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阿拉伯宗教政治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沙特阿拉伯论文,宗教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宗教政治在国家政治领域的重要地位及其对社会领域的巨大影响力，是沙特阿拉伯王国历史的显著特色。在沙特王国宗教政治的发展史上，居于官方宗教政治地位的瓦哈比派伊斯兰教和目前仍处于民间宗教政治地位的现代伊斯兰主义无疑是最具影响的宗教政治力量。然而，如何评价沙特王国的官方宗教政治和民间宗教政治，目前尚有深入研究的空间。许多研究者认为，二者皆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倾向，区别在于，有温和倾向的官方宗教政治给沙特王国带来了稳定，而有激进倾向的民间宗教政治则给沙特王国带来了动荡。坚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作是：艾曼·亚辛：《沙特阿拉伯的宗教和国家》、莫德凯阿贝尔：《沙特阿拉伯：政府、社会和海湾危机》。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官方宗教政治和民间宗教政治在历史上处于相互转化的状态，两者间的消长和对抗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本文试图以沙特王国官方宗教政治与民间宗教政治的矛盾运动为切入点，结合沙特王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分析官方宗教政治和民间宗教政治的发展形态，探讨沙特王国现代化进程中宗教政治层面的历史模式。
官方宗教政治的发展形态
沙特阿拉伯王国经历了从酋长国向君主国发展的历史阶段，同时经历了瓦哈比派伊斯兰教从民间宗教逐步获得官方宗教政治地位的历史进程。瓦哈比派伊斯兰教产生于18世纪初社会动荡、政治混乱的阿拉伯半岛，最初只是一场由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倡导的“回归正教”的民间宗教改革运动。瓦哈卜与德拉伊叶的酋长穆罕默德·伊本·沙特建立的历史性政教联盟拉开了沙特国家产生的序幕。瓦哈卜去世后，瓦哈比派伊斯兰教教长由沙特家族政治领袖兼任，由此确立起延续至今的政教合一政治体制。沙特国家经历两度兴衰之后，沙特家族后裔阿卜杜勒·阿齐兹于1902年重建沙特家族的政权，并邀请瓦哈卜家族后裔伊本·阿卜杜勒·拉蒂夫领导国家的宗教活动。在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倡导下，瓦哈比派宗教复兴运动兴起。沙特国家的乌莱玛确认了阿卜杜勒·阿齐兹对穆斯林共同体的领导地位，巩固了沙特国家宗教界权威和沙特家族的联盟，维护了沙特家族统治的合法性。阿卜杜勒·阿齐兹再次确立了沙特国家统治者兼任国家最高宗教领袖的政教合一政治制度，并建立了统一的沙特阿拉伯王国。以瓦哈比派伊斯兰教立国和治国的政治统治模式适应了阿拉伯半岛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潮流，为沙特王国政治制度的发展确定了方向。
沙特王国官方宗教政治的原则遵循沙特国家建立以来的历史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整套官方宗教政治制度。官方宗教政治在沙特王国政治统治中主要体现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宗教机构的政治性，以及神职人员的官僚性。沙特王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典型地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的国家。沙特国王集国家领袖和最高宗教首领“伊玛目”于一身，瓦哈比主义是国家的主体意识形态。沙特王国长期以《古兰经》和逊奈作为王国的宪法，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是政府和国家事务的唯一章程和最终的仲裁标准。①沙特王国的宗教机构是王国政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行政机构的有益补充。王国宗教权威机构直接服务于沙特家族统治集团，其主要的使命是对内捍卫伊斯兰教瓦哈比派正统信仰，为沙特家族的统治提供政治合法性，对外传播伊斯兰教，维护沙特王国在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地位。沙特王国官方宗教政治的主体是王国为数众多的穆斯林神职人员。王国宗教界上层成员通称“乌莱玛”，其核心力量是瓦哈卜的后裔“谢赫家族”。沙特国王作为伊玛目对乌莱玛具有领导权威，乌莱玛阶层的主要任务是为沙特政府制定的内外政策提供宗教解释和说明，对政府的重大决策提供宗教咨询。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沙特乌莱玛的数量至少是一万人。②沙特王国穆斯林神职人员的下层群体是穆陶威，他们依附于沙特王国的宗教机构，受命于官方乌莱玛，是沙特家族政治统治和官方乌莱玛管理国家宗教事务、捍卫沙特王权的重要工具。沙特政府通过不同层次的宗教机构及其神职人员，自上而下地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宗教政治网络。
