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化的可选择性——从安德鲁#183;芬柏格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选择性论文,安德鲁论文,芬柏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的可选择性”命题是人类当今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它不仅涉及当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迫切问题——可持续发展，也涉及当今人类相互之间的迫切问题——能否建立平等且共同富裕的人类社会。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我国，实际上正在实践着该命题。因此，对该命题的理论阐释和证明，理应受到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关注。
由于该命题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因而无法通过一篇论文展开全面论述。本文选择形成该命题的基础性领域——技术哲学领域，并重点选择最明确地提出该命题的学者——安德鲁·芬柏格(Andrew Feenberg)的有关学术思想展开论述。
一、技术的可选择性
芬柏格现在被看作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带头人。他的技术哲学是在对影响较大的埃吕尔技术哲学和海德格尔技术哲学进行了批判，并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理论进行创造性改造之后提出的。芬柏格技术哲学的突出贡献在于，在前苏联共产主义失败后，当西方普遍认为，存在着的历史铁律不是马克思宣布的那种规律，而是资本主义胜利中有效地实现着的那个规律时，提出了意义重大的技术可选择性和现代化可选择性理论，从而使人们有可能不失去参与历史的愿望，不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
海德格尔在“对技术的追问”中，埃吕尔在论述“技术现象”时都得出了技术自主性结论：“技术具有与社会无关的自主功能”，自主技术意味着技术最终依赖自己，它制定自己的路径，它是首要的而不是第二位的因素，它必须被当作“有机体”，倾向于封闭和自我决定，“它本身就是目的”。[1](P.125)这样，技术系统不承认除技术法则之外的任何法则，进而形成了技术决定论思想。技术决定论认为，社会命运依赖影响社会而不受社会影响的技术因素，亦即不是技术依赖科学、经济、文化，而是科学、经济、文化依赖技术。甚至国家也已被整合进技术系统了。虽然海德格尔并不认同技术的中立性观点，但他强调现代技术的破坏性，并拒绝接受任何技术问题的社会分析，原因是他与埃吕尔都把技术的自主动能指向技术合理化要求。韦伯提出，合理化要求将增加社会生活中计算和控制的作用倾向，从而最终导致产业权力的集中和反对工业民主的后果。这样，不是人支配和控制技术和技术系统，而是人受技术、技术系统的支配和统治。甚至“……人类已不再生存于原始的‘自然环境’，人类现在生活在一个新的人造的环境中。”[1](P.38)“这个技术环境强迫我们把任何问题都看成技术的问题，同时把我们关起来锁在已变成系统的环境中。”[1](P.48)芬柏格认为，这就描绘了一个地狱般的反面乌托邦(Dystopian)社会，并且是一个没有其他选择的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在和未来为指称的反面乌托邦。
引申出反面乌托邦社会结论的原因是什么呢？芬柏格认为，首先是这些技术哲学所持的技术观都是实体观，人类和自然都成了总体化的技术系统的一部分。他认为我们应当回到哈贝马斯的技术工具观上，但芬柏格不能同意哈贝马斯在“技术合理性”概念中包含的技术中立观点，不能同意他把行为的技术模式与行为的交往模式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的做法。相反，芬柏格赞成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等人关于社会价值能够决定并改变技术发展方向，技术制品是社会建构的观点。技术建构论者把技术纳入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之中，主张技术可能用不止一种方式来设计，存在种种不同的技术可能性，存在对技术的可选择性，主张某一种设计或人工制造物的成功取决于特定的环境，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例如自行车发展的历史表明：最初的大轮子虽然有利于速度的提高，就此而言自行车是理想的运动工具；但大轮子使得骑车人重心很高不安全，作为大众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还是选择了今天这样的小轮子。这个交通工具的选择就是用户决定的。
按照技术建构论，是社会群体将意义赋予技术，是社会环境塑造了人工制品的特征，技术制品是向社会分析开放的。所以技术决定论是错误的。芬柏格进而认为，把技术作为一个社会客体来阐释，也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技术的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和技术的文化视界(Cultural horizon)。社会意义的解释表现在上述自行车案例中。文化视界是指一套共享的文化假设，它构成了不受质疑的生活的全方位背景。所以技术系统实质上又是一个“政治批判和行动的实体”，[2](P.1426)因为现代形式的霸权的形成正是基于技术居于其中的各种社会活动和政治的变化，而改变这种非民主的霸权状况也正有赖于扩展到技术领域的民主化。甚至若要告诉人们什么是道德，什么道德行为是重要的，也必须依赖技术领域中展开的道德论争。总之，技术实质上是用于社会的各种合理手段的总和。技术选择的“技术准则”(Technical code)，诸如效率之类的技术准则也不是独立于背景的，它内在地与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规则和价值联系在一起，它是通过社会影响和冲突建立起来的技术设计标准，具体的技术准则是可能改变的。这样，技术发展不是单线的，它能沿着不止一种轨道达到一般更高的水平。这使得不仅技术是可选择的，而且“技术选择是‘非决定’的，最后的抉择取决于在它们与影响设计过程的各种社会集团信念之间的适合”。[3](P.4634.42225)于是，芬柏格认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吸取了实体观和工具观的长处，并开创了一种基本变化的前景。
