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毛泽东与孙子兵法研究专题
中央苏区时“《孙子》罪案”论争的现代启示
——兼论毛泽东继承孙子兵学文化遗产的历史经验
董志新
(白山出版社，辽宁 沈阳 110013)
摘 要： 从中央苏区到遵义会议，毛泽东因引用《孙子兵法》军事原则指导革命游击战争，遭到“临时中央”的“左倾”领导者强烈反对，双方发生激烈论争。毛泽东曾被剥夺政治军事领导权。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据理力争，改变了这种状况，使孙子兵学传承方向明确、方法科学、步入坦途，成为构建抗日战争战略和革命战争战略的有机成分和重要部分。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探索到的增益文化自信、磨砺思想武器、贯彻批判精神、适应实际需要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仍有启示意义和助推作用。
关键词： 《孙子兵法》；毛泽东；“《孙子》罪案”论争；孙子规律战略建构；文化遗产
现代《孙子兵法》传播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就是中央苏区时的“《孙子》罪案”：“临时中央”指责毛泽东在“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用“过时的”《孙子兵法》指导“现代战争”，犯了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毛泽东在组织上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被剥夺对红军的军事领导权，在思想上长期受批判。
公车突然轻踩刹车，脑袋正在欣赏国画来不及下指令给右手拉紧吊环，于是我失去平衡重心前倾，右臂稍微碰触到那个营养不良的女生左臂。
这个事件起始于1931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论辩双方激烈交锋，毛泽东据理力争，辩诬洗冤，拨乱反正，使党的核心领导层对《孙子兵法》等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认识开始转向了正确轨道。到了全面抗战暴发前后(1936-1938)，毛泽东为了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经验，为了构建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开始深入研究《孙子兵法》，评价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规律“乃是科学的真理”，他在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指导中，都或显或潜地渗透着孙子的战争行为规律和战略指导原则。
对于马克思实践和自由思想的研究早已成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显学，这一现实的出现是由实践和自由在整个马克思哲学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
现在，探讨孙子兵学、孙子文化的时代价值及现实应用这个课题，成为“孙子学”新的增长点和发展空间，总结毛泽东继承孙子兵学文化遗产的历史经验，有助于给这个课题以科学答案。
一、从中央苏区到遵义会议关于“《孙子兵法》与现代战略”的论争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带领工农红军上了井冈山，创造了革命根据地。后来，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领导，在瑞金中央苏区组织反击国民党军的多次“围剿”，打了不少胜仗。可是，毛泽东的革命游击战争主张却遭到“临时中央”的反对和批判。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被剥夺，他偶尔提到《孙子兵法》中的词句，也成了他的“罪证”。
这些天，我和阿花又跑来了四五笔订单。每跑来一笔订单，我们都很兴奋，把那事发挥得淋漓尽致。完事了，阿花说，我还要。吓得我的腿都软了。我说有个笑话你没听说过吗，男人喜欢女人说我要，最怕女人说我还要。阿花一逗就乐，笑得弯下了腰，笑够了用拳头来捶我，说什么呀，人家还要的是订单，才不要你呢。于是我提起裤子，穿好西装领带，又跟着阿花四处奔波，跑淡水，跑横岗、观澜、公明，还有东莞的长安、凤岗等地。太阳热气腾腾像要把人的汗水烤干似的，那些树草花木早就烤得服服帖帖了，动都不动一下。我说阿花你把空调打到最低，大汗淋漓去见客户，人家肯定说咱俩没干好事。
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最根本的办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磨砺思想武器，以增强自己的眼力。在此前后，毛泽东在从前读过《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资本论》等书的基础上，更发奋阅读能够找到的一切马列著作，如《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辩证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与生活》《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同时，他也下力气读古今中外的军事名著，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刘伯承译的《联合兵种》，甚至还有日军的《战斗纲要》。在此前后，毛泽东正为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与一些有研究能力的人讨论先秦诸子(老子、孔子、墨子、孙子等)的政治、哲学、军事思想。毛泽东指导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在延安组织出版《中国军事思想丛书》，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为着领导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而“学习历史遗产”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确立，也就确定了研究《孙子兵法》的高起点和大视野，为开创性地研究《孙子兵法》奠定了思想方法、研究方法方面的基础。
显然，这是把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排除在“现代战术”“现代战略”之外，并认为是“不合时代的东西”。 “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一笔抹杀，把《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和《三国演义》等古代典籍不分精华与糟粕，一概视为敌人“专有”的东西，作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置同志于死地的政治帽子和棍子。
毛泽东只是接触过《孙子兵法》，偶尔提及《曾胡左治兵格言》中的词句，只是在行军作战中不时地引用过《孙子兵法》名言和讲述过《三国演义》故事，何以就与党内一场旷日持久的严重斗争挂在一起了呢？毛泽东的“《孙子》罪案”来头不小，来势凶猛。
尤其是重症哮喘合并呼吸衰竭的患者，这样的患者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2]。由于重症多种炎症细胞和细胞介质，气道反复出现高反应性，遇到相应变应原后出现痉挛，从而导致患者呼吸困难。在没有及时抗炎、解痉、平喘、止咳的情况下反复发作，会进一步导致患者二氧化碳潴留，动脉血氧分压下降。尤其在动脉血气分析结果上体现较为明显，患者一般都会出现动脉血二氧化碳量较多，氧气减低。当重症哮喘患者合并呼吸衰竭之后，往往又会出现代谢性酸中毒的情况。