石油时代以来，宗教机构的依附化和神职人员的官僚化是沙特王国官方宗教政治发展的基本途径。沙特王国的宗教机构都直接由国家出资创建或接受国家巨额的财政资助，瓦哈比派乌莱玛的生计也完全依赖王国的财政补贴。经济的非独立性决定了官方宗教政治对沙特家族政权的依附。穆陶威靠政府提供的薪金生活，忠实地执行监督沙特国民的任务，没有自主的宗教权力。始于阿卜杜勒·阿齐兹时代的神职人员官僚化进程，以及20世纪30年代镇压伊赫万叛乱的结果是宗教集团势力范围的缩小和独立性的丧失。沙特王国复合行政机构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导致沙特王国宗教与政府的传统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政府控制原来由宗教势力掌管的广泛领域逐渐成为政治统治的惯例，宗教势力再也不是一个自治的权力中心。乌莱玛丧失了传统上享有的自主权力，成为政府公职人员，其地位和活动受到国家规章与政治目标的支配。③国王费萨尔的政府行政机构改革拆分了传统上集中于乌莱玛领袖大穆夫提之手的教界权力，并在大臣会议中设立正式的部委管理司法、教育和朝觐事务。尽管费萨尔仍将原有和新建的宗教机构，以及司法部和教育部置于教界管理之下，但宗教机构实际上成为国家行政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管理这些领域的神职人员成为沙特王国的政府官员，教界领导亦成为由国王指定的内阁成员。沙特王国最高宗教机构“乌莱玛长老会议”的设立，“标志着沙特历史上谢赫时代的结束”④。国王法赫德统治时期，官方宗教政治的最高权力具有二元倾向，公共道德委员会主席与科学研究、教法宣传和指导委员会主席共享最高宗教权力。宗教权力的并行体制使最高宗教权力受到制约，也使宗教势力的影响进一步削弱。宗教机构广泛并入行政体系，以及神职人员对沙特王权的普遍依附标志着沙特王国官方宗教政治的日臻成熟。
民间宗教政治的崛起之路
沙特王国官方宗教政治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民间宗教政治的发展。然而，伴随石油时代沙特王国现代化的迅猛发展，沙特民众由于自身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产生相应的政治要求和自主的思想意识，由此促进了沙特王国民间宗教政治的兴起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沙特王国民间宗教政治发展的初级阶段，什叶派运动和新伊赫万运动是沙特王国民间宗教政治最初的力量源泉。沙特家族和官方宗教政治对什叶派的宗教政治压制最终导致什叶派与沙特政权公开对抗。1979年11月，什叶派在卡提夫发起宗教政治动乱，次年又举行一系列的罢工和示威运动。什叶派猛烈抨击沙特家族的腐败及对西方国家的依赖，要求停止对美国的石油供应，并重新分配石油财富。⑤什叶派还于70年代晚期建立“伊斯兰革命组织”，其政治主张包括结束沙特家族的专政和引进一部伊斯兰宪法来保护民主政治，谴责沙特政权反对什叶派的宗派主义政策，维护社会公正和结束大众的贫穷，废除所有与美国签订的条约。“伊斯兰革命组织”甚至要求推翻沙特政权，建立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共和国”⑥。“伊斯兰革命组织”仅代表什叶派的宗教政治利益，其追随者十分有限。而新伊赫万运动则以沙特社会下层民众为基础。1979年11月，朱海曼·伊本·穆罕默德·乌塔比领导400余名武装分子占领圣寺达两周时间。乌塔比公开发表演说，斥责沙特政权是“异教徒的权力”，指责沙特家族的腐败和同西方异教徒的亲密关系，抗议沙特社会宗教和道德的松弛，否定受沙特政权掌控的官方宗教政治，谴责官方乌莱玛屈从于沙特家族。⑦新伊赫万运动质疑沙特家族的宗教政治合法性，是一场有组织的民间宗教政治运动，它标志着沙特王国民间宗教政治和官方宗教政治的公开对抗。
20世纪80年代是沙特王国民间宗教政治力量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具有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的神学家以大学和清真寺为主要阵地，逐步建立起由他们领导的民间宗教政治团体。宗教学者、教师、学生、商人、行政人员、阿美石油公司雇工和部落民等诸多社会群体都广泛参与到民间宗教政治运动中。⑧真主党、穆斯林兄弟会、新伊赫万运动、伊斯兰革命党等民间宗教政治组织陆续在沙特王国建立。它们都要求回归伊斯兰教，并且排斥沙特家族的统治，尽管它们大都秘密活动，但对政府的反对越来越接近一种受到民众普遍欢迎的公开抗议。海湾战争期间，政府暂时放松言论控制和检查制度，给予民间宗教政治运动蓬勃发展的空间。萨法尔·海瓦里和赛勒曼·阿瓦达等现代伊斯兰主义神学家以录音带和小手册为媒介，传播他们的观点和学说，在王国引起了一场关于国内国际事务的广泛讨论。⑨他们批评沙特家族偏离了瓦哈比派伊斯兰教的原则，并且攻击政府的内外政策。他们还公开批评官方乌莱玛对沙特家族的妥协，斥责官方乌莱玛机械地给沙特家族的任何行为提供合法性保障。民间宗教政治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联合协作、有组织地反对沙特政府的阶段。沙特王国的民间宗教政治势力通过宗教社团“伊斯兰复兴组织”协调他们的活动。“伊斯兰复兴组织”的影响逐步扩大，许多乌莱玛、伊玛目、穆陶威、大学教授和律师都加入该组织，而失业的沙特年轻人则是该组织的主要社会基础。
海湾战争以后，民间宗教政治力量试图通过合法途径影响沙特王国的政治发展走向。1991年5月，400名乌莱玛、法官、教授和其他著名学者联合签署并呈送给国王法赫德一份《请愿书》，要求沙特政府在伊斯兰教框架下进行经济、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改革。⑩1992年9月，100多名乌莱玛、教授和显要人物再次联名向政府递交了一份《建议备忘录》，详细阐述《请愿书》的各项主张，并提出一系列更激进的要求，号召变革王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请愿书》是沙特王国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第一份重要文件，《建议备忘录》则是沙特王国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最系统、最全面的行动纲领。这两份文件全面阐述了沙特王国现代伊斯兰主义者的改革要求，其宗旨是建立完全独立的具有决定沙特王国内外政策实权的协商会议、实现立法和司法的完全独立、要求社会所有成员一律平等、捍卫媒体播报真实事件和建设性批判观点的自由。(11)这两份文件在沙特王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将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推向高潮。沙特政府立即采取强制性措施，严厉打击签名者的活动和自由。沙特政府的遏制政策未能阻止现代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追求，民间宗教政治势力开始组建更为成熟的政治团体来实现其政治目标。