二、合理性与可选择的现代化
1995年，芬柏格出版了《可选择的现代性》一书。该书首先定义了两种意义上的现代性。狭义的现代化就是现代西方的现代性，它的明显特征是资本主义和消费文化。不少人认为，现代性只属于现代欧美文化，其他“非现代”文化如果要实现现代性，不可避免地须“西化”。芬柏格指出，现代性是以合理性和技术进步为标志的，技术受特定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美学文化的影响，它的形式反映了社会政治和文化机构所形成的权力结构。“现代技术既不是拯救者，也不是不可改变的铁笼，而是文化构架的新形式，它充满了问题，但是可以从内部进行改革”。[4](PP.45-70)所以，今天与欧美文化相联系的现代性，只是个偶然存在，日本成功地把现代性与其传统文化特征相结合，就构成了现代性唯一模式观的反例。
芬柏格又指出，合理性也存在于前现代社会中，那时也有法律和游戏规则等，因此具有广义的现代性。但那时的合理性存在于有限的社会领域，而且与再背景化的过程及社会性的等级制度相协调。所不同的是，在现代社会中，合理性从这种再背景化中解放出来，依赖于统一的逻辑和科学的准则，而不是传统或偶然的需要，这样就可以被使用到不同的社会领域而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它使得诸如技术、科学、法律、市场等合理化的系统在现代社会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然而，今天这样的现代性产生了一些严重的令人难以容忍的弊端，这也是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缘由所在。芬柏格指出，马克思著作中有两种技术理论，“一种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而另一种是其组织形式的社会学”。[4]第一种可称为财产理论，第二种可称为劳动过程理论。不幸的是，第一种理论占据了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统治地位，导致了仅仅注意改变财产关系，而忽略建立非异化的生产机制的倾向。似乎只要让生产力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所有的技术就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得到保留。他认为，卢卡奇、马尔库塞等人提出的生产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观点是正确的，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必须实现技术机制的转变，必须重构国家、法律和技术过程。[3]总之，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通过其不可避免性或曰“自然的必然性”，而是通过技术选择的可能性。
如果把社会主义理解为是可选择的对生产的非异化关系（尽管“异化”已被不少西方学者看作是一个过时的文本上的幻想）的一种形式，亦即在技术和生产过程中，民主、自由、平等，甚至伦理都有自己更优越的空间，而不仅仅是由技术统治、政治统治导致的单面性压迫社会。那么我们建立起来的这个反权力社会的新技术形式何以也一定要符合技术理性呢？如这样的话，我们将与马尔库塞和福柯一样失去反抗的立足点（福柯在论述知识与权力的相互关系中表达了类似观点，并同样号召人们起来反抗）。芬柏格认为，没有合理化的普遍的原则，不同的合理化总是可能的。他说，现有的合理化支持劳工的等级制度，体现了权力和利润的霸权，并以牺牲工人和环境价值为代价，这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技术可以从许多可能的组合中选择出来，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指导着起关键作用的技术设计，指导着整个选择过程，技术的重新批判能使技术（效率）的必要性幻觉非神秘化，展示技术选择的相对性。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要求技术变化既要改善人的生活，也要保护大自然。应该认为，这个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实性是有问题的，但它是合理的，而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是有现实性的。所以，他对中国实现可选择的现代性抱有很大的希望。
三、分析和论证
芬柏格关于“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确有一定的道理，其中不乏出色的见解。这不仅因为我们也不相信未来社会会是那个“反面乌托邦社会”，还因为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课题，因为前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都遇到了仅仅改变财产关系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经历；当然还因为芬柏格把可选择的现代性立足于技术的可选择性，又把技术的可选择性立足于“技术准则”的建构性这样一条言之成理的论证思路。但是，芬柏格的论证也有不甚严密之处，对于这样大的课题来说，这样的论证也是不充分的。
就具体观点而言，诸如他通过对技术制品的社会选择的论证，直接引出技术选择的结论带有超越性：他关于技术系统具有“惊人柔韧性”的结论，实质上说的是技术系统功能的“惊人柔韧性”。然而最根本的是，他关于合理性和现代性的关系论述不清晰，论证不充分。因为他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他的综合了社会意义的体现为新文化构架形式的“技术准则”，如何合乎技术理性地从旧技术文化中走出来，这导致了对“可选择性”本身的论述不清晰，论证不充分。要论证技术能够支撑一种以上的技术文明，论证技术可以被结合到非霸权的民主社会中去，仅仅指出广大社会成员对技术过程的主动参与和学会采取多种形式抵抗技术霸权这一点是不够的，虽然他结合大量案例进行了大量研究。因为技术霸权正是西方几百年技术发展的产物，这就像环境决定论者谈改造环境的思路。所以，论证要跳出这个框架，要针对合理性、现代性和可选择性自身。
