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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06）03—0039—08
关于如何全面认识抗日战争的问题，学术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就进行了讨论，达成了一些可贵的共识。1993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王桧林主编的《抗日战争史》的问世，把这一讨论推向了高潮。该书“编辑说明”中提出：“我们试图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地来考察抗日战争，将抗日战争的全貌展示在广大读者面前。”提出了要以新思维来考察抗日战争历史这一重要问题。杨得志将军在该书《序言》中进一步指出：“这套丛书不仅以大量篇幅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而且对广大爱国的国民党官兵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和论述。”这便把如何认识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比较权威地提了出来，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这说明大陆的抗战史观正在悄然转变中。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全国媒体、舆论界对宣传与纪念这一伟大胜利节日，都作了比较全面的报道与论述，特别还有几本专门记叙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专著出版，新的抗日战争史观蔚然成风。2005年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曹刚川的《伟大的历史壮举不朽的爱国篇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一文，在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事迹的同时，也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淞沪、忻口、徐州及武汉等会战中顽强抗敌，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指出是“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抗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在论述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时，该文还把一批国民党将领与共产党将领并举赞扬。这可认为是我军方对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肯。9月3日，胡锦涛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的抗战史观的确立。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一次重大的思想飞跃，具有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这种新抗战史观的具体表现如下：
一、强调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伟大民族精神
全民族团结抗战，是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保证。过去历年纪念抗日战争伟大胜利时，都提到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性，但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强调团结抗战的伟大意义。
任何民族要开展抵抗外敌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都必须建立在民族觉醒这一思想与精神基础上。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1937年的“七·七”事变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巨大觉醒。如胡锦涛在报告中所说：“中国人民的巨大民族觉醒，空前民族团结和英勇民族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中华民族历来崇尚正义、热爱和平，也历来不畏强暴、不屈服任何外来压力。伟大的抗日战争，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抗日战争这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动员程度如此广泛，战斗意志如此顽强。”可以说，是巨大的民族灾难唤起了民族觉醒，而民族觉醒则促进了全国抗战，并以此为思想保障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充分展现与进一步弘扬。如胡锦涛在报告中所指出的，这种伟大民族精神就是：“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新精神，坚持正义、自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民族奉献精神。”在这些民族精神中，我们今天最值得进一步弘扬的，是全民族团结共同抗敌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由于日本的野蛮侵略而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实现了全民族抗战，而且长期坚持下来，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民族团结的胜利，国共合作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
抗日战争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民族团结加强，抗战就会胜利发展；什么时候民族团结受到威胁，抗战就会遭受挫折。抗战初期在各战场的一些胜利，应该说这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敌的结果；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团结抗战的局面受到一定破坏，抗战力量受到削弱，抗战也进入相当困难时期。所以，1939年年底后，中国共产党就不断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斗争，力争时局好转。1940年，毛泽东在《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一文中提出：抗战、团结、进步，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位一体的方针，三者缺一不可。如果单单强调抗战而不能强调团结和进步，那末，所谓‘抗战’是靠不住的，是不能持久的”[1]。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团结抗战的局面终于保持下来。 抗日战争中，我们不仅建立与形成全民族的团结抗战，而且还要坚持这种全民族的团结抗战。这正是抗战中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
