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探“人民文学”的“现代人学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学论文,内涵论文,人民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2)01-0124-06
“人民文学”是延安时期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传统发展到建国后“十七年”，才被正式确认下来的文学形态。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5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对‘民间’的释义进入阶级论一统天下的时代，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家们用‘人民’和‘劳动人民’来释义‘民间’，而劳动人民又被进一步限定为从事体力劳动的生产者。这些概念已包含了现代工人阶级，而传统市民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被排斥在用‘体力劳动’、‘劳动生产’限定的‘人民’之外了。民间社会于是被以‘劳动人民’的名义象征性地转换为本土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建构原理和建构力量，而民间文学也就成为以‘现代人’为主题、以‘阶级论’为语式的本土化现代性方案在象征层面的知识表达。”[1]这里所说的“民间文学”主要指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以民族化大众化为特征的“人民文学”。从“五四”学人的“平民”话语到延安革命者的“人民”话语正是一个蕴含着民主、民族观念的现代性话语的生成过程，在以阶级论对“人民”释义后，“人民文学”则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同一化的象征符号，“人民”作为一个具有内在深度的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概念得到各民族文学传统的有力支援，导致在现代中国“人民文学”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建构力量，最终成为政治——文化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人民文学”的演化有一个过程，至少应从延安工农兵文学谈起。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如果说五四时期“人的文学”为个人、为平民百姓，是与传统贵族文学为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相区别的，“左翼文学”为劳苦工农大众及其知识分子，比五四“人的文学”有了明显的阶级分殊，那么，到了延安工农兵文学则以阶级论为“人民大众”在文学格局里作了先后有序、主次分明的角色定位：
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者。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这就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的阶级角色构成与排位，实质上这是以工农兵为本位的“人的文学”。这种角色的移位体现在文学的创作主体，对象主体和读者主体的三维关系中已发生了深刻的内在变化，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人的文学”中的主体地位被工农兵所取代，已走向边缘，而且作为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的现代社会意识、思想意识、审美意识已被逐步置换或否定。因为先假定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有个小资产阶级王国，与工农兵在思想感情上格格不入；而要创作工农兵文学则必须同工农兵在感情上打成一片，把立足点真正转移到工农兵方面来，故必须通过革命实践和学习马列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个重新铸造知识作家灵魂的理论模式，不只是主观先验的预设而且是政治体制式的硬性规定，凡是投奔延安根据地的知识作家不管情愿不情愿、理解不理理解都要进入这个洗刷脑筋重做新人的铸造模型，既要拜马克思主义为师又要拜工农兵为师。这样以来，现代型“人的文学”的三维框架里作家主体与对象主体从角色价位到思想取向来了个“大换班”，即工农兵成为文学的绝对主角而知识分子则越来越靠边站，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是最纯洁最先进的，而知识分子的灵魂是最肮脏最腐朽的。如果这种颠倒与转换合乎现代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的内在逻辑规律尚能促进现代中国文学更健全的发展，如果这里面包涵着政治权力话语的专断性、主观性，那就会给文学演变带来不可设想的后果。