1993年5月，6名沙特著名宗教学者宣布建立“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该组织的使命是“消除不公正现象、恢复人民的合法权利、保证人民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和在平等公正的环境中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12)尽管这个组织最初采用温和的基调，但沙特政府仍勒令该组织解散，同时解除了6名创建者在政府部门的职务，将他们逮捕。“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后分裂为两个政治组织，其主要领导人穆罕默德·马萨里在伦敦建立沙特人权组织；赛义德·法基在阿拉伯半岛建立的伊斯兰改革运动组织成为沙特王国最具影响力的反政府力量。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民间宗教政治反对派遭到沙特政府的放逐，许多秘密团体和组织涌现出来，它们较之以前的反对派更为激进，暴力成为它们通常采取的活动手段。激进的民间宗教政治派别的典型代表是乌萨玛·本·拉登，他在伦敦建立“建议和改革委员会”，公开抨击沙特家族，并号召以暴力活动推翻沙特政权。他策划了多次爆炸行动，使沙特政权陷入严峻的安全危机，民间宗教政治势力日益成为沙特政权无法掌控的政治力量。
沙特王国现代化中宗教政治的发展模式
沙特王国建立在沙漠酋长国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中央集权政治统治，进而整合游牧社会，是沙特王国建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完善国家机构和强化政府职能的必然结果是行政机构权限在社会领域的扩大和宗教势力控制领域的缩小。沙特家族集权政治是沙特王国从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过渡的中间环节，官方宗教政治则是家族集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施手段。石油时代，沙特王国表现出家族政治日趋膨胀和经济社会剧烈变革的双重倾向。沙特家族着力扩充国家机构和完善政府职能，并将传统上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和宗教权力纳入国家政府统治之下，进而强化沙特家族的集权政治。同时，沙特家族借助集权政治的手段和官方宗教政治的意识形态，致力于改造沙特国家传统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在石油产业提供巨额资金的基础上，沙特王国逐步走上现代化道路。传统游牧经济的衰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城市化的发展，以及新兴社会阶层的迅速成长，标志着沙特王国现代化的长足进步。沙特家族改造传统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的主观目的，是维护沙特家族的统治和强化沙特家族的集权政治，官方宗教政治的发展是家族政治膨胀的结果。官方宗教政治与家族政治的相互依存是沙特王国政治的历史形态和主要特色。
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沙特王国经历了新旧经济社会秩序消长的深刻变革，权力的争夺导致诸多社会群体间的激烈对抗。面对沙特民众分享经济政治权力、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强烈要求，官方宗教政治成为沙特家族压制民众力量、实施专制统治的工具。沙特家族集权政治和官方宗教政治的强化导致沙特社会的矛盾对抗不断加剧。特定的政治制度决定政治运动的相应形式，特定的统治模式决定相应的反抗模式。沙特王国深厚的宗教历史传统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决定民众运动以民间宗教政治运动为主要形式，沙特王国政治反对派最终以宗教反对派的面目出现和发展。民间宗教政治的兴起也是经济社会变革和民众经济政治力量崛起的重要产物。官方宗教政治和民间宗教政治日渐成为沙特王国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满沙特家族集权政治和官方宗教政治的穆斯林与宗教学者逐渐脱离官方宗教政治的领导和控制，组织或加入各种民间宗教政治团体，以维护自己的信仰和权利。民间宗教政治的兴起和发展引起沙特王国宗教权力集团的恐慌，并促使官方宗教政治集团更加依赖沙特家族的集权政治，试图借助沙特家族掌控的国家权力来维持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社会政治地位。官方宗教政治日趋传统和保守，民间宗教政治则成为推进沙特王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为民众反抗现实的苦难提供了神圣的外衣，进而构成社会革命的外在形式。(13)伊斯兰教素有托古改制的传统。“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是一种表面上的反动，是一种虚假的复古和返朴。”(14)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教以回归传统的形式促进阿拉伯半岛从蒙昧时代向文明社会转变。18世纪的瓦哈比派伊斯兰教无疑也是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改造阿拉伯社会无序状态的重要武器。然而，沙特王国瓦哈比派伊斯兰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与沙特家族集权政治紧密结合，官方宗教政治遂发展成为沙特家族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伴随沙特王国现代化的发展和新旧社会力量的对抗，伊斯兰教借助于原教旨主义的形式经历了深刻的历史变革。伊斯兰教在沙特王国形成了官方宗教与民众信仰的明显界限，官方宗教政治的保守立场和民间宗教政治的革命倾向尖锐对立。民间宗教政治以貌似复古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革命形式，以回归经训和先知时代作为革命口号，实则赋予伊斯兰教传统以现代的内涵，其真实目的是攻击官方宗教政治的传统理论及其所维护的传统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当代沙特王国民间宗教政治以现代伊斯兰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其实质在于倡导伊斯兰教原旨教义的民主思想，表达发展选举政治、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民主要求。