今天这种民族团结精神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胡锦涛在报告中号召：“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巩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和衷共济、团结奋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我们要继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勇前进的巨大力量。”全民族大团结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也是我们今天国家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证。
二、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整个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抗战开始后，共产党与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各自形成了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过去我们只强调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却很少提到。新的抗战史观在强调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同时，也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胡锦涛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而且抗战初期是国民党正面战场担负了抗日战争的主要任务，成为抗战的主战场。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表现了一定的抗战积极性，进行了几个大的保卫战，用鲜血染红了大片国土。正如胡锦涛在报告中所指明的：“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淞沪战役：1937年8月13日， 上海中国守军及支援部队在蔡廷锴、蒋光鼐、张治中诸将率领下，不怕强敌，奋勇抗战，“用人海填火海”，血战三个月，毙伤日军4万多人，中国军队也伤亡20万人， 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神话①。忻口战役：1937年10月，中国太原守军在卫立煌指挥下，苦战23天，打得日军三易其帅，日军伤亡严重，中国军队也死伤7万余人，成为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最激烈的一次战役②。台儿庄战役：1938年3月，中国军队在李宗仁指挥下，于徐州附近的台儿庄与日军战斗半个月，击败日军两个精锐师团，歼敌1万余人，中国军队也损失2万余人③。这是受国民党嫡系部队歧视的各派系“杂牌”军，但却团结一致，取得重大胜利。武汉保卫战：1938年10月，在陈诚等指挥下，中国军队集中百万兵力，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四个月，日军自己承认伤亡3万余人。这是八年抗战中最大的一次战役。长沙会战：1939年9月—1941年12月，前后经过三次会战，毙伤日军近10万。其中第三次会战，取得大捷，重创日军，共歼灭日军5万余人④。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进行的一次最重大的战役。
此外，还有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卢沟桥抗战、南京保卫战等等。
据统计，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与日军进行大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消灭日军150万人，阵亡将士330万人，其中少将以上达150 余名，将领以下的团、营、连、排长数以万计。
人们从以上不完全的数字中可以看到，在过去熟悉的国民党“消极抗战”外，还有一个少为人知的为抗战立下重大战功的“正面战场”及其悲壮抗战史迹。
国民党正面战场与共产党敌后战场，两者在战略态势上是互相配合的。正是由于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扩大，牵制了日军的很大一部分兵力，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正面战场的一些重大战役也是在敌后战场的具体配合下取得的，如台儿庄战役、忻口战役等。可以说，抗战初期，两个战场各自所取得的重大胜利，都是由两个战场互相协作取得的。
但是，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政策的变化，正面战场的地位与作用亦发生了巨变，即逐渐由抗战初期的主战场，降到次战场的地位；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则逐渐发展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的主战场，抗击了日军的75％、伪军的几乎全部。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地位作用虽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但仍不能否定其在整个抗战中特别是在抗战初期所发挥的重大战略作用。
三、赞扬国民党抗战将士的爱国精神
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就必然肯定在正面战场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国民党抗战将士的爱国精神。胡锦涛在报告中指出：“在空前惨烈的战争中，中国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面对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面对死亡的威胁义无反顾，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战的杰出代表。”在这里，胡锦涛把抗战中的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把共产党英雄与国民党英雄放在一起来歌颂，不分彼此，同等看待，抗日一家，同为民族战斗、牺牲。这就值得我们共同赞扬。
国民党军队的抗日英雄系列可分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为抗日英勇牺牲的将领。如：佟麟阁，1933年任29军副军长，曾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取得喜峰口大捷。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不畏强敌，率部奋勇抵抗，与敌厮杀得血肉横飞，损失惨重。在一次战斗中，佟麟阁脚部中伤，执意不下火线，严肃地对劝其下阵治伤的部下说：“个人安危事小，抗敌事大。”仍率部激战，壮烈殉国。赵登禹，山东菏泽人，1933年长城抗战中，率部用大刀砍杀日兵500 人，振奋全国。时在上海的音乐家麦新为此谱写“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大刀进行曲》，唱遍了全国。卢沟桥抗战爆发后，时任132 师师长的赵登禹率部与日军血战6个多小时，伤亡惨重，他本人也身中数弹，以身殉国。何柱国，1933 年在长城山海关战斗中，率全旅与日军激战三昼夜，千余守城官兵全部阵亡。何柱国生前誓言：“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最后一滴血。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标人格。”[2](P33) 张自忠、抗日名将，山东临清人，在台儿庄战役中，率第59军以“报国必死”的决心，与敌反复肉搏激战。1940年在湖北枣阳战役中，时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率部勇击来犯之敌。