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联全盘集体化时期富农迁移问题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富农论文,时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苏联全盘集体化时期的富农迁移问题，虽在国内外的一些苏联史学论著中多有涉及，却未见有较为系统和深入地研究该问题的专文发表，因此笔者想借助有关档案资料，在本文中专门探究一下这个问题。 一 迁移政策的酝酿与出台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联共(布)对富农一直采取的是鼓励其发展经济，限制其剥削趋势的政策。虽然随着富农经济的发展和党内斗争的加剧对富农的限制越来越严厉，乃至对其采取了不少过火行动，但直到1929年冬斯大林公开提出消灭富农阶级，即剥夺和迁移富农的口号之前，富农都是被允许合法存在的。那么，斯大林为何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这一口号，这一口号真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提得太过突然吗？事实是，在斯大林提出这一口号之前，联共(布)党内就在全盘集体化的条件下如何处置富农的问题已讨论酝酿了近一年的时间。 这一讨论是从是否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开始的。 进入1929年后，苏联农业集体化的速度明显加快，还在这年的三四月间，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就提出了整村整村转向全盘集体化的问题①，到了夏天苏联更是全国“进入了全盘集体化阶段”②，而所谓“全盘集体化，就是把全村所有的土地转交集体农庄”③。这样一来，怎样处置富农——是否允许他们加入集体农庄，如果不允许加入又把他们弄到哪里去——的问题便尖锐地提了出来，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联共(布)中央却迟迟没有作出结论。 在1929年4月举行的联共(布)第16次代表会议上，代表们就是否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问题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结果是，少数代表反对富农加入，多数代表主张有条件地允许富农加入。其中持后一种观点的斯摩棱斯克代表A.C.卡雷基娜这样论证道：“在那些拖拉机队能够耕种几千公顷土地、兼顾周围好多村庄的地方，在那些按照合同协议土地已经最终联合起来了的一切经济组织中，毫无疑问，应当把富农留在集体农庄里。通过这种途径，事实上没收了富农的生产资料。因为这样一来，富农既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供剥削了。”她认为，只有那些刚成立的、经济力量薄弱的集体农庄才不应接收富农，以免他们篡夺集体农庄的领导权④。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主席卡明斯基也同样指出，由于拖拉机队和拖拉机站能够在全盘集体化的村庄控制和分解富农阶级，并迫使富农服从集体经济，所以在这些地方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不会带来太大的危害⑤。然而这次会议最终却没有在是否准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问题上形成决议，所以会后各地在这个问题上仍然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有的地区准许加入，有的地区则不准加入。 1929年7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全会对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农村工作报告决议执行情况的决定》对该边疆区拒绝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做法作了肯定，明确表示：“中央同意北高加索边疆区委关于不宜接受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和必须不断进行工作把企图从内部瓦解集体农庄的富农分子清除出集体农庄的决定。”⑥不过，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决定只是肯定了北高加索的做法，表明了中央不赞成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倾向，并没有硬性要求全国其他地区都要像北高加索那样，必须禁止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因此这个决定作出之后，一些地区仍未对富农关闭大门，譬如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直到1929年9月30日以前富农都是可以加入集体农庄的⑦，而甚至到1929年11月上旬，在某些地方仍有“相当多烦琐的争论：让还是不让富农参加集体农庄？”⑧ 就在人们就是否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问题进行争论之时，富农的破坏活动却随着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开展而明显加剧。