原来，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主张进行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主力进攻中心城市，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目标。但毛泽东认为红军根本没有那个力量，不赞成中央的决定。“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了解中国国情，教条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机械地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极力鼓吹“城市中心论”，断言“山沟沟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一大批革命者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是“游击主义”，是“保守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等等，把凡是不同意他们“左倾”机会主义、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同志，统统诬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对党的路线怠工”的“两面派”，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根据地。他同当时“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一道，在军事指挥上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在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中遭到重大损失。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写道：“我在中央苏区最初三个月，结识了一些领导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诉我……他根据中国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但在长征路上他又引用孙子的另一句话‘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2]182，[3]294
李德多年后的回忆已经减弱了当年批判毛泽东的“火药味”，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怀疑毛泽东引证《孙子兵法》等古代典籍中的格言“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李德不懂《孙子兵法》，鄙视毛泽东引用《孙子兵法》和别的古代经典的词句，这是他骄傲性格的悲哀。他不懂得在中国土地上，孙武子比他的国度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和俄国的军事统帅苏沃洛夫更为有用。
3）树形缺点。蔓性主枝弯曲生长易抽生背上枝，形成树上树，扰乱蔓性主枝均衡生长。因此，夏季修剪时要利用好背上枝，并及时疏除多余背上枝。
毛泽东在陕北钻研《孙子兵法》等古今中外军事名著的目的明确，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构建我军的军事战略和军事路线。
贯彻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批判毛泽东把“古代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还有一个用意，就是否定毛泽东指导革命斗争的思想理论、指挥反“围剿”战争的军事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为他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谬论寻找证据。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者博古(秦邦宪)就这样看问题。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有一次我到中央局去，碰到李维汉同博古两个人在谈话。毛主席刚刚从博古那里离开。我听见博古在那里讲，他讲老毛——他们当时把毛主席叫老毛——也不看《孙子兵法》，也来学马列了，到我这里来借马列的书了。说了他又一笑，那个意思就是讽刺。”[4]146
这个刘英亲历亲见的小故事，饱含深意。博古那句“老毛也不看《孙子兵法》，也来学马列了”看似平淡的话，可以看出多重政治含义：博古们认为毛泽东以往“看《孙子兵法》”是罪过，现在“也不看”了，是低头认罪，是洗心革面；博古们认为，毛泽东在“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现在“来学马列”，而且是到“我这里来借马列的书”，当然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正传；博古们的讥讽，无非是讽刺毛泽东不读马列读《孙子兵法》，只知古代不懂现代。
因为毛泽东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军事战略遭到批判和抛弃，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突围长征，寻求党和红军的出路。红军越过江西于都河后，又经历了湘江之战的惨败，红军兵力锐减。每个红军官兵都在思考：红军向何处去？党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军事战略是什么？毛泽东是带着“《孙子》罪案”走上了漫漫征途的。敌人围追堵截，山高路远水深。毛泽东虽然身处逆境，但他却无时无刻不在忧虑着、思考着红军的前途命运。经过多次做工作，王稼祥、张闻天转变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又得到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有理有据地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直击错误要害。其意见开始赢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同和支持。关键时刻，博古和李德的支持者、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站起来，翻起中央苏区毛泽东“《孙子》罪案”的老账，声色俱厉地谴责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此时非彼时，遵义非宁都，毛泽东震怒了：“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没有看过《孙子兵法》的凯丰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你也没有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5]118，[6]248
面对打了败仗，把根据地几乎全部丢掉，仍拒不认错，反而以是为非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们，毛泽东义正词严的反击使涉世不深、缺乏历练的凯丰败下阵来。遵义会议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确立了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与凯丰围绕《孙子兵法》的一场舌战，是中央苏区“《孙子》罪案”的延续，也是“《孙子》罪案”的尾声！毛泽东的奋起反击、慷慨陈词、扬眉吐气，宣布了“左倾”路线的失宠，也宣布了他人生这段逆境的终结。与此同时，被视为“不合时代”的《孙子兵法》也以正面形象昂首阔步地亮相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舞台。
