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与数字危机：影响与出路——国际图联第75届年会热点问题选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危机论文,年会论文,热点问题论文,出路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50
国际图联第75届年会于2009年8月23日－28日在意大利米兰召开，全球3 500余名代表参加了大会[1]，大会通过学术专场会议对未来的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开放获取、长期保存、图书馆与博物馆档案馆的融汇、图书馆教育等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期间，国际图联主席鲁克斯女士主持了一场专家论坛“IFLA与经济危机”（Libraries on the Agenda：IFLA and the Economic Crisis），国际图联版权与法律事务委员会（Committee on Copyright and other Legal Matters）组织了对谷歌图书计划和解协议的讨论。这两个专场分别涉及经济危机和数字时代对图书馆的挑战，笔者将结合会议的讨论和其他资料，对此进行分析。
1 经济危机：狼来了而且还不再走了？
在“IFLA与经济危机”专家论坛上，英国图书馆与信息专业人员协会执行主席Bob McKee、美国图书馆协会国际部主任Mike Dowling、巴西图书馆协会主席代表和我作为特邀专家参加。国际图联主席鲁克斯女士介绍了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各国经济状况，并向各位专家和与会代表提出了三个问题：经济危机对图书馆的影响如何？图书馆怎么应对这些危机？图书馆应该如何将危机转化为新的发展机会？
McKee先生和Dowling先生都描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场景：图书馆预算被削减，出现普遍裁员，服务时间和服务内容遭到削减，部分研究与发展项目遭到削减，部分分馆被关闭，文献资源采购也受到影响，而且整个状况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同时，英美等国都出现图书馆用户增加的现象，受到经济危机冲击的人们把到图书馆学习、上网、接受培训与咨询等作为应对危机的一种途径，这也为图书馆在社会发展中尤其是危机时刻能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有力的例证。因此，多数图书馆在采取灵活措施避免裁员或削减文献经费的同时，积极开展对经济危机中受冲击人员的服务，包括提供有关就业、培训机会、心理调适、专业学习等方面的咨询。中国、巴西的情况明显地与英美有所不同，还没有出现基本预算削减或人员裁减的情况，而且国家还通过多种途径支持图书馆发展，但某些专项经费可能受到影响；中国图书馆界（包括公共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也在积极利用这个“机会”发展对社会、企业的培训教育、信息咨询和情报研究服务，使自己更主动更直接地为社会经济发展作贡献。McKee先生还提到，各国政府实际上都是大举债务来筹措公共资金刺激经济发展，但这些债务迟早是要通过税收或其他公共收入偿还的，因此公共财政可能长期零增长或紧缩，这将造成公共服务更为长期的隐患。所以，图书馆界不应天真地期待“这一波”危机过去，不要寄太大希望于预算恢复到原来水平，也许生活从此就要变样。要未雨绸缪，重塑运行结构，利用数字能力，提高图书馆效率。
会后笔者对此进一步搜索，发现经济危机对图书馆的影响确实很严重很普遍。据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报告[2]，2008－2009财年其成员馆（以美国主要的研究型大学图书馆为主）中有55％遭遇预算削减，有69％预计在2009－2010财年还会削减（另外的11％估计不会增加，9％还不知道命运如何），削减幅度达到或高于5－10％的学校超过50％（另外还有20％在调查时尚不确定削减幅度）。预算削减后，有73％或冻结空缺岗位的招聘，或干脆从编制中取消空缺岗位，或直接裁员，或要求员工提前退休；30％涉及文献采购经费的削减（有些既裁员又减文献经费）。有报道进一步披露[3]，耶鲁大学、华盛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康奈尔大学等都削减百万元以上的预算。