从创作主体来考察，五四时期的知识作家感受着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文化气氛和大时代主潮，坚信自己是抱着“启蒙主义”来创造“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2]的“人的文学”；左翼作家被冠以“预言者”与“人类导师”的称号，并宣言他们是“站在历史的前线，为人类的进化，清除愚昧顽固的保守势力，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3]，这表明知识作家在创造“革命文学”过程对普通工农大众并没有放弃启蒙角色的职责；但是随着抗战时期民族救亡主题与政治革命主题的强化，到了1942年后由延安逐步推向全国，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价位方发生根本性变化，特别是在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把知识分子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机械地对立起来，似乎越强调文艺大众化，知识分子作家的思想意识和审美意识越落后。这就给人造成了这样的糊涂观念：即“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是知识分子的先进意识同工农大众的愚昧落后形成巨大反差，而到了抗战时期，则成了工农大众的先进意识与知识分子的落后思想构成尖锐矛盾。正是基于这种带有主观武断色彩的估量和分析，导致了在解决文艺大众化的根本问题时，只强调知识分子作家去认同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只强调知识分子作家在与工农大众的无条件的结合中改造世界观。我并不否认知识分子作家的思想感情或世界观在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中要净化、要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所不同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左”倾机械论和形而上学。如果将工农大众、知识分子作家放在抗战时期这个特定的历史范畴，从思想意识角度加以考察，便会发现，他们的思想意识虽然并不完全处在同一层面，但并非在思想的整体性上处于两极对立。特别经过“五四”思想革命洗礼、中经左翼文化运动磨练、直至抗战大众化运动陶冶的知识分子作家，其思想意识、抗战热情、爱国愿望及革命自觉性不差于工农大众，特别是文化心理，并不像工农大众残留着那么多封建文明的沉淀物。他们拥有的现代文化，已在扫荡封建文化糟粕的斗争中逐步使自己成为具有现代色彩的精神主体。知识分子作家的主要弱点不在政治意识或文化意识落后于工农大众，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们所获得的现代思想意识或审美意识，正是工农大众文化心理所缺乏的：知识分子作家的主要弱点在于自恃“文化高”形成的优越感，自命不凡，过高估计自己，看不清或不愿承认工农大众才是中华民族命运的主宰者，才真正具备争取民族解放的雄厚的物质力量。知识分子作家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着重应克服这些潜在的思想弱点，并不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要进行“脱胎换骨”。“相结合”应是双向的，不能只是单方面的，彼此都要改那些不适应文艺大众化需要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意识。知识分子作家不同工农大众相结合，创造不出真正的大众化文艺，工农大众离开知识分子作家，也创造不出真正的大众文艺。因此，也可以这样推论，如果只强调知识分子作家在同工农大众相结合中“脱胎换骨”，从思想到感情都降到工农大众的水准线上，那不但不能保证大众化文艺的质量，而且要把“五四”文学已否定的传统文化意识当成先进的东西被肯定在大众文学中，只有让知识分子作家在同工农大众的结合中处于平等地位，不是你改造我，也不是我改造你，而是在互相影响与提高之下让知识分子作家丢掉那些妨碍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的思想弱点，保留和发扬那些现代文化思想特质，并自觉地承担起对工农大众进行思想启蒙的民主教育任务，工农大众则从知识分子身上发现并获得自己所缺乏的现代文化意识，丢掉那些带有封建性的落后的东西，这样的“结合”才是实现文艺大众化的正确途径。冯雪峰曾深刻指出：“‘艺术大众化’决不是‘迁就大众’，抗战的宣传也不是‘迁就大众’；无论创造新形式或改造旧形式，既不能脱离工农大众，‘也不能向落后现象投降’，我们是一面去提高和改造大众的政治文化思想艺术的观念，一面去从大众中获得无限的力和艺术的来源。这因为中国的先进革命艺术运动，在中国是崭新的运动，而且大半接受了西欧和苏联的革命思想与艺术之可贵的影响，虽然外来的东西都能够辩证地成为自己的东西，但多少还缺乏在广泛大众中之艺术的生根，同时大众中生长的现实的高贵而丰富的要素，并未被我们先进革命艺术全部地获得。”遗憾的是，冯雪峰这些辩证而深刻的见解，并没有成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实际指导思想，而“左”倾机械论的影响却使一些人一味地片面强调革命知识者作家的思想改造、情感转变，只是单方面地去“迁就大众”，结果带来大众文艺在思想艺术上的某种程度的庸俗化、低级化，甚至复古化，即不少作品上把传统文化思想作为抗击日寇侵犯的民族精神支柱，把民族解放战争涌现出的英雄思想和行为记在古文化和古道德的陈帐上[4](P360-370)。