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科学观：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论文,主义论文,两种论文,与非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8)10-0068-09
科学是现代文明的主要智力源泉，现代科技则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主动力，是现代文明最炫目的一部分。如果说现代文明已陷入深重危机(如全球性生态危机、核战争的潜在危险和现代生物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风险)，那么这深重危机与现代科技的理念、方法和发展方向直接相关。反思现代文明的得失必须反思现代科技的理念、方法和发展方向。为反思现代科技的理念、方法和发展方向必须反思现代科学观。现代科学观是本质主义的，它至今仍处于主导地位。但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一种完全不同于本质主义的科学观已清晰可辨，我们不妨称其为非本质主义的科学观。本文将比较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科学观，并力图表明，本质主义的科学观不仅是错的，而且是严重误导人类文明的，放弃本质主义的科学观，科技才可能转向一个安全的方向，人类文明才能与地球生态系统和谐共生。
现代科学观或本质主义科学观包括如下基本观点：
(一)普遍主义
科学追求普遍的知识，说得神圣一点就是，科学追求普遍真理，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指导实践的有效性是不随时间、地点的改变而改变的。普遍知识可以用数学语言表述，如现代物理学就是用数学语言表述的。逻辑实证主义是现代科学观的典型表述。①逻辑实证主义的杰出代表卡尔那普认为：“科学命题只讲纯形式，而不讲这种形式的成分及其关系是什么。”②科学只对经验世界做结构描述，“结构描述是最高层次的形式化和非实质化”③，而“数学(不仅算术和分析而且几何)所做的只是这样的结构陈述。”④最高层次的形式化的描述当然是普遍真理。
卡尔那普是个哲学家。许多科学家也相信，“在某种深层意义上数学就是科学的自然语言。”⑤例如，伽利略就认为，“自然的结构是数学的，所以自然哲学应在形式上数学化。”⑥数学语言是具有普遍性的，说它具有普遍性，指用数学语言表述的规律或知识体系原则上可以被任何具有足够高智能的存在者所解读。例如，欧氏几何学不仅可以被地球上的任何人(不管属于哪个民族)所理解，而且可以被任何“太空人”(假如有的话)所理解。哈佛大学著名生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O.Wilson)认为，物理定律一经数学表述，就可以跨越文化的差异，无论在汉语，还是在埃塞俄比亚人的语言或玛雅人的语言中，都不会有什么区别。你甚至可以合理地设想，“任何高级的星外文明，如果他们也拥有原子能并且可以发射太空船，而且他们也发现了同样的定律，那么，他们的物理学也就可以点对点、集对点、点对集地同型转译成人类的表达符号。”⑦
(二)科学的说明和预测必须是确定的
科学假说的表述应尽可能明晰，尽可能没有歧义，最好绝对明晰，绝对没有歧义。依笛卡尔之见，“任何科学都是一种确定的、明显的认识”⑧，他告诫“探求真理正道的人们”，“对于任何事物，如果不能获得相当于算术和几何那样的确信，就不要去考虑它。”⑨自然语言是有歧义的，用自然语言表达意义是依赖于具体语境的。所以，只能用自然语言表达的话语，要不是非科学的，要不就是不成熟的科学理论。为表达清晰计，科学也应该尽可能运用数学语言。
追求确定性的科学预设了决定论(determinism)。科学史上拉普拉斯所表达的决定论是最著名的。在拉普拉斯看来，宇宙就像一个时钟一样按确定的、必然的规律运转，人类可以发现宇宙运转的规律。如果有一个能确知宇宙之一切初始条件的巨灵，他就可根据宇宙运转规律去准确推测宇宙在过去与将来任何时刻的存在状态。“没有任何东西是不确定的”，“世界上最大的物体和最轻的原子的运动都可根据一个公式而得到说明。”⑩这种思想对现代科学家影响很深，爱因斯坦就认为，宇宙秩序是被严格决定的，“上帝不掷骰子!”