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在2009年，由于预算削减，不得不辞退32名员工，冻结另外26个空缺岗位，关闭物理图书馆（员工与工程图书馆合并，藏书大部分转入集中存储库）[4]。公共图书馆成为经济危机的重灾区之一。例如，为了缓解预算削减压力，西雅图整个市立图书馆系统（包括市馆和26个分馆以及网站）在2009年8月31日－9月4日关闭一个星期，约700名员工无薪放假一周[5]。庞大的纽约公共图书馆系统面临22％的预算削减[6]，有943名员工被辞退，服务时间多从每周52小时削减到每周32小时，布鲁克林区部分分馆只在工作日下午1－6点开放，即使是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研究图书馆分部也遭到35％的预算削减。达拉斯市图书馆系统也面临31％的预算削减[7]，服务时间削减（分馆从47小时到40小时，总馆从68小时到44小时），员工规模将减少89人（包括60个岗位空缺不再招聘），采购经费将削减64％。最令人动容的是美国密歇根州因为经济危机计划撤销州立图书馆，密歇根州州长发布行政命令[8]，把密歇根州的历史、艺术与图书馆部（Department of History,Arts,and Libraries）撤销，其中密歇根州州立图书馆的职责、人员和藏书被转移到州教育部管辖，州图书馆馆长岗位被撤销，馆藏被肢解到州里不同部门或大学，取消有关特藏的流通或将其转移到其他机构，取消法律藏书的流通和馆际互借，中止在全州馆际合作系统MeLCat中的借出馆服务，并采取其他措施来削减开支。后来在全州普遍反抗下，州长又重新发布行政指示[9]，要求在削减了的预算下通过优化开支结构来继续支持MelCat和全州图书馆协调服务，保证被转移到其他机构的原州立图书馆藏书维持对公众免费开放，在州教育部公共教育总监下恢复州图书馆馆长职务（但仅作为行政官员）。
但是，面对经济危机，图书馆界也不是消极地以更少服务来应对更少资金。许多开始思考如何创新、变革来争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以更好的服务来应对更少的资金和长期的效率压力。例如，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在2009年2月发表对学术出版商的声明[10]，要求学术出版商认清研究图书馆及所有图书馆面临的经济现实，认清当前的预算削减将变成长期的预算压缩，即使是大型的研究图书馆也将面临实质性的采购经费压缩，将不得不削减纸本订购和削减低使用率资源；学术出版商应该履行自己作为学术信息交流体系一员的职责，和图书馆一起来应对危机，稳定价格并实质降低价格，采取灵活的定价和组团政策以避免取消合同，采取灵活政策来满足被迫取消订购情况下原订购资源的获取，而且应提高自己运行效率（例如加快纸本向数字版转化）和谨慎投资新功能新系统以减少成本。加州大学数字图书馆（California Digital Library）提出[11]，将评价所有数字资源以考虑可能的删减，将允许加州大学10个分校中的单个分校退出全校集团采购，将积极考虑撤订纸本期刊；将基于文献价值评价来考虑资源的订购，可利用期刊的效用性（cost effectiveness，可由期刊篇均价格和期刊篇均引用次数来近似[12]），还应把加州大学作者在期刊作者中比例和加州大学教师在期刊同行评议专家及编委中的比例等考虑到整个价格谈判中；同时，还将更为主动地支持开放获取（包括承诺支持SCOPE3项目[13]，与Springer签订作者开放出版协议[14]，积极推动加州大学机构知识库和数字出版的发展等），将学术交流的主动权和控制权重新夺回到学术界手中，也为学术信息交流（不仅仅是图书馆）建立更可持续的基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兼图书馆馆长James Neal也提出[15]，在危机面前不要因为经费更少而做得更少（Do less with less），而要通过结构变化、战略调整、激进合作（Radical collaboration）和富有企业家精神的行动，以更少资源做更多服务（Do more with less）。