个社会的反思和改革思潮直接影响了制策文体的变化。
随着唐代社会变迁，策问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策问结构不断调整和变化。唐代策问结构发展的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渐趋规范。陈飞先生将策问称为“策问文”，强调其文体性质，不过在“策问”后加“文”字似乎不妥，有伤“策问”本义，也改变了“策问”这一固定历史名称。现存唐代制举策问，没有称为“策问文”的相关记载。陈先生将策问划分为：起问辞、称制辞、导问语、问题语、促对语。实际上，唐代制举考试中的策问结构并不像陈先生所说的那样“唐代试策在形式体制上的要求之高、恪守之严，都是前所未有的”[2]，而是随着社会变迁逐渐变化，甚至同一时期不同制策官所出策问的结构也有所不同。陈先生所说的策问结构，从严格意义上讲，只能部分代表中晚唐的策问结构。唐代策问基本要素为起问、引问、设问、束问四部分⑤。因时代和考官不同，策问的结构有所不同。
唐代策问均以“起问”开始发问，就是陈先生所说的“起问辞”。唐前期一般以“问”字起问，贞元元年(785年)以后多以“问：皇帝若曰”五字起问[5](卷486《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p.2479)，有时也直接以“问”字开始。
起问之后便是“引问”，这部分主要通过对前朝圣贤的颂扬和对盛世的赞誉引出当朝所面临的问题，承接下文的“设问”，即陈先生所说“称制辞”和“导问语”部分。陈先生所说的“称制辞”仅仅是皇帝的代称，语句的构成部分，并不是组成策问的结构，应该是“引问”的一部分。唐代制举策问之引问常以“朕闻”、“朕观”、“朕”等语开始，不过唐前期所谓的皇帝“称制辞”不一定每篇策问中都有，如长寿三年(694年)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策问三道[5](卷479《策·应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策(三道)》，p.2443)、证圣元年(695年)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策问[5](卷479《策·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策》，p.2446)、景云三年(712年)道侔伊吕科策问[5](卷478《策·道侔伊吕策三道》，pp.2438～2439)、景云三年(712年)文可以经国科策问等[5](卷479《策·文可以经国策》，p.2445)、某年沉谋秘略科策问[5](卷480《策·沉谋秘略科策第一道》，p.2451)、天宝十三载(754年)洞晓玄经科策问[5](卷477《策·洞晓玄经策》，p.2434)均未有皇帝称谓，也未明确皇帝亲策的口吻，相应地也缺乏束问部分中的“朕将亲览”等语句。因此，没有必要将皇帝称谓单独作为“称制辞”，看作策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唐代制举策问的“引问”一般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多以“朕闻”、“朕”等皇帝口吻褒奖前朝圣贤的丰功伟绩及治国为君的宏论；第二部分同样以皇帝口吻坦言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以自谦形式表示自己执政的不足，点明策题用意，为下文发问做铺垫。唐前期的策问中这两部分很少同时具备，往往只具备一个部分，大概开元九年(721年)以后这两部分才基本上变得不可或缺。不过，唐前期有时也可以省去皇帝称谓，以其他词语替代，直接用“若”、“圣皇”[5](卷479《策·应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策(第一道)》，p.2443)、“自”、“我皇”等语[5](卷479《策·应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策(第二道)》，p.2444)进行连接转承。中晚唐随着策问中“引问”部分分量加重，不仅“引问”中强调皇帝亲试，还往往以“朕闻”、“(朕)盖闻”、“朕窃”、“朕观”、“朕”等凸显策问乃皇帝“亲自”出题、亲试，从而完成“引问”中两部分之间的转承。这一变化从建中元年(780年)以后，以直言极谏科策问最为显著。其主要原因应该是中晚唐皇帝通过制举考试以选拔“非常之才”的功能日渐突出，制举出身在仕进中的优势越发明显，同时也与制举出身特别在宰相等高官选拔中尤为重要有关，皇帝“亲试”称谓充分凸显了这一转变。安史之乱给唐朝盛世以重创，朝政和社会各个方面都出现严重问题，历经肃宗和代宗的努力革新，唐朝的危机略有好转。德宗、宪宗、文宗等皇帝也都锐意革新，希望重振盛世雄风，面对众多政治和社会问题，急于向士大夫寻求方略。制举考试的初衷就是让举子以对策形式结合经典和时务提出见解和对策，以便为执政者提供借鉴和思路。在这种情况下，皇帝急切希望获得人才和解决对策，在策问中就表现为皇帝亲试的语气至为诚恳、亲切。
