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前黎朝统治时期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越南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时期论文,前黎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黎朝（980—1009年）是越南独立（968年）后的第二个王朝，它在越南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但中越史学界对该王朝统治的历史鲜有评述。我们认为，一方面前黎朝统治者所作的诸多史事为吴、丁两朝统治者所不及；另一方面黎氏所作所为的事迹又为后来历代统治者所效法。所以前黎朝的统治史很需要我们加以评介，方可恢复历史真相。
一 前黎朝是越南封建中央集权制和专制暴君制的肇端
前黎朝开国君主黎桓的起家，可谓一生坎坷，然用心良苦；创业非易，然阴谋多端；玩弄“黄袍加身”篡夺王位，然一朝得势则励行专制独裁，开创了越南历史上中央集权制和专制暴君的先河。
黎桓乃“安南清莲县（今河南省）保操乡人”[①]父母早亡，后被清化府爱州人黎观察者（名失传）收为养子。当黎桓“及长，往事南越王琏，先皇（指丁部领）嘉其智勇，度必能济事。遂以士卒二千人与之，累遣至十道将军、殿前指挥使。”[②]黎桓军权在握，权势极大。当979年（宋太平兴国四年）丁部领和长子丁琏被宫吏杜释所杀，丁部领小儿卫王璇“嗣位六岁，匐（指阮匐）等以大臣辅政，而桓专掌军旅，出入禁中。”[③]这时黎桓趁机摄政，自称副王，国事不分巨细皆出于黎口，专横跋扈、擅权树党，恣意强制内外朝臣（包括大臣阮匐、丁佃在内）慑于权威，唯命是从。然而黎桓的肆无忌惮，竟将卫王璇置于手中，任意摆布，招致诸大臣、宗主国宋王的不满和人民的愤恨，导致国内动荡不安。当时发生两件反对黎桓的历史事件。
其一，安南国丁朝定国公阮匐、外甲丁佃、范盖等起兵，率水路大军向京师进发，并发布公告曰：“黎桓将不利于孺子，吾奉受国厚恩，若不早图，以安社稷，何面目见先帝（指丁部领）于地下乎！遂相与起兵，分水陆并进，欲向京师诛桓。”[④]黎桓闻讯，同太后私议，发布诏文，共击阮匐等人。结果“斩佃于阵，执匐送京师杀之”。黎桓削平内部反叛诸臣，势力更加雄厚，“遂挟后宠，无所避忌。”接着听候北宋动静，一旦时机成熟，即废卫王而自立。
其二，黎桓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挟天子以令诸侯”将丁璇及其母（太后杨氏）囚于后宫。当信息传到宋太宗那里，作为一个宗主国，宋王受丁璇母子的求援，被迫出兵保护正统的丁家王权。于是在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派孙全兴率六路兵马，刘澄领水兵，以太常博士候仁宝为交州路转运使，统率水陆大军进攻安南，营救孤儿寡母，“复丁除黎”。但当时丁璇母子仓卒求救于宋王，要求出兵保丁废黎，却又慑于黎桓谋害，担心宋王不肯出兵相救。可是出乎丁氏母子意外，宋朝的兵马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军火迅入越。而处于胆战心惊的丁氏母子不敢出面迎接宋军，却反而讨好黎桓，表示“反对宋王朝”并授予黎桓全权处理战事，还表示“舍此公其谁？”，于是黎桓决心乘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公开夺取了丁氏政权。黎桓效法中国越匡胤“陈桥兵变”，也搞了一次“黄袍加身”的闹剧。首先是黎桓通过大将范巨备向太后杨氏提议：宋军入境，丁璇年幼，不如先立黎桓为天子，然后出师抗宋。丁璇和太后无可奈何，只好让黎桓黄袍加身，做了皇帝。觊觎帝位已久的黎桓如愿以偿，轻而易举地夺走了丁朝王位。