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馆长Michael Keller在参加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图书馆的国际化—促进知识的全球共享”国际研讨会期间，与笔者讨论经济危机影响，指出关键在于是否能从危机中创造机遇，并以该校撤并物理图书馆为例说，悲观者看到“图书馆被动关闭”，但实际上斯坦福大学利用这个“机会”加快把到馆使用率很低、数字资源几乎成为全部活跃资源的图书馆转移成为虚拟图书馆，把“解放”出来的人员转移到新型服务中（其实在新建的虚拟图书馆中还新增加了图书馆员岗位）。Keller馆长在随后与笔者的通讯中还透露，斯坦福大学还准备再建立一个覆盖化学、生物和数学的虚拟图书馆，加速图书馆的转型。其他图书馆也有许多努力在争取新的发展空间[16]，例如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走入院系，设置“咨询吧”，将图书馆指南和博客嵌入院系网站；普渡大学图书馆设立数据馆员岗位，支持研究人员或教师收集保护研究数据。
面对经济危机的挑战，我们确实需要转换思路。我在上述IFLA论坛上也谈到，当政府不计成本举债刺激经济时，必须关注隐藏的对长期公共财政状况的消极影响以及图书馆面对这种影响的脆弱性，即使在中国，也必须考虑财政零增长甚至紧缩下如何发展服务（“简单维持”显然不能成为选择，毕竟用户需求不断发展而数字环境又步步紧逼）。因此，改造本已不合理的馆藏结构、服务结构、运行结构和队伍结构，提高创新和运营服务的效率，同时通过深化内涵和扩大外延来扩展市场、扩展服务、扩展发展空间，才是可持续的因应之道。其实，这也符合我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战略：调整结构、转变模式、提高竞争力、提高效率。尤其是在数字环境下，传统图书馆的运行方式及其运营成本已经成为“问题”，只不过经济危机“提前”将矛盾暴露。也许那些首当其冲又勇于创新的机构反而率先走出具备长久竞争力和生命力的新兴之路，而我们可能还在高额信贷支撑的冬日阳光下享受“温水煮青蛙”的麻木。所以，包括中国图书馆界都应该清醒看到根本的挑战，积极推进服务转型，加强和丰富对社会科技经济发展主体及其迫切问题的直接服务，使得图书馆与社会经济发展重要议程结合得更加紧密，凸显和夯实图书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更加直接更加关键的贡献，才能使图书馆面对不可避免的经济周期起伏和扑面而来的数字时代立于不败之地。
2 数字危机：Google 图书计划和解协议，魔鬼还是天使？
国际图联大会“图书馆与大规模数字化：知识产权挑战”专场上[17]，美国Policy Band Width的Jonathan Band详细解读了Google图书计划和解协议[18]，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Herman Spruijt、Google高级技术主管Jon Orwant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长。James Neal分别发表了出版商、Google公司和图书馆界的意见。
Google在2004年启动了Google Print Library Project[19]，与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的图书馆及纽约公共图书馆合作扫描其藏书，现合作图书馆已增加到20多个，扫描图书包括已经失去版权保护的图书，还包括所谓孤儿图书（已绝版且无法找到版权人的图书），被扫描图书可在Google上被检索，每本书可显示至多三个片段。但是，三年前美国作家协会和美国出版商协会以集体诉讼（Class Action）的方式联合起诉Google侵权[20]。经过多次谈判，2008年10月Google与两家原告达成初步的和解协议，将由法院审查。
和解协议是非常复杂的法律文件，笔者下段文字参照Jonathan Band在专场的PPT报告和他为美国图书馆学会撰写的介绍报告[21]来做说明。
首先，和解协议规定，在Google一次性支付1.25亿美元的情况下，撤销对Google以前扫描图书“侵权”责任的起诉；允许在该协议规定的条件下继续扫描2009年1月5日以前出版的图书（包括仍受版权保护的图书）。协议规定扫描图书的三种默认使用方式：对于无版权保护图书（public domain或out- of- copyright），Google可以提供检索和全文显示；对于绝版但仍受版权保护的图书（out- of- print & in-copyright），Google可以提供内容检索和最多20％的内容显示（非小说类可连续显示5页，小说类可连续显示20页）；对于在版且受版权保护的图书（in print & in- copyright），Google只能提供书目检索。