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协与抗战时期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0）03-0029-06
抗战爆发后，随着上海、平津等文化中心的陷落和大规模通货膨胀的降临，中国新文学赖以生存和独立发展的现代稿费制度日趋崩溃，职业作家的生活开始面临严重威胁。以“保障作家权益为宗旨”[1]之一的文协，在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和社会部等有关党政机构的积极支持下，发动了全国性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对大后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运动的演化过程，正是新文学独立生存的社会文化空间走向崩溃的一个缩影。
一
如老舍所说，文协最初的活动，“差不多完全是在救亡图存的宗旨下活动着，还谈不到什么保障写家的利益，与写家谋什么便利”，但正是这些抗战文艺宣传活动，为文协赢得了有关党政机构和社会各界支持与信任，“照亮了明日的互助与合作的路途”[2]，奠定了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的基础。
1939年12月初，姚蓬子首先透露了文协“正在酝酿一个增加稿费运动，想在最近用文协名义发表一个宣言”[3]的消息。次年1月20日，姚蓬子在自己主编的《新蜀报·蜀道》副刊上撰文，指出战时物价上涨，“只有稿费一项比战前惨落”的事实，提出了作家们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要求提高稿费的要求[4]。不久，姚蓬子又召集老舍、王平陵、阳翰笙等26人举行“蜀道首次座谈会”，以“如何保障作家战时生活”为题，围绕着提高稿费、保障作家版税和请求政府帮助等三个问题展开讨论，揭开了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的序幕。
综合来看，面对战时物价高涨而稿费下降的事实，与会者首先把矛头指向出版界，一致主张联合起来，向出版界要求提高稿费和切实保障版税。与会者另一个目标，是争取有关党政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具体而言，就是请求党政部门支持文艺作家向出版界争取正当利益，同时给予文艺作家实际的救助。香港的楼适夷在《文艺阵地》撰文响应保障作家生活运动时，一面呼吁“出版经营者”，在“处理书稿，结算版税，付发稿费”的时候遵循一般的商业方式，能够尽可能给予作家方便和支持，一面“更热烈地期待正在领导战斗，正在作着战斗的政府和人民”[5]能够给作家以实际的支持和帮助。昆明的李长之，也不约而同地指出：“保障作家生活不能靠商人，而应靠政府。”[6]
而当时的舆论界，也同样是从请求政府帮助的角度来看待保障作家生活运动。重庆《大公报》率先刊发专论，把作家们的要求概括为“一面请求政府注意，一面请求与出版有关的各书店、报馆采纳方案的意见”，请求政府支持文艺作家与出版界的斗争[7]。《新华日报》社论，指出了全国文艺作家对抗战的巨大贡献，肯定了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的迫切性，要求政府为作家提供实际的帮助[8]。《新蜀报》综合各方反应，也对党政当局的态度给予了积极评价，并透露了社会部正在协调各方意见，“请求当局从速制定保障作家战时生活之条例”[9]的事实。
当时的大后方，“希望以杂志养活杂志，已经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10]，出版界已经丧失了为职业作家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的能力。对文协来说，提高稿费和保障版税的要求，“因为没有法令可依据”[11]，也只能寄希望政府出面协商。至于文艺贷金和救济金，更离不开政府。这样，无论要求出版界提高稿费和保障版税，还是要求有关党政部门提供直接的资助，都需要来自官方的力量，寻求有关党政部门的支持，就成了保障作家生活的必然选择。
二
