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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着许多反面论调，人们还是普遍认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比较优势的发挥，尤其是大量出口以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生产的商品。以此为据，他们认为中国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将其作为出口的主导产业，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以获得大卫·李嘉图在几百年前所定义的比较利益。无论是从一名商人还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人们都愿意这样做，因为这种行为的结果是人们能得到更多的使用价值或更多的满足感。然而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经济理论研究者都能直觉地预见到这种分工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尤其是当他们的祖国在垂直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下游地位的时候。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不同的经济学家群体里对自由贸易才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拟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公民的身份出发，来评价“比较利益论”这一主流学说，并希望从对这一学说的批判中获得有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合理结论。
一、传统理论回顾
贸易能够带来利益的思想是由亚当·斯密最早提出来的，在其传世巨著《国富论》里，他嘲笑了那些以金银为财富的重商主义者，因为那些人认为，只有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保证尽可能多的货币流入，才能增加财富，符合本国利益。斯密对这种担心购买别国产品会带来财富损失的恐惧心理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一种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内生产时所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要在家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裁缝不会为他自己制作鞋子，而是向鞋匠购买。……在每一个私人家庭中的行为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如果外国能够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来向他们购买。”显然，亚当·斯密所强调的是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能给各国带来利益，而这种利益的基础是各国所具有的生产某种商品的实际成本绝对地小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因而被称为“绝对利益说”。
然而，斯密的学说很快受到随后经验事实的责难，因为随着英国工业的发展，世界上其它国家变成相对十分落后的国家，与英国相比，也许除了在对《圣经》尊重程度上无差别外，其他方面均落后于英国，在大多数商品的生产上都处于绝对劣势。既然如此，这些国家还可以从和英国的贸易中获益吗？还应从事国际贸易活动吗？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就是要回答亚当·斯密避而未谈的上述问题。他发展了斯密的思想，证明了只要产品相对成本在各国间存在差异，各国就能够专业生产各自的比较优势产品（即相对成本较低的产品），并通过贸易增进利益。
继李嘉图之后，比较利益理论继续得到发展，并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其中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伯尔蒂尔·俄林和他的老师伊利·赫克歇尔。李嘉图虽然指出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发生的原因是比较优势的存在，但他没有解释产生比较优势的原因是什么。俄林和赫克歇尔所做的工作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这一学说被称为“要素禀赋说”，通常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原理，可以概述为：不同的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比例，而不同的国家所拥有的要素比例是不同的。因此，各国在生产那些能够比较密集地利用其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的商品时，就必然会有比较利益产生。因此，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
综上所述，比较利益论和要素禀赋论的完整表述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了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差异，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差异又引起产品相对成本的地区差异，因此各地区应当集中生产密集地使用其相对丰裕生产要素的产品以获得比较利益。比如世界上只存在两个国家，印度、英国，分别拥有充裕的劳动力和充裕的资本。再假定只有布匹和机器两种产品，生产布匹需要大量劳动力，生产机器则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所以，印度应专业生产布匹，进口机器，英国则相反。因为在这种生产过程中，英国和印度均密集地使用了本国较为充裕，因而价格较低的生产要素，从而各自商品的相对成本较低，通过国际贸易，双方均可获利。
二、比较利益论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建国后至80年代初，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除了一些零星的外贸方针外，关于对外贸易的理论只存在于外国经济思想史一类的著作中，关于中国对外贸易基本上没有系统的理论观点。而且，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关于对外贸易的理论观点也基本上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作为贸易的主要功能。只有当这些观点与郑和下西洋的那个时代相比时，或许能显出点进步来。
80年代初，我国世界经济学界率先打破了僵化的学术氛围，以关于对外贸易的讨论为开端，发起了一场可以称之为“春雷”的经济思想解放运动，突破了以往停滞、僵化的思维方式。虽然部分学者仍然在陈旧的苏联模式里转悠，但大部分人在肯定李嘉图比较利益论的基础上展开了民主的、求实的讨论，其观点综述如下：