引问之后是“设问”部分，为策问的主体和关键，主要是对引问部分进行承接，进而提出具体问题，启发举子对答，即陈飞先生所说的“问题语”。唐初设问往往以“今欲……”开头[5](卷481《策·对词标文苑科策》(嗣圣元年)，p.2458)，长寿三年(694年)以后多以“子大夫……”开始设问[5](卷479《策·应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策(三道)》，p.2443)，但建中以后几乎现存每篇策问都以“子大夫”开启设问。设问一般经过承问引述问题之后，以皇帝对问题的疑惑、不明、未知所从为由，往往在句尾用“耶”、“也”、“欤”、“明欤”、“可欤”、“安在”、“乎”、“何”、“何为”、“哉”、“为”等丰富的疑问语气词，依次以委婉语气发问。开元九年(721年)以前，一道策问中一般只提同一类的问题⑥，主要原因是此前的制举考试一般试策三道，因此不同类型的问题可以分别在不同策问中提问，每道策问中的相对提问数量就减少了。开元九年(721年)之后，制举试策改为一道，相对来讲设问部分的提问内容往往不局限于同一类问题，加之中晚唐策问的内容倾向于时务策，往往针对现时具体社会问题，因此设问内容往往涉及多方面问题，通常按照问题类型和主次逐个发问。
设问之后，便是束问。束问主要从敦促举子应对和强调皇帝亲览两个层次来勉励积极应对，并结束策问⑦。前期束问一般都很简短，以两句话结束，如“伫尔昌言，朕将亲览”[5](卷481《策·词标文苑科策》，p.2458)；“式副对扬，朕将亲览”[5](卷482《策·贤良方正策》，p.2461)；“朕将亲览，尔等明言”[5](卷483《策·贤良方正科策》，p.2464)等。唐前期策问中若未出现皇帝亲试的称谓，则束问往往以“弛张之术，去就何从”[5](卷479《策·应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策(二道)》，p.2444)；“伫聆良策”[5](卷479《策·应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策(三道)》，p.2445)；“咸请缕陈”等结束，省略朕将亲览之类语句。显然，唐前期束问非常简单，敦促举子应对的语言较为平淡、简短，往往以“悉情以对，用释余疑”[7](卷301邢巨《应文辞雅丽科对策(并问)》，p.3054)等语劝慰举子无所顾忌，直抒胸臆，偶尔强调一下“朕将亲览”，择善用之。中晚唐束问中促对语气较之唐前期有所加重，态度更为诚恳。如建中元年(780年)直言极谏科策问云：“在于朕躬，所有不逮，条问之外，委悉书之，必无面从，以重不德。”[5](卷491《策·直言极谏策》，p.2512)贞元元年(785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问云：“子大夫蕴畜才器，通明古今，副我虚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时之难灾。毕志直书，无有所隐。”[8](卷6《策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p.188)贞元八年(792年)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策问云：“九流得失之论，历代兴亡之由，王、郑释礼之异同，公、谷传经之优劣，必精必究，用沃虚怀。”[8](卷6《策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p.190)贞元二十一年(805年)茂才异等科策问云：“各罄所闻，备申谠议，虚怀固久，勿隐予违。”[5](卷491《策·茂才异等策》，p.2514)元和元年(806年)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问云：“子大夫熟究其言旨，属之于篇。兴自朕躬，无悼后害。”[8](卷28《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一道》，p.330)长庆元年(821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问云：“至于朝廷之阙，四方之弊，详延而至，可得直书。退有后言，朕所不取。子大夫其勉之。”