文协提出要求后，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等机构很快出面，组织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介入了保障作家生活运动。1940年3月19日，社会部出面邀请社会部、政治部、教育部和中宣部等党政机构，共同商讨救济作家生活办法，“决定由中央各有关机关代表及文艺界人士若干人，组织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办理全国文艺界贷金及补助事宜，并经呈奉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一四三次会议决议，函请国防最高委员会在教育文化经费项下拨款拾万元，以为奖助基金”[12]80。4月24日，中央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宣告成立，“拨款拾万元作为文艺奖助金”[12]72，以保障作家生活。该委员会由社会部、宣传部、教育部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振济委员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各派代表一名，并聘请文艺界的人士11—15人组成。第一届委员会共21人，除来自上述党政机关的6人之外，另有文艺界人士15人。15名文艺界人，张道藩、郭沫若和老舍系文协常务理事，王平陵是组织部主任，姚蓬子出版部主任，胡风研究部主任[12]77－78。
中央文艺奖助金委员会成立之后，一方面用奖励文艺作品的创作和出版，推进抗战文艺运动，一方面救助贫病作家，提高稿费，在保障作家生活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该会成立之后，很快通过了旨在救助贫困作家的《文艺界贷金暂行办法》和《文艺界补助金暂行办法》，以便保障作家安心从事创作。前者旨在“保障以写作为生之作家生活，俾能安心从事文艺工作”。具体实施办法是：作家出自己的创作计划，经所属文艺团体或者文艺界人士介绍，向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申请贷款，贷款归还期限为一年，不收利息，到期无力归还者，可申请延期[12]74－75。《文艺界补助金暂行办法》，则是对“因生活恐慌、疾病或其他原因不能安心工作”者给予救助[12]75－76。据报告，该会1940年度共支付贷金6800元，补助金8600元。创造社作家老作家王独清，左翼作家叶紫，不甚知名的青年作者王锐，都曾受到该会救助[12]81－82。应该说，该委员会对贫困作家的救助，政党意识形态的色彩并不如想象中的突出，与文艺界的呼吁和意见相去不远。远在延安的周扬，曾致函老舍，希望文协“尽量争取政府和社会人士”的援助，“成立一笔相当数目的互济金，作特别困难的作家或其家属之用”[13]。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的工作，恰好呼应了周扬的倡议。
尽管如此，上述两个《办法》还是招致了左翼文人的批评。孔罗荪认为，这种救助对文化运动只有消极意义，保障出版自由、建立文艺新村等才更为实的帮助[14]。潘孑农则直接批评具体实施中的种种弊端：由于救助名单不公开，不少生活条件颇为优越的作家领取了奖助金，而真正需要救助的作家则很难得到救助；许多不具备作家资格者“因为得到救助之后，摇身一变而为作家”；部分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委员“未必能使多数信服”，因而也就很难公证性和权威性。[15]除见诸文字的批评之外，更多的显然是私下流行的传闻和指责，因而两个《办法》实施不久就废止了[12]83。
奖励方面，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先后制定了《文艺作品奖励条例》和《征求抗战文艺作品办法》。前者的宗旨是“鼓励文艺作家从事文艺工作”，因此奖励的范围较为宽泛。根据该条例的规定，“文艺作品合于下列标准之一，其内容技巧优良者”，均在奖励范围：“一、发扬中华民族精神，鼓励抗战建国事业者；二、发扬中国历史上之伟大事迹者；三、激励民族意识者；四、描写抗战建国史实者；五、描写被压迫民族之痛苦，并暗示奋斗途径而思想正确者；六、描写社会恶势力之流毒，并暗示改革途径而思想正确者；七、开发人生之奥义而其见解正确者。”奖励办法，分为现金公开征求作品并评定等级，介绍出版优秀作品并提高稿费，以及在已发表作品中择优给予奖励三种[12]73－74。《征求抗战文艺作品办法》的宗旨是“发扬民族意识，提高抗战精神，并鼓励文艺创作”，因此奖励范围限于下列与抗战有关的文艺作品：“一、表现前方军民英勇抗战事迹者；二、记述沦陷区内我方奋斗情形者；三、描写后方生产动态者；四、其他与抗战有关者。”具体实施办法是公开征文，从应征作品中选择优秀者给予现金奖励[12]76－77。老舍的《剑北篇》、吴组缃的《山洪》、沈起予《人性的恢复》、洪深《黄白丹青》等优秀作品，都曾受到过奖励。因公开征文和评选优秀作品都需要时间，管理委员会计划实施的奖励工作进展甚为缓慢。1941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另外成立了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无形中也就被取消了。