科学理论除了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平息我们的好奇心以外，还必须有实践意义，即能派生出技术，进而帮助我们控制环境、制造物品。为达此目的，现代科学追求预测的确定性。因为只有准确的预测才能指导无误的技术操作。正因为现代科学把确定性当做重要目标，故它在知识建构(或发现)过程中排斥“偶然性”和“可能性”范畴。也正因为如此，科学贬斥一切表意不够清晰的话语形式，如宗教学说、哲学、文学艺术等。今日中国的科学主义者主张废除中医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医“理论”是模糊不清的、诡异的、捉摸不定的，因而是不科学的。
(三)还原论(reductionism)的方法论原则
现代科学认为，最重要的认识事物的途径就是认清构成事物的基本单元，只要把构成一个事物的基本单元认识清楚了，也就把这个事物认识清楚了。例如，一旦我们知道了人体的基本构成单元——基因，我们便从根本上认清了人这样一种复杂的存在者；一旦我们认清了基本粒子、场一类的东西，也便认清了整个宇宙。这种方法论思想源自古希腊，古希腊思想家总想发现构成世界的“基质”或“始基”，或总想发现构成宇宙万物的“宇宙之砖”，以为发现了“宇宙之砖”，便从根本上理解了宇宙。在顽固的还原论者心目中，基本粒子、场一类的东西就是“宇宙之砖”。正因为现代科学继承了古希腊的这一思想，所以，现代科学分析有余，而综合不足。根据还原论的方法论原则，物理学就是最精确、最真实的理论知识。所有其他学科的理论都应努力奠定在物理学的基础之上。许多学科可能难以直接建立在物理学理论的基础上，但可以通过一层一层的还原，最终奠定在物理学的基础上。不相信存在上帝一类的终极实在的人们认为，人类思维就是最复杂的现象，但直接说明人的思维的基本理论应是心理学，而心理学应该奠定在神经生理学的基础上，神经生理学可奠定在生物学的基础上，生物学可奠定在化学的基础上，化学最终奠定在物理学的基础上。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温伯格(Steven Weinberg)说：“还原论者的世界观的确是冷漠而没有人情味的，但事实上我们必须接受它，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而是因为世界本来就是那样的。”[11］还原论者相信，“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原理对整个自然来说都是基本的。”基本粒子物理学“对于我们认识所有形态的物质有着巨大而确定无疑的影响。”例如，它可为生物学奠定坚实的基础，“生物演化的实现是因为DNA和其他分子的性质，而任何分子的性质之所以那样是因为电子、原子核和电力的性质。”［12]温伯格说：“实际上，基本粒子本身并不是很有趣的，至少不像人那样有趣。除了动量和自旋，宇宙的每个电子跟别的电子都是相似的——见过一个电子，也就见过了所有的电子。但这种简单性说明电子不像人那样由大量更基本的要素组成，它们本身就是某种近乎万物的基本组成的东西。正是因为基本粒子那么单调无聊，它们才有趣；它们那么简单，意味着[对]它们的研究会把我们引向一个综合统一的自然。”(13)还原论者相信：探究构成“万物的基本组成”是“一条走向终极理论之路。”[14］
还原论的方法论预设了基础主义(foundationism)认识论，即认为存在一类不证自明的命题，此类命题是真的，认知者只能用此类命题去证明其他命题的真。卡尔那普力图把所有科学理论都归结为物理主义语言的认识论就属于此类。
(四)统一知识论(或真理一元论)
现代科学观认为科学知识(真理)是在一个内在一致的逻辑体系内不断积累的。即使发生了科学革命，那也只是科学真理体系的内部调整，比如某个被当做公理的命题被废除或替换了。凡不能纳入科学体系，即与基本科学原理相矛盾的命题都是假的，或荒谬的，凡与科学体系相冲突的学说都是荒谬的，或无意义的；凡与科学不相干的学说也是无意义的。
逻辑实证主义者曾发起过“统一科学”运动。著名逻辑实证主义者纽拉特说：“科学的统一化运动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促进各种各样的科学汇合。”(15)曾参加过维也纳学派学术活动的洪谦认为，各个学科汇聚成一种统一的科学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中写道：“…过去许多原则上独立的理论，和根本上分离的科学，现在已经渐渐地统一起来联合起来了。譬如物理学中的力学声学光学热力学电磁学以前是分离的，现在则声学成了力学的一部分，光学成了电学的一部分，热力学一部分属于电力学，一部分属于力学；至于电力学和力学的联合，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还有化学、天文学与物理学原为三种根本不同的学科。现在则化学与天文学的若干部分已成了物理学的研究对象，生物学与生理学是原则上不可分离的了。从生理学中又促成生物学与心理学的联系。精神科学之能与历史学联系，心理学实为媒介，这也是无从否认的。”“总之，科学之为知识理论的体系，就是一种真理的系统。真理从其本质而言，是统一的整体的联系而不可分离的。各种各类的真理不是有其事实上的关联性，就是有其理论的相互推演性。科学之目的也就是将各种各类的真理从理论上加以统一，从概念上加以组织，以期构成一个统一的精确的真理系统和科学的世界。”(16)