此事件在《越史略·黎纪》卷一中有详述：“宋以仁宝为交州路转运使，领诸军来进，时谅州闻兵至，……太后命南栅人范巨备为大将军，率师拒之……师出之日，巨备直入省中，谓王曰：‘今主上幼弱，未知我辈勤劳，脱有尺寸之功，其谁知之？不如先策十道为天子，然后出师’，军士闻之，咸乎万岁！”就这样黎桓易如反掌地篡夺了丁家政权。于980年（宋太平兴国五年）登基为王，庙号黎大行，建立前黎朝（980—1009年），定都华闾城，统一全国，结束了安南多年的混乱局面，实现了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中央集权和专制独裁之始。
笔者认为越南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不应从吴、丁两朝开始，而应从前黎朝为其肇端。这是因为：一是吴、丁两朝立国短暂，国内封建诸侯时有反抗，不受其遏制，实权掌握在地方豪族手中，两朝从第二代国王起，均为军事贵族所左右，仅是其傀儡而已；二是建国后，他们没有建立完备而握有实权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机构，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君主权力，从而处于徒有其名，随后为某个军事贵族所篡权。所以越南学者认为越南封建中央集权制始于吴、丁两朝缺乏历史事实，不能令人折服。
黎桓在建国过程中，一方面充分利用了中国中原地区的混乱局面，给他以可乘之机。“宋黎之战”，黎胜宋败；另一方面黎桓急忙求救于大宋册封为南越王，以致名正言顺，取得国内朝野人士的认可，建立稳定的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宋朝满足了他的愿望，宋黎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终于实现。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起至淳化五年（982—994年），黎桓先后五次遣使出使北宋，不仅向大宋“贡方物”、“上表谢罪”，而且还“求正领节镇”，以此求得政治上的支持。宋朝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辽、夏贵族，也为了安邦睦边之计，也多次派使节回访黎氏，并封黎桓种种头衔——“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安南都督，充静海军节度使、交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名，食邑三千户，仍赐号推诚顺化功臣。”986年（宋太宗雍熙三年）特派左补阙李若拙、国子监博士李觉出使安南，册封黎桓为“京兆郡王”。988年（宋太宗端拱元年）派魏庠出使安南，加封黎桓为检校太尉，进邑一千户。990年（宋太宗淳化元年）派宋镐出使安南又加封黎桓，特进邑千户。993年（宋淳化四年）派王世则出使安南，封黎桓为交趾郡王。在黎朝初期，双方尚保持着友好和睦相处的关系，这就具备了黎氏树立君主专制的外部条件。
黎桓为确保其地位，开暴君治国之始。自称至高无上的天子，一切权力集中在帝王手中，凡任命大小官吏均听命于黎口，对于反叛的封建贵族一律处决不赦。如阮匐、丁佃、范盖的部将及其亲族均全部斩首。
当时黎桓仍承袭丁朝的军事组织。把全国分为十道、每道十军、每军十旅、每旅十卒、每卒十伍、每伍十人。十道之首仍由黎桓担任。这样军权在握，开军事封建贵族专权之始。
黎桓仍仿唐朝官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中央和地方官制。史曰：“以徐穆为总管，知军民事，赐侯爵，范巨备为太尉。”[⑤]黎桓下令全国分为十道，每道下置州、府、县、社。所有官员均由黎氏任命。黎桓天福四年（983年）下诏，仿唐建筑格式，大建宫殿。“造百宝千岁殿于火云山，其柱裹以金银。东建风流殿，西建荣华殿，左建蓬莱殿，右建极乐殿，次构火云楼，连起长春殿，其侧起龙禄殿，盖以银瓦。”[⑥]在京师华闾城大兴土木。天福五年（984年），又驱使数千劳动者为其“造舟江中，以竹作假山于舟上，号南山，遂设竞渡礼”。[⑦]为此调动大批人民作为奴仆为帝王和官员服役。