1.“比较利益论”以劳动价值论作为其基本立场和出发点有其合理的部分，在世界贸易中仍然在起着一定的作用，研究它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市场及其变化。但是，评价和研究“比较利益论”并不等于可以将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原则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作为一种经济学说的“比较利益论”和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指导原则是不能等同的。除了“比较利益论”外，我国的外贸理论研究还要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外贸理论，并将其系统化，从而为我国的对外贸易活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制订正确的指导方针，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2.另一种观点认为，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的“合理内核”已为马克思所吸收，而对其不科学部分或错误，马克思则予以了深刻的批判，并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下运用国际价值论回答了使李嘉图体系陷入困境的问题。所以，通过对“比较利益论”的讨论来探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外贸理论，其最好的结果是走了一圈以后发现自己回到了原点，即马克思主义。完善的马克思主义外贸理论已经可以让我们无须应用求异思维或借助其它理论来制订我们的外贸政策，只需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和丰富即可。
关于对外贸易的功能有三方面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外贸的作用在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进口主要是弥补我国生产建设中的物资不足、技术水平落后和消费品不能满足国内要求。这种观点从进出口商品使用价值的转换出发，是超进口替代战略和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外贸所必须、也必然具备的功能。
另一种观点认为外贸的主要功能在于节约社会劳动量，适应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扬长避短。按照这种观点，扩展对外贸易，使更多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不仅是为了换取我们短缺的物资，更重要的是大规模地介入国际经济分工体系。因此，必须把提高对外贸易的国民经济盈利性，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的作用放到应有的地位上。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以国际分工理论为依据，以比较利益论为基础，认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比较利益论是科学的。在等价交换的前提下，比较利益论可以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原则。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参与国际贸易，获取比较利益。
第三种意见则是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既要实现使用价值的转换，又要节约社会劳动或提高国民经济的盈利性”，即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中来认识对外贸易的作用。
上述各种观点中，对外贸易只被视作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其本身并不构成一种独立的发展模式或发展战略。事实上，对外贸易作为一种发展战略也只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才以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轨迹的惊叹和考察为基础而提出来，加以系统化论证，并为人们所认可的。在“东亚奇迹”出现以后，各国经济学家以不同的外贸倾向为基础，将后起国家的发展模式划分为“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两种，所谓“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是指工业为国际市场生产出口制成品的工业化过程。“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是指工业为国内市场生产从前需要进口的制造业产品的工业化过程。作为一种工业化过程被国内学者举荐时，我国初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以“窗口型”经济成份的发展为开端的。起初主要是针对深圳、珠海几个特区提出来的，后来慢慢地扩展，以至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被提出来，成为一种全局性的观点。推崇这种观点的学者往往认我们的邻居，即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已足以使我们打消顾虑。他们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体会，认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将可以打破我国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状况，促进经济市场化，通过世界市场增加企业的压力和发展动力，改变我国生产技术长期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的弊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切肤之痛的感受。与此相反的是进口替代战略长期遭受冷遇。
纵观我国外贸理论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对外经济贸易经历了一个“从奴隶到将军”的历程。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附属地位，发展到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进而成为工业化的决定性因素，最后深化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否对外贸易地位的变化过程就是比较利益论不断发挥其作用的过程呢？是否比较利益论已成为我国制定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成熟或合适的理论基础呢？这就是本文下面要继续探讨的内容。
三、对“比较利益论”的理论质疑
出口产品可以分为三类，即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技术密集型产品。第一类产品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提供，可称之为初级产品；第二、三类产品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提供，称之为制成品。
如果按照李嘉图的假设，仅以葡萄酒和棉布为例子来证明比较利益原理，英国和葡萄牙国民的前景将是很乐观的。因为人们可以消费更多的棉布，喝更多的葡萄酒，而这又不以任何一国既得利益的损失为代价，故可以将这一过程称为世界范围内的“帕累托改进”，实际上李嘉图的模型所得出的结论的确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国际贸易中众多的参与者是以成千上万尺的棉布交换一辆小汽车，而任何人都不能将这一交易过程视为不等价交换。当然，带有伦理学和民族主义色彩的经济学家除外。所以，事情发展的结果是一方既有足够的棉布，又有足够的小汽车；另一方却以越来越多的棉布换取越来越少的小汽车。从这一角度来看，“比较利益论”无疑是一种“强盗的逻辑”。按要素禀赋论可以勾划出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的基本画面：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发达国家主要进口初级产品，出口制成品，这些制成品也许是全部由发达国家生产，也许是由进口的初级产品经过深加工而成。