二、构建革命战争战略借重“科学真理”之“孙子规律”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孙子》解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此前提《孙子》都是罪证，是不合时宜的东西，是阴沟里见不得人的鬼祟行为；此后购《孙子》、读《孙子》、研《孙子》、用《孙子》，是事业之必须，是构建和完善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正大光明之举。
9月7日，在写给刘鼎的信中说：“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需要甚急，请你快点写信南京、北京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为盼。”[9]205
中国海油节能管理的实践，不仅是完成国家约束性指标下的自我进步与更新，还有效提升了企业管理水平，更是成为集团公司低成本发展的内在发力点和降本增效的持续推动力，为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能源公司和集团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价值。
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7]460-461
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激发”毛泽东“来研究一下军事”，“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书，这说的显然是长征后初到陕北头一两年的读书情况。
这场论战的主题之一是《孙子兵法》与马克思主义兵法的关系，即“左倾”领导者认为引用《孙子兵法》的人“没有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运用《孙子兵法》。毛泽东曾经在会议讲话中至少两次讲到这个论争焦点。
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7]457
还是“到陕北”后看了《孙子兵法》等八本书。
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谈话时他说：
刘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买了一部分图书。毛泽东看到书后并不满意，于9月26日又给刘鼎写信，告诉他：“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书，买大兵团作战、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等也买一点。写信到南京国府路军学研究社，请他们代办。”[10]65
“从那以后”，即与凯丰围绕《孙子兵法》舌战以后，即长征结束到达陕北保安以后。谁“逼使”毛泽东读《孙子兵法》？显然是痛斥毛泽东“打仗方法不高明”的“左倾”领导者。看来，毛泽东下决心用功夫研究《孙子兵法》，成为军事理论家，不仅是事业需要和形势所迫，而且还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激发”“逼使”的结果。“翻了翻《孙子兵法》”——说得轻松，其实是下狠功夫研究。这一翻，不得了，毛泽东从此开创了《孙子兵法》研究的新里程。
命题2.3 设伪BCI-代数X的犹豫模糊滤子，则为X的犹豫模糊反群滤子当且仅当对任意x ∈ X, 有 ⊇ ⊇1)1).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落脚保安后，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会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提出了“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的军事指导思想。193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开会时做出决议：“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注] 摘自1936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记录。 这促使毛泽东下决心系统地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上的经验教训，写出理论著作来。
这个背景很重要。它告诉我们，毛泽东是为着研究战略问题、是为着写“战略决定”而开始了保安—延安的读书历程。毛泽东对这件工作做了十分认真的准备。他组织一些富有实际经验的干部一起，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来研究和讨论这些军事理论问题。
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亟须参考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书籍。可是，保安是边地小城，红军远征而至，衣食尚且不裕，图书资料更为匮乏。所以，毛泽东多次写信给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要他们购买一批军事书籍来。
请看毛泽东的自述。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回忆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他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8]342
Boosting算法也是一种基于数据集重抽样算法，与Bagging算法主要区别在于需要动态调整训练样本中各数据权重，每一次迭代增加不能正确学习样本权重，降低能正确学习样本权重，从而提升在整个训练样本数据集上的学习正确率。基本算法如下。
当第二批书送到延安，毛泽东看后还是不尽满意。10月22日，他在致叶剑英、刘鼎的信中写道：“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11]453
毛泽东在上述三封信中，有两封明确提到《孙子兵法》，从中反映出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重视之程度和要求之迫切。买军事书的“标准”，不是战术技术的，而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显然，两次点名必买的《孙子兵法》也必然是“战略书”——无意中透露出毛泽东的《孙子》观。毛泽东通过多种渠道从国统区购买到一批军事书籍。他一方面精读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著作，另一方面认真研究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籍等“资产阶级军事学”。这次，毛泽东可是实实在在解读研究《孙子兵法》这部中国古代兵学圣典。
1936年冬，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红军大学一科，为学员们做关于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讲演。此后，他广泛听取学员们的意见，仔细增删修改，于12月底将演讲稿整理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军事著作。通过学习、讨论和研究，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这本书没有全部完成。但仅从已经发表的部分中，即可看到至少有下列七处是对《孙子兵法》的引用和阐发。
