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未来发展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又是商品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同时，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和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又是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研究城市化的产生与发展，揭示其发展变化规律，对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发挥城市的功能作用，对加速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解决转轨时期我国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曲折历程
自1991年以来，笔者曾对中国城市近代化过程、城市化演变中的若干特点，进行过初步的研究。（注：《对中国城市近代化过程的思考》，《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笔者发现， 在中国近代史开端的19世纪40年代，产生并发展了一批近代城市；近代城市的兴起，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近代城市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自身的特点。以农业社会为其经济基础的封建王朝，在西方资本主义挤压下被迫开埠，成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起始点。开埠前，即使象比较发达的汉口、天津、上海等城市，也仅仅是国内农业手工业产品等货物的集散地，更不用说那些“有城无市”的传统意义上的封建色彩特别浓厚的古代城市了。开埠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近代化拉开了帷幕，“因商而兴”是中国城市向近代化演变的基础，由开埠通商而形成的巨大的商业力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的新动力。由于商业功能日益成为近代城市的主要功能，同时兴办了近代产业，首先是工业、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业、通讯服务业，使城市发展有了独立的经济依托和生成机制，从而加快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步伐。根据近期的研究，笔者把中国从19世纪中期开始到目前为止的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两大发展阶段，即19世纪40年代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第一阶段，城市化大约经历了100 年的曲折发展；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为第二阶段，中国的城市化在大约50年的时间内，也经历了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到改革开放20年的快速而又曲折的发展。
先考察第一阶段。在鸦片战争前，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形成能够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独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力量。此时，西方列强中的多数国家已先后完成了引起社会巨大变革的产业革命，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形成国内市场。由于“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世界市场也发展起来了。“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也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现代文明中来了”。（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当然，西方列强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征服， 并不是传播文明。从17世纪成立东印度公司到19世纪中期达到顶点的罪恶的鸦片贸易，加上野蛮的炮舰政策，其结果，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而且必然被打开。从此，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近代工商业和近代城市开始起步的时期。
从19世纪40年代城市化起步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城市化过程不仅十分艰难，而且十分缓慢，并带有对外国资本严重的依附性和浓厚的殖民地色彩。正象马克思所揭示的，与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相联系的工商业的发展，“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传统的建立在农业手工业基础上的生产和消费，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断了中国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立发展过程，旧式的生产和交换，完全失去了竞争能力。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的中国，既是西方列强商品的倾销之地，又是低价初级产品的掠夺对象，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以各种形式成了西方国家资本积累和再积累的重要来源渠道。据统计，从1893～1930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占出口贸易的比重，由15.6%上升到45.1%，当然还不包括矿产品及其它初级产品。出口量的多少和出口结构的变化，皆依赖于西方工业国家经济发展周期变化的需要。这时，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地少数地区，虽也建立并兴起了一批近代城市，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也在推动城市近代化的演变，但这一过程并不是其经济自身发展的产物，也不是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结果，而是在外力的推动下，即外国资本的冲击下，引发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近代工商企业的建立。因此，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近代化的启动，并未从积极的方面推动原有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也不能为农业生产的进步提供新的要素，更不用说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逐渐转移提供必要的条件。相反，它给中国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套上了新的绳索，加速了农村的破产和城乡居民的贫困化过程，不仅给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给中国未来的工业化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障碍。