所以在1929年11月举行的专门研究全盘集体化问题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人们纷纷揭露和控诉了富农破坏集体农庄运动的罪行。比如，卡明斯基在《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富农用两种方法向集体农庄进攻：包括暗杀、放火等直接反对集体农庄的形式和相反的形式——从内部‘破坏’集体农庄的形式。面对全盘集体化的事实，富农极力改变‘方针’，争取加入集体农庄。富农使用各种诡计混入集体农庄从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大量事例是众所周知的。”⑨柯秀尔讲道：“正是在农业的改造方面，我们将同富农进行最残酷的战斗……我可以举出一长串的事实说明富农在乌克兰农村进行恐怖活动的规模。恐怖活动比1927年增加了三倍。”⑩施利希特尔则进一步补充道：“乌克兰的实践表明，如果一个集体农庄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没有完成粮食收购计划，那就可以完全深信不疑地说，这里有富农活动；如果一个集体农庄在瓦解，那同样可以完全深信不疑地说，这是富农或者富农帮手活动的结果，他们先加入集体农庄，然后又退出去，目的就是要搞垮这个集体农庄。”(11) 在这样的会议气氛下，中央委员们在是否准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问题上的观点同四月全会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多数人表示不准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少数人表示现阶段不准富农加入，但将来在集体农庄巩固以后可以允许他们加入。其中持后一种态度的北高加索领导人安德烈耶夫这样讲道：为了不使第一阶段的集体化工作复杂化，应暂时不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所以是暂时，因为我认为，当我们发展壮大，当我们能够保证我们的集体农庄取得决定性的成就，当我们狠狠地剥夺富农(因为我们不打算在肉体上消灭他们)之后，我们将不怕把这一部分居民也纳入我们的公有经济。”(12)米高扬也谈道：“在大规模集体化的情况下，在集体农庄里存在斗争的情况下，在集体农庄建立的最初阶段，富农的加入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把集体农庄牢牢地建立起来并且巩固了之后，我们也许会接收富农，因为我们总得把他们安置到什么地方。”(13) 既然大家都认为不能让、至少是现阶段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那么将对他们、至少是现阶段将对他们作何处置，把他们弄到那里去呢？对此卡明斯基在报告中肯定了北高加索边疆区库班专区“十月”集体农庄的做法：先将富农的土地剥夺，然后把他们分别迁移到本村集体化土地之外的几个边角。卡明斯基还解释道，之所以把他们分别迁到几个边角，而不是迁到一个边角，“为的是不让他们凑在一堆”(14)。 然而对于“十月”集体农庄的这种做法，有些中央委员却并不赞同。就在卡明斯基讲到该农庄把富农分别迁到农庄外的几个边角时，会场内有人高喊：“他们四面围着，这也危险。”(15)就连该农庄所在地北高加索的领导人安德烈耶夫也承认：我们把富农划出去，迁到紧邻集体化土地的几个边角，“这还不意味着，他们将不再有影响，这还不意味着，他们已被万里长城隔开，将不会再对某些中农阶层发生一定的影响。富农虽然在经济上破了产，但并没有停止与我们的斗争，而且也不会停止。”(16)那么，究竟把富农弄到哪里去对集体农庄来说才是真正安全的呢？对此与会的中央委员们谁也没有提出更进一步的建议。莫洛托夫在会上虽然宣称：“对富农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我们必须回答。”但他的回答也仅仅是：“要把富农当作最凶恶的和尚未被彻底打倒的敌人对待”。至于怎样对待，他却没有给出答案(17)。 十一中全会所关注和讨论的另一紧迫问题，是在全盘集体化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建设的基金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大家主要谈了如下两点：第一，集体农庄基金决定着农业集体化的质量、速度与规模。第二，国家无力为全盘集体化投入大量的资金，集体农庄的公共基金主要应靠吸收庄员的钱物来解决。关于这一点，卡明斯基在会上的报告和发言中强调：“认为大规模集体化可以用集体农庄建设初期的那种做法，即主要靠国家的投入进行，那将是极大的错误。”“难道只靠国家能够实现千百万农户规模的集体农庄建设？我们的集体农庄庄员应当明白，不动用居民本身的资金，集体农庄运动不可能有牢固的基础，集体农庄的建设必须依靠来自下面的物质资源。”(18)莫洛托夫进一步阐释道：“国家的任何帮助要充分地保证大规模的集体农庄运动都是不可能的。归根结底，国家尽力给予的一切也只是区区小钱。国家必须把自己的主要资金继续用于发展工业……”(19)米高扬甚至上纲称：“那些把希望寄托在国家的钱上，认为这是集体农庄运动基础的人，这是集体农庄运动的反对者，他们不相信集体农庄运动的力量和生命力并限制它的规模，他们不相信集体农庄会自己弄到钱。”(20) 可是集体农庄自己又到哪里去弄到钱呢？允许加入集体农庄的贫雇农和中农的财产——正如莫洛托夫所说——“是少得可怜的，有时简直是寒碜的”(21)，而拥有较多财产的富农又不允许其加入集体农庄。