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作家和作为被启蒙主体的工农大众的错位倒置，是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权威偶像设计的“兴无灭资”以及所谓意识形态斗争和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改造实践才最终完成的，尤其建国后这些“斗争”与“实践”对知识作家来说是极为残酷的，到了“文革”达到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程度，不仅现代知识分子为这种极端专制的历史付出了血的代价，就是工农兵群众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了这种境遇，知识作家作为人的本质已不可能由自我来定义而主要是政权体制或现代偶像来定义，既要忠于阶级释义的“人民”又要忠于政治偶像，主流话语取代了个人话语，政治意识遮蔽了主体意识、独立意识，甚至个性意识异化为奴性意识。只有这样的知识作家创作的所谓“人民文学”，才可能会有“非人文学”的因素，也可能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下成为“三忠于四无限”的御用文本。
然而，必须看到，知识作家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而且他们的“脱胎换骨”、重塑灵魂随着延安时期的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的创构而演变为文革时期那种“非人文学”形态是旷日持久的，并非每个历史区段他们的主体灵魂都被异化或被奴化，因而也不是所创作的一切东西都会有“非人文学”因素；况且知识作家所接受的主流话语、认同的权力政治并非都是非人性的、非人道的、非民主性的、非现代性的霸权话语和专制政治，在更多的时候、更大的程度上接受的主流话语，认同的权力与作家由自我定义的本质及其需求是相吻合的或者是趋同的。所以，对以工农兵为本位的“人民文学”的现代人学内涵与非人学因素务必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决不能轻率地随意地断定这些知识作家只具有“人”的符号而不具备“人”的自足自律的充分本质，那些工农兵为本位的“人民文学”所表现的不是“人”的主题而是“非人”的主题；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文化秩序从“神”的主题到“人”的主题的现代转换过程中，被重新阐释过的民族与社会成为“人”的现代主题的异式，而这些表达异式都借助了特定的文学语式。特别在20世纪后半期的新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着重借助了“人民文学”语式以期共时性地表达民主社会原则兼民族国家原则，这就给我们研究“人民文学”语式的文化内涵与人学本质带来了难度。就创作主体来说，至少可以把从事的工农兵为本位的“人民文学”创构的作家分为三种心理状态：一是“脱胎换骨”的知识作家，彻底放弃了“五四”以来的启蒙责任和个人为本位的“人的文学”传统，“新的偶像和权威的力量粉碎了这一代文人关于精神独立和批评自由的梦想，并致使他们不得不自己亲手折断启蒙思想的翅膀，彻底放弃了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应有位置”[5](P77)。于是这种知识作家自觉逃避文人的权利与自我感情，从生活到思想与工家兵融为一体，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政策出发，不是从生命体验出发而是从政治教条出发，在“人民文学”的文本中塑造一批工农兵的正面形象或英雄形象，往往忽略了工农兵的历史局限而对其精神面貌予以粉饰和美化；甚至有些工农兵形象作为人的本质不是由自我定义而是由“现代迷信”来主宰来定义。二是并不拒斥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却始终保持独立意识、自我情感的知识作家，学习工农兵身上应该学习的优长，指出工农兵思想中不符合现代意识的精神缺陷，对新偶像新权威不盲从不迷信，以科学态度汲取他们的现代先进思想而质疑或排斥那些非科学非现代的话语。然而，这些具有个性意识、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知识作家却从肉体到精神都遭到一次次无情的挞伐甚至成了“专政对象”，但他们的自我意识并没有完全被异化，在“人民文学”的创作过程中不论是塑造工农兵形象或抒发自我情感，都流露出强烈的主体意识，体现出一种现代人学精神，承续了现代中国“人的文学”的真正传统，他们无愧于现代文学的“脊梁”人物。三是工农兵出身的作家，他们是有先天的优越感，不必经过“脱胎换骨”就与工农兵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这种无差别的创作主体意识所创作的“人民文学”，一方面可以把工农兵生活的原生态描述出来，把工农兵的本来面貌勾勒出来，一方面往往混淆了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人类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关系，往往以后者掩盖了前者，导致“人民文学”的现代性淡化、民族性强化；随着历史的推移工农兵出身的作家出现了分化，即一部分作家由感恩走上盲目崇拜，在臣服新权威、拥抱新偶像的同时，所创造的工农兵文学完全被纳入大一统的政治框架，从为工农兵服务变成为新偶像歌功颂德的工具，丧失了“人民文学”的科学真实品格和现代人学本质；另一部分工农兵出身的作家仍保持务实求真的本色，进入“十七年”的特殊政治文化历史语境仍在文学创作中描述工农兵的原态生活与本真性格，并没有根据政治的需要有意拔高和美化他们，从生活逻辑与性格逻辑的互动关系中刻画工农兵的真实形象，这应该属于以人民为本位的“人的文学”范畴。