协议规定Google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提供全文：一是通过Institution Subscription向图书馆、学校或其他机构销售全文电子藏书（主要指仍受版权保护的图书，下同）；二是通过Consumer Purchase供消费者个人购买电子图书；三是可以通过“Public Access Service”向非营利高校和公共图书馆提供有限的免费全文阅读，但限于每个公共图书馆一台终端，或每4 000个全日制等量学生（社区学院）或每10 000个全日制等量学生（其他高校）一台终端，且读者不能拷贝，需付费打印。对“购买”或“订购”的图书，可一次拷贝至多4页，可一次打印至多20页，但可连续拷贝或打印直至整本图书。Google收取的费用，63％须支付给新建立的Book Rights Registry（BRR）。这个BRR在由出版商和作者组成的董事会领导下，负责登记和管理Google Book项目的图书权益，并负责与Google谈判决定销售和订购价格，这些价格将由订购群体大小和“可比较市场行情”等决定。作者可向BRR提出要求，禁止Google扫描或撤出自己拥有版权的图书或者图书中的某个部分。那些参加Google图书扫描计划的图书馆可成为“Full Participating Libraries”（FPL），它们需要与BRR签订协议，从而解除“侵权”责任，可继续向Google提供图书（包括仍受版权保护的图书），从Google获得这些图书的电子版本进行长期保存，但必须将其置于安全的环境下（必须满足BRR对“安全使用”的要求），只能对自己的用户提供非常有限的使用（例如每本5页的全文阅读，但这些FPL可以享受至多25年的免费机构订阅[22]）。另外，该协议允许建立对扫描图书集合的“非消费性研究应用”（Non- Consumptive Research Use）中心，在严格的安全管理下允许研究者利用该集合进行信息抽取、文本分析、自动分类、语言分析等研究（需要说明，这个协议还包含了许多细节规定来对上述情况进一步限制，而在法律上，“魔鬼藏在细节中”，所以在实际参照或应用中还需要研读相关细节）。
对这个协议，不同方面表达了不同的立场。Google高级技术主管Jon Orwant在会议上表示，Google不愿长期处于不确定的法律环境中，通过和解协议为自己争取到继续扫描图书（甚至包括仍在版的图书）而且不用事先支付版权费的权利，扩大了被扫描图书的可使用程度，属于“赢家”。按照Google自己的估计，70％的图书属于受版权保护但处于绝版状态，或者处于版权归属难以确定的状态（即孤儿图书），20％的图书已无版权保护或为公共领域出版物，只有10％的图书属于在版且受版权保护。现在协议不但允许Google扫描和提供已无版权保护的图书，还允许绝版图书的检索和20％内容的使用。即使对仍在版图书，协议也提供了一种大规模数字化和提供检索阅读服务的商业化途径。而且，这个协议所允许的非消费性应用也为人们利用大规模数字内容发现新知识和发展新服务提供了广泛前景（当然，他没有说明的是，这个协议也为Google在数字内容提供及其服务上建立强大优势提供了便利）。但是，在同一个会场，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Herman Spruijt似乎并不支持这个协议，认为它实际上承认了Google扫描图书和提供公共检索服务的合法性，目前允许的公共使用（包括对绝版孤儿图书的公共使用）都侵犯了出版商和作者的版权。而且，由于这个和解协议只适用于在美国出版的图书和美国作者拥有版权的图书，对于其他国家出版商的利益没有保护（担心Google可以扫描其他国家作者的图书而不受美国法律制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James Neal则认为[23]，这个协议反映了新的信息环境和经济环境现实，但这类合同协议容易超越法律来限制数字内容使用权限，尤其对公众已经享有的合理使用和著作权保护例外与限制等提出挑战；严格的购买与使用安全管理对用户隐私构成威胁；复杂的图书馆类别划分、价格划分等，可能人为制造新的不平衡，扩大数字鸿沟；另外，这可能将Google造就成为一个数字内容垄断商，因为很少有公司能像Google那样支付昂贵的“和解费”和进行如此复杂的系统运行与管理，事实上可能形成Google独大的局面，或者Google与出版商联合垄断的局面，而谁又能把知识获取的希望寄托在Google的“Do good”哲学上呢？