难道仅靠这样一些集体农庄庄员的财产构成的公共基金就能保证集体农庄的巩固和发展？难道能够允许富农在这样的集体农庄身边继续拥有自己的财产，并运用这些财产所获得的肯定较多的钱粮收入去显示他们个体经营的优越和富足？在这里，答案几乎可以脱口而出，但却无人说出答案。 为什么在究竟把富农弄到哪里去对集体农庄来说才是最为安全的问题上无人提出更进一步的建议，为什么在谈到主要利用农民的财产建立集体农庄基金时竟无人提及富农的财产呢？这是因为与会者在会上所发表的意见已经到了现行的限制富农剥削趋势政策的边界，只要他们再按着他们在发表这些意见时的思路和逻辑前进一步，那么就要突破现行政策的边界而改为别的政策了，而对于这样事关新经济政策行止的重大政策转变，是他们谁也不敢贸然提出的。然而他们的发言却把事情推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不突破现行的富农政策的限制而对他们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那么他们对集体农庄的威胁就仍然令人担忧，他们那份殷实的家产就到不了国家既无力支付、农庄自身又难以筹足的集体农庄基金的账户。 尽管如此，这次全会通过的决议对富农问题却讲得异常简略，它只是公开表示了不允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态度，而对被关在集体农庄大门之外的富农将采取何种措施的问题则只字未提(22)。这表明，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等联共(布)领导人已从与会者的发言中意识到了现行的富农政策与当前全盘集体化形势的不适应，但对于是否改变和如何改变富农政策、对于富农到底应该怎样处置的问题他们还没有考虑成熟，尚须根据这次全会上中央委员们的发言，由专门的机构进行研究，由另外的中央会议做出决议。 这次全会闭幕后半个月，1929年12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专门研究集体农庄建设问题的、以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为主席的“全盘集体化地区委员会”(通称“特设委员会”)，特设委员会下设的以巴乌曼为主席的“富农问题小组委员会”专门用来研究全盘集体化地区的富农问题。不久该小组委员会搞出了一份题为《全盘集体化地区的集体农庄和富农》的提案。提案称，在全盘集体化的条件下，已不能停留在一般地不准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和从集体农庄中清除富农分子，生活已向我们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的问题。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应剥夺富农的全部财产，并把它作为不可分割的集体农庄基金。提案建议，把富农划作三类，分别处置：第一类为积极反抗社会主义秩序和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富农——将其逮捕或驱逐到苏联的边远地区；第二类为拒绝服从全盘集体化秩序的富农——将其迁到本州(区)之外；第三类为其余大多数服从苏维埃政权和不反对集体化措施的富农——允许其加入集体农庄，但在3～5年的时间内须剥夺他们的选举权(23)。雅科夫列夫特设委员会在对该提案核准后，于12月25日将其作为特设委员会起草的中央决议草案提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斯大林对该草案中关于剥夺富农财产，消灭富农阶级，逮捕或迁移富农成员的精神持肯定态度，但却不同意草案中关于大部分富农可以有条件地加入集体农庄的提法，遂以“决议草案尚不成熟”为由，要求推迟讨论(24)。 两天后——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要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势的政策转向“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政策”；“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宣称：“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在关于是否可以让富农(即使一部分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问题上，斯大林斩钉截铁地答道：“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25)12月29日，斯大林把他的这篇演说公开发表在了《真理报》上。 在这里笔者想指出以下三点：第一，我们原先曾一直说是斯大林首先提出、突然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而从上面的论述中不难看出，首先提出这一政策的并非是斯大林，而是巴乌曼小组委员会，但首先对这一政策作了理论论证并首先将其诉之公众的却是斯大林；而不论是巴乌曼小组委员会还是斯大林，与其说他们是在整个中央领导集体都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不如说他们是在十一月中央全会的启发和推动下才提出了这一政策。