“人民文学”创作主体心态的复杂性多维性必然带来对象主体的复杂性多维性，上述已触及。这里拟从对象主体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的现代人学内涵。虽然在人的文学格局里对象主体蕴含的文化信息、思想情感要比创作主体意识复杂得多，深邃得多，甚至并不完全同构，悖反错位极为多见，但是深入勘探文本，往往会发现在对象主体的显意识层面与创作主体的价值观、审美观上的统一性大于差异性，两者的肯定意识与否定意识也是一致的，而在潜意识层面常常是差异性大于统一性，所以要剖析工农兵对象主体的现代人学内涵这两个层面都应涉及到。有时在言谈中或文章中会听到或见到这样的议论，即工农兵形象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他们大多是为政治主题服务并从概念出发塑造出来的“高大全”典型。应该承认这样的“高大全”典型在“样板戏”中出现过，在某些作品中也见过，但是不能就此而以偏概全，大部分文本中刻画的工农兵形象还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达到了生活其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在“人民文学”形态里呈现的工农兵形象系列不同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形态中的工农兵形象，如果说后者的工农兵仅仅作为被污辱被损害被剥削被压迫的下层平民角色，是改造国民性的被启蒙对象，主要揭露其生存苦难和精神创伤，力图将他们引上争取人身解放之路，那么到了“人民文学”中这些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则通过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的社会大变革已获得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解放，工农兵以主角的社会地位、崭新的精神面貌涌进文学世界，由奴隶变成主人，恢复了“人”的资格和本来面目。大多数作家是从生活逻辑出发和性格逻辑出发，遵循自己对工农兵的感受和理解来虚构他们，尽力刻画工农兵作为“新人”的真实形象。当然不可否认，有些作家受到权力意志的干扰与政治图式的影响，对工农兵的塑造有所“纯化”、“美化”，对其人格的复杂性、心理深度缺乏开掘，甚至把政治教条塞进工农兵的头脑与口中，不是由自己来定义自己的本质，而是由权力话语来规范工农兵的言行，否定工农兵也具有“人”的个性、人情，若见不到工农兵形象中这种“非人”因素那也不是求实的态度。不过那些横遭“批判”的文学作品如《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关连长》、《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等，倒是冲破某些“限定”和“规范”的文本，承续了“五四”那种创作自由的“人的文学”传统，写出了工农兵身上的复杂性、个人性，有一定的人性深度，这应该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的范本；作为体现“人民文学”方向的赵树理，忠诚地为农民写作，他笔下的所谓“中间人物”大都是变革时代的血肉丰富的农民形象，虽然他们也同政治主题粘附在一起或通过他们表现某些政治主题，但却不能因为他们与政治有关就轻率地说这些农民形象是政治奴仆而不具有农民的个性。道理很简单，社会大变革解放了广大受苦农民，使他们获得了做人的权利和资格，作家们通过政治变革的所谓宏大叙事来刻画翻身农民的新人形象，这怎么能摆脱农民形象与政治变革主题的关系？赵树理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把解放了的农民写得完美无缺，也发现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获得了解放而在精神上仍残留着被奴役的创伤。工农兵形象在“人民文学”里具有绝对优势地位，其性格的现代人学内涵却是极为复杂的，值得下苦功夫进行深微的探究，最可悲的是知识分子形象，本来在“人的文学”中唱主角，到了“人民文学”里连配角也唱不好，那种像模像样、理直气壮、神采奕奕、个性飞扬的知识分子形象几乎到了缺席的地步，其原因既有专制的威逼也有自身的软骨病。现代知识精英从启蒙者的角色权力被剥夺后便沦为被启蒙被改造的对象，如果说一开始尚有敢怒不敢言的反抗抵制情绪，那么到了“兴无灭资”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就有一种降服心理，驯顺地认定自己是“灭资”的对象，即使有个别不服者也难以忍受专政的铁拳，这就在知识分子群体里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把“活人”变成“冤鬼”，把“人”变成“奴才”。如果谁在文学作品中把冤假错案里的“冤魂”当成真的“魔鬼”予以残酷的批判，把“奴才”当成“人”来肯定，那才是地道的“非人文学”。
经过历史的曲折，“人民文学”发展到八、九十年代，不仅复活了“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优秀传统，而且它的现代人学内涵更加开放、更加丰富、更加深邃、更加独特了。由上述可见，“人民文学”基本上也是一种以“人民”为本位的“人的文学”，“人民”一词可以说是一把多刃剑，既可接纳个体的人又可接纳群体的人，既可接纳现代社会性又可整合多元民族性，因此由“人民”为本位建构的“人的文学”同样可以用以人为本位的“人的文学”核心理念进行观照和阐释。
收稿日期：2001-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