第一处是：“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12]182“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出自《孙子兵法·谋攻篇》：“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第二处是：“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才能到达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12]208“以逸待劳”一语出自《孙子兵法·军争篇》：“以近待远，以佚(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
第三处是：“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12]209“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一语出自《孙子兵法·军争篇》：“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
第四处是：“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12]209“示形”语出《孙子兵法·计篇》：“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孙子兵法》中没有“示形”一词，只讲了四种“示形”办法。“示形”是毛泽东依据《计篇》“四示”的概括。
第五处是：“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12]212-213“以逸待劳”一语出自《孙子兵法·军争篇》，已见第二处所引。
第六处是：“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12]237“出其不意”语出《孙子兵法·计篇》：“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第七处是：“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12]201“立于不败之地”出自《孙子兵法·形篇》：“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引用和阐发《孙子兵法》内容较多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共引七处六条(“以逸待劳”引用两次)，其中明引三处，暗引四处，涉及《孙子兵法》的《计篇》《谋攻篇》《军争篇》《形篇》。
本文认为与Grice的话语意义包含所言和含意的二分假说相比，Bach的三分说似乎更加合理，即话语意义由所言、隐意和含意三个独立层面构成。所言指话语明示表达的语言确定意义，涉及指派、解歧及句法省略的加工等一些语用元素;含意指话语间接表达的、完全分离语言形式进行全局语用加工的说话人的意图意义;隐意则指对话语所传递的隐含内容进行局部语用加工的充实意义。与所言不同的是，隐意传递的充实概念不对应于话语的任何语言成分;与含意不同的是，隐意产生的命题是基于所言的扩展命题，并非脱离所言的额外命题。换言之，隐意是所言的发展和含意的输入。
史实证明，到陕北(保安与延安)以后，毛泽东花相当功夫深入研究了《孙子兵法》等军事著作，并吸取其精义，把握其精髓，达到了熟烂于心、灵活运用的境地；不能以一般性的接触闻知、浏览翻阅相看待。
“体育舞蹈圈”为用户免费共享的《体育舞蹈等级教材》同步组合视频，总播放量达到了1 550万人次，日均在线观看人数7 200人次，日在线观看人数峰值达到13 070人次；配套销售的专业教材通过“体育舞蹈圈”售出2万余册。
关于此点，他自己有明确说法。1960年12月25日他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说，到陕北他看了《孙子兵法》等八本书——“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7]457
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正确的策略只能在实践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时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做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5]117-118
看来，毛泽东在陕北下功夫研读《孙子兵法》等古今中外的军事名著，写出系统的军事论著，进行军事理论创立，并非偶然。这与他决心清算“左”倾教条主义者错误军事主张，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大有关系。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毛泽东还有两次明确引用《孙子兵法》之处。
1937年8月，他在《矛盾论》中说：“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12]312-313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论持久战》的讲演，强调“知彼知己”对认识战争现象的重要，他说：“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13]490
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论著，还实现了一个愿望，那就是为《孙子兵法》正名，为“《孙子》罪案”辩冤。毛泽东在论著中引用孙武子的名言后，时而说“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时而说“孙子的规律”，时而说“仍是科学的真理”。这是对孙子学说的科学评价。而“左倾”领导者则判定《孙子》是“不合时宜的东西”，是敌人“专有”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兵法”的东西，运用《孙子兵法》于革命游击战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两种评价，可谓天壤之别。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自己研究和运用《孙子兵法》，而且还是党内军内学习研究古代兵法(包括《孙子兵法》)的发起人和指导者。指导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是其中最为成功的范例。
20世纪30年代后期，毛泽东要求郭化若“写点古兵法文章，宣传点运动战思想”[14]，郭化若阅读了大量兵书后深刻地认识到，讲古兵法首先得讲《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兵书，历代兵家称为“兵经”。他开始读孙子的书，并打算写点文章。他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很高兴。他对郭化若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要精虑《孙子兵法》中优美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研究孙子就要批评曲解孙子的思想、贻误中国抗战戎机的思想。”毛泽东还说：“必须深刻地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性质、哲学思想以及包括孙子以前的兵学思想，然后再对《孙子兵法》本身做研究。”[14]