除了救助作家和奖励作品之外，奖助金管理委员会还做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工作。第一是筹备文艺新村以“为文化界人士及社会公共集合之用”。第二是自1940年11月起，“先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办之抗战文艺、中国文艺社主办之文艺月刊、乐风月刊社出版之乐风试行提高稿费”。其三是救济沦陷区作家，“除决定每月提拔国币叁千元作为上海文艺作家之稿费补助外，对于沪港平津之文艺作家之移居内地者，将予以种种之便利，并资助其各项费用”[12]82。这些工作，也受到了文艺作家的普遍欢迎。文协出版部就曾把获得稿费补助视为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的重大收获：“去年春天我们在《抗战文艺》上喊出保障作家的口号，总算没有石块落在大海里，立刻引起全国各地文艺界同人的响应。这便是这个运动在经济方面的收获，《抗战文艺》自五十一期起得到‘文艺奖助金委员会’帮助三分之二的稿费，因而能够提高到现在这样标准，每千字发给六到十二元，而且是普遍发给的。”[16]1942年，老舍执笔的会务报，对文艺奖助委员会补助会刊稿费“深为感激”[17]。次年，老舍又一次就补助《抗战文艺》稿费，对“政府鼓励”[18]表示了感激。
三
由于日军的夏季大轰炸打断了重庆的日常生活秩序，当局疏散人口的举措又导致了文协的分散，致使会务“无从积极推进”[17]，仅依靠老舍返重庆、南温泉与北碚之间，艰难地维持着文协的存在。皖南事变后，不少会员纷纷离开，文协的活动就更显萧条，一度曾有“全国文协活动全部停顿”之说[19]。不过，文协的会务虽陷于停顿，但“在重庆的几个人照常热心办事，不肯教它寂寞的死去”，维系着作为象征符号的文协之存在[20]。
事实上，1940年后，保障作家生活运动声势虽弱，但并未中断。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一直在日常化状态中进行，文协救助作家的生活的努力仍然一直在进行，并且沿袭了主要请求政府帮助的思路。1941年底，“日寇突袭香港，消息传来，本会立即派人向政府请求营救，并急电桂林分会招待过境文友”[17]，同时请求中央和两广地方政府，对从香港撤退的作家予以妥善安置和帮助。1942年10月28日，文协理事会通过了《保障作家稿费版税意见书》，“《意见书》包括《缘起》和《办法》（关于稿费之项与版税之项），甚为详细”[21]。12月12日，文协公开发表《保障作家稿费版权意见书》，“与热心文化事业之出版家协商”[22]，探讨积极推进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的办法。以这份《意见书》为基础，保障作家生活问题，在1943年3月27日的文协第五届年会上，再一次成为了文协同人的关注的焦点。
不同的是，南方局的积极领导和支持，最终把争取政府救助以保障作家生活的经济诉求活动，塑造成了向政府争取合法权益的民主运动。
抗战初期的文协，一直和有关党政部门保持着密切联系，接受政府委托的工作，协助政府进行抗战宣传工作。皖南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果断地放弃和国民党的合作，把尖锐的对抗当作了“唯一正确的政策”[23]。与此同时，国民党也注意到了对文化工作统制，中宣部出面组织了文化运动委员会，推出《我们需要的文艺政策》试图“统一全国文化运动的步骤与方针”[24]，开始了对文艺运动的全面控制。
在这种情形之下，左翼进步文化界也开始转变态度，开始了利用文协“合法的民众团体”身份开展活动的努力。1943年3月，文协举行第5届年会，讨论改选和组织等事宜。国民党中宣部秘报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此次在渝召集第五届年会，事先奸伪活动颇烈。戈宝权等奔走各方，号召左倾文化出席。诋毁中宣部及图书杂志审查处，准备提案，布置选举，企图操纵一切会议。”[25]这次年会，除改选理事外，还“通过取缔任意编选偷印、救济贫困作家、筹募文艺基金等要案多起”[26]，使保障作家生活问题再度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文协最初侧重的是经济诉求，具体路径则是请求有关党政部门予以支持。但在这里，作家们的诉求已经从经济利益悄然转向了政治权利，有关党政部门也随着这种转向而变成了批判对象。在臧克家看来，造成作家生活困难的根本原因乃是图书审查制度和出版物发行方面的限制，保障作家生活也就只能从根本问题入手，“希望在稿件的审查上，放得宽一点，支持到现在的作家，我想，没有一个不是赤胆耿心为国家为民族的，偶有不合宜处，也绝不是什么‘居心’”[27]。刚刚当选为文协监事的潘梓年，抓住文艺作家和出版界的共同困境，提出了“把一切有关部门都团结在一起，来增强我们解决困难克服困难的力量”，争取共同利益的主张[28]。