[5](卷490《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p.2509)大和二年(828年)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策问：“推此龟鉴，择乎中庸；期在洽闻，朕将亲览。”[5](卷493《策·直言贤良方正直言极谏》，p.2521)中晚唐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其原因一方面是开元九年(721年)以后试策由多道改为一道，策问分量随之增大，“促对”语相应增加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该时期策问中提问的问题往往涉及时务和敏感话题，若不从思想上解除举子顾虑，恐怕无人敢直言极谏，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晚唐朝野思变和皇帝锐意革新、力挽颓势的时代风气。
不过，唐前期引问和设问的形式都不固定，有时引问和设问的界限也不明确，束问的内容和格式的伸缩也不固定。中晚唐策问的起问、引问、设问、束问等结构逐渐分明，还出现了新的策问文体。中晚唐策问往往在一道策问中同时设问多个不同类型的问题，因此起问之后便依次按引问、设问、束问的结构分别表述。如贞元元年(785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策问：
皇帝若曰：盖闻上古至道之君，垂拱无为，以临海内。不理而人化，不劳而事成，星辰轨道，风雨时若。邈乎其不可继，何施而臻此欤……何圣贤间生而莫之振也？朕祗膺累圣之业，猥居兆人之上……旌孝悌，举直言，养高年，敦本业，平均徭税，黜陟幽明……意者朕不明欤？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异也！思欲划革前弊，创立新规，施之于事而易从，考之于文而有据。备陈本末，将举而行。无或惮烦，略于条对。自顷阴阳舛候，祲沴频兴；仍岁旱蝗，稼穑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屡为凶灾，其咎安在……子大夫蕴畜才器，通明古今，副我虚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时之难灾。毕志直书，无有所隐。[8](卷6《策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pp.185～188)
此道策问以“无或惮烦，略于条对”一句为界，之前有引问、设问、束问完整的结构形式，是同一类型的问题；之后从“自顷阴阳舛候”至“无有所隐”为另一类型的策问，也有完整的引问、设问、束问部分。此道策问可以看做是中晚唐策问的典型。但并不是每道策问的结构都很完备，而是基本上都有所侧重，根据需要突出某个部分，相对也就忽略了其他部分。
总之，唐前期的策问格式和内容都比较简单，字数较少，内容较空洞，提问内容较笼统，多为典章制度、典故、治国、选贤、忠孝等空泛话题，很少将策问内容与现实结合起来，与时务的针对性不强。中晚唐策问不仅格式日渐规范，而且策问内容以时务为主，鼓励举子直抒胸臆的语气更加强烈，集中反映了整个社会谋求变革的风气。
二、唐代对策文体的演变
如策问文体一样，唐代制举的对策文体也经历了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并非一开始就如白居易《策林》所云[9](卷62～65，pp.1288～1377)，对策结构分为策头、策项、策尾三部分；更不像陈飞先生所说，策头一般包括起对辞、承对辞、导对语、应对语，策项包括述制语、述问语、对答语、祈纳语，策尾分为起收辞、收束语、终对辞[1]。陈先生主要依据《策林》中的范例得出上述结论，但《策林》完成于元和初，所以白居易和陈飞所说的乃是中晚唐流行的对策文体结构，并不能代表唐前期以及盛唐时期对策的结构特点。而且，陈飞先生对制举对策结构的进一步分解只是大致反映中晚唐的非典型对策结构，不免有以偏概全，将唐代制举对策“八股”化的嫌疑。
实际上，唐代的对策形式比较灵活多样，早期对策比较简洁，策头和策项往往不很分明，好多时候策头只有“对”字，策尾也很简单，甚至仅有“谨对”二字，对策的主体往往仅剩策项。如嗣圣元年(684年)房晋《对词标文苑科策》云：
对：惟德动天，文云开其五色；惟贤济俗，大运符其半千。是知广厦将崇，必伫群材之用；巨川方济，良资舟楫之功；俾作股肱，方之羽翼……登坛对楚，连城之宝不足称；置馆求燕，照乘之珍无以贵。多士迈隆周之日，得人光炎汉之朝，犹以为官匪材升，仕因基进。显革因循之弊，用追稽古之风，诚愿察彼山苗之词，求夫纵壑之论。材或可纪，超升于槐棘之班；德或可褒，擢任于公卿之位。开其上赏之路，颂以中和之诗。则淳于髡之进贤，一朝而见七士；许子将之举德，少选而收二俊。自然词人阔步，才子长鸣，公理息《昌言》之篇，节信罢《潜夫》之作。谨对。[5](卷481《策》，p.2458)
