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约瑟夫#183;奈软实力理论的思想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瑟夫论文,渊源论文,实力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12-0210-05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产生的源头来看，其思想渊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力量的第二面”理论
在专著《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第一章中，约瑟夫·奈论及软力量这个问题时给出了这一章的第五个注解：“我第一次是在《谁与争锋：美国力量的转变》(纽约：基础图书出版社，1990年)一书的第二章介绍这个概念的。它建立于彼得·巴克拉克(Peter Bachrach)和莫顿·巴拉兹(Morton Baratz)的‘力量的第二面’的理论基础上。”[1](P31)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应该是彼得·巴克拉克和莫顿·巴拉兹的“力量的第二面”理论。
(一)“力量的第二面”理论简介
彼得·巴克拉克和莫顿·巴拉兹“力量的第二面理论”指出，权力具有三维关系的属性。他们认为，权力不能被一个人所拥有，权力是一种关系。一个更具有权力关系的存在必须满足以下条件：首先，A和B必须有价值上或者行为上的冲突。其次，B服从A。最后，B这样做，是因为他害怕A，害怕A剥夺他的价值观，或者B认为如果不服从A的话，他将有更大的损失。他们否认实力等同于武力的观点，认为实力和武力的本质是不同的，但武力和操纵没有本质的区别，都与实力相对，操纵属于武力的范畴，但不是实力。权力与影响力是有区别的概念，但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是很明显。权威非常接近于权力，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在一个人性健康的社会，权威可以通过限制人的行为使其发挥积极的功能，尤其是限制政府人员，使其行为合法化。因为他们的行为必须具备正义性，通过一个美好社会的价值观来理性制定。然而，如果社会的价值观是病态的，权威可能是加剧病态社会的一种工具。自此，彼得·巴克拉克和莫顿·巴拉兹提供了一个宽广的概念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分析决策，为发展决策过程的一般理论开启了一条道路。彼得·巴克拉克和莫顿·巴拉兹把权力现象放在合适的视角，认为在决策过程中有的涉及权力关系，有的没有涉及权力关系。
(二)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对“力量的第二面”理论的借鉴与发展
约瑟夫·奈在构建软实力理论的过程中，借鉴与发展了“力量的第二面”理论。
第一，约瑟夫·奈认可了彼得·巴克拉克和莫顿·巴拉兹关于实力是一种相互联系、实力的最终体现需要与其他因素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的观点，但对于实力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实现的问题，他们并没有得出非常明确的结论。受其启发，约瑟夫·奈明确提出了软实力与武力(即军事力量)的关系。“这一方面可以认为是软力量，它与军事和经济实力这类有形力量资源相关的硬性命令式力量形成对照。”[2](P25)约瑟夫·奈认为，软力量要与有形的力量相伴随而发挥其威力，这种有形的力量指的是军事、经济等实力。他举例论证说，十几岁孩子的家长如果为自己的孩子确立了信念和爱好，家长的力量就会比单纯的棍棒管教的威力更大而且更长久。依此类推，政治领导人和哲学家早就懂得力量导向和确立辩论框架。军事威力的长久实现应该与能左右他人意愿的能力和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等这些无形力量资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二，约瑟夫·奈明确和发展了“力量的第二面”的概念。彼得·巴克拉克和莫顿·巴拉兹虽然论证了与传统力量观相对应的另一种力量的存在，并将这种力量称为“力量的第二面”，但究竟什么是“力量的第二面”?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他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约瑟夫·奈在“力量的第二面”概念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软实力”概念，并对另一面的力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阐明了自己的观点。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来源。在当今国际政治中，那些软力量来源正变得越来越重要。”[2](P26)在软实力如何才能真正发挥威力的问题上，约瑟夫·奈也做出了精辟的论述：“力量的这一方面，即：使人随我欲，可称为间接的或者同化式的实力表现。这与用主动命令的方式使他人随我的意志而行动的实力表现形成鲜明对比。”[2](P25)
第三，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借鉴了彼得·巴克拉克和莫顿·巴拉兹的权力分析框架。彼得·巴克拉克和莫顿·巴拉兹认为，影响力和操纵力有重要的区别，但这种区别的分界线并不是很明显，在权力强化影响力和影响力强化权力的过程中，准确细致地区分权力和影响力的作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需要在一个具体的框架范围内去考虑。约瑟夫·奈从这种思维角度出发，明确提出对力量的分析应该放在具体环境中去分析。他认为，“力量变化是以资源为标准的潜在实力，转化为以改变他人行为为标准的现实力量的能力。可见，我们只有了解了各国在转化力量方面的能力及其占有的权力资源之后，才能准确地预测出结果”[2](P21)。此外，约瑟夫·奈分别从农业国家、工业国家以及信息社会对力量资源基础的不同需求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二、摩根索的权力政治理论
摩根索是著名的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他提出的国家权力学说在国际政治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约瑟夫·奈曾经是摩根索的学生，这段经历为他继承摩根索的一些理论和思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摩根索权力政治理论的主要观点