第二，巴乌曼小组委员会提出的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和斯大林提出的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在内容上并不完全相同，其中前者允许大多数被剥夺了财产的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后者则不允许任何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第三，斯大林在这篇演说中所讲的不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同十一月全会及其全会之前所讲的不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的含义是不同的：十一月全会及其此前所讲的不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是指让仍握有自己财产的富农处在集体农庄之外，斯大林在这篇演说中所讲的不许富农加入集体农庄，则是指让已被剥夺了财产的富农处在集体农庄之外。 在斯大林的演说发表后不久，1930年1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富农问题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立场和莫洛托夫关于“把富农当作最凶恶的和尚未被彻底打倒的敌人对待”的态度，对雅科夫列夫特设委员会提交的中央决议草案进行了重大修改，从而形成了新的中央决议草案。1月30日，中央政治局根据这一草案做出了《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 决议指出：“从消灭富农这一阶级的政策出发，必须相应地用最有组织的方法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实行已开始的消灭富农经济的过程”，“没收这些地区富农的生产资料、牲口、生产和生活用的建筑物、加工企业、饲料及种子的储备”。“被没收的富农的生产资料和财产由区执行委员会转交给集体农庄作为贫农及雇农的经费，列入集体农庄的不可分割的基金。” 决议还指出：“为了彻底粉碎富农对贫农及中农部分阶层的影响和绝对地镇压来自富农方面对苏维埃政权和集体农庄实行的措施的反革命抵抗”，应对富农按其类别分别采取以下措施：第一类为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立即将其关进集中营；第二类为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大富农和半地主——将其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内的遥远的地方；第三类为在各区范围内留下来的富农——把他们移民到本区集体农庄范围以外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该决议，必须被关进集中营和必须被立即驱逐的只应分别是第一类(6万人)和第二类(15万人)富农分子，而不是这两类富农分子的整个家庭：“被驱逐及关进集中营的富农的家属在本人自愿并得到各地方执行委员会同意时可以临时留下或永远留在原来的区(专区)”。决议要求，应在4个月(2～5月)内完成对这两类富农分子采取的措施(26)。 2月1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又做出了《关于加强全盘集体化地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与富农斗争》的决议，从立法程序上确认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随后，剥夺和迁移富农的运动在全盘集体化地区轰轰烈烈地展开。 二 迁移对象的扩大化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30年1月30日决议在部署对富农的剥夺与迁移时，曾预见到了在这一运动中所可能出现的偏向和过火行为，因而特意指出：“三类中被消灭的富农户的每一类的数量应当按区、按照每个地区富农户的实际情况严格划分，其目的是为了在所有主要区被消灭的富农户总数是平均的，约为3％～5％。本指标(3％～5％)的目的是为了集中打击真正的富农户并绝对防止这些措施扩大到任何中农户。”“红军战士及工农红军指挥员的(富农)家属不应被迁移，财产不应被没收。对长期在工厂工作的富农的家属要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中央对某些地区用赤裸裸地没收富农财产的做法偷换大规模集体化工作的事实坚决地提出警告”(27)。 然而从1930年2月下半月开始，消灭富农阶级运动中的偏向和过火行为还是越来越严重地出现了，这表现在：第一，相当数量的中农甚至贫农被划作了富农，从而使被剥夺的农户大大超过了中央决议确定的比例。如上所述，中央确定的富农户比例大致在3％～5％之间，但在某些地区这一比例竟被弄到了15％以上(28)，而剥夺对象的扩大化必然会导致迁移对象的扩大化；第二，在富农户中，大大提高了第一和第二类富农所占的比例，从而大大突破了中央所确定的前两类富农的比例数。按照1930年2月4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给各地苏维埃的电报指示，属于第一类的富农约6万户，第二类约15万户，第三类约80万户(29)。这也就是说，在总计约101万户富农中，第一类接近占6％，第二类接近占15％，第三类接近占80％，但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在所划作的富农户中，各类富农所占的比例却是：第一类12％，第二类40％，第三类48％。