威尔逊或许是当代最著名的倡导知识统一论的科学家。他认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能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许多人文学者认为，说明人类行为和文化的学说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但在威尔逊看来，“……实质上只存在一种说明。这种说明跨越时空和复杂性，将不同学科中互不相关的事实统一起来，而形成一种契合，即一个严密的因果网络式的理解。”(17)当然，威尔逊有一点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不否认人文学的重要性，认为人文学也可以科学化。
科学统一论设定：宇宙秩序是固定不变的，或者说变化的只是现象，本质和结构是不变的。不同的科学家或哲学家对科学统一论有不同的表述，一种重要的表述就是科学定律统一论。认定科学定律或原理的统一暗含了一个假定：“自然规律是永恒不变的”(18)。这一思想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在柏拉图看来，世界的表象是流变的，但世界的本质(理念)是永恒不变的。断言存在永恒不变的本质(理念)是本质主义的核心命题。
宇宙秩序既然是不变的，那么人类多发现一些奥秘，未知的奥秘就少一些，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知识体系将日益逼近对宇宙奥秘的完全把握。科学统一论者往往也是还原论者(温伯格正是这样的科学家)，他们相信：“存在一个终极理论，我们也有能力发现它。”(19)温伯格说，一旦发现了关于世界的终极理论，“世界的主宰对我们来说，就像牛顿理论对泰勒斯一样奇怪。”(20)温伯格的意思是，我们还没有完成终极理论的发现，但未来的科学家会完成这一勋业。人类一旦完成了这一勋业，就能主宰世界。今天人们不敢想象主宰世界，就像泰勒斯不敢想象牛顿物理学一样。人类既然能发现终极理论，当然就可在征服自然的征程上一往无前!温伯格说：“假如我们真能在自然界里发现识别上帝之手的东西，那只能是自然的终极定律。知道了这些定律，我们手里就有了统治星体、石头和天下万物的法则。”(21)
因为科学可转化为技术而服务于人类改造环境甚至征服自然的实践，所以，相信科学统一论的人们往往也相信“科技万能论”。他们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将越来越能够在宇宙中为所欲为。例如，不要担心能源危机，科技将会发现和开发更多、更好的能源；不要担心地球生态系统的恶化，不断进步的科技加上工业就能创造一个远比自然的地球好得多的人工世界。
由科学统一论自然能推导出一个结论：只有一种科学，不可能有多种科学。如卡尔那普所言：“只有一个对象领域，因而也只有一种科学。”(22)科学只能体现为一个逻辑体系内的真理的积累，或所有真理向一个内在一致的逻辑体系的汇聚。
(五)设定严格的主客二分
现代科学认为，人是唯一的主体，非人的一切皆是客体。认识非人事物的前提就是把非人事物设定为毫无能动性的客体，人作为认知主体是外在于客体的，人对客体加以解剖、“拷问”、分析、研究，认知主体与被认知的客体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正因为如此，认知主体对被认知的客体不必怀有任何感情。不带任何感情地研究非人事物，恰是保障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条件。例如，在研究动物的时候，你若认为动物是人类(包括你自己)的亲密朋友而对它们怀有同情心，就无法进行客观的研究。你最好把它们看做机械性的东西，从而绝对无情地对它们进行解剖、分析，这样就可获得客观的认知成果。
严格的主客二分还决定着严格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现代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是描述事实的，所以是有意义的，科学命题是有真值的，而伦理学和许多人文学不描述事实，只谈论价值，所谓价值只代表评价者的态度、情感、情绪和意志，所以，伦理学或人文学中的表达式甚至不是命题，而只是“伪命题”，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意义，也无所谓真假。