这篇对策的策头和策尾仅为“对”、“谨对”三字，对策主体为策项，大概是因为此篇对策篇幅短小，仅300余字的缘故，作者把主要文墨都用在对策主体的策项部分，有意省去了许多虚美和客套话。稍后永昌元年(689年)张柬之《对贤良方正策第一道》的结构相对比较完整，策头、策项、策尾的结构更加复杂，更加符合陈飞先生的说法[5](卷482《策》，pp.2459～2460)。此后制举对策的格式基本上比较简洁，篇幅比较简短；直到开元二年以后，对策的结构和格式渐趋完整，篇幅也大为增长[10](pp.207～214)；最终在开元七年，制举试策由三道改为一道，每道对策大幅增加了字数，从而为对策规范文体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此后，对策的策头、策项、策尾都比较完整，每部分都有相对固定的格式。但是从现存对策内容和结构看，中晚唐的对策仍存在文体差异。为清楚看出其渐变历程，现从对策的策头、策项、策尾等方面分别加以考察。
策头，其结构有一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早期对策大多没有策头，或文字非常简略，多以“对”字一笔带过，直接进入策项。直到永昌元年(689年)才出现比较规范的策头，如张柬之《对贤良方正策第一道》：
对：臣闻仲尼之作《春秋》也。法五始之要，正王道之端，微显阐幽，昭隆大业，瀍洛之功既备，范围之理益深。伏惟陛下受天明命，统辑黎元，载黄屋，负黼扆，居紫宫之邃，坐明堂之上。顺阳和以布政，摄三吏而论道。雍容高拱，金声玉振。微求无厌，误及厮贱。微臣材巧学浅，诚不足以膺严旨，扬天庥。虽然，敢不尽刍尧，罄狂瞽，悉心竭节，昧死上对。[5](卷482《策》，pp.2459～2460)
该对策中首次出现了策头的起对、承策、应制、应对四个要素。在起对之后出现承策。承策是策头的核心，对应策问中的引问，一般是通过赞美先贤，说明策问的主旨和开科的目的，往往以“臣闻”、“臣伏见”、“臣言”、“臣伏念”、“臣”等自我称谓开始，对应引问中的“朕”，体现举子是应皇帝策问而对策。承策之后为应制，主要结合引问内容进一步赞誉当今圣上忧国忧民、虚心纳谏的圣明姿态，往往以“伏惟陛下”、“今陛下”等开始，以“锡臣之策，思以启沃”等溢美之词结束[5](卷491《策·对直言极谏策(姜公辅)》，p.2512)。策头的最后是应对，主要是表明自己对圣上忠诚、对策坦诚、冒死力谏以及自谦才学浅薄等。永昌元年之后，对策的策头基本上都没有同时具备起对、承策、应制、应对四个要素，多数情况下仅有起对、承策、应制三项，或仅有起对和承策，或仅有起对和应制。直到建中元年以后，多数制举对策的策头才以这四要素为基本结构。如建中元年(780年)姜公辅《对直言极谏策》：
对：臣闻尧舜之驭寓也，以至理理万邦，以美利利天下，百姓犹惧其未化也，万邦犹惧其未安也。乃复设谤木，询谠议，不敢蒲假，不敢荒宁。伏惟陛下玄德统天，文思居业。慎重光之丕绪，返淳古之休风。光启宪章，畴咨菅蒯，锡臣之策，思以启沃。臣彺简不知化源，谨昧死稽颡，辄陈愚虑。[5](卷491《策》，p.2512)
此件策头以“对”字起对，承策以“臣闻”起至“不敢荒宁”结束，应制以“伏惟陛下”起至“思以启沃”结束，之后便是“应对”。中晚唐策头的最大变化就是“应对”部分得到充实，往往在此花费很多笔墨赞誉皇帝的圣恩和雅量，主要为策项中涉及敏感问题埋伏笔，避免得罪圣上和考官，当然也有借此引起皇帝和考官注意的意图。如“臣彺简不知化源，谨昧死稽颡，辄陈愚虑”诸语；又如“愚臣智识庸鄙，经术短浅，不足以充明诏之言，而隐罪大矣！敢不俯罄愚衷，仰谢万一”等[5](卷491《策·对茂才异等策(杜元颖)》，p.2514)。由于中晚唐制举考试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举子对策往往指斥时政，难以避开当朝的时政败坏、社会矛盾等问题，因此尽管举子极力赞美皇帝，声言冒死对策，还是非常担忧自己的对策会招致皇帝及考官的反感，往往在应对部分要花点笔墨为自己开脱。但有时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如元和三年(808年)皇甫湜《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云：
陛下何惜一赐臣容足之地，于冕旒之前，使得熟数之乎？可采则行之，无用则罢之，何损于明也？然臣不敢有望于是，谨旁缘圣问，粗竭愚瞽，傥陛下怜察其志而宽其诛，赐之当日之问，而卒其说，则覆照之下，形气之生，孰不甚幸！[5](卷489《策》，p.2499)