摩根索在著作《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中，对政治权力和国家权力作了详细的阐述。摩根索将政治权力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区分：权力与影响力、政治权力与暴力、权力的可用与不可用、正当权力与非正当权力。在摩根索看来，权力是进行国际交往和推行一国外交政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国家追求的终极目标。总的来说，摩根索对权力的论述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权力是一种相互依赖与互动。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包含了权力行使者和权力承受者两个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单方面的一个行为体的活动。第二，权力是一种相互影响与制约。摩根索认为，国家权力的组成来自于九个方面：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素质和政府素质，这些国家权力要素可以分成有形权力和无形权力两大类。在这两类权力中，摩根索更看重的是后者即无形权力，无形权力所产生的力量就是影响力。
(二)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对摩根索权力政治理论的继承
虽然摩根索对决定国家权力大小的国家物质力量、民族精神力量、政府素质等因素作了详尽分析和说明，其无形权力即影响力的思想在论述中也得到鲜明的显现，但美中不足的是，他没有充分展开对无形权力的论证。如影响力通过什么途径产生威慑力?无形权力与有形权力如何协调?权力要素之间的关系应如何认定?约瑟夫·奈继承了摩根索对无形权力与有形权力之分的思想，并刻意将无形权力从权力理论中剥离出来，冠以“软实力(或软力量soft power)”的名称。这使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表现出对摩根索权力政治理论的明显承接：
第一，对真正的实力来源于非武力威胁论点的承接。摩根索认为，国家权力是一种心理关系，通过影响产生支配力量。约瑟夫·奈则认为，软实力是通过吸引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
第二，对影响权力产生效力的因素是无形因素观点的承接。摩根索提出，对领袖或制度的景仰和爱戴是影响权力的因素。约瑟夫·奈同样认为，如果国家政策在他人看来是合理的，那软实力就能够自然得以加强。
第三，对权力效力的真正实现需要诸种因素综合发挥作用观点的承接。摩根索认为，权力的实现是诸种因素相结合的结果。约瑟夫·奈在对软实力的定义中也同样谈到：软实力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如果一个国家忽视了软实力或无形权力的作用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他认为，在当今世界，如果仅仅使用硬实力或军事力量处理国际纠纷，将会给世界带来比以往更大的灾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约瑟夫·奈对摩根索相关观点的继承。
第四，对摩根索权力均衡理论的承接。“权力均衡”是摩根索探讨限制国家权力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他认为，权力均衡既指一种力量分布的客观状态，又指国家为取得对自己有利的均衡状态而主观采取的政策和行动。约瑟夫·奈在关于权力的论述中，亦明确指出力量的均衡问题。他认为，在国与国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秩序中和政治领导人致力于减少对其国家独立性形成的危害这两个前提下，力量均衡是预测各国行为的有效途径。但是，力量均衡并不总是一种对政策的预见，有时它是对力量分配的描述。因此，约瑟夫·奈提出，我们应该关心的是，在力量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给国际政治所带来的重大变化。
三、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论
《大国的兴衰》一书是著名国际战略学者保罗·肯尼迪的代表作。该书从历史的视角广泛论述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反思了以往500年间世界大国兴亡盛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并预测了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指出科技和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力量是军事实力的后盾。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对保罗·肯尼迪的相关观点进行了借鉴和传承。
(一)保罗·肯尼迪对大国兴衰根源的探究
《大国的兴衰》贯穿了肯尼迪对大战略的个人思考，论证了经济(实力)变迁的理论与实践。总括来说，肯尼迪关于实力变迁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国实力的变迁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要保持大国的领导地位必须紧跟时代发展的需要引领时代。在世界事务中，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肯尼迪在论及欧洲当时超越具有明显优势的印度和中国时认为：“除去新涉及的耗费和其他起抑制作用的因素外，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3](P9)肯尼迪在将中国明朝与宋朝进行纵向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后来的发展缺乏活力和进取心，是导致当时的中国发展停滞的最主要原因。在论述欧洲力量崛起的时候，他赞美了欧洲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正是创新精神使得欧洲在一个时期内超越了当时的大国，成为一支引领世界的力量。
第二，大国实力的显现必须注重所处的国际环境，对自己的实力做出准确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肯尼迪以哈布斯堡王朝在17世纪的衰败作为例证，认为哈布斯堡王朝衰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哈布斯堡要管的事太多了，要对付的敌人太多了，要防卫的阵线太多了。”[3](P58)肯尼迪还认为，大国在显现自己实力的过程中，要注重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他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强大是相对于自己的邻国而言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影响到该国生存的实际状况。