沙特王国民间宗教政治的发展根源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从边缘到核心的演进趋势。20世纪70年代民间宗教政治的群众基础仅限于沙特王国的穆斯林少数派和逊尼派穆斯林的边缘群体，其教派运动和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斗争形式主要局限在宗教领域的反抗，具有捍卫信仰的特点。80年代后期的民间宗教政治则以新兴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中坚力量，广泛发动王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民众积极参与，形成了全国范围内对沙特家族政治和官方宗教政治的严重挑战。90年代民间宗教政治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民间宗教政治以政治请愿和政治暴力等多种方式广泛开展活动。沙特王国民间宗教政治从温和向激进倾向的发展是沙特王国政治统治模式的逻辑结果，同时也是民众政治参与扩大的特殊表现形式。
综观世界历史，政治稳定与政治动荡的交替出现是现代化进程中普遍的历史现象，政治动荡时期的政治发展是实现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经阶段。政治发展的主要模式有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沙特王国的政治发展即将采取何种模式尚不明晰。然而，民间宗教政治作为多元结构的社会运动和宗教形式的政治运动，否定了沙特王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模式。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壮大，标志着沙特王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进入崭新阶段。
*本文承蒙导师哈全安教授的指导和帮助，谨表谢忱。——作者
注释：
①See Tom Pierre Najem and Martin Hetherington,Good gover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oil monarchies,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2003,p.40.
②See Mordechai Abir,Saudi Arabia in the Oil Era:Regime and Elites; 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London:Croom Helm,1988,p.19.
③See Ayman Al-Yassini,Religion and Stat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Boulder:Westview Press,1985,p.67.
④Daryl Champion,The paradoxical Kingdom:Saudi Arabia and the momentum of reform,London:Hurst & Co.,2003,p.59.
⑤See Natasha Alexander,Saudi Arabia:country study guide,Washington,DC:International Business Publications,1999,p.158.
⑥Ayman Al-Yassini,op.cit.,p.123.
⑦See Madawi Al-Rasheed,A history of Saudi Arabi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44.
⑧See Mordechai Abir,op.cit.,p.159.
⑨See Mamoun Fandy,Saudi Arab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ent,London:Macmillan Press,1999,p.61.
⑩See Mordechai Abir,op.cit.,pp.189-190.
(11)See"'Religious' Petition to King Fahd (February 1991 )",Joseph A.Kechichian,Succession in Saudi Arabia,New York:Palgrave,2001,pp.199-201.
(12)See" 'Communiqué Number 3',CDLR Yearbook 1994 1995,pp.9-10",quote from Joseph A.Kechichian,op.cit ,p.109.
(13)参见哈全安：《伊斯兰传统文明的基本特征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轨迹》，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第2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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