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济合作发展的新阶段与我国的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合作论文,亚太论文,新阶段论文,对策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召开，使APEC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开始从展望到行动，它标志着APEC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必将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APEC的重要成员，我国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迎接亚太经济合作发展的新阶段，我国应采取内外双向扩大开放的政策，以及加强对金融、贸易、价格等各种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断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等政策措施，以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增强经济实力，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亚太地区的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亚太经济合作 我国的地位作用 对策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1996年11月25日在菲律宾召开。这是自西雅图、茂物、大阪会议之后，APEC18个成员领导人的第四次聚首，也是1996年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会议通过了《苏比克领导人宣言：从展望到行动》、《马尼拉行动计划》及《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框架宣言》。这几份文件的发表，使APEC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两大领域的活动具有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开始从展望到行动。这标志着APEC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苏比克会议的主要成果
（一）经济技术合作实现历史性突破
会议首次通过了有关经济技术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框架宣言》。《框架宣言》明确指出，APEC经济技术合作的目的是缩小成员间经济技术水平的差距，保持亚太地区的持续增长与均衡发展。经济技术合作将遵循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利互助、建设性与真诚的伙伴关系以及协商一致等原则。《框架宣立》将人力资源开发、稳定、安全、高效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科学技术、环境保护及中小企业确定为经济技术的六大优先领域，同时鼓励各成员在自愿基础上为经济技术合作做出贡献。这份宣言的发表，是中国及许多发展中成员为推进经济技术合作进程做出的贡献。
APEC自成立以来就确立了两大任务：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及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但是，近一两年中，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较快，而经济技术合作则相对滞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各成员都普遍感到，APEC两个车轮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坚固，一个脆弱。原因何在？原因在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对经济技术合作缺乏全面的认识，片面地强调发达国家的利益，只把经济技术合作看作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附属工具，使APEC的目标出现了倾斜，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被置于优先实施的地位，而经济技术合作的目标被冲淡了。虽然，在1995年大阪会议上，突出了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性，但经济技术合作仍缺乏统一的目标和指导原则，没有形成自身的发展战略。
《框架宣言》的产生，纠正了某些成员对经济技术合作的片面认识，明确了经济技术合作的目标、原则、做法及优先合作领域，为APEC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正如江泽民主席指出的那样：“APEC的经济技术合作是一种建立在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基础上的双向合作。这种合作提倡富帮穷，又要求各成员根据自身的能力做出不同的贡献；既强调政府部门的作用，又鼓励工商企业的参与；既有适当的政策引导，又运用市场机制；既在成员之间开展合作，又鼓励非成员参加。这样一种做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所有参加者的能力。”因此，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可以使所有成员保持旺盛的、持续发展的活力。通过经济技术合作，可以缩小成员间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有利于自由化目标的实施。为此，发达成员有责任、有义务在人力资源、技术转让、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及管理等方面向发展中成员提供帮助，开展长期合作。这种合作将有利于整个亚太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而将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和持续增长，有助于APEC均衡、健康地向前发展。因此，《框架宣言》的产生是APEC发展中的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通过了有关自由贸易的《马尼拉行动计划》
此次会议上，APEC成员就如何共同实现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的目标达成了一致意见，通过了雄伟的自由贸易日程表（马尼拉行动计划）。即从1997年1月1日开始，到2010年在发达国家、到2020年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拆除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壁垒。第一次用白纸黑字记录了每个国家为实现1994年茂物会议首次商定的目标而制定的计划。在各成员的具体规划中，以关税领域的承诺最引人注目。其中，香港、新加坡、新西兰承诺到2010年将全部产品的关税降为0，智利承诺除一些例外产品外，到2010年将取消全部关税；美国、加拿大、日本到2000年将214种信息技术产品关税降到0；澳大利亚到2000年将所有的商品的实施税率降到0～5%；文莱到2020年将82%商品关税约束到5%；印尼到2003年将全部进口商品关税降到5%～10%；菲律宾到2004年将农产品以外的关税降到5%以下。中国江泽民主席宣布，中国进口商品关税已从1996年4月1日起从原来的35.9%降到23%，到2000年将争取降至15%左右[①]。在非关税措施领域，中国将在短期内审核现行的384种非关税措施，逐步放宽并减少这些措施，同时保证透明度。在中长期内，中国将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协议减少直至消除全部非关税措施。虽然中国的关税水平及国内的保护程度仍然很高，但由于APEC各成员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起点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中国及许多发展中成员在自由化方面迈出的步伐已经是相当大的。集体行动计划包括了APEC整体将在贸易便利措施领域采取的具体行动，其中在实现产品认证、标准一致化、以及便利通关程序等几个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马尼拉行动计划》的实施，标志着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已步入行动阶段，这必将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APEC成员有保留地同意支持一项信息技术协定
此次会议上，美国等发达成员提出要在世贸组织框架内谈判一项信息技术协定，以便到2000年拆除计算机和有关产品中的全球贸易壁垒的建议。由于这一建议不能在APEC成员经济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经贸体制差异巨大的情况下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只以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为标准提出贸易自由化的超前要求，以打开其他成员的市场，因而受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成员的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成员同意在世贸组织内讨论这一问题，但要求在时间和产品上要有灵活性，并指出：促进信息技术的流动，不仅仅是个降低关税的问题，还要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技术转让的种种限制措施。经过反复磋商，会议仅表示APEC成员支持缔结一项信息技术协议。