第三，大国实力的构成要素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尤其是一个国家由弱到强的发展进程中，由于其发展的需要，军事扩张、经济以及与此相连的科技进步等，都对大国兴衰有刺激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影响大国兴衰的因素除了经济和军事因素以外，其他因素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对大国兴衰论的借鉴
《大国的兴衰》集中研究了经济和战略的互相作用，形成了大国兴衰根源的基本观点：没有一成不变的大国，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支撑大国的要素。约瑟夫·奈在构建软实力理论时，借鉴和发展了肯尼迪的若干观点。
第一，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大国地位的确定要与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相结合。约瑟夫·奈在论述软实力理论时，总是与国家合法性联系在一起，尤其强调共享价值观念和规范作为国家合理性行为标准的作用。软实力依靠于一种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于共享的价值标准，以及这个标准的公正性和致力于提高这些价值的责任。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的合理性对于软实力的构建十分重要，他在《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写到：“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充满吸引力，其他的国家更愿意追随。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制定与其自身利益和价值相应的国际法规，它的行动将更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认同。如果它以一种他国更喜欢的方式来使用制度或者服从法规，并以此来鼓励其他国家引导或限制活动，那么它将不会需要大量的代价。”[4](P11)
第二，构成大国实力的因素总是不断发生变化的。约瑟夫·奈在论证国家实力的组成要素时，传承了肯尼迪关于大国实力是不断变化的观点。在《美国霸权的困惑：美国为什么不能独断专行》一书的前言中，约瑟夫·奈以批评的视角谈到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辉煌的同时，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忧虑的是，美国如何回归在国际社会中自行其是、为所欲为的境地。为了寻求解决困惑的途径，约瑟夫·奈进一步论述了软实力的概念，明确提出：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已经不是美国巨人产生威慑力的基础要素，要想保持美国的强大，软实力成了关键的因素。当然，软实力发挥作用也需要硬实力(指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的支撑，否则软实力的影响也是有限的。约瑟夫·奈同时也指出，不要以经济的奖励强迫别人认可美国的目标或遵从美国的协议。软实力从某些方面来说是更强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会导致顺从。
第三，发展大国实力应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这个观点与肯尼迪的大国实力应适应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处。约瑟夫·奈在自己的一些文章中论述道，大国(主要是针对美国)在发展自己的大国地位时，应该注意国际环境的变化，在不断适应变化着的国际局势中实现自己的大国引领地位。他认为，实力是一种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但实力的构成问题比原先更复杂。约瑟夫·奈将世界政治比喻成国际三维象棋游戏，在这个游戏里面，只有在纵向和横向都胜利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胜利。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在维护国家的独立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软实力在需要多边合作解决国际问题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硬实力和软实力虽然有时会相互冲突，但更多的时候是相互加强的。因此，约瑟夫·奈认为，发展国家实力的过程中应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适时地调整国家实力发展战略。
四、尼克松的不战而胜论
(一)尼克松不战而胜论的内容与途径
尼克松构想的不战而胜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美国要实现不战而胜，必须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我们应继续培育同中国的关系，重点首先放在经济和政治合作方面，并视其可能伴之以军事和战略合作。”[5](P12)尼克松明确指出了强大的经济后盾对于美国实施自己的不战而胜计划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美国的外交政策就不能产生应有的力量，也无法实施对苏联的遏制以及对他们所谓受到侵略威胁的友国进行援助的计划。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对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巨大的影响及感召力。在尼克松看来，避免核战争和不战而胜，是美国当时的两大首要目标，而目标的实现必须以核弹存在为前提。当然，尼克松并不主张使用核武器，也认为核武器在具体军事上的用途基本不存在，但它可以实现政治上的用途：用来恐吓对方以达到使其就范的目的。
第二，美国不战而胜的关键是意识形态的渗透。“尽管我们与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斗争，但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5](P96)尼克松注意到，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存在着根本分歧，两国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是基本的事实，它关系到美国利益在全球的实现。美国应该在不怀疑有不同看法者的信念的基础上，就政策本身进行辩论，以使美国的价值观能够在全球得以传播。