黎桓好色，妻妾成群，宫女成行。他有十一子，各有众多妻妾，良田千顷，过着豪华生活。而黎桓的生活更是糜烂不堪，挥金如土，肉林酒池，每至深夜，歌舞宫女相伴，纵情欢乐，从而开创了越南历史上帝王拥有“三宫六院”之始。
黎桓晚年，其十一子各封为南封王、东成王、中国王、开明王等等。1005年黎桓病故，诸子争夺王位的斗争十分激烈，一度“国中无主，东城王败，奔占城，为其所杀”[⑧]。据史所载：“先王诸子争位，国中扰乱。”[⑨]史又云：“黎桓既死诸子争立，各集人马，散设寨栅，官属离析，人民猜惧。庆集等（即指叛臣黄庆集、黄秀、蛮音等——引者）以不从驱集，戮及亲卒（族）。”[⑩]南封王黎龙钺是黎桓第三子，倍受其庞爱，黎桓死时遗言，命黎龙钺继承王位，号中宗，但即位仅三日为开明王黎龙铤所害，国内又陷入混乱。
1005年（宋景德二年）黎桓的第五子开明王黎龙铤篡中宗而自立为王，“号卧朝王，王有痔疾，卧以视朝”[(11)]。1007年（宋景德四年）黎龙铤作国王后的第三年在政治机构上推行“定文武官制，一遵于宋”[(12)]。在中央到地方实行大宋中央君主集权制度并继承父志将专制君主制大大向前推进一步。据史书所载，其一，黎卧朝年仅22岁，专横暴戾，残暴不仁，恣意戏弄臣民。史曰：“王性好杀人，有临刑用茅缠以火烧之。又使优人廖守心，持钝刀而解之，以迟其死，如此数日，其人哀号痛切。守心戏曰：汝不惯受死，王大笑以为乐。”[(13)]其二，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动战争，获胜所得战俘均戏弄而处死。史曰：“征伐所得俘虏，悉驱于水牢，潮涨呵呷而死，或使登高木而伐其树，树之颠人坠死矣，以为乐。”[(14)]又如“初伐按洞获蛮俘，令仗之，蛮人痛亡。”[(15)]黎卧朝南侵驩州所获蛮族“纳于囤中焚之。”其四，黎卧朝得知支宁江中多蛟，命令宦官抓人，“乃系人于舟侧，往来中流，令蛟害之。”其五，残害忠良，玩弄朝臣，以此取乐。史曰：“又削甘蔗于僧统郭卯头上，佯为失手，伤卯头流血，王大笑，或夤夜杀猫，赐诸王食，食毕以猫头示之，诸王皆呕吐。”其六，听信谗言，以乱朝政，诸王反叛，国王下令讨伐，祸国殃民。史曰：“每视朝，则使优人喋喋其口，以乱执政之奏事，又以守宫为脍，以与人相争而食。诸王叛，王讨平之。”[(16)]其七，随意出兵征讨边州，并将俘虏杖击，而取乐。黎卧朝景瑞元年（1008年）又对周边少数民族发动战争，以此夺取土地、财物和人马。史曰：“景瑞元年，王亲征都良、渭龙二州。俘蛮人马数百匹。使人以杖击蛮，因痛甚，蛮大呼，误犯大行讳，王大笑，命再击之，蛮人复呼屡犯，王甚喜。又讨爱州，俘其人，作囤置其中而笑之。”[(17)]由此可知，这个专制暴君黎卧朝在位仅四载，其残暴行为乃是越南历代君主中所罕见。所以我们说前黎朝是越南封建中央集权君主制的肇端和封建暴君之制的开始，乃历史事实。
二 前黎朝是越南对外扩张领土和侵略邻国的开端
黎桓即王位之后，野心勃勃，多次向中国边境挑衅，杀人越货，侵占领土，但大宋均无回击。当时宋朝建国初年国势较弱，它一方面要全力治理五代十国遗留下来的混乱局面，恢复经济，巩固政权；另一方面又要应付北方辽、金和西夏的侵略，无暇南顾。可是一贯受宋代册封和保护的安南黎朝统治者，却“乘人之危”，屡寇边境，烧毁庐舍，抢劫财粮，杀害边民，侵占领土，成了宋朝一大忧患。