毛泽东这一席话，为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确定了明确的方向、目的和方法，使其有茅塞顿开之感。尤其是毛泽东关于首先要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哲学思想的论述，使郭化若觉得一下子打开了思路，使自己的研究方法、认识方法上了一个台阶。同时，郭化若眼见抗战以来祖国大片河山沦落于敌手，国民党当局表现出种种无能，也确实觉得有感可发，有感要发。 他用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写出了洋洋4万言的《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这为他后来写作诸种研究《孙子兵法》的学术专著，成为现代研究《孙子兵法》的开山鼻祖，开辟了门路，奠定了基础。《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一文是最早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指导研究《孙子兵法》的论文，它的出现标志着《孙子兵法》研究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对后来的孙子研究产生了重大而久远的影响。
延安时期，在极其需要也是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认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提高指挥员的军事指挥才能是当务之急，决定组织和出版了一套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中国军事思想丛书》。这套丛书包括《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六本。其中《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是四部书合编为两本。这套丛书实际是八本，即《武经七书》的七部书加上《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5]这套丛书能够出版，显然也是毛泽东为《孙子兵法》等中国古典兵法正名并深入研究的结果。想想在中央苏区时，“左倾”领导者痛斥《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不合时代”，批评“博览的同志”把半个世纪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只能让“敌人专有”！而今在延安公开出版这些书，而且作为“提高指挥员的军事指挥才能”的“当务之急”，变化之大，令人惊讶！在中国革命战争中，首先给《孙子兵法》以科学地位的，首推毛泽东；在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革命队伍中普及《孙子兵法》的，也首推毛泽东。
延安时期，毛泽东带头在自己的军事著作中引用《孙子兵法》，领率机关出版以《孙子兵法》为龙头的《中国军事思想丛书》，有利于形成向优秀古典兵法学习借鉴的氛围，对“提高指挥员的军事指挥才能”，确实起到了助推作用。
三、“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历史经验与现实启迪
从1931年到1940年左右这十年间，在党中央最高决策层关于“《孙子》罪案”的论争及其完满结局，提供了如何继承文化遗产的丰富历史经验。梳理一下，其荦荦大端则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增益文化自信
对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热爱还是冷漠？是重视还是鄙视？是自贬还是自信？是继承还是抛弃？这是能否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首要问题。“临时中央”的“左倾”领导者不懂中国国情，视《孙子兵法》为“不合时宜的东西”，只能为革命的“敌人专有”。他们对传统文化毫无自信，取割断历史的决绝态度。而毛泽东虽然在五四运动中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持激烈批判态度，但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尤其在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以后，树立了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对待《孙子兵法》等文史典籍的热爱度和自信心与日俱增。且看历史记载：
20世纪30年代初，吴黎平来到中央苏区。此时正是毛泽东因“《孙子》罪案”走背运的时候，他对吴黎平说：“我确实读过《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中有重要的一条，‘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点说得很好。”[16]317
在1958年6月29日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毛泽东回忆他与凯丰关于《孙子兵法》的论争时说：“李世民、曹操等，他们都是会打仗的，中国过去还是有些东西的。”[17]393-394
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国际知名的军事统帅、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毛泽东主席会见了他。两人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巨人。他们谈战争，谈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谈成吉思汗的机动作战，谈国际格局，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真正的“高层论坛”。其中谈到了《孙子兵法》：
毛：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蒙：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相关研究发现有控制排水设施的排水沟排放的氮浓度比无控制排水设施的要低[12]，为此，在农田铺设地下排水管道，并安装控制排水阀，与其集水的渗滤排水明沟及沟道出口处水量、水位控制构筑物形成控制排水系统。实现精确调控排水沟渠中的水位，增加田间入渗量，控制农田径流的排出过程。
毛：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5]91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大批竹简和竹简残片。1974年6月7日，新华社报道了这个消息。毛泽东听了这则报道，意识到这是考古史上的重要发现，很兴奋地评论说：“《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在中国历代的军事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都发挥过十分重大的作用；即便是在世界的军事史上，影响也是很大的。”[18]435-436
从最初领悟《孙子兵法》的某些具体原则“说得很好”，中经以欣赏的心态认可《孙子兵法》“还是有些东西的”“里面很有些好东西”，直至晚年从总体上评价《孙子兵法》在中国军事史上、在世界军事史上地位重要、影响巨大，毛泽东对孙子兵学的自信可谓与日俱增，逐日厚重。从他与蒙哥马利谈话的口吻中，我们更能体察到毛泽东对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优秀传统兵学支撑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满满自信。这与那些言必称希腊、事必赞洋人、“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圆”的数典忘祖者、妄自菲薄者，可谓天壤之别。