本文之所以称如上所述的科学观为本质主义(23)的，就因为这种科学观认为，科学有其不变的本质，只有一种科学，真正的科学构成一个统摄一切真理的逻辑体系；虽然尚没有人能用一个定义明晰地揭示科学的本质，但我们必须相信科学的本质是理念王国中的一个理念，历史上的科学可能与作为理念的科学相差甚远，现实中的科学可能也没有完全实现这个理念，但它们分有了这个理念；现实中的科学必须得到政府、企业或军方的资助，故难以摆脱与种种俗务的纠缠，但科学自身则追求其理念规定的超凡目标；(24)凡不能纳入科学体系的话语系统都是谬误，那些打着科学的旗号，而又不能纳入真正科学体系的话语系统则是“伪科学”。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新兴学科的发展代表着不同于本质主义科学观的科学发展方向。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也对科学方法和科学演变趋势做了不同的概括。非本质主义的科学与科学观已悄然兴起。按照非本质主义的科学观，科学没有一成不变的本质，科学的内容、方法和形而上学预设都是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不断演变的(可参见库恩、费耶阿本德、夏佩尔等人的论述)。我们可比照本质主义科学观来阐述非本质主义科学观。
(一)科学未必非追求普遍性知识不可，地方性知识也可以是科学知识
生态学不像物理学那样专注于对世界的“结构描述”。海克尔认为，生态学是关于“生物与环境之关系的综合性科学(comprehensive science)”。李克利夫(Ricklefs)把生态学定义为“对自然环境，特别是生物与其周围环境之内在关系的研究。”安德沃萨(Andewartha)把生态学定义为“对生物分布和丰富性的科学研究”。克莱布斯(Krebs)认为这一定义没有反映“关系”的核心作用，于是又对定义做了修正：生态学是“对决定着生物分布和丰富性的相互作用的科学研究”，并说明生态学关心“生物是在何处被发现的，有多少生物出现，以及生物出现的原因”。于是当代生态学家认为，生态学应被定义为“对生物分布和丰富性以及决定分布和丰富性的相互作用的科学研究”(25)。
卡尔那普心目中的科学，只讲纯形式，而不管各种形式的具体成分及其关系是什么，但对生态学来讲，研究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恰是最重要的课题。关心“生物是在何处被发现的，有多少生物出现，以及生物出现的原因”，显然是关心地方性知识。专门研究某地方生态系统的学说可以构成生态学的一部分，这种研究成果可能只是地方性知识，但它也是一种科学知识(我们不能否认生态学是科学)。“生态学最早的发展是从植物生态学的发展开始的。……植物生态学以地区性特点为背景，分化为不同的学派。主要有北欧学派，主要研究对象是北欧森林；西欧学派，主要研究对象是阿尔卑斯山的植被，强调植物区系成分的研究；英美学派，主要研究对象为森林、草甸及海湾植被；俄国学派，主要研究对象为俄罗斯的森林、草原以及北极地区土地资源，形成《生态地植物学》。”(26)显然，这些学派都主要关心地方性知识。
(二)科学不仅应追求表述的确定性，也应承认科学知识有其不确定性，因为世界本身是处于生生不息的流变之中的，故科学也应自觉地描述各种物态变化的可能性
普利高津等科学家认为，世界万物本来就是不确定的。预设本质主义的科学理论认为，世界的基本规律是与时间无关的，“从古典牛顿力学到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物理学基本定律所描述的时间都不包含过去和将来之间的任何差别。”(27)说世界的基本规律是与时间无关的，即是说世界的基本规律是永恒不变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普利高津认为，“自然界既包括时间可逆过程又包括时间不可逆过程，但公平地说，不可逆过程是常态，而可逆过程是例外。可逆过程对应于理想化：我们必须忽略摩擦才能使摆可逆地摆动。这样的理想化是有问题的，因为自然界没有绝对真空。”(28)如果不可逆过程才是自然事物的常态，那便意味着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流变的，而且变化的并非只是现象，规律、秩序或结构也处于流变之中。这样，柏拉图以来的本质(不变的)与现象(变化的)之截然二分就被消解了。
普利高津说：“我一直深信，理解耗散结构或更一般地理解复杂性的动力学起源是当代科学最引人入胜的主题之一。……这便根本改变了我们对自然的描述。在这种表述中，物理学的基本对象不再是轨道或波函数：它们是概率。”(29)于是，“现在动力学规律有了新的意义。通过结合不可逆性，它们表达的不是确定性，而是可能性。(30)由此，普利高津说：“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一种新的合理性开始了，依此，科学不再被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也不再被等同于无知。”(31)这样，“非决定论……就出现于物理学之中了。”(32)
(三)放弃极端还原论，分析与综合并重
对科学认知而言，分析是必要的，但仅有分析是不够的。还原论在科学发展史上曾发挥过巨大的威力，还原论指导的科学有其巨大的成就，还原论方法也不可废除。但极端还原论是错误的，科学仅用还原论方法是不够的。从存在论的角度看，我们永远无法断定有没有什么“宇宙之砖”。科学可以分析具体事物的构成成分，但科学永远也无法探测和分析构成万物的单一的“基质”或“本原”，科学永远也无法把万物的构成归结为少数几种“基质”或“本原”(如基本粒子、场等)。