另一方面，由西方列强入侵而启动的中国城市近代化过程，仅仅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多和城市规模的扩张，还带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并给中国城市化的正常发育和健康发展造成诸多不利因素。从区位条件看，中国的近代城市大多兴起在沿海和沿江地区，且都是通过不平等条约而被迫开放的港口城市，成本低廉的水上运输和港口所依托的丰饶腹地，对外国资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仅从五口通商到1911年，中国已有82个通商口岸。列强们正是在这些港口城市获得种种特权，并以此为基地，逐渐向内地渗透，进而进行行政控制，扶持买办，拉拢军阀，这是中国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的重要背景。中国的民族资本，虽然在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的狭缝中生长了出来，但经济基础十分脆弱，一直未能居于主导地位。到1936年，中外产业资本的比重，外国资本仍占到社会总资本的78.4%。其间，城市人口明显增加了，城市化的畸形发展也日益显著。由于外国资本通过被迫开放的城市进行全面的掠夺，逐渐形成了以口岸城市为中心而围绕内外贸易的市场区域，又在每个市场区域的中心城市周围，兴起了一批二级城市或城镇。这些城市的兴衰直接与进出口贸易业务和外国资本的需求变化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一个丧失主权的国家，在不对等贸易条件和严重的不等价交换中所丧失的财富，是无法计算的。因此，大约1百年城市化发展的后果， 加重了旧中国城乡的分化与对立，大量财富的流失，城市的畸形发展，这是旧中国长期落后的根本原因，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存在严重的资金短缺和城市化滞后的重要历史渊源。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我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由于取消了外国资本的特权，获得了国家主权，走上了独立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和城市化道路。 在大约5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但由于工业化道路模式选择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也是非常曲折的，并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为分析起见，笔者把这个阶段的城市化发展，又划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49～1978年将近30年的时间。建国以后，我国的最大问题是迅速实现工业化，而工业化道路的选择，由于当时内外条件的限制和各种因素的制约，我们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 基本上安排在沿海和内地工业基础比较好的地区。但发展重工业所要求的资本供应量是很大的，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一个世纪内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和官僚资本的残酷压榨，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没有提供资本积累的能力；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只能走内部积累的道路，而内部积累只能依靠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来实现。为此，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为满足工业化资金需求的农业政策，具体来说是利用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集中了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和部分必要劳动。农产品价格被大大压低了，在城市和工业中就可以实行低工资。由于劳工成本很低，轻工业利润很高，这样， 每年大约350亿的资金集中于国家财政，投资于基本建设项目。城市的规模扩大了，一批新兴城市建设起来了，但广大的农村和众多的农民被游离于工业化过程之外，他们的劳动方式和实际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相反，包括“穷过渡”在内的极左的农村政策，使大量的农村人口拥挤在狭小而落后的生产空间，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虽然带动了城市规模的扩张，但这是以牺牲农村和剥夺农民为代价的。这是前苏联在30年代走过的道路，也是某些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所经历的。工业化建设虽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上的差距拉大了。二元经济结构格局形成了。由于绝大部分农村居民被封闭在狭窄和单一的产业领域，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依然如故。工业化和城市化并未给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提供必要的技术手段，无论是城市规模的扩大还是新兴城市的增多，都未能使城市的多功能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不仅如此，原有城市的商贸功能、金融信用功能还在萎缩。这样，计划经济传统体制的运行到了70年代后半期已走到了尽头。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不断强化，还表现在沿海工业发达地区和内地，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相对而言，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更加缓慢。进入60年代，国家开始调整生产力布局，通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调整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的重心开始向中西部转移，在客观上也带动了西部工业的发展和一批新兴城市的建立。但是，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备战备荒”，工业发展是按照“山、散、洞”的要求进行布局的，大多脱离原有的工业基础和城市化发展的要求。不仅布局分散，而且区域经济发展的融合程度很低，既未带动原有工业技术的改造，也未有效的促进广大落后农村地区劳动方式的进步和制度变迁。总的说来，与50年代城市化发展所出现的情况一样，都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按工业发展封闭运行的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城市发展的推动力是政治目标，采取的是行政手段。外在推力固然十分强大，但城市化的内在机制十分薄弱，而且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并未能成为城市化按其本身固有规律正常健康发展的标志。相反，由于这种发展是以牺牲农业，剥夺农民，依靠工业本身的自我循环，并相对收缩大中城市商贸功能来实现的，结果，城乡差距拉大了，工业化的内在动力也在不断减弱，原有城市发展缓慢，城市产业结构失调，城市综合功能下降。
从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20年，是建国以来城市化的第二个重要时期，也是城市化无论是在数量或规模扩张还是在城市化正面效应不断发挥的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端，也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按照客观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先后建成5个经济特区，即深圳、珠海、 汕头、厦门、海南，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福建沿海、广西沿海、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列为对外开放地区。这种开放是双向的，既对外开放，同时打破城乡壁垒，各种生产要素开始在城乡之间跨地区流动，因而首先在沿海地区形成了一系列发达的城市群和城市带。工业化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也是城市化规模扩大和城市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的时期。乡镇企业作为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在这里异军突起。