(二)磨砺思想武器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说：
一次是1958年6月29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毛泽东说：“凯丰同志曾说《孙子兵法》中没有马克思主义，我问他看了没有，凯丰同志答不上。可见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就武断地下结论，是不妥当的。”[17]393-394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具有显著的季节性特点，常发于春秋两季，年龄段在6周-6个月的生猪为发病的主要群体，以3个月的仔猪为高发群体。该疾病的发病特征主要分为最急性型、急性型、亚急性型和慢性型等几类，发病率与致死率超过50%，最高可达100%。
第二次是1959年4月5日在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到党内意见分歧、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正确态度和正确方法时，他说：
凯丰同志，那时他是博古派，那个同志好不客气，在遵义会议时，他说，你这个人的兵法，无非是《三国演义》《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了，而且看了几次；《孙子兵法》在那以前我一次也没有看过，只听说有此书，他说我看了那个东西。我就问他《孙子兵法》有几篇?第一篇叫什么题目?《孙子兵法》十三篇，第一篇叫什么题目，我现在也忘记了。我就用这个方法来问，他也没有看过。我说你也没有看过，你说我的兵法是《孙子兵法》，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兵法，理由在哪里?[注] 摘自1959年4月5日在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讲话记录。
“中国过去还是有些东西”指的是民族优秀传统和军事文化遗产，这无可置疑包括《孙子兵法》。说“《孙子兵法》中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命题并没有错，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后于《孙子兵法》2000余年。问题的实质在于当时凯丰说这个话，目的在于说引证《孙子兵法》的人“没有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以此证明毛泽东“没有马克思主义”！在激烈紧张的辩论中，毛泽东反证明凯丰、博古、李德等人“武断地下结论”，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说毛泽东的“兵法是《孙子兵法》，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兵法”，把孙子兵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兵法”对立起来！《孙子兵法》中没有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吸纳《孙子兵法》中真理性的精华。
这就把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传统文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如何？这个问题，只吃“洋面包”，不懂国情为何物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无法解决，还是吃了“《孙子》罪案”苦头的毛泽东解决了这个问题。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学习历史遗产有个著名的论断，他说：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3]533-534
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讥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军事战略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代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之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甚至断言：“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1]
(三)贯彻批判精神
毛泽东研读《孙子兵法》，决不做“两脚书橱”，不做“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腐儒，不做食古不化的“书呆子”，而是贯彻吸取精华、剔除糟粕的批判精神，不仅从一般军事规律中找到古今军事思想的对接点，还用新的有生气的军事经验去完善《孙子兵法》提出的在今天看来有欠缺的军事理论命题。
今人读荀子《劝学》，最喜欢讲的是：“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总是梦想超过老师，却很少提及同文中的“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之句，其实荀子早就预见到后辈学生的骄狂。
比如，《孙子兵法》强调战略速决战：“故兵贵胜，不贵久。”(《作战篇》)“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作战篇》)而毛泽东对其有批判有继承，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都是战略持久战，解决了军事理论和战争指导实践上的难题。毛泽东论“持久战”，并没有明确提到孙子“不贵久”的话语，但是他说：“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19]755
毛泽东说在战争、战役、战斗上面争取(要求)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是包括孙子在内的。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孙子都是最早、最明确、最系统提出“兵贵胜不贵久”思想的军事学家。毛泽东提出“持久战”，并不是简单地排斥和盲目地反对“速决战”。他是承认“速决战”，并也实行“速决战”。只是他对什么情况、什么条件下实行“速决战”做出了新的规定。是进行“速决战”还是进行“持久战”，都可以找到合理性，一切依战争条件和环境变化而确定。
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反“围剿” 的经验时，提出红军战略上的持久战的实现，是以战役战斗上的速决为先决条件的。他说：“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19]755毛泽东又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19]754
毛泽东在总结全面抗战的经验，撰写《论持久战》时指出：“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20]312他又说：“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是的，这是完全对的。但这是一般的方针，还不是具体的方针。怎样具体地进行持久战呢?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答复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20]312