个别地方被划作第一和第二类富农的农户竟占到了农户总数的15％～20％(30)。而1930年4月4日一位名叫格尔曼的被驱逐者在被驱逐地写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的一份申诉书中甚至这样讲道：“我们的村苏维埃由于听信谗言，把50％的人驱逐了”，“从博布鲁伊斯克驱逐的1500户人家中50％是无辜的受害者”(31)。第三，一些家里有人参加红军的富农户也列入了被剥夺和被迁者当中(32)。 那么为何会出现上述的偏向和过火行为呢？其主要原因是：第一，由于各地领导都想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走在前头，争当先进，因而都拼命加快了本地集体化的速度。据统计，1930年1月20日全国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只有21.6％，到3月1日则迅猛增加到了56％(33)。而为了加快集体化的速度各地便不惜违背农民的自愿原则，采取逼迫、强制的手段。不少地区提出的口号是：“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富农。”这样一来，那些抵制集体化运动、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中农甚至贫农自然就被划作富农之列了。第二，长期以来苏联党和政府对什么是富农户一直没有做出一个权威的界定，正如苏联《计划经济》1929年第8期上的一篇文章所说：“甚至区别富农与中农和中农与贫农的标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出一个权威的结论。”1930年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剥夺和迁移富农的决议也没有给出这样的结论：它既没有对什么样的农户算作富农作出说明，也没有对各类富农的区分作出清晰的界定。所谓“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的笼统种类划分，让人在实际工作中极难把握和操作。于是许多中农乃至贫农便以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划作了富农，甚至被强迫迁移。譬如曾经卖给过别人农具或粮食、对上级的政策进行过抱怨、家里曾有人蹲过监狱、没有按时完成粮食交售定额，与村干部有个人恩怨等等(34)。正如北德文斯克247名被迁移者在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不加区分地强迫我们搬迁，同时不考虑每一个农户的财产状况。”(35)第三，由于一方面富农的迁移可以为本地腾出土地，另一方面按照中央文件的规定，富农的财产被剥夺后大部分充作集体农庄的基金(到1930年夏从富农手里剥夺的财产占到了全国集体农庄基金的34.4％(36))，小部分用来偿还富农的债务和分给贫农，所以无论是地方领导、集体农庄干部和庄员，还是尚未加入集体农庄的贫农，都在剥夺和迁移富农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积极性，都希望尽可能快和尽可能多地剥夺和迁移富农。比如，伏尔加河中游地区还在中央政治局1930年1月30日决议做出之前就已闻风而动，于1月20日做出了关于剥夺和迁移本地富农的决定。而作为莫洛托夫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瓦莱斯基则在《真理报》上这样讲到了贫农们的积极性：“贫农成群结队地同委员会一起去没收牲畜和财产。晚上，他们主动守在村口路边，扣住逃跑的富农。”(37) 消灭富农阶级运动中的上述偏向和过火行为，很快引起了联共(布)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加里宁和奥尔忠尼启则在1930年2月联共(布)中央召开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党组织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同年3月2日斯大林发表在《真理报》上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都对这些偏向和行为提出了批评。随后联共(布)中央又于3月14日做出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化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决议一方面强调绝不能将针对各类富农的镇压措施强加到中农甚至贫农头上，另一方面又要求对所划作的各类镇压对象进行审查和甄别，对错划者予以平反(38)。而这一决议也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不少地方从原来划作的富农户中恢复为中农和贫农的竟达一半以上，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90％以上(39)。