二、马尼拉行动计划的实施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APEC7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它在推动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马尼拉行动计划的实施，将大大地推进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的进程，真正实现“缩小差距，共同繁荣”的目的。预计苏比克会议后，亚太地区可望迎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使亚太地区继续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首先，APEC有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行动计划将逐步得以实施。各成员间的关税将下调，非关税壁垒将减少，其他便利措施将相继出台。这将大大促进APEC的域内贸易与投资，从而迎来亚太地区新一轮经济增长期。
其次，APEC成员间在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基础上双向经济技术合作的加强，将推动亚太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APEC包含世界上一些最发达的市场、新兴市场和最大的发展中市场，成员中既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又有新兴工业经济和发展中经济，成员间经济互补性极强，这种经济上的多元互补使APEC更具旺盛的活力和巨大的潜力。随着APEC经济技术合作战略的发展和完善，成员间经济技术合作的加强，发展中成员的经济发展将加快，把潜在的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为发达成员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发达成员的资金和技术，发展中成员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构成了亚太经济合作的基石，必将支持亚太经济的持续发展。
再次，共同利益居主导地位，合作环境日趋宽松。虽然亚太地区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技术合作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困难和矛盾，如在对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范围、程度、期限、实施方式等具体问题上，APEC成员间至今仍存在一些明显的分歧，发达成员要打开其他成员市场与发展中成员适度保护市场的矛盾将贯穿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的始终。但随着APEC成员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及相互依赖的加深，共同利益将占主导地位。《马尼拉行动计划》于1997年1月1日开始实施，标志着APEC成员集体行动的开始，反映了成员间共同利益的一致性。因此亚太区域内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加速发展将从各方面促进区域内经济贸易关系的融合，密切的经贸关系将促使该地区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利益日渐趋同，共同的经济利益有助于成员间建立融合的关系，进而营造出宽松的合作环境。
最后，APEC投资自由化进程的加快与经济技术合作的加强，将带动亚太地区经济、尤其是东亚经济的持续增长，加速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提高亚洲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加速北美、欧洲、东亚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形成。
目前，在综合经济实力和全球影响力方面北美仍处于领先位置，欧洲次之，东亚居后。1995年，北美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为7.8万亿美元，欧盟15国为8.4万亿美元，东亚10国和地区为7.2万亿美元。据1996年5月在日本召开的“亚洲未来”国际研讨会上所作的预测，东亚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将从目前的7万亿美元倍增到2005年的14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从27%上升到37%。[②]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于1996年4月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东亚在储蓄率、投资和贸易增长及提高人均收入方面名列前茅。到2000年，世界将增加7.5万亿美元的产值，预计约有一半来自东亚。到2020年，中国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并驾齐驱。”[③]在国际竞争力方面，据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全球竞争力调查报告显示，东亚发展突出，新加坡、香港地区、中国台湾省和马来西亚进入前10位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和地区，而美国、欧盟的一些成员国的位次则有所下降。东亚在国际竞争力方面已具备实力，并显示出后来居上之势。总之，东亚经济经过20余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在经济总量方面将与北美、欧盟几乎旗鼓相当，将更具发展潜力。因此，随着亚洲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上升，以往形成的美国、欧洲、日本主宰世界经济的局面将面临改变，北美、欧洲、东亚三足鼎立的世界经济新格局将形成。
三、我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作用与今后的对策
我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繁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亚太地区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最重要的地区。我国对外贸易的80%，吸收外资的90%集中在亚太地区。1996年，我国外贸总值达2899亿美元，仅对日、美、香港地区、欧盟的进出口总值就达1833亿美元，占63%。[④]1996年，到我国大陆投资的前10位国家和地区有8个在亚太地区（香港地区、日本、中国台湾省、美国、新加坡、韩国、澳门、马来西亚）。因此，一方面，我国的改革开放和迅速发展得益于亚太地区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另一方面，我国也为亚太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我国在21世纪初，经济将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四支柱”，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将有利于亚太地区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稳定，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家的宏观调控机制和企业的经营机制进一步改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内部生产潜力大大提高，必将使我国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为推进亚太经济合作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我国所拥有的巨大的商品市场、投资市场、丰富的有待开发的自然资源和富足的人力资源等巨大优势，也将成为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此外，我们还应看到，积极推进亚太经济合作，发挥我国在该合作中的影响，促进其朝着自由性、平等合作、互利与共同的方向发展，不仅可以减少我国对欧、美等国家的依赖，增强与其抗衡的力量，而且有利于我们吸收亚太地区的资金，以弥补我国国内建设资金的供应不足；有利于引进相对先进的技术，提高现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及产品的档次，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增强综合国力，扩大与亚太各国的经贸往来，并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加入国际大循环，实现与世界市场的接轨。