孙子的“速决战”，并不区分战略、战役和战斗的层次，又绝对排斥“持久战”，是一种机械的“速决战”。毛泽东不仅区分了作战层次，而且辩证地处理了“速决战”与“持久战”的关系，他的“持久战”是机动的“持久战”，也就是辩证的“持久战”。毛泽东运用军事辩证法的思想方法来看待“速决战”与“持久战”的关系。“一件事的两方面”的观点告诉我们，战略上的持久与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是相互对立，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持久战寓战役战斗的速决战之中，没有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就没有战略上的持久战。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是实现战略持久这个目的的手段，战略持久是通过战役战斗的速决来实现的。毛泽东对孙子的“速决战”思想，有舍弃，有吸纳，正确地揭示了持久战与速决战的辩证关系，确定了二者的主从地位，把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作为实现战略持久的必要条件和前提。这是孙武子时代的军事思维无法达到的高度，也是毛泽东对孙子以来这一战争指导原则全新的阐述。
还如，对孙子“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孙子兵法·军争篇》)的战争指导原则，毛泽东反其意而用之。毛泽东品《孙子兵法》、用《孙子兵法》，如何在实战中处置“穷寇”，则有非同一般的见解和实践。1947年上半年，解放战争已进入全面战略大反攻阶段。国民党蒋介石政治军事集团兵败如山倒，全面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他们在美国指使下发出了求和声明，搞缓兵之计，企图缓解人民解放军的强劲攻势。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在帝国主义者的指使下，竟说什么“穷兵黩武总要不得”，吁请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假“和平”倡议。有的人还认为蒋介石军队已是“穷寇”，而穷寇“不宜猛追”。在这国家民族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洞察风云变幻的局势，敏锐地识破了南京国民政府求和的阴谋，于1949年元旦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4月下旬，我30万大军胜利渡过长江，攻克南京，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写道：“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21]74毛泽东反用孙武子对待“穷寇”的作战原则，将“勿迫”变成“勇追”，号召全军将士将革命进行到底，把敌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不要放走残敌，以留后患。鼓舞全军指战员大踏步前进，解放全中国，取得革命的完全胜利。
对《孙子兵法》这种批判精神，几乎贯彻毛泽东一生。1973年，他曾经指导过的郭化若写信要求修订改版《孙子今译》。毛泽东在批示中说：“希将孙子序言改版，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22]360批示仍然强调《孙子兵法》研究的“批判吸收性”方法。郭化若依此运作，几易寒暑，完成了毛泽东交予的修改《孙子今译》的任务。他把这部书做了一次全面修改，并增加了许多注释，更名为《孙子译注》。他还写下了长篇前言，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孙子兵法》做了详细的介绍。
(四)适应实际需要
毛泽东研读《孙子兵法》，摒弃任何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的风气和态度，着眼实战需要，着眼国防建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引用过孙子“避实击虚”“出其不意”“置之死地而后生”等战争指导原则；抗日战争时期，他引用过孙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逸待劳”“示形”“先知必取于人”等战争指导原则；解放战争时期，他引用过孙子“立于不败之地”“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十攻一与以十当一”“君命有所不受”等战争指导原则；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他引用过孙子“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等战争指导原则；和平建设时期，他引用过孙子“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因粮于敌”“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奇正之变”等战争指导原则。这些引用，都创造性地适应了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的实践需要。
再拿他指导郭化若研究《孙子兵法》的例子来讲，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个研究目的。他告诉郭化若，从当前抗战斗争需要来说，研究《孙子兵法》的重点是精虑其“优美卓越的战略思想”，更好地把握抗战戎机。也就是强化军事理论修养，提高指导民族解放战争的能力。在此之前，毛泽东与郭化若等人正在研究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而且要求郭化若“你不担任任何别的事，专注于战略问题的研究及编辑部事务，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23]。这时，毛泽东安排郭化若负责编写《抗日战争丛书》有一年多时间，已经组织人写出了一部分专著。郭化若写作了《抗日游击战争一般战略问题》和《抗日游击战争战术的基本方针》。此种情况下，研究《孙子兵法》，重点正在于务必把抗战的“战略思想”等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为此目的，研究中就不能不批判曲解孙子的思想，不能不批判“贻误中国抗战戎机的思想”，如有人鼓吹的“速胜论”或“亡国论”等。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用新的内容去充实去发展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传统军事思想，确立新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战争指导原则。
总结历史经验的目的在于启迪今天的认知。现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已进入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施阶段。回头总结七八十年前毛泽东解读《孙子兵法》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实现这个“转化”，达到这个“发展”，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繁荣，很有启示和助推作用。可以说，毛泽东在继承孙子兵学遗产时探索创立的历史经验：增益文化自信、磨砺思想武器、贯彻批判精神、适应实际需要，条条有助于“转化”与“发展”。比如，树立文化自信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极其重要。然而，对于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有的人总是妄自菲薄，觉得事事不如人，一副洋奴相，挺不起胸膛。此类人物，在毛泽东大声宣布《孙子兵法》“里面很有些好东西”的潇洒自信面前，应该受到震撼，自悟自省，清醒起来。当然，毛泽东的经验，我们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也要时异事易，有所创新。比如“适应实际需要”这一条，毛泽东的“实际”主要是战争，而今天的“实际”主要是改革和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毛泽东的经验对我们启示作用是多重的、巨大的，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直达目的地。