第三，美国不战而胜的目标是实现美国在全球的意识形态统治。尼克松认为，美国的不战而胜应该不仅是经济或军事上的区域性的胜利，而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全球性的胜利。“但我们追求的是另一种胜利。我们追求的不是对其他国家或人民的胜利，而是自由的思想对于否定自由的极权专制思想的胜利。我们追求各国人民免受政治压迫的权力取胜。我们追求在世界任何地方取得对贫困、苦难和疾病的胜利。”[5](P326)在尼克松看来，美国的潜力是无限的，它能够凭借自己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对当代一切重大政治问题施加影响。基于这样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美国的文化、思想、经济、政治制度诸方面，能在国际上产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的吸引力。
尼克松根据自己所认定的不战而胜的内容，设计了对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不战而胜的实施途径。
第一，借助先进的传播手段强化意识形态的舆论宣传。通过对外宣传，设法让有新闻审查制度国家的普通百姓知道他们政府不愿意告诉他们的一些所谓的他们国家的真实情况；让世界人民都知道美国的思想和价值观。
第二，以文化为载体进行思想渗透。尼克松认为，美国和苏联内部展开和平竞争的唯一途径是进行对外广播和签订文化交流项目。[5](P178)
第三，开展以政治为目的的经济交流。“我们应该大幅度地增加在战略外援方面的投资，并争取我们的盟国也增加外援。但我们必须使外援为我们的战略目标服务。”[5](P100)尼克松认为，美国在对他国实施经济援助的时候，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并使两者齐头并进。
第四，以威慑和利诱相结合的办法提高不战而胜的有效性。尼克松相信，实现和平演变的先决条件是军事威慑。[5](P152)尼克松也认为，美国要想在世界上取得对抗的胜利，必须借助其他的因素，如经济杠杆或是谋取一些共同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在对抗中的胜利。所以，尼克松认为，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将在未来竞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二)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对尼克松不战而胜论的传袭
尼克松不战而胜论的最根本目的，是希望借助于军事方面的力量和应用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吸引力，达到美国的战略目的。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尼克松的思想与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也强调，在国际交往中，要注重军事力量以外的力量对提升美国国际形象的作用。约瑟夫·奈在自己的多篇论著中对这个观点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世界原有的秩序正在失去平衡，美国军事压倒性力量的优势也正在失去它应有的威力。因此，美国必须将一些新的问题融入国家和国际议事议程。美国应该承认，仅仅依靠美国的力量无法解决世界上的许多问题。
第二，加强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间的联系，提升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在这个问题上，约瑟夫·奈与尼克松具有相同的观点。约瑟夫·奈认为，那些认为美国可以通过军事行动来避免恐怖主义的观点，是没能正确认清信息时代全球化的现实；与此同时，那些主张利用美国代表了全球化意义上的信息经济上的优势地位的新单边主义者的观点，为我们挖掘美国的软实力提供了方法。因为软实力具备与思维、文化和政策有关的各种魅力，并且它还促使其他各国形成足以限制或提升我们硬实力的联合体。因此，约瑟夫·奈提出，应该倡导温柔的美国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这不仅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对美国精神的全球传播也会有好处。
第三，约瑟夫·奈在构建软实力理论的过程中，特别提出应注重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球的传播。这与尼克松所强调的意识形态作用的观点不谋而合。约瑟夫·奈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同时包含了其他各国利益的更加广泛的国家利益的定义，价值观是国家利益的无形部分。如果美国在制定出的长期共同利益中包括某些别国可以认可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就可以成为广泛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的一部分。美国可以利用广泛讨论国家利益的机制，去左右政治辩论，使美国的价值观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传播。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提出后，迅速对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视角产生了影响。该理论一方面是对前人相关权力研究理论的总结，另一方面又超越了这些理论，是对现有权力理论的升华。从其思想渊源上进行探究，有助于厘清软实力理论形成发展的脉络，准确理解其精髓，为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奠定基础。事实上，通过对软实力理论渊源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意识形态传播、力图把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观的国家；美国理论家们对这个问题的思想认识是一脉相承并一以贯之的。这或许能对我们认清美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脉络与特征、有效应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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