许多其他利益相关方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美国图书馆协会、美国学院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和美国研究图书馆集团联合向国会听证会提出[24]，协议有利于把大量埋藏在图书馆的图书（尤其是孤儿图书）解放到网络上供公众获取，但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对平等信息获取权、学术自由、合理使用和用户隐私权等的威胁，图书馆界特别担心所有读者的平等获取权不能得到保护，出现价格垄断，读者隐私受侵害。因此，它们呼吁法庭严格审查协议含义及其实施，呼吁司法部监督协议各方公正履行协议。据华尔街日报，德国政府9月1日正式向法庭提出[25]，反对这个和解协议，认为该协议无视德国作者权利，与德国相关法律冲突，也影响了数字图书馆的发展。
由于这个协议是集团诉讼达成的和解结果，按美国法律必须经过法院批准。在法院征求各方意见期间，美国司法部表示了强烈反对，Google撤回了原来的和解协议，并于2009年11月13日重新提出修改后的和解协议。修改后的和解协议将所覆盖的图书局限在美国版权局登记的图书和在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出版的图书，并且将建立一个专门机制，利用收取的部分费用为孤儿图书寻找版权人。主审法官在1 1月20日已初步同意该协议，将在2010年2月18日举行听证会[26]。
应该看到，Google图书计划和解协议给图书馆界提出了很多挑战。一方面，这凸现信息环境的变化，各种信息服务商已经强劲介入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的传统领地，正在构造从内容创造者到内容使用者的直通车，进一步“去中介化”。Google这类庞然大物的进入以及它们与出版商的联姻，可能对图书馆“提供藏书”和“提供保护”职能形成冲击。其实，就在这个专场上，当James Neal表示图书馆界将在数字内容保存上发挥作用时，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Herman Spruijt明确说，出版商已充分认识到自己数字化内容的长期价值，在技术上经济上以及机制上能够长期保存这些内容并长期服务于读者（在2009年9月2日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与中图公司联合举办的“数字出版与文献信息服务——中国图书馆馆长与国际出版商高层对话”上，Elsevier公司副总裁明确地将“保存”划到了出版商职能之中，并一再且不那么隐晦地表示出版商将直接对研究人员和学生提供服务，“去中介化”）。其实，在数字内容保存上，在美国等国家，类似Portico[27]这样“受出版商委托”而图书馆订购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正在成为主流的数字内容保存机构，把数字时代的保存责任从图书馆手中接了过去。另一方面，Google图书计划和解协议造就了BRR这样由出版商控制的垄断机制（虽然有作者代表加入董事会，但由于作者的分散性很难抵挡出版商的集体力量），由BRR来决定使用机制和入选图书，市场利益很可能取代社会公共利益成为决定因素；即使是Google，也很容易任由自己而非公众的利益来导引（毕竟Google从中得到37％收入），成为一个超级数字内容提供商。况且，这个协议所形成的高昂的免责费用门槛、法律费用门槛、运行管理门槛等，将有效地把其他可能的竞争者排除在外。再一方面，这个协议对公众的信息获取权、对消除数字鸿沟、对保护著作权法律中已经允许的合理使用权利和限制与例外权利，虽然没有直接否定，但各种严格条件实际上对这些权利形成了消极的限制，实际上由私立公司和出版商一起对著作权应用作了界定。尤其是在各国正在推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通过所谓“发展议程”[28]来完善现有知识产权制度、支持信息广泛获取、促进人与社会的发展的时候，在许多国家推动修改著作权法律来保护数字环境下公众的信息获取权的时候[29]，Google图书计划和解协议中出现的冲击令人不安。当然，我们还需要仔细研读这个协议，也需要跟踪发展，但是，数字时代正在冲击许多我们曾经理所当然地认定的基础，对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收稿日期：2009－10－09 修回日期：2009－11－18 本文起止页码：44－4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