提出这一点，并不是指望芬柏格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体现了非异化技术（生产）活动形式，技术（生产）又能得到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蓝图，也不是指望芬柏格为我们从理论上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市场社会主义”命题，因为这是另—个层次和另—个学科领域的工作。美国学者约翰E.罗姆就在他的《社会主义的未来》(1994)中为市场社会主义构建了一幅被称之为“现实的乌托邦工程”的蓝图。这表明另有一批学者在那儿费心尽力地为缩小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而努力。问题在于芬柏格对技术的可选择性和可选择的现代性命题没有给出清晰充分的理论阐明。
首先是“广义现代性”的概念不清晰。芬柏格把它定义为“建立合理社会的事业”，这不仅带有“正面乌托邦”色彩，而且关键在于是怎样的“合理性”？因为他还说前现代社会也是合理的。如此我们如何区分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诚然，芬柏格讲到了“特定的合理性”，那么“广义现代性”是怎样的“特定合理性”？还是超越了一切“特定合理性”的合理性？不论如何，这里需要有对各种“特定合理性”进行比较选择的标准和方法，而不是通过枚举例证和一个抽象空洞的“广义现代性”概念就能完成论证的。应当认为，这里有一个棘手的困难问题——“库恩损失”问题。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指出，科学理论的更替表现为新旧范式的更替，但新旧范式之间不仅“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而且存在着旧范式原本能解释的经验现象，新范式反而不能解释的所谓“库恩损失”问题。不难看出，那些主张以“非理性”作为反抗武器的学者，不仅是把追求效率的技术理性当成了唯一的理性（舍此均为非理性），而且实质上也是承认“库恩损失”问题的。所以芬柏格面临着各种理性的比较和“库恩损失”问题。如果说经济学中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比较，而且我们可以主张选择社会效益；并且正如经济学中的“潜在的帕累托标准”，允许一方有损失，但总要使总的福利增加，那么这样的选择从质的规定性上讲，并不是理想的兼优选择。也就是说，效率与公正，我们选择牺牲一部分效率，换取更有价值的公正。需要指出的是，芬柏格从技术文化内部发展出发谈论的可选择性不应是该档次的选择，它应该是既有效率又有民主、公正的现代性，甚至是民主、公正与效率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现代性。但是，这就违背了一个经济学真理：“你不能使两个变量最优化”，从而涉及到第二个困难问题。
第二个困难是关于这种兼有的可选择对象的存在性证明问题。博弈似乎是考察兼优结果的唯一理论，如果我们把追求效率作为一方，把追求民主、公正等作为另一方，那么兼优的结局就是纳什均衡：双方都取得了满意的支付，并且不再企图改换对策。然而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博弈都有解——存在纳什均衡；另一方面在博弈过程中往往还会出现如下局势：如果你在把握这种机会，则机会就在你眼前；而如果你把握住这种机会，则最终会发现，处境却没有改善。[5](P.3)芬柏格必须证明自己讲的可选择性不是如上局势中的虚假的可选择性，经典博弈论不能考察如上局势。可幸的是，美国学者保罗·魏里希通过引入“自我支持”概念，提出了言之成理的“策略型均衡”理论。在该理论中，“解是给定组合实现时那种理性的策略组合”，“均衡是—种策略组合，它在给定组合实现的情况下是自我支持的”。[2](P.27.58)这正是从技术文化的内部出发论证可选择性，并说明这种可选择性不是虚假的选择所要求的推导思路的论证工具。也就是说，只要给出技术理性对民主、公正等等价值理性的可支持性，给出实现该组合的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各自的自我支持性，理代化的可选择性命题就得到了合乎逻辑的证明。否则，芬柏格还可以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描述为“特定的合理化”组合A，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描述为“特定的合理化”组合B，如果能证明存在从A改换到B的动机，并且不存在改换B的动机，亦即B终止了动机追求的路径（这种再造求是无益的，或者必然要回到B），也就同样完成了现代化可选择性的证明。应该认为，该证明最终涉及对西方现代化何以是偶然存在的理论剖析，并且这个剖析必将超出技术哲学领域，它实质上也就是今天不少学者提出的“新现代”的哲学证明。应当说，这种哲学就存在性证明而言是可行的。这正如经济学中关于均衡存在性的证明，虽然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位学者成功地给出具体均衡状态的确存在的理由，但实现均衡状态必须满足的条件——存在性证明是早就给出了。
总之，芬柏格既没有从理论高度给出技术理性对其他理性的可支持性或相容性阐述（其他理性的张扬应该不影响甚至更会促进技术的发展），也没有给出一个满足何种条件的社会主义B能够终止动机改换路径的证明，而是仅仅依赖建构主义技术观，仅仅依赖建构的“技术准则”。本文已经指出，这种论证，第一有不甚严密不甚清晰之处；第二存在着类似环境决定论者谈论改造环境的逻辑循环。而且，建构主义实质上认为，“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是我们的知识和语言不能企及的，已知的世界部分地是由我们把概念施加其上建立的”。[6](P.8)但是不论怎样，是芬柏格明确提出了“现代化的可选择性”命题，是芬柏格在技术哲学领域中第一次给出了有道理的并且联系实际的说明。对于我们，重要的是不能依赖芬柏格的说明，而是要把马克思的有关思想联系当今中国的现实进行深刻的再理解，努力展开扎实的自主研究，并从证明性研究发展到可行性研究阶段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