凡是乡镇企业发展最快的地方，也是城镇化迅速启动并与大城市进行专业分工，从而新型城市体系不断形成的地方，最明显的要数江苏的苏州、无锡、常熟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进入八、九十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沿海、沿边、沿江全方位开放政策的推动，使我国的城市化浪潮开始从沿海港口城市迅速扩展到内地乃至边疆省份的广大腹地。由于多层次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形成，国家先后批准长江沿岸28个城市，8个地区的13个边境城市的对外开放， 边境贸易和与周边国家各种经济合作空前活跃起来。国家还规定11个内陆地区省会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这就形成了东部沿海开放地区的城市群、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沿岸的城市带和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中西部地区大量的新兴城市，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健康发展新时期。一大批大中型城市经济空前发展，一大批连结大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新兴城市建立起来，广大农村地区包括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兴起了更多的新兴城镇。城市人口大大增加。由于城市本身是个大市场，绝大多数城市已经成了经济增长点和经济增长中心，各种经济增长要素异常活跃，跨行业跨地区流动速度加快，城市的聚集效益和扩散效应开始发生作用，不仅如此，城市化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这表现在：城市的产品和产业结构开始按市场需求变化进行调整，商贸功能增加，第三产业兴起，城市的技术创新活动频繁展开，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和产业开始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各大中城市的城郊建立的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开发区逐渐完善。城市新兴产业的崛起对进入国际大市场，带动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正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对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若干问题的探讨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上。无论是城市化的规模、城市人口的数量及其就业构成，还是城市化的质量和城市的功能作用，都带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鲜明特征，要达到经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市的发展或城市化进程，既是一个经济发展、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又是一个社会进步、社会制度变迁以及观念形态变革的持续发展过程。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我国面临一系列世界性潮流的挑战，这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成员；国际互联网络的兴起和信息社会的到来，对我国建立技术创新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大约50年的时间内完成我国的农业高度产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简言之，入关、上网、进城是三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农民要进城，改变目前的就业结构，实现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产业化转移，这就不能不把城市化纳入我国经济与社会长期发展战略之中。从总体来看，我国正处在一个从传统的城市化模式向现代的城市化模式进行结构性转型和城市综合功能不断得以释放的过程。“城市短缺”症已在全国范围内明显表现出来。由于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农业本身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是有限的，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业产业的转移、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从中西部落后地区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已是普遍现象。每年一次的大规模民工潮愈演愈烈。进入90年代，跨地区的流动人口已达7000万人以上。有些省份，如四川、安徽、河南、湖南等省，每年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已占到本地劳动力的20%以上。人口流动过于集中于现有大城市和少数发达地区，这就加剧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和基础设施的负担。目前象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流动人口已超过当地总人口的30%，也引发了一些其它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农业过剩人口进入劳动密集型工业已越来越困难。据统计，乡镇企业的就业弹性，进入90 年代以来已开始大幅度下降。 在1988年，乡镇企业每万元资本可吸收劳动力3.1人，1991年已下降到1.8人。在我国，就业弹性很高的第三产业又严重发展不足。工业与第三产业的就业比，工业为1，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为2～3，而在我国， 城市为1，而农村还不到0.5。1992年以来各大中小城市开发区的迅猛膨胀，其中确有盲目扩张的因素，同时也向我们显示着一种内在需求长期积累起来的膨胀——对城市化的追求。这些情况也说明，80年代以来以乡镇企业为依托的农业劳动力就地的转移方式，已难以适应现阶段和未来发展趋势，加快城市化进程已成必然。
那么，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应从哪些方面加快城市化进程并从体制与政策方面加速城市发展呢？
第一、必须把城市作为培育和发展新生产力的增长点放到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位置上加以安排。今后15～20年，是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关键时期，要保持7%～8%的增长速度，重要条件就是城市新生产力的迅速增长。城市本身就应该形成能够带动周围地区协调发展的经济增长中心，应该培育自己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经过20年的发展，一般大中型城市已基本产生了能够支撑发展新生产力的增长点，这包括：经济特区或技术经济开发区的创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与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新的经营机制基础上的拓展，民营科技产业的发展，三资企业和各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各种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包括旅游业、金融业、咨询业、房地产业、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城市应该成为国民经济运行中最富活力、最有效率、最有创新精神的一部分。只要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城市的发展就可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就业容量，为农业、制造业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提供技术支持，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提供技术手段，因此，政府应着力营建有利于城市新生产力发展的政策环境。