普利高津说：“大自然确实涉及对不可预测的新奇性的创造，在大自然中，可能性比实在性更加丰富。”(33)也就是说，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大自然随时都会涌现新现象、新事物、新结构、新秩序，她不是固定不变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可能发现什么“本原”或“宇宙之砖”。我们说大自然是无限复杂的，并非仅指她有复杂的固定结构和秩序，还指它随时都会创生新的结构和秩序。在西方关于自然的思想中，一直存在强烈的把生成(becoming)还原为存在(being)的倾向，即根据永恒不变的东西去说明现象之变化的倾向，(34)这就是还原论的思想根源。根据普利高津的思想，大自然永远都处于生成之中，试图把生成还原为存在是徒劳的，因为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也没有什么绝对不可修正的命题足可成为真理大厦的不可动摇的基础。(35)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许多著名哲学家，都通过精细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表明，基础主义的认识论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法把我们的信念一分为二：一部分是自明的、先验真的或被直接给予的，另一部分信念是必须得到前一部分的支持的。蒯因对综合命题和分析命题之二分的消解，汉森、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对观察和理论之二分的消解，都是对基础主义认识论的批判。科学哲学的“60年代革命”表明，卡尔那普的那种试图把科学语言还原为物理主义语言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36)
美国逻辑学家、哲学家苏珊·哈克(Susan Haack)对还原论做过较为细致的分析和批判。最雄心勃勃的还原论想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最终奠定在物理学基础之上。目前十分兴盛的还原论研究进路是“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和脑神经生理学”研究进路。这种研究进路力图把人的意识活动归结为大脑神经元的物理运动。哈克严正质疑这种研究进路。人的意识尽管与其他动物的意识有相似之处，但有信念(beliefs)和目标却是人的独特之处。哈克指出，尽管神经科学(neurosciences)有一些重要的成功，但试图把人的信念和目标归结为神经生理过程进而归结为物理过程的想法只是梦想。“表象(representation)有其自身的生命：语言能力，或更确切地说，约定符号的使用，导致了形成复杂信念和意向、传承技能和信息、思考前所未有的思想的能力。”(37)如果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杰克从冰箱里拿出一个易拉罐，用力一吸，又把它扔了，然后钻进车里，驱车去超市，买了蛋黄酱，那么用“杰克大脑里的嵌齿、齿轮和杠杆”真能说明杰克的行动吗?当然，神经生理学的术语要比“嵌齿、齿轮和杠杆”一类的术语复杂得多，但它会怎样把握杰克之世界表象对其在世界中的行动的意义呢?还原论的梦想是，一个神经心理结构对应着“卡尔那普有个姨妈住在维也纳”这个命题，恰如一个DNA结构对应着果蝇的朱砂眼。但这并不是正确的类比。说明一个人因为室内的温度而脸红，或因为一声巨响而惊跳，不仅要考虑他的内在生理状态，还要考虑这些状态与环境的关联；而说明一个人因碰巧听到让他羞愧的议论而脸红，则要考虑其神经生理状态与那些议论所用的语词之间的关联，以及这些语词在他所属的语言共同体中的用法。所以，神经生理学的说明绝不可能穷尽对人的行动的说明。为说明人的行动，我们常常必须诉诸人的信念、人类约定和社会文化圈(a socio-cultural loop)，这些永远都不可被归结为神经生理过程，从而不可被归结为物理过程。(38)
所以，科学不必恪守还原论教条。事实上，生态学等新兴科学已不再恪守还原论教条。整体主义方法与还原论是对立的两极，(39)而“生态学最初的原则就是整体主义”，根据整体主义原则，你“不能根据构成生态系统的生物体和非生物性物质的性质去预测整个生态系统的性质，恰如你不能根据氢和氧的性质去预测水的性质。”(40)
(四)消解知识统一论
知识统一论设定自然秩序的永恒不变，而普利高津对自然规律之时间性的论述，是对自然秩序不变论的致命打击。统一知识的努力注定不能成功，就因为自然奥秘本身并不是一个公理体系。自然不是永恒不变的定在，而是生生不息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全部自然奥秘当做一个不变的逻辑体系。认为全部自然奥秘构成一个逻辑上内在一致的体系只是部分真理求索者(还原论者)的信仰，这一信仰不可能得到证明，就像“上帝存在”这样的命题不可能得到证明一样。