皇甫湜之所以这样恳切，是因为他将在下文对当时朝政进行深刻揭露，强烈要求改革朝政和诸多社会问题，对当朝权贵进行毫不容情的痛批。虽然他已经竭力为自己对策的谠直进行辩护，但最终还是招致当时权幸的哭诉，宪宗不得已，最后将考策官吏部尚书杨於陵出为岭南节度使、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出为果州刺史，复核官翰林学士裴垍守户部侍郎[11](卷176《李宗闵传》，p.4552)⑧。从某种程度上讲，举子对策语气的谦卑程度往往与其对策内容的犀利程度相适应。如著名的大和二年(828年)制举考试，刘蕡《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云：
臣既辱斯举，专承大问，敢不悉意以言。至于上之所忌，时之所禁，权幸之所讳恶，有司之所与夺，臣愚不识。伏惟陛下少加优容，不使圣朝有谠直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非臣之所望也。谨昧死以对。[5](卷493《策》，p.2521)
刘蕡在应对中所言绝非谦卑之辞，他这篇对策可以说是唐代制举对策批评朝政、权要、宦官、藩镇等当时痼疾最为严厉、犀利的，最终不仅使自己落榜，而且惹恼宦官，直接导致唐代制举考试制度停废，并成为日后党争的重要因素[12](p.98)⑨。
策项是对策的主体和核心，是针对策问中皇帝提出的设问进行逐个或综合回答。唐代对策中，策项在前后期所占分量均最重，但唐前期与中晚唐仍然差别很大。陈先生将策项分为述制辞、述问语、起对语、对答语、祈纳语五个部分[1]，但不能概述唐代策项的典型形式。应该从时代变迁角度看待策项结构的变化，其结构剖析也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应该将策项分为述策、对策、祈纳三部分。述策就是按照策问内容顺序进行复述。述策包含了陈先生所说的述制辞、述问语，陈先生一再强调的“辞”、“语”等语气辞其实所指都是策项中同一部分内容，因此直接用“述策”表述更为妥当；其所谓“述问语”其实就是对策问进行简单概述，很多对策都没有所谓“述问语”，因此可以视作述策的组成部分。述策通常以“制策曰”、“赐臣制策曰”、“赐愚臣制策云”、“陛下制策曰”、“臣伏以圣策首言曰”、“陛下谓”、“策曰”等语直接引述策问原话；或以“伏见圣策咨问”、“伏见圣策顾问”、“伏读圣策次问”、“伏读圣策乃见”、“伏读圣策又见”、“伏蒙陛下赐臣之策”、“臣伏见圣策次问”、“臣伏读睿问”、“陛下以……欤”、“陛下以……耶”、“伏以圣策有”等语概述或转述策问。唐前期受篇幅影响，策项内部结构还不是很完整、规范，因此多是将策问提出的问题进行综合概述，仅有少数采用引述形式[5](卷482《策·对贤良方正策第一道(张柬之)》，pp.2459～2460)，甚至没有述策而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但到开元二年(714年)以后，策项中述策一项渐趋完整、规范，特别是开元九年(721年)以后，对策篇幅增加，为述策提供了空间和发挥余地，述策成了必不可少的内容。在对策过程中一般采用述策方式，有时为使文章活泼，也将两种述策方式交互使用。
述策之后便是对答，即对策问中提出的问题进行逐个或综合回答，是对策的核心。陈先生将这部分分为起对语和对答语两部分，实际上他所主张的起对语就是对答的过渡语，不必单独视为一项内容。对答往往以“臣闻”、“窃维”等自谦称谓语开始，不过唐前期有时对答直接开始，中晚唐与前期相比要规范得多，以“臣闻”最为常见，偶尔也有以“伏维”、“伏以”、“若臣所见”、“臣请”等语开始。对答的内容也有明显变化，唐前期基本上是在策问基础上引经据典、结合史籍进一步解释和发挥策问内容，注重辞藻，关注现实不够；中晚唐对策风气大为改观，普遍注重现实，敢于指斥时政，出谋献策，一定程度上促涨了士大夫参与国家管理的意识。
策尾是策问的促对部分，通过简短的语言再次赞美圣上，自谦才学浅薄，表达自己的忠贞，期盼宽恕过激言论、采纳自己的对策，有时还简短总结对策的主要观点，并以“谨对”表示结束。陈先生认为策尾包括祈纳语、起收辞、收束语、终对语等。从现存唐代对策情况看，绝大多数对策结构都不符合陈先生的说法，显然陈先生的说法只是从众多对策中“集优”出来的。其实唐前期的策尾相当简单，往往以“谨对”等短语草草结束。开元以后特别是开元九年(721年)以后，策尾渐趋复杂，大致包含了束策、祈纳、谨对三部分，但很少有三项完整者。陈先生把“祈纳”部分称为“祈纳语”，认为是策项的一部分，笔者则认为将其理解为策尾更符合原意。此外，陈先生所说的“起收辞”，只不过是束策部分的转折语，也没必要单独划分为固定结构。中晚唐策尾结构逐步完善，篇幅增加，其主要原因除开元九年(721年)以后单篇对策篇幅增加外，就是举子对策普遍注重时务，批评时政的风气增强，策尾主要通过极力表达对皇帝的忠心和对策恳切之情，借以博得皇帝和考官的宽恕和赏识，使考生尖锐的对策得到重视和采纳。