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联共(布)中央的这一正确立场，还是各级地方党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央决议的认真态度——正如从下面的叙述中我们会看到的那样——都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 虽然按照中央政治局1930年1月30日决议，必须被关进集中营和迁移到边远地区的只分别是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富农分子，他们的家属在本人自愿并得到当地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可以临时或永久地留在原来的地区，但实际上从一开始第一类富农分子的家属和第二类富农分子与家属就在联共(布)中央的容许下一并遭到了迁移，而1930年夏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租人民委员会《关于特别村的决议》不仅对此做法作了肯定，而且还提出了这样的要求(40)。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迁移和安置工作远比预料的复杂，所以迁移工作自然不可能在原定的1930年5月份结束。不过到1931年年中，苏联政府所说的第一类(6万)和第二类(15万)共计21万户的富农就被迁移完毕了。 这个时候联共(布)中央无疑应该断然宣布迁移工作的停止，可是1931年7月20日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关于富农问题》的决议，却只是宣布“大规模地迁移富农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要求今后不是停止对富农的迁移，而是迁移的方式要由大规模的迁移改为“个别进行”的迁移(41)。 根据1931年年底呈送给中央富农事务委员会主席安·安·安德列耶夫的资料，“(1)1930年共迁出：113013户，551330人；(2)1931年共迁出：243531户，1128198人。1930年和1931年共计迁出356544户，1679528人。”(42)从1931年1月到7、8月份，所迁数目从最少说也不会低于本年度所迁243531户的一半，即使按照一半计算，那么从1930年年初到1931年7、8月份所迁数目也达到了234779户。这就是说，原中央确定的21万户应迁富农不仅已被迁移殆尽，而且还比那个数目多出了数万户。那么今后应“个别”迁移的“富农户”，该是什么样的“富农户”呢？对此，上述7月20日的政治局决议只字未提，下述1931年8月30的政治局《关于今后迁移富农的办法的指示》则作了这样的表述：“今后迁移富农户，要在他们暴露后……用个别的方法小批地进行迁移”，“要根据暴露的情况用个别的方法进行”；同时，“今后迁移富农户时，应最大限度地保证进行最严格的审查和认真地进行阶级的筛选，目的是把真正的富农分子迁移出去。”但也不是凡是“真正的”富农户都要迁移，而是只有“其成员中有劳动能力的男子的那些富农户才应迁移”(43)。 根据这些表述，今后的迁移对象似应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真正的”富农户；第二，因反动言论或破坏行为而被揪出来(即所谓“暴露”出来)的富农户；第三，其家庭成员中有劳动能力的男子的富农户。 由于这个《指示》对今后的迁移对象既无规定限额，又讲得有些模糊；由于各地一直热衷于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和强制的方法来完成、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任务和下达的各种指标，也由于边疆地区的各类企业和这些企业的主管部门不断向中央提出将更多的农户迁来做他们的劳动力的请求，大规模的迁移工作在这个《指示》发布之后并未停止，而迁移对象则由被揪出来的富农越来越变成了因犯有各种过失而被揪出来的集体农庄庄员和尚未加入集体农庄的中农与贫农(44)。然而直到1933年5月8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在其联合做出的《关于移民问题对全体工作人员及有关机构的指示》中才对这一大规模迁移农户的行为进行了制止。 5月8日的《指示》说：“由于我们在农村的成就，我们不再需要大镇压的时刻已经到来，众所周知，大镇压不仅伤害了富农，也伤害了个体农户和部分集体农庄庄员。确实，一些州还在继续要求从农村大规模地迁出农户并采取激烈的镇压方式。中央和人民委员会收到的申请中，要求立即从州和边区强迫迁出的农户近10万户。从中央和人民委员会掌握的资料可以看出，农村中大规模的随便逮捕人的现象，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实践中。” 《指示》要求：“立即停止各种大规模强迫迁移农民的做法。强迫迁出只能是个别的，部分的，并且只针对其成员积极反对集体农庄及组织、抗拒播种和粮食征购的那些农户。”《指示》分别为各地区规定了迁出农户的最高限量，而全国的最高限量是12000户(45)。 对比上述1931年8月30日的《指示》和1933年5月8日的《指示》不难看出，前者要求的是停止大规模地迁移、只允许个别地迁移“富农户”，后者要求的是停止大规模地迁移、只允许个别地迁移“农民”、“农户”。可见，就连联共(布)中央也认为，在这两个《指示》之间长达近两年的时间里各地仍在大规模迁移的，大部分已是并非富农的农户了。 在1933年5月8日的《指示》做出之时，全盘集体化运动已经结束(46)。然而大规模迁移农户的行动却没有因全盘集体化运动的结束和这个《指示》的作出而停止，而是伴随着接踵而至的肃反运动一直持续到了卫国战争爆发前夕的1940年。下面是1932～1940年间各年的迁移人数(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