在被重兵包围之后，与敌激战9昼夜，命令部队“一定要死守阵地，没有子弹了，用刺刀刺，用大刀砍，用石头投，最后用牙咬，要坚决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2](P272)。在与敌人拼夺中，身中7弹不下火线，壮烈殉国。牺牲时一直以仇恨的眼光死死盯着日军，使日兵无不胆寒。戴安澜，抗日名将，曾先后参加过长城古北口、台儿庄、昆仑关等战役。1942年3月，率200师随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与数倍于我的日军在东瓜血战12天，歼敌5000余，并在棠吉血战后，扭转了东线战局。在战斗中他带头立下遗嘱：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需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某团长代之。5月26日，遭敌袭击，身负重伤，壮烈殉国，年仅38岁。毛泽东为戴安澜将军赋挽诗一首：“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竞殒命，壮志也无违。”[2](P283)
二是九死一生，立有赫赫战功的将领。如蔡廷锴在淞沪抗战中率国民党第19路军，抱定“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的决心，与敌血战33天。张治中随后率第八军援蔡，与蔡合作共抗顽敌，取得了可嘉的战果。李宗仁在台儿庄战役中，指挥所部与敌激战，取得大捷。孙立人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取得重大战果。薛岳指挥了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取得可观胜利……等等。
三是抗日英雄群体。在众多的英雄群体中，著名的如“八百壮士”。在国民党第19路军的淞沪抗战中，谢晋元率一营官兵800人，奉命进防上海四行仓库， 死守四个月，击退日军十几次进攻，毙敌200余人，我无一人生还， 世人誉为“名震中外的八百壮士”。在台儿庄战役中，川军名将王铭章师长奉命死守滕县。在他以身殉国后，所部官兵5000余人，血战到最后一人。湖南常德保守战中，一支8000余人的中国军队，只有83人生还。胡锦涛在上述报告中对此称赞说，这些国共两党抗战英雄，“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战的杰出代表”。他们这种“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真诚觉悟”，“威武不屈、英勇顽强的民族精神”，“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崇高气节”（曹刚川语），谱写了一首高昂爱国主义精神的进行曲。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尊敬、学习，同样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
四、承认国民党与共产党共同领导抗战
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学术界一直有争论。主要有三种意见：一说是共产党领导的，主要是指在政治上发挥领导作用，但又承认这种领导权不充分、不完备。一说是国民党领导的，台湾学者全部都持这种观点，少数大陆学者也赞成此说。主要理由是当时国民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是唯一执政党，有的也认为国民党除了解放区外，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施了领导。一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现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越来越多。胡锦涛在报告中所说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虽然不是专门论述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但也有蕴含国共共同领导抗日战争之意。
在学者论述国共两党共同领导抗日战争问题中，可以中共中央党史教研部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为代表。他曾先后发表《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述评》、《抗日战争领导权新论》等论文，最近又发表《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一文⑤，进一步论述了他的“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论点。郭德宏的观点基本是一种“分区领导论”，即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领导国统区，不管政治领导、组织领导与行政领导都是这样。这种观点基本符合事实，但也不尽如此。
关于国共共同领导抗日战争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曾公开承认并多次提到过。如1937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中说：“为了达到扩大统一战线的目的，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与各统一战线的地方工作当局协商，群众工作的进行，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他们的同意与合作，从抗战利益出发，说服他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与建议。”[3](P130) 直到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中又说，现在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这种高潮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北伐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这三次都是全国规模的。毛泽东指出：“第一次革命高潮无产阶级没有参加领导，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同盟会领导的。第二次、第三次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4](第四卷，P219)。
我们说抗日战争是国共共同领导的，这是一个总结论；“共同领导”也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动态理念，其特点是：
第一，“共同领导”的比重是“国”强“共”弱。那时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民党为主干的。国民党是全国执政党，统治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并拥有比较强大的军队；而共产党只拥有陕甘宁地区，军队人数也比国民党少得多。所以那时的所谓“共同领导”，国民党占有绝对的优势，起的作用大，领导作用也大。1945年5月31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也说：抗战初期“所谓的‘共同领导’，实际上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当时中国共产党“说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战到底”，这话并“没有错”，“因为要打日本，就要有个头子，当时中国的头子就是蒋介石，他有那么多军队，外国也承认他。但他后来要反共，这句话我们就少讲了，以至不讲了。如果说共同领导，那就是你领导你那一堆子，领导中央军；我们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广大人民，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4](第三卷，P313)