第二、以科技进步为手段，不断提高城市经济的创新能力。一个城市的经济活力，取决于它的产业创新能力。从短期看，低劳务成本和廉价资源可以保持一定的市场竞争能力。但从长期看，只有技术创新和产业进步才能保持一定的市场竞争能力。为保证技术创新活动的不断发展，不仅要求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布局合理和功能齐全的城市规划，还应建立各种类型和不同规模的试验室、科技馆、公共图书馆、现代化的通讯网络，并为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财政支持，对创新活动的风险提供金融支持。还要培育新型城市的创新文化，消除创新活动过程中的种种障碍，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创新过程中政府官僚的控制程序，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对创新活动的阻力。
第三、充分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辐射作用，既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与水平，又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和进步。经济发展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必然首先在一定的地点发生，然后再扩展到更广阔的空间。这种地点在经济学上称为增长点或增长极。要实现增长必须具备生产要素，而任何生产要素，无论是劳动力还是资金、技术，都会自发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劳动在追求最高收益率，资本在追求最大回报率，这样各要素都有一种自发而顽强的流动趋势，都会从低效益的地区、部门向高效益的地区、部门流动，力求重新组合，改善资源配置，以发挥最大的生产效率。城市之所以具有聚集效应，其原因正在于存在对诸要素具有吸纳和聚集的功能。一般来说，城市的市场容量大，规模效益高，交易成本低，专业化分工细密，信息传递快速、外在效益明显，基础设施与服务水平优良，竞争环境规范，消费者选择机会多。这就是城市在发挥聚集效应方面的优势。但当城市的聚集效应达到一定高度，由于经济增长点的高速发展会受到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约束，发展速度可能放慢，诸要素开始寻求更为有利的发展机会，于是出现了由增长点向周围地区的扩散效应或辐射作用，这就给落后农村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城市本身虽然是个大市场，但当农村市场一旦开发出来，不知要比城市市场大多少倍。在我国，可以预见，随着农村市场的深度开发，伴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的不断升级，以及农村劳动者就业结构的改变，城乡之间在市场产业之间的融合程度也将大大提高。
第四、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并行发展的过程中，要更加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企业组织体系中，中小企业都占有很高的比重。在我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小企业已成为实现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有效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更可为城乡大量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改变就业结构，缓解二元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还可以以大中小城市为依托，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扩大地方财源，支撑大型企业的发展，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现代化大生产，并不指是企业生产规模越大越好，而是指技术档次不断提升的专业化生产；讲究规模效益，并不是说企业规模越大越好，而是指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企业生产规模。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和技术革命的广泛普及，生产又出现了分散化、小型化趋势，新技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小型化。我国由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推动，小型企业的数量有很大增加，企业素质不断提高，中小企业提供就业的比重越来越高。但在中西部地区，由于工业化基础薄弱，城市化进程缓慢，也存在小企业技术档次低，资本量有限，产品结构趋同，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严重弊端，距离“小而专”、“小而精”、“小而优”、“小而特”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要用城市化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要用中小城市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城市化水平，政府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对中小城市企业的扶持要作出制度性安排，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把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与培育新的增长点结合起来，把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提高城市化水平衔接起来，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作用。
第五、把城市化作为应对市场需求制约的一条重要途经。我国摆脱了短缺经济，但出现了严重的市场需求制约。正象短缺经济是传统体制下的正常现象一样，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期的正常现象。进入1998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过剩。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过多的投资又主要集中于消费品，这样，过低消费率形成的消费需求难以吸纳过多投资于消费所形成的供给。出路何在？刺激消费和刺激投资都是好办法，“看来较好的选择是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这是中国现阶段最好的经济增长综合点”。（注：《经济学消息报》，1998年5月29日。）1996年，中国人均GNP已超过600美元， 但城市化水平仅29.37%。根据国际上若干著名学者的研究，人均GNP400 美元的国家其城市化水平是49%，人均500美元时应为52.7%， 我国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城市化程度滞后了整整20多个百分点。由于城市化要求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大量投入，可以推动社会总需求的综合增长，也有利于社会总供给的综合增长，有利于环境问题的综合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城市化有利于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由于城市化必然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可以大大节约土地资源，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统一规范的市场环境，特别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个人智慧才能的充分发挥，对各种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动也是特别有利的。知识经济的产生及其生成机制的逐渐成熟，当然也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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