为了两国的友好和睦关系，到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仍然遣使“进封（黎）桓交趾郡王。”以稳定安南国内的社会秩序。可是黎桓不念宋朝的好意，却在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派兵寇边，制造事端。史曰：“然黎桓性本凶狠，负阻山海，屡为寇害。”[(18)]宋太宗派使节到安南咨问黎桓，而黎桓却傲慢无礼，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地派兵侵犯中国领土。据《宋史》所载：“至道元年（995年）春，广南西路转运使张观、钦州如洪镇兵马监押卫昭美皆上言，交州战船百余艘寇如洪镇，略居民，劫廪实而去。其夏，桓所管苏茂州又以乡兵五千寇邕州所管绿州，都巡检杨文杰出走之。”[(19)]但宋朝对黎桓如此猖獗行为，只是采取“太宗志在抚宁荒服，不予问罪”[(20)]的宽宏大量的睦邻政策。对此事件安南史书亦有评述：“天应二年（995年），……遣杜亨如宋报聘，时宋惮于征役，帝（指黎桓）负山海阻固，稍纵边民侵掠宋境。是年春，宋广西路转运使张观、钦州如洪镇兵马监押卫昭美皆上言：交趾战船百余艘寇如洪镇，掠民居，劫廪食而去。是年夏，我苏茂州又以乡兵五千侵宋邕州，为都巡检杨文杰所击而还。宋帝意在抚宁，不欲用兵，置之不问。”[(21)]但黎桓生性好斗，野心颇巨，对宋朝和好态度骄慢不理，并大言不惭地说要向中国作战，进犯大宋疆土。可是宋太宗仍在至道二年（996年）复遣使李若拙送诏书，“以美玉带往赐桓”。“若拙既至，桓出郊迎，然其词气尚悖慢。”[(22)]并且狡赖不承认曾侵犯中国如洪镇，对宋使臣说：“向者劫如洪镇乃外境蛮贼也，皇帝知此非交州兵否？如使交州果叛命，则当首攻番禺，次击闽、越，岂止如洪镇而已！”[(23)]对此事件越史也有记载：“应天三年（996年）……宋复遣李若拙赍诏书及玉带来赐。既至，帝郊迎，慢不为礼，以示高异。谓若拙曰：‘劫如洪镇，乃外境海贼也。皇帝知此非交州兵否？若使交州叛命，当首击番禺，次击闽越，岂止如洪镇而已！’”[(24)]李若拙当面严正指出：“今既蛮贼为寇害，乃是交州力不能独制矣！今发精兵数万，会交兵以剪灭之，使交、广无后患。”[(25)]黎桓无法抵赖，只好“愕然避席，曰：‘海贼犯边，守臣之罪也，圣君容贷，恩过父母，未加诛责，自今谨守职约，保永清于涨海（指中国南海——引者），因此望顿首谢。”[(26)]越史对黎桓忏悔之言亦曰：“言讫，顿首谢。”[(27)]黎桓虽当面承认罪过，绝不敢再侵犯中国领土，但不久又食前言，寇我边界。及至其子黎龙铤继承父志，又派兵侵略中国边陲。例如，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史曰：“广南西路言，入钦州交趾蛮人劫海口疍户。……诏督安南捕贼。”[(28)]在黎龙铤死前夕（1009年10月），仍向宋朝请求互市于邕州，可是广西道转运使上奏宋王，不能允许黎龙铤派人到邕州交易，因为他们会在互市之际，侵犯中国领土。据史所载，交州黎志忠（中国赐给黎龙铤的名字）“且求互市于邕州，本道转运使以闻，上曰：‘濒海之民数患交州侵寇，承前止许廉州及如洪寨互市，盖为边隅控扼之所，今或直趋内地，事颇非便。’诏令本道以旧谕之。”[(29)]中国边防的宋朝官员深知黎龙铤多谋，必须防备其突然侵犯中国边境。当1009年，黎龙铤“为其下所杀”时，“交趾乱，……于缘海州军经度镇抚。”中国宋朝下令海州军队严防交州乱世之际侵犯中国边陲。
总之，前黎朝统治越南二十余年相传仅二代，却不断地侵略中国边土，其行为是后来越南大多数统治者所因袭。前黎朝亡后，李朝续之，李朝从第二代（李佛玛）、三代（李日尊）、四代（李乾德）等国王起，对中国的侵犯变本加厉，肆无忌惮。他们认为宋朝软弱可欺，“有以量宋”，“入寇请地数数可见。”[(30)]不绝于书。
三 前黎朝是越南立佛教为国教并作为统治人民的有力工具之始
越南的佛教是中国隋、唐时期传入的。中国隋、唐时代佛教的禅宗两派传入越南时，以毗尼多流支为首的一派于公元6世纪末叶传入越南，其中心是在今河北顺城的法云寺；以毋言通为首的一派于公元9世纪初期传入越南，其中心是在今河内城郊扶董地区的建初寺。当时的中国安南都护府鼓励佛教在各地大兴寺院。史载交州有88座寺庙和21个著名的道观，这些古刹部分保存至今供游人观赏。