第二，“共同领导”的发展趋势是“国”消“共”长。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共产党的力量越来越大，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迅速扩展，在华北、华中地区根据地几乎连成一片，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武装力量，也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日益广泛，威信越来越高，在各方面的领导作用都在扩大；相反，国民党要反共，其领导作用在不断缩小，不仅领导区域越来越少，而且政治威信也迅速下降，政治影响不断萎缩。这种此消彼长的趋势，到抗日战争临近结束时更为明显[5]。
第三，“共同领导”中，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一直很突出，而且早就突破区域限制，在全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巨大作用。这在胡锦涛的报告中得到了全面论证：
1、推动实现全国全民族抗战。 从“九·一八”日军侵华后就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救国，领导“抗联”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到“一二·九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掀起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再到西安事变，促成和平解决，推动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并终于1937年“七·七”事变实现了全民族抗战。
2、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与发展，特别是其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和战术思想等，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和战略指导作用，是抗日战场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3、中国共产党成为引导全民族走向胜利的一面旗帜，它的坚持抗战、 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与行动，坚定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决心，引导中国人民绕过暗礁不断走向胜利。
4、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与鼓舞者。
5、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的政治与军事战略策略， 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6、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 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总之，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整个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作用是很明显的，如果把这种领导仅仅限于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局部地域内，显然是不够确当的。毛泽东上述的“我们就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广大人民，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其中的“领导广大人民”，绝不会只是限于领导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的人民吧，而应指全国广大人民，其中也包括在国民党统治区已开始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各民主党派及各抗日力量。其实所谓“政治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政治影响力”，影响力所及，取得人们拥护与支持，就是一种“政治领导”。
五、正面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
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肯定国民党抗战官兵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就蕴含了对抗战时的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的正面评价。对蒋介石的研究，60年代初，有的学者就试图打破禁区，对蒋介石一生作一客观评价，但这是极个别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对蒋研究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对抗战中的蒋介石一般都较多作正面评价。特别自“台独”猖獗活动以来，人们对蒋介石的民族大义，特别对他在抗战中的表现，都能较客观地作事实求是的评价。
笔者认为，抗战中的蒋介石有贡献，也有错误，主要贡献是：
第一，在抗日战争初期的积极抗战。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下，在当时的复杂国际背景下，蒋曾发表了许多激昂慷慨的抗日言论，号召国民党与全国民众积极投入抗战，并实现了与共产党的合作抗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给人民一定的抗日言论与行动的自由；在军事上作了抗战的必要战略部署，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相配合，指挥国民党正面战场在几个战役中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打破了日军想在几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神话；参加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美、英、苏等国建立了同盟关系，团结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使他们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等等。所有这一切，促成了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发展与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第二，坚持了八年长期抗战。抗战时期中日力量相差悬殊。日本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经济力、军事力、技术力以至组织力都比日本差得多，中国许多武装力量甚至是用原始武器与现代化的日军作战。况且，中国人在这八年中每日每时都生活在日军的炮火与烧杀抢掠的恐怖之中，再加上生活的极端困苦与难以想像的灾难，人们的日子实在难熬。特别在日军占领大半个中国后，在军事形势对我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日本又不断以优惠条件对蒋诱降，国际上出现了绥靖主义，不时地对蒋劝降，企图以牺牲中国换取日本的妥协，等等。在上述种种情况下，蒋介石虽然动摇过、试探过，并进行了一些投降的准备活动，但他最后毕竟没有投降，仍坚持全国抗战，使日本用了八年时间也没有征服中国。中国人包括国民党蒋介石，坚持八年抗战确系不易。八年坚持下来，才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八年坚持下来是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拖住了日军主力于中国战场，既减轻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又使苏联免受东西两面作战之灾，从而也支持了西欧战场的反德战争。如果中国也像法国那样投降日本，日本就可以在中国依靠中国的人力资源，组织几百万军队，投向太平洋战场，二次大战的历史就可能要重写。