知识统一论还与还原论互相依赖。迄今为止，最理想的知识统一就是把一切知识都奠定在物理学基础上的统一，温伯格和威尔逊所梦想的统一都是这种意义上的统一。如果还原论不能成立，那么知识统一论就同样不能成立。
事实上，科学并没有日趋统一，没有汇聚成一个逻辑上内在一致的知识体系。科学史上追求统一知识体系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取得成功。
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普特南系统批判过形而上学实在论(metaphysical realism)，他对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批判就包含着对知识统一论的批判。根据形而上学实在论，“世界是由固定不变的独立于心智的客体之总和构成的。恰好存在一种对‘这个世界之存在方式’的真且完全的描述。”(41)在普特南看来，形而上学实在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知识统一论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42)“没有什么对实在的唯一的真的描述。”(43)
杜威认为，追求说明一切的单一理论的思想是哲学史上的灾难。(44)今天看起来很明显，追求穷尽自然奥秘的统一知识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灾难。知识统一论支持科技万能论，科技万能论支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会把人类带向毁灭的深渊。
(五)放弃严格的主客二分，把科学看做人与自然的对话
普利高津说：“我总是把科学看做与自然的对话。如同现实中的对话一样，答案常常是出人意料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惊讶的。”(45)与自然对话的人们就不会再把自然看做毫无主体性的客体了，对话只能发生于主体之间。普利高津把自然当做对话伙伴的表述在现代科学史上是石破惊天的!自笛卡尔以来，主客二分的思想占据着西方哲学思想的主导地位，但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一直不乏把自然当做主体的表达。然而科学领域不同，科学家一直坚持严格的主客二分。普利高津以杰出科学家的身份宣称自然是科学须与之对话的伙伴，值得记为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我们可以出于特定认知目标而把许多中等大小的自然事物当作外在于我们的客体而加以研究，如研究一块岩石的化学构成，研究一株植物的营养成分，这时我们可以设定客体是不变的。但在许多情况下，这样做是不行的。微观领域的著名例子是，亚原子粒子的“行踪不确定性”，或著名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所揭示的现象。在亚原子层次，测量者与被测量对象处于纠缠不清的相互作用之中，这与我们以外在于一块岩石的主体身份去测量一动不动的岩石是完全不同的。研究生态系统也是如此，人不能以外在于生态系统的方式去研究生态系统，因为人就在生态系统之中。
我们应该摒弃本质主义的科学观，确立非本质主义的科学观。
科学不必以普遍性排斥地方性和特殊性，也不必以地方性和特殊性排斥普遍性。没有普遍性知识，我们就不能举一反三，由此及彼，以大见小；没有特殊、细致的地方性知识，我们就无法过实实在在的生活，因为生活本身是由各种细节构成的。我们既不能直接按质能关系式的指示生活，也不能直接按波函数的指示生活，为能生活，我们不能没有各种地方性知识。另外，地方性知识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它不具有概括性。任何科学知识都必须有一定的概括性，地方性知识的概括性能保证它在特定范围内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科学不必以确定性排斥可能性和偶然性，也不必以可能性和偶然性排斥确定性。自然科学与哲学人文学在确定性方面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与牛顿物理学和麦克斯韦电磁理论比较，哲学人文学的许多表述是不够确定的，但自然科学的表述也不是绝对确定的，绝对确定的表述只是理想化的表述。绝对确定的关系只能是特定逻辑体系内的纯形式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科学所派生的技术也不能保证人类对生活环境的确定控制。如吉登斯所说的，科学和技术创造的不确定性与它所驱除的不确定性一样多——而且这些不确定性不可能以简单的方式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所“解决”。(46)正因为如此，我们永远也达不到随心所欲地控制环境的“自由”境地。