寺院拥有庞大的庙产地和众多的佃农供给僧人使用，养有大批的僧侣。全国形成一个较大的僧侣阶层，他们多数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重要知识分子。高级僧侣既参与朝政，又普及佛教经典和儒学，对越南文化事业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佛教经吴、丁两朝有所发展，但都没有将佛教以君主命令形式作为全国上下信仰的重要教派，也没有意识到把佛教作为统治国家的重要工具。只有到前黎朝黎桓时才把佛教树为国教，从君主到庶民皆以信佛为荣，把佛教提高到崇高的地位。黎桓将一些著名的僧侣提拔到中央，作为参政的重臣。君主下令大兴寺院，从而全国寺院林立，钟声彻夜，香火不断，佛教势力极盛。
黎大行重用占城人马哈父子，给予优厚的待遇和幽静的环境，从事佛经翻译；同时黎大行及其子多次派高僧到中国请经，“如宋求三藏经，得之”。黎大行在同宋朝的外交关系中，高级僧侣既是如宋的使节，又是佛法宣讲者。例如，黎朝著名的高僧洛顺和吴真流，常以外交家的身份负有接待大宋使者的重任。为迎接宋使节，黎大行及其子举行隆重的迎接仪式和设宴款待，君主亲自到郊外迎候并祝酒洗尘。当时最有名望的万行和尚，不仅是黎朝廷的重臣，而且往往向君主进谏，黎氏颇为重视他们的进言，万行和吴真流和尚又是安南历史上著名的诗人，其诗句流行全国，至今尚有数首被越南学者所背诵。例如僧万行的诗仅保留的一首是：“身如电影有还无，万木春荣秋又枯，任运盛衰无怖畏，盛衰如露草头铺。”吴真流的一句诗是：“始终万物皆虚空，会得‘真如’体自如。”黎朝的佛寺、佛塔、佛像遍及全国各地，其建筑风格与中国雷同，是东方建筑形式的宝贵遗产，对越南历代建筑形式颇有影响。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黎桓被称为篡君，为了绝丁朝之事迹，将丁琏于973年在京师华闾修建百余根石柱子（刻有佛经）加以破坏，并改为黎氏佛经柱（即黎皇经场），以为黎家传名。
总之，从前黎朝开始，越南历代均把佛教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作为治理社会的支柱之一和遏制人民行为的意识形态之一，这对他们治下的社会治安有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陈重金：《安南史略》（越文）第3章《前黎朝》，第92页。
②《大越史记本纪全书》卷之一，《黎纪》。
(34)《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一。
⑤参见《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之一，《黎纪》。文中对“总管”注释曰：“唐官名，事掌军政。黎仿唐制，置官又兼领民事”。
⑥ ⑦ ⑧ (11)《越史略》卷一，《黎纪》。
⑨《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一，《黎纪》。
⑩《宋会要》，《蕃夷》四。
(12) (13) (14) (15) (16) (17)《越史略》卷一，《黎纪》。
(18) (19) (20)《宋史》卷四百八十八，《交趾传》。
(21)《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一，《黎纪》。
(22) (23) (24) (25) (28)《宋史》卷四百八十八。
(26) (27)《大越史记全书》本卷一，《黎纪》。
(29)《长编》卷七十二。
(30)参见张镜心：《驭交记》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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