该时期策尾的长短和结构差异非常大。如建中元年(780年)姜公辅《对直言极谏策》策尾，只有“伏惟陛下终之。臣不胜葵藿倾心之至。谨对”[5](卷491《策》，p.2513)，共17字。而大和二年(828年)刘蕡《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的策尾竟多达500多字[5](卷493《策》，p.2526)；贞元元年(785年)穆贽《对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策尾也有450字左右[5](卷486《策》，p.2482)。现存该时期对策策尾字数在400字上下的还有5篇[5](卷488《策·对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策(独孤郁)》(元和元年)，p.2492)⑩；另有五篇在100字以下[5](卷491《策·对茂才异等策(杜元颖)》(贞元二十一年)，p.2516)(11)。
唐代策尾中的束策和祈纳不是很分明，也不一定都有，前后顺序也不是很固定。束策包括陈先生所说的“起收辞”和“收束语”，是在对策结束后再次颂扬皇帝圣明、尊贵，以及自己愚陋、低贱，以便进一步祈求皇帝或考官采纳对策，希冀金榜题名。束策的“起收辞”比较杂乱，并不像陈飞先生所说通常以“臣……”为进入策尾的标志，有时甚至没有“起收辞”。如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杜元颖《对茂才异等策》就直接用“其余则诏书所以问，臣纤悉矣。谨对”14字结束，没有任何“起收辞”，更没有祈纳语。有时连“束策”都没有，仅存祈纳部分，如元和元年(806年)独孤郁《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策尾：
陛下不能用臣言，不当问也；谓臣不能言其事，不当来也。既来矣，陛下问状，宜直其辞；既问矣，微臣尽忠，宜采其策。尽忠者不易持也，直者谁欲为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是以怀其效以天下为忧，不怀其身，以天下为念。知所以责难于君者，宜尽忠言，知所以尽于己者，宜及天下。如此，况陛下宗庙之重，其可忽乎？属之于篇，勉之于上，是在陛下酌之而已矣。谨对。[5](卷488《策》，p.2492)(12)
此篇策尾没有赞美圣上的束策之辞，直接过渡到祈纳部分，以“陛下不能用臣言，不当问也；谓臣不能言其事，不当来也”的对比句来强烈希望皇帝能够欣赏其对策，同时表达了对当今皇帝的忠诚和对策的恳切之心，并把君臣关系上升到“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的高度，提出了“是以怀其效以天下为忧，不怀其身，以天下为念”的响亮口号，这种士大夫阶层“先天下而忧”的精神，自然符合当朝皇帝的心意。策尾比较完整的情况也不少，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一道》策尾：
臣生也[幸]，得为唐人，当陛下临御之时，睹陛下升平之始，斯则臣朝闻而夕死足矣；而况充才识之贡，承体用之问者乎？今所以极千虑，昧万死，当盛时，献过言者，此诚微臣喜朝闻，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轻肆狂瞽，不避斧锧，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览之，则臣生死幸甚！生死幸甚！谨对。[9](卷47，p.992)
这篇策尾不仅把当朝圣上赞美到极致，而且表达了自己“昧万死”的忠诚和希望自己的对策得到圣上赞许的迫切心情，其诚恳之情可以说是感天动地，非常有感染力。束策之后为祈纳，就是通过表达自己对圣上的忠诚和对策的坦诚，期盼圣上和考官给予重视，其言语往往极为恳切，如贞元元年(785年)穆贽云：“是敢竭虑极愚，指陈其切。是耶，纳而行之；非也，容而宥之。所谓‘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5](卷486《策·对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穆贽)》，p.2482)为什么一方面皇帝在策问中反复强调“毕志直书”、“毋悼后害”；另一方面举子在对策中反复强调自己冒死直言，并非有意指斥朝政呢？抛开皇帝是否真正喜欢举子对策直言极谏，单就考官而言，也不敢取言词过于激烈的对策，以避免得罪权要，弄不好还会连累自己，贬谪他乡。因此，大凡对策比较激烈、敢于直言极谏、指斥当前社会问题和朝政的对策，往往在祈纳部分竭力给皇帝和考官戴高帽，为自己开脱。