现代科学以精确性见长，以客观性自我标榜，但在它指导下的工业文明却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这与它的还原论的方法论直接相关。事物本来都是复杂的，但还原论要求简化认知对象，经过简化，科学才能达到精确的数学表述。还原论的科学简化了自然事物，没有按事物的本来面貌认知事物，所以它所指导的集体行动势必违背自在的自然规律。人类经济活动必须遵循生态规律，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预不能超过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但还原论的科学长期忽视了这一基本规律，它所派生的技术，指导着人们在具体的物质生产过程中进行着精确的、高效率的操作，却全然不顾这种操作(干预)对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于是，最客观的科学知识所指导的文明却造成了空前的生态破坏。
在许多情况下，不做必要的简化，科学认知便无从下手。就此而言，还原论方法是必要的认知方法，但它只是工具性的方法而已。若像温伯格那样，认为世界本来就是还原论所描述的那样的，则大谬!记住还原论只是一种工具性的方法，理解大自然的生生不息，我们就绝不会像温伯格那样，相信恪守还原论的科学居然能发现关于世界的“终极理论”！
正因为科学并非在一个内在一致的逻辑体系内不断积累，所以，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科学知识，即有多种不同的科学。例如，生态学知识实际上是与物理学知识不同的知识，也可以说生态学是和物理学不同的科学。中医理论是和西医理论根本不同的，也可以说中医与西医是不同的医疗科学。放弃了知识统一论，我们才能培养谦逊的宽容精神和学习态度。知识统一论支持排他的独断论。狂热的知识统一论者总认为自己钟爱的理论才是唯一的真理体系，他们最容易以真理垄断者自居，而强烈排斥任何与之意见不合者。他们如果“宽容”他人，那也是居高临下的宽容，是真理垄断者对“糊涂人”的宽容。摒弃了知识统一论，我们会自然产生对人之有限性的自觉，我们会认识到，任何理论体系都不是完全的真理，不仅暂时不是完全的真理，而且永远也不会成为完全的真理。于是，我们会时时警醒：我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我们可以从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中得到启发。西医可从中医获得启示，中医亦可从西医获得启示。西医可承认中医也是科学，它只是不同于西医的科学。
如果把科学理解为一个整全的、内在一致的逻辑体系，那就提不出什么科学发展方向问题。若有所谓的方向，那便只能是在一个先定的逻辑体系内不断积累知识，直至达到人类知识的终点——穷尽自然的全部奥秘。正因为科学不是在一个内在一致的逻辑体系内不断积累，所以，科学的“发展”方向不是先定的。即科学不是在一条预先铺设的轨道上运行的列车，而是在浩瀚无边的大洋上航行的航船。这样，科学就必须时刻警惕其航向，如果航向错了，她就会触礁或搁浅。事实上，现代科学正行进在一个极端错误、极度危险的方向上!以穷尽自然奥秘为终极目标、以还原论为基本方法的现代科学加上一味追求强大控制力的技术，就构成征服自然的现代科技。这种征服自然的科技被现代工业体系系统地用于开发自然资源，制造人工物品，以满足现代人不断膨胀的物欲。在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的征服之下，地球出现了空前的生态危机。必须彻底改变现代科技的发展方向，人类文明才能与地球生态系统和谐共生。(47)
把自然当做“对话伙伴”的科学将会强化科学的理解之维，即科学将更多地满足人们理解自然的愿望，而不是满足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理解性的科学将引导着人们服从自然秩序，而不是像现代科学那样，服务于技术、商业、军事和扩张性的政治。她将能产生出谐调性的技术，而不是征服性的技术。(48)
如果说本质主义的现代科学支撑着现代工业文明，那么现代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性已表明了现代科学的严重局限。非本质主义的、多样的科学将支撑着未来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续的文明。
注释：
①自20世纪“科学哲学的60年代革命”以来，逻辑实证主义已不再时髦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本质主义科学观已遭到彻底摒弃，实际上它仍被许多人所信持。
②③④(22)鲁道夫·卡尔那普：《世界的逻辑构造》，陈启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22页；第21页；第22页；第8页。
⑤⑦(17)Edward O.Wilson,Consilience:The Unity of Knowledge,AlfredA.Knopf NewYork,2003,p.48; p.49; p.266.