第三，派遣中国远征军出兵缅、印，直接支援反法西斯同盟国。在中国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为中国战区总司令的蒋介石仍决定于1942年2月派遣10 万远征军入缅、印对日作战，解救了大批英国被围军队，并从日军手中解放了大片缅甸国土，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实行民族工业与文化大迁徙。抗日战争前，中国大部分工业集中于东南沿海沿江地区。抗战爆发后，如果这些工业企业落入敌手，无疑将增加敌人侵华的经济力量；如果毁于战火，无疑将大大削弱中国抗战的经济实力。所以随着全面抗战的展开，在蒋介石政府指挥下，在制定《迁移须知》文件规范下，在爱国企业家抱定“决不以厂资敌”决心支持下，决定实行民族工业大迁徙。经过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到1940年底大迁徙基本结束。据经济部1940年底统计，民营工厂内迁厂数约600余家，机件材料10万吨，再加上内迁的国营厂矿与军工厂， 总数更加可观。这些民族工业迁入内地，为发展大后方经济、积聚抗战经济实力，作出了重要贡献[6](P42—45)。当时任国民政府工矿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翁文灏及钱昌照等都为此作出了积极贡献。与此同时，也实行了民族文化大内迁。蒋介石政府还下令将北京等地博物馆的珍藏装箱内迁，保存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苗。大学也内迁。1937年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内迁，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保存了我国宝贵的文化教育科技力量，促进了西南大后方文化教育的发展，其中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都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五，收复台湾，国家统一，使中国成为世界“五强”之一。
上述的一切，当然都是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但也和当时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领导、支持有重大关系，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立下的功劳。这是蒋介石在抗战中民族性的一面。但他的民族性一面表现得很不充分，很不完整。他的阶级性一面使他在抗日战争中犯了一些重大错误，其主要表现有三：
第一，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从“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开始，蒋介石就下令采取不抵抗主义，使东北广大国土迅速被日军占领；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大溃退，平汉线上的刘峙、津浦线上的韩复榘，逃跑最快，一溃千里，被讥讽为“长腿将军”；后来在与日军接触中一些国民党军队，日军来了不打，日军走了不追，收完溃兵后却照例宣传自己取得了胜利。这都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及其影响有关。蒋介石奉行的原则是“攘外必先安内”，保存实力消灭共产党是他的第一要务。
第二，实行所谓“曲线救国”政策。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没有投降，但他也确实在试探或准备投降。再加上他骨子里的反共本质，积极准备将来反共，于是便搞所谓“曲线救国”阴谋。在“曲线救国”下，从1941年开始，大批国民党文武官员投敌，造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据统计，到1943年8 月国民党投敌中央委员20余人，高级将领58人，投降军队50万人，占伪军总数的62％。
第三，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逐步走上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道路，在各地制造反共摩擦，限制共产党活动，并连续三次发动反共高潮。特别是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奉命北上途中，突遭国民党军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中蒋介石犯下的滔天罪行，彻底暴露了他破坏抗战、消灭共产党的罪恶阴谋。
抗战中的蒋介石就是这么一个矛盾人物，但他在坚持抗战这一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上的立场还是应该肯定的。他虽然也想准备投降，也积极反过共产党，但在中国共产党对他不断揭露、坚决斗争下，他的投降阴谋终没有得逞，他的破坏团结、反共分裂的罪行也终被制止，维护了全国抗战的局面，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抗战中的蒋介石，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就否定。不能由于其积极抗战一面而否定其反共一面，也不能由于其反共一面而否定其积极抗战一面。
六、时间是走上认识真理的阶梯
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新抗战史观，获得了全国人民、台港澳人民与海外华侨华人的广泛好评与赞扬，认为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宽广胸怀，高瞻远瞩，尊重历史，尊重现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旗帜下，与各种爱国力量团结一致，为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的坚强决心与伟大气魄。但是这种认识的飞跃、思想的转变也是得来不易，它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具有深刻的客观的与主观的许多因素。