如穆贽就说“至如忌讳挟诛，诽谤附律；脯醢淫戮，鼎镬滥刑，此乃昏主暴君亡国之具，亦陛下之所明知，故臣不复有虞于圣朝耳”[5](卷486《策·对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穆贽)》，p.2482)，经其这么一说，恐怕德宗即便想治其罪，也会碍于颜面不好深究。就连白居易也说自己是抱着“轻肆狂瞽，不避斧锧”的决心来对策的[9](卷47，p.992)。大和二年(828年)刘蕡《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策尾中更是把自己比作龙逢、比干、韩非、晁错、陈蕃，抱着以死报国的心态，声称“今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戮，盖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岂忍姑息时忌”；“今臣之来也。有司或不敢荐臣之言，陛下又无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于权臣之手”[5](卷493《策》，p.2526)。白居易、刘蕡的对策如此悲壮也是事出有因的，他们的确冒了很大危险，如前文所说，皇甫湜、元稹等人对策就因指斥权要而牵连了考策官，刘蕡也如其所言，虽然没有“受戮于权臣之手”，但是名落孙山，而且导致制举考试长期中断。有些举子在祈纳部分再次强调自己策论的大意，期盼自己的主张能得以实现。如长庆元年(821年)沈亚之《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云：
伏愿陛下择忠言以广其明，察智谟以周于用。一刑赏以信于令，薄赋敛以息其劳，慎禁夺以省其犯，审狱讼以爱其生。如此，水火之陷，不牵于瞽瞆之俗矣；多济之防，充列于无患之朝矣。若是又以为不理不康，不惠不仁，非臣所知也。谨附圣条，陈写大略。冒黩之罪，臣何敢逃！谨对。[13](卷10《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二道(太和二年)》，p.61)
此篇重点放在总结自己对策大意上，强调其兴国方略。大和二年(828年)刘蕡《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策尾云：“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敬，奉宗祀以教人孝，养高年以教人悌，育百姓以教人慈，调元气以煦育，扇太和于仁寿，可以逍遥而无为，端拱而成化。至若念陶钧之道，在择宰相而任之，使权造化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择庶官而任之，使专职业之守，分万姓之愁痛，在择长吏而任之，使明惠养之术……谨对。”[5](卷493《策》，p.2526)通过简练语言概述自己的主张，希望引起考官和皇帝注意。可惜的是，考官虽非常赞赏其才华，但迫于权臣压力，终未呈献给皇帝亲览。
策尾最后都以“谨对”二字表示对策结束，终唐一代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
通过对唐代试策中策问、对策文体的结构形式、主要特点的时代性考察，笔者认为，唐代制举试策文体是逐步发展和完善的，大概在开元九年以后逐步规范，文体格式也渐趋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结构和要素：其一，策问。一件完整的策问包括起问、引问、设问、束问，但不一定要求完全一致、结构完整。到中晚唐，策问的起问、引问、设问、束问等结构逐渐分明，若策问中同时设问多个问题，则在起问之后按引问、设问、束问的结构依次表述。唐前期的策问格式和内容都比较简单，字数较少，内容较空洞，提问内容较笼统，多为典章制度、典故、治国、选贤、忠孝等空泛话题，很少将策问内容与现实结合起来。中晚唐策问不仅在格式方面日渐规范，而且策问内容以时务为主，鼓励举子直抒胸臆的语气更加强烈，反映了整个社会思变的风气。其二，对策。一件完整的对策包括策头、策项、策尾。策头，在中晚唐对策规范的趋势最为明显，逐渐形成了起对、承策、应制、应对四个要素，多数情况下四个要素能够同时具备，而且应制、应对语词有所增加，主要目的是为下文比较激进的言辞作铺垫，恳请宽恕和重视。策项，主要有述策、对策、祈纳等要素。唐前期主要是受篇幅影响，策项内部结构不很完整，多数情况下是对策问提出的问题进行综合概述，仅有少数采用引述形式，甚至没有述策便直接发表自己观点；开元九年以后，对策篇幅的增加为述策提供了空间，述策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策尾，主要有束策、祈纳、谨对等要素。唐前期策尾相当简单，往往以“谨对”等短语草草结束，开元九年以后策尾渐趋复杂，但前后顺序也不是很固定。