参考文献：
[1]谭一青.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孙子兵法[J].军事历史，1999(1)：16-19.
[2]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3]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4]晓梅.倾听毛泽东[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6]聂荣臻回忆录：上册[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7]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8]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9]刘春志.孙武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10]夏征难.毛泽东与中外军事遗产[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7.
[11]毛泽东.给叶剑英、刘鼎的信[M]//毛泽东文集：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M]//毛泽东选集：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郭化若.关于《孙子兵法》研究的回顾[J].孙子学刊，1992(3)：46-49.
[15]包国俊.走进我国最大的“兵书城”[N].解放军报,1998-02-06.
[16]吴黎平.在党的历史的紧急关头:关于遵义会议之前的片断回忆[M]//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资料室.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17]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18]邸延生.历史的情怀：毛泽东生活记事[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19]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M]//毛泽东军事文集:1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20]毛泽东.论持久战[M]//毛泽东军事文集：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1]毛泽东诗词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2]毛泽东.对郭化若来信的批语[M]//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3]樊昊.毛泽东和他的顾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Modern Enlightenment of the Controversy on the Crime of The Art of War in Central Soviet Area ——With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Sun Tzu’s Military Science Inherited by Mao Zedong
DONG Zhi-xin
(Baishan Publishing House ,Shenyang 110013,China )
Abstract ：From Central Soviet Area to Zunyi Conference,Mao Zedong employed the military principles of The Art of War to instruct revolutionary guerrilla war,which was strongly opposed by the left-leaning leaders of “the temporary central” and leads to fierce controversy.Mao Zedong once was deprived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hip.At Zunyi Conference,Mao Zedong made his upmost efforts to fight for his point of view and changed the situation.The unambiguous inheritance direction,scientific method and entering a smooth road of Sun Tzu’s military science have become the organic ingredients and important par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trategies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Revolutionary War.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gaining cultural confidence,sharpening the ideological weapon,carrying out the spirit of criticism and meeting the practical needs explored by Mao Zedong in actual practice still has enlightenment meaning and promoting function for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nowadays.
Key words ：The Art of War ;Mao Zedong;the Controversy on the Crime of The Art of War ;construction of Sun Tzu’s principle strategy;cultural heritage
收稿日期： 2018-09-26
作者简介：
董志新(1951—)，男，吉林永吉人，编审，原白山出版社总编辑，主要从事孙子兵学、毛泽东与孙子兵法等研究。E-mail:dwfcdldzx@sina.com
中图分类号： E 892; K 26
文献标识码： A
DOI : 10.13486/j.cnki.1673-2618.2019.01.002
(责任编辑：许 金)
标签：《孙子兵法》论文; 毛泽东论文; “《孙子》罪案”论争论文; 孙子规律战略建构论文; 文化遗产论文; 白山出版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