第一，历史与现实。孙思白先生对此有过专门论述。他指出：“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历史是稳定凝结了的现实，现实是流动变化着的历史”，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把两者区别开来，一般说不发生问题；把两者联系起来，在一定时候，研究者就有所顾忌，即产生了矛盾”；“如现代史上的问题，由于它与现实问题息息相关，研究中随处感到它闪烁着现实性……主观上讨论的是历史，客观上却可能被论到现实上去”。这就是说现代史上的问题与现实联系太密切了，历史问题可能往往就是现实政治问题。像如何正确评价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的地位与作用这一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过后不久的解放战争时期，在推翻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条件下，要为国民党的抗战问题评功摆好，这就不是一般历史问题，而是现实政治问题了。这就是说要真正认识现代史上某些重大问题，往往需要一定时间，只有时间才能说明问题，当“事物的发展过程出现了阶段性，即‘告一段落’时”，当“事物的本质到一个段落已暴露到十分之七八，人们大致对它各有了一些片断的却又是共同的认识”时，当“具备了足够说明问题的材料”时，才可以把某些重大问题作为历史问题来研究[7](P33—77)。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与研究，显然在解放战争时期不可能，在全国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国共两党仍处于敌对状态下也不成熟，只有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能重新认识与评价这一历史问题。
第二，感性与理性。国共两党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关系中。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两者能够联合起来进行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但当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两者又互为敌人。在十年内战与解放战争时期，两者进行的是以消灭对方为目的残酷、激烈、火与血的武装斗争，双方都斗红了眼，那里还能“全面”评价对方？即使在抗日战争后期，情况也差不多。国民党诬称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共产党则批国民党“消极抗日”，只顾打共产党，各自夸大自己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贬低对方的地位与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共两党仍处于对立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问题与感性情绪交织在一起，两者之间充满了仇恨。仇恨会遮蔽眼睛，认不清庐山真面目，看不清事物的本质。现在，60年过去了，时间会冲刷掉历史的尘埃，时间会冲淡历史的不快记忆，理性会最终占上风，成为主导性思维，还历史真面目。这就是说，在对抗战时国民党的评价问题上，只有现在才能做到以理性代替感性，以科学精神代替道德标准。
第三，旧观念与新思维。过去，我们对抗战中国民党的评价，长期停留在原来水平上，不仅是政治问题、时间问题，而且还有我们自身在认识历史问题上的“左”的思潮的干扰。长期以来，我们强调阶级斗争，甚至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涉台关系也成了遭惩处的罪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抛弃了“左”的束缚，恢复了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认识现实与历史问题，并以开放眼光、改革思维用一种新视角来认识世界，也认识自己。在新时期，我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文化与管理经验；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认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的弱点，进行体制性改革。这使我们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对事物的认识也更能看清本质。既然我们能够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重新认识国民党？重新认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
第四，新形势与新任务。现在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共两党与抗日战争时期一样又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已成为在野党，而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国共两党的矛盾降到次要地位；而中国人民，包括中国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在内的台湾广大人民与“台独”分子的矛盾则上升为主要矛盾。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及亲民党、新党等泛蓝阵线合作，共反对“台独”，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最近国民党、亲民党、新党连续访问大陆，更促进了这种合作共同反“台独”格局的形成。在这一新形势下，借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重新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则是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是维护广大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这道理应该是不言自喻的。
收稿日期：05—10—26
注释：
①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供稿。另据郭汝瑰等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引用1943年重庆图书出版社朱敦春《人力总动员》中的材料说，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伤亡失踪1.5万余人，日军伤亡3000余人。
② 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49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引用中国第二档案馆藏《第二战区忻口会战纪要》。日军伤亡严重，但无准确资料。
③ 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第50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稿。另据郭汝瑰等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引用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编《第三次长沙会战史》（存中国第二档案馆）说，此次会战日军伤亡5.6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近3万人。
⑤ 郭德宏：《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述评》，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抗日战争领导权新论》，载《安徽史学》1995年第1期；《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载《东岳论丛》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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