展望1997年，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将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必须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选择正确的政策、措施去缩小和缓冲我国和亚太地区各国在各个方面的差异和矛盾，尽快树立起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国际地位，与APEC成员一道，为促进亚太地区的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一，实行内外双向扩大开放政策，继续扩大对外开放。采取有效的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扩大开放，是我国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积极推进亚太经济合作的关键。亚太经济合作的最大障碍之一，是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多元化。我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传统的计划体制和封闭性更是这一障碍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上，忽视对内开放，以致造成国内经济循环的中断和全国统一大市场难以形成。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过于单一，制约了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整体开放度不高，难以适应我国进一步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需要。为了实现我国在马尼拉行动计划中提出的对外投资与贸易自由化的承诺，适应扩大开放经济领域的必然趋势，为了尽早冲破美国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阻挠，扩大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今后我国对外开放的目标是发展开放型经济，实行内外双向扩大开放，在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
对外双向开放即：放宽对外资进入的限制，扩大经济领域的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合作，特别是要逐步开放市场；同时，要放宽限制，开放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跨国经营，把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结合起来，以便使我国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扩大市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对内双向开放即：通过扩大沿海与内陆地区在产业间、城乡间的相互开放，内陆地区可将其产品及丰富的资源借助沿海地区的服务走向世界市场，同时将外资及沿海的资金技术引进内地，加快内陆地区的开发，沿海地区则可通过对内陆地区的投资取得内地的资源和市场渠道，扩大内销市场。这种双向开放，有利于加强国内经济联系，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发挥，有利于开展区域合作，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因此，一个以对内开放为后盾的对外开放，才会更有效率，它将使我国国内市场更具魅力，并提高国内经济的对外竞争力。
第二，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加强对贸易、金融、价格等多种经济体制的改革，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过去，我国传统的经济体制的核心在于通过计划实现资源配置，这样形成的价格机制所造成的国内商品价格不合理必然影响商品成本，从而使贸易处于价格背离成本的境地。同时，国际贸易体制中由于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税税率的存在，限制了进口，还影响了出口，而且影响我国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因而降低关税水平势在必行。同时，非关税体制又是限制国际生产要素流动的主要方面，其弊端是以行政为主，政出多门，多头审批，手续繁杂，政策透明度差。因此，对这种非关税体制的改革，使我国对外贸易体制向以关税、汇率等经济杠杆进行调节的贸易体制转化，成为中国扩大开放度，加强与亚太地区各国和地区贸易合作的基础，是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的关键之一。自1996年以来，我国对外商投资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大幅度降低关税等，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要适应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步伐加快的新形势，还需继续努力改革不适应我国更深入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需要的经济体制和外资体制，建立有利于国内经济持续发展，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经济运行机制。在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为提高我国企业的适应力、应变力、竞争力，必须加快改革步伐，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要扭转亏损局面，树立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和国际化意识，敢与外国企业竞争，同时要向国外发展，外贸企业要尽快实行代理制，并实行多元化经营和规模经营，以适应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
第三，不断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增强经济实力，以便保持我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优势。亚太地区各国之间基本上属于垂直分工；互补性较强，有利于经济合作的展开。但从产业结构上看，我国和东盟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因此，我国同东盟的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处于竞争状态，在吸引外资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竞争。因此，我国要推进亚太经济合作，必须不断地改进同东盟的经贸关系，在未来的10年中迅速改革自身的产业政策和经济贸易体制，力争使自身的产业技术发展水平赶上或超过这些国家和地区。为此，目前应制定明确的产业优惠政策，实现区域倾斜政策向产业倾斜政策的转变。1995年6月以来，中央政策加强了对外商投资的引导，颁布了两项产业政策，其目的是要加强国际产业政策的透明度，优化外商投资结构，使对外开放为产业调整服务。通过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的政策倾斜，减少一般加工工业的优惠政策来加强我国农业、基础工业、能源、交通等薄弱环节，改造现有企业，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推动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建立，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生产能力，增强经济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使我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保持优势地位。
第四，在扩大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同时，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加强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战略合作，积极推进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区域经济技术合作是我国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根本途径。为此，我国应扩大与东南亚自由贸易区、澳新自由贸易区及美加自由贸易区的经济合作，支持东亚经济协作体等论坛型区域经济合作构想。目前，与我国有直接关系的诸如“华南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环黄渤海经济圈”等次区域经济合作，克服了我国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与周边国家组成集团的困难，先在较小的范围和层次上积极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同时，与我国的对外开放层次相适应，这种次区域经济合作成为我国资金、技术、管理、知识以及对外政策的窗口，通过它们可以使我国和亚太地区各国各地区的合作在范围和层次上逐步扩大和提高，循序渐进地加强亚太经济合作。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大陆与港、澳、台的经济合作迅猛发展，中国经济区已初现雏型。随着世纪之交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海峡两岸将实现祖国统一，我国将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推进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这必将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李钧、柳村：《APEC：迎来历史的新纪元》，1997年1月3日《国际经贸消息》。
② ③陈凤英：《亚太经贸合作的发展趋势》，《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12期，第32～33页。
④《我国去年外贸总值2899亿美元》，1997年1月15日《国际经贸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