从根本上说，臧克家和潘梓年等人所说的文化界共同利益，自然也包含了文艺作家的利益。要求包含出版界和作家在内的整个文化界团结起来争取合法权益，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也自有无可置疑的逻辑和历史合法性。不过，文学自身毕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文协的合法性基础就在于这种相对的独立性，而不是和其他社会文化空间一起分享的共同性。而文协的初衷，也是在这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中，保障写作者能够以作家的身份生存下来，避免作家因改行从事其他工作。老舍说得很清楚：“这里所谓写家的生活，就是使写家能生活得下去，还能继续供给社会以文艺作品，不只是担个写家的虚名，而事实上以卖瓜子为业。写作能成为职业，才能有职业的写家；职业写家的增多，精神食粮才可丰收。”[29]因此，潘梓年要求文协与其他文化群体团结在一起，为整个文化界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的时候，文学空间的相对独立性实际上就被暗中消解了，文协保障作家生活，维系文学空间之独立存在的努力，也随之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文协发起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也沿着消解文学空间之相对独立性的方向发展和演化，最终变成了国统区文化界反对一党专制，争取民主自由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
文协第五届年会后，尽管仍有部分作家延续最初的思路，“寄希望我们的当局”[30]来保障作家生活，但整个运动的方向，已经转变成了依靠社会各界的帮助。1944年的“援助贫病作家基金”活动，集中体现了文协诉诸社各界的同情和帮助以保障作家生活的努力。这次筹募活动，乃是文协后期发起和组织的唯一一个，同时也是最后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文艺运动。
如前所述，早在第五届年会，文协就通过了筹募文艺基金的提案。但出于对筹募效果的慎重考虑，直到1944年7月15日，文协才公开发布《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缘起》，宣告正式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由本会组织委员会妥为保管，专作会员福利设施之用”[31]。同年12月31日，文协发表《为宣布结束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公启》，宣布“除消息隔绝的远地或者间有自动延长，以及个别的热心人士或者偶有自动寄赠的不计外，本会正式宣布结束这一运动”[32]。历时半年的筹募活动，一共募得到“国币702.9385万元和美钞200元”[33]，大大超过了文协的预期。
募得的资金，绝大部分按照最初的计划，用在了援助贫病作家身上。援助分为紧急援助和通常援助两种。通常援助的对象，是“境况确系窘迫的作家以及逝世者的遗族”[34]。王鲁彦、艾芜、张天翼和白薇等，都曾接受过通常援助[35]。王鲁彦死后，家人生活艰难，文协又补助2万元[36]。“洪深胃出血，文协当即从‘援助基金’项下赠送一万元”，老作家田汉的母亲在疏散中困居独山，“文协亦已汇去一万元”[37]。
紧急援助的对象，则是湘桂战役中从桂林、柳州一带紧急疏散出来的文艺作家。这些原本集中在桂林的文艺作家，先从桂林紧急疏散到柳州，紧接着又从柳州经贵阳，一路颠沛流离，退往重庆、成都等地。早在桂林疏散之前，湘西南和桂林作家的生活困境，就引起了重庆的关注。1944年9月，桂林开始紧急疏散，文协当即竭尽所能，开始对桂柳作家提供紧急援助。据《大公报》报道，湘桂战役开始后，文协当即汇出五万元，用于救助桂柳疏散作家来渝[37]。紧接着，文协又召开理事会，决定将原来的“救穷”优先改为“着重救急，首先援助自桂柳一带撤退之贫病作家”，除了资助旅途费用，特在重庆设立“作家之家”，招待疏散到渝作家[38]。10月23日，《新华日报》报道了文协援助桂柳作家的具体情况：“汇往柳州五万元，委托何家槐分送在柳州作家作旅费。汇贵阳十万元，委托熊佛西谢六逸代为按实际情形，致送经过贵阳的作家。”[39]不久，文协再汇贵阳十万元，汇独山五万元，六寨五万元，援助从桂柳疏散退出来的文艺作家，并对从贵阳来渝的作家补助旅费五千元[40]。直到1945年初，“以战局稳定，疏散终了”[32]，文协才结束了对桂柳作家的紧急援助。由于广西当局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历史矛盾等原因，集中在桂林的文艺作家，大多为左翼进步文人。文协对桂柳疏散作家的紧急援助，不仅为安顿了他们的生活，更为大后方民主政治运动，注入了新的革命力量。