⑥史蒂文·夏平：《科学革命》，徐国强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第56页。注意：在伽利略时代，科学还没有完全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故研究自然的学问就叫做自然哲学。
⑧⑨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5，第4页；第7页。
⑩(34)Friedel Weinert,The Scientist as Philosopher:Philosophical Consequences of Great Scientific Discoveries,Springer,2005,p.197,p.28.
(11)(12)(13)(14)(19)(20)(21)[美]S·温伯格：《终极理论之梦》，李泳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第44页；第48页；第48～49页；第52页；第188页；第191页；第194页。
(15)转引自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214页。
(16)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第127页。显然，洪谦的表述预设了还原论，即“精神科学”可最终奠定在物理学的基础之上。
(18)李醒民：《论科学的统一》，《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该文阐述了四种意义的科学统一论：科学定律或原理的统一、科学语言或符号的统一、科学方法或手段的统一和科学问题或任务的统一。
(23)本质主义源自柏拉图。柏拉图认为，本质就是永恒不变的形式(Forms)，如美(Beauty)与善(Goodness)，有了美与善的形式，我们才能据以判断具体事物的美与善。本质或形式就是事物的本真原型，它们是永存的，我们只能通过心灵(minds)却不能通过感观去理解它们。可参见Samuel Enoch Stumpf and James Fieser,Socrates to Sartre and Beyond:A History of Philosophy,McGraw-Hill,2003,pp．55～59．
(24)在全球性生态危机十分明显，核战争阴影挥之不去，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研究威逼人性的今天，许多人指责是科技的“发展”或“进步”导致了这些危机。科学主义者在为科学辩护时，总把一切积极价值归功于科学，把一切负面价值归咎于非科学行业或组织，于是说，科学没有负面价值，科学永远是好的。科学主义者的这一辩护必须设定本质主义的科学观。他们可能会说，科学只追求真理(这是科学的本质)，科学没有要人们制造原子弹、氢弹，也没有要人们用科学知识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系统。
(25)Colin R.Townsend,Michael Begon and John L.Harper,Essentials of Ecology,Blackwell Publishing,2003,p.4.
(26)王如松、周鸿：《人与生态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第78页。
(27)(28)(29)(30)(31)(32)(33)(45)Ilya Prigogine,The End of Certainty:Time,Chaos,and the New Laws of Nature,The Free Press,1997,p.2; p.18; pp.73～74;p.126;p.7 ;p.109 ;p.72;p.57.
(35)W.V.Quine,"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in Paul Benacerraf and Hilary Putnam (ed.),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Selected Readings,Prentice-hall,INC.,1964,pp.346～365.
(36)(37)(38)Susan Haack,Defending Science Within Reason,Prometheus Books,2003,pp.154～155; pp.157～158; pp.159～160.
(39)按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理解，对立的两极可以共存并相互转化。在科学中，整体主义方法和还原论方法亦可兼用。
(40)William Ophuls,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Scarcity,W.H.Freeman and Company,San Francisco,1973,p.21.
(41)(42)Hilary Putnam,Reason,Truth an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49; pp.22～74.
(43)(44)Hilary Putnam,Renewing Philosoph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10; p.2.
(46)Anthony Giddens and Christopher Pierson,Conversations with Giddens:Making Sense of Modernity,Polity Press,1998,p.210.
(47)(48)卢风：《论科技的生态学转向》，《清华哲学年鉴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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