总之，陈飞先生所说的唐代试策的形式体制，严格意义上讲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大体上概括了唐代制举试策文体的一些基本要素。陈先生的主张是把唐代试策众多个案中出现的要素“集优”在一起，而对唐代前后期试策文体的变化区别不够，容易诱导读者误认为其主张的“试策的形式体制”就是唐代制举考试的规范。唐代制举试策在文体上大致遵循一定的格式，但相对比较宽泛，在选拔标准注重文采和内容的情况下，对文体格式的要求不是很严格，举人在同科同场对策中往往可以采取相对自由的格式。
注释：
①贞观十五年太宗诏举贤良，颜师古作制举策问五道。
②如薛稷《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策三道》，字数分别约为500字、540字、570字。
③开元二年贤良方正科对策，孙逖、李玄成约为1300字，沈谅约为990字。
④陈飞《唐代试策的形式体制——以制举文为例》一文认为“试策文”由策题、策问文、对策文构成。实际上，陈先生所说的策题，就是制举科名的名称，目前尚无其他史料证明其为“策题”。陈先生说：“《文苑英华》载此策文有题曰‘《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陈先生的说法显然不妥。《文苑英华》在“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后根本没有“策”字，只是按照体例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不同科目放在“策”的条目下，“策”的条目涵盖了策问和对策，因此不存在所谓的“策题”。若一定要说策题，那也只能说是某个科目的总标题，好比现在的考试题目分类，例如语文高考的“写作”、“作文”等分类的性质，而不是具体的题目。
⑤为探讨方便，本文在划分试策文文体结构时，尽量使用与陈先生一致的术语，若有不同的地方再做相关说明。
⑥陈飞《唐代试策的形式体制——以制举文为例》一文认为“每道策问往往只有一个问题”，似乎不妥。
⑦陈飞《唐代试策的形式体制——以制举文为例》一文称为“促对语”，似乎不及“束问”准确。
⑧参阅岑仲勉《隋唐史》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0页；唐长儒《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12～216页；程奇立《元和制举案辨正——兼与岑仲勉、傅璇琮先生商榷》，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第37～41页。
⑨参见韩国磐“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收入其《隋唐五代史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67～283页。
⑩详见《元稹集》卷28《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一道》，第330页；《文苑英华》卷490《策·对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庞严)》，第2511页；《文苑英华》卷492《策·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沈亚之)》，第2520页。
(11)详见《文苑英华》卷489《策·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皇甫湜)》，第2503页；《文苑英华》卷489《策·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罗让)》，第2498页；《文苑英华》卷487《策·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韦处厚)》，第2489页；《文苑英华》卷490《策·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舒元褒)》，第2508页。
(12)宜尽忠言，知所以尽于己者，《全唐文》卷683独孤郁《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作“所以怀其身，所以怀其身者”，第69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