由于募到的基金数目，远远超过了预计的目标，文协在援助贫病作家之外，也利用筹募所得，开展了一些新的文艺活动。《新华日报》曾报道说，援助作家捐款，经全国热心人士的提倡和努力，到现在为止，成绩非常良好。
这些活动，虽因抗战胜利结束而大多未能按计划展开，但却是文协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意味着文协的经费和工作动力，已经从国民政府有关党政机构，变成了匿名性质的社会人士。在此之前，中宣部、社会部、教育部和政治部等机构的补助，一直是文协最主要的经费来源。为此，尽管不存在直接依附关系，但文协却不能不小心翼翼地维系着“合法团体”的形象，尽力配合有关党政部门开展工作。老舍多次公开表示“尽力于抗战，和与政府合作，是我们的天职”[18]，“政府委托我们办的小事，都已经办到”[41]，原因就在于此。而摆脱了经费依赖的文协，重新开始运作起来的时候，与政府合作也就变成了回报社会：“社会看得起我们，我们也应该答谢社会。”[42]
这就是说，文协在接受社会各界的捐助的同时，也不得不在无形中承受着社会各界的心理期望，根据这些期待和压力来调整自身，开展工作。中共南方局正是抓住这个契机，以《新华日报》为核心阵地，通过把处于分散状态的社会人士匿名的心理期待，叙述和建构成为集中而明确的文化力量的方式，成功地把有关文艺政策，转变成了社会各界对文协的具体要求。
对文协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的活动，成都、昆明、重庆等地的新闻界，都给予了积极的关注和及时的报道。这些报道，既是昭信于社会，又是对活动的推广和宣传。比如昆明分会的筹募活动，云南各报“对募捐都热情支持；发消息，写短评，以至社论，作了非常及时的宣传报道。尤其难得的是：《云南日报》和《扫荡报》不但验收捐款，还拿出相当大的篇幅无偿地公布捐款人名单和捐款数目，随时起到鼓励宣传的作用，并以昭信实”[43]。重庆的《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新蜀报》《新民报》等，随时报道捐助情况，发表相关文章，呼吁关注作家的生存状况，支持中国文艺事业之发展。《大公报》和《中央日报》还根据文协提供的信息，及时报道收支情况，昭示公信。
《新华日报》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除了及时披露文协提供的信息，报道捐款情况之外，还详细而集中地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建构了社会各界对文协的殷切希望和具体要求。我们看到，在《新华日报》的叙述中，不少捐助者明确提出了对文协和受助者的具体要求。他们或指定捐款用途，或规定捐助对象资格，要求捐款用于“主张团结民主进步的作者，不要给那些‘自由太多’的空头文人”[44]，或在捐款附言中，希望作家们“更大胆地正视黑暗，揭发黑暗”[45]。
从具体内容来看，不少在“读者来信”中“来信”的读者，既能详尽叙述诸如邹韬奋这样的左翼进步文人在国统区遭受迫害的历史事实，又能准确联系当前民主运动的目标，巧妙地提出对文艺作家们的要求，其身份明显不同于“普通读者”。作为一种公共文化空间中的叙述活动，《新华日报》实际上是把中共南方局的指令和要求，转化成了普通读者——也许不普通——对文协的要求。而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党对文协的领导作用才真正在文协的活动中有效地体现了出来，而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简单而直接的命令或者指示。文协的保障作家生活运动，也因此在被叙述和建构出来的“社会各界”的要求和推动下，变成了国统区争取政治权利的民主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
不过，文协发起保障作家生活运动的最初目标，乃是以保障职业作家的形式，试图维系晚清以来的现代性传统，把因战争威胁而濒临崩溃的文学生产的商业化运作模式重新建构起来。但印刷出版业在抗战时期同样陷入了困境，动摇了文学生产的商业化基础，加上战时法令制度带来的种种弊端，这就给国民政府有关党政部门介入职业作家的生活保障问题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而这种介入在为作家的生存提供了经济保障的同时，又破坏了本来就相当薄弱的作家职业化和文学生产商业化的现代性传统。就此而言，无论国民政府有关党政机构的支持，还是社会各界的捐助支持，都与文协最初的目标发生了冲突，见证了新文学独立生存空间在此时期的变质和消逝。
收稿日期：2010－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