可以预测这种分工模式的前景是令人忧虑的，实际上，其实践结果也的确令人失望，它郑重其事地将世界分成了两个部分，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那些按本国的比较优势长期从事专业化的初级产品生产，并以这些产品的出口为主导经济力量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在资源禀赋论所引导形成的国际贸易格局下，丰富的自然资源只带来了贫穷和落后。为什么比较利益变成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呢？发展中国家的确获得了比较利益吗？这一道理可以从一则著名的寓言中来作一个反向领悟：当兔子精神很好，对睡觉毫无兴趣时，乌龟是跑不过兔子的，除非乌龟拥有一辆小汽车，而兔子是一个穷光蛋。
对于上述看似偏激的观点可以在理论上予以证明，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有两个重要假设：（1）完全竞争假设。（2）无规模经济假设。若将这两个假设与现实相对比，可以发现，对这两个假设的背离已将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贸易富国裕民的计划击得粉碎。为证明本文的观点，现假设：（1）X产业生产制成品，Y产业生产初级产品。（2）X 产业为垄断竞争行业，存在规模经济；Y产业为完全竞争行业， 不存在规模经济。（3）甲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为X产业，乙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为Y产业。
（一）短期贸易模型
假设在X产业存在固定成本TF与不变的边际成本K[,FT]（为FT 之斜率，由于斜率K[,FT]恒定，故X产业之边际成本不变）。
1.上述条件可以保证X产业存在规模经济。（1）如图1所示，X产业产品的市场结构为垄断性的，生产X产品，需先投入固定成本TF， 然后追加投入FT’，为边际成本。连接TT’后可以发现生产可能性曲线TFT’上的所有点的位置均在TT’这一斜线之下。所以可以认为，曲线TFT’不过是凹向原点生产可能性曲线的一个特例而已。（2）虚线TA的斜率（K[,TA]）就是X产品的平均成本。如图1所示，边际成本（MC）＝FO／OT’＝FB／BA＝tg＜FAB，当产量为Q[,1]时，边际成本之和为MC·BA＝（FB／BA）×BA＝FB。此时平均成本为（TF+FB）／Q[,1]＝（TF+FB）／BA＝tg＜TAB＝K[,TA]，所以，当X产品的产量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达到A点为Q[,1]时，X产品的平均成本为曲线TA之斜率（K[,TA]）。
由上述证明所得出的结论，可以看出，随着X产品产量的增加，TA的斜率将越来越小，从而平均成本也越来越低，故可以认为，X产业存在规模经济或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性质。
2.在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价格大于边际成本，即价格比率线P的斜率必然大于生产可能性曲线上FT’部分的斜率。当产量大于零且有利润时，均衡价格比率线必然与生产可能性曲线相交，即曲线P必然与TFT’相交。
图1反映了封闭状况下一国X产品的生产者享有垄断利润的状况。这时，过均衡点A的价格线的斜率较平均成本线斜率大， 即均衡价格大于平均成本。
3.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条件下的贸易利益来源。（1）竞争利益。规模经济要求市场上厂商生产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且厂商数目有限，这样就导致了不完全竞争。在引入贸易后，厂商有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同时竞争加剧，这来源于市场的扩大和厂商数目的增加。如图1所示，开展贸易后，竞争更加激烈，从而价格比例线偏转到TA，与平均成本线重合；再假设厂商在A点生产，此时TA为该国的预算线， 与社会无差异曲线交于A点，从而，该国的消费者便可以沿TA下移，进口X产品，出口Y产品，达到更高的福利水平。（2）平均成本降低。在封闭状态下，假设本国厂商按平均成本定价，在A点从事生产，以防范新厂商的进入。（见图2）开展国际贸易以后，加入了一个各方面情况一样的国家，由于凭平均成本定价，设本国退出X产业，外国厂商生存下来。这时， 本国厂商将从事专业化的Y生产，产量达到T，而外国厂商使X的产量扩大至Q[,1]，由于按平均成本定价，所以价格比率线由P[,1]旋转至P[,2]，两国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将达到C[,2]，比C[,1]更高。但由于X产品价格下降，故对其需求也增加。此时X的总供给又保持不变， 所以厂商必然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最终均衡点将是B与T’间的某一点上，而不会是B与A。
（二）长期贸易模型
长期贸易模型里，前面的一系列假设仍然适用，同时我们增加以下三个假设条件。
1.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增强。这一变化使发展中国家扩大市场的前景不容乐观。70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机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发达国家以维持就业、保护农业和重点产业、扶持新、尖、高技术产业、抵制不公平贸易为借口，重新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一般而言，最强烈的保护措施几乎都是针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
2.要素密集度逆转。所谓要素密集度逆转是指在发展中国家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在发达国家中已经或正在成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一现象的出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3.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的不可变性。这是指发展中国家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人不可能改行去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达国家从事制造品生产的劳动者却能改行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
假设1和假设2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越来越恶化，而制成品生产的不完全竞争性和初级产品生产的完全竞争状态使制成品的出口条件和初级产品的出口条件，形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在世界市场上的交易地位不对称。不完全竞争掩盖了价格对比较优势的标示作用，使不完全竞争性产品的价格高于其在完全竞争状态下的价格。这就使发展中国家在进口制成品时处于不利地位。同时，出口初级产品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中各自占据着为数不多的份额，其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性的，为了进口资本品以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它们之间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为了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它们竞相使用出口补贴、货币贬值政策。结果，这些只有在少数国家采用时效果才显著的措施在普及的过程与假设1、2一起，导致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和“贫困化出口”，发展中国家出口条件、地位与进口条件、地位的不对称性对发展中国家获取比较利益的自信心多少是一个打击。
假设3 的主要功能是使发达国家制成品生产者在提高其产品价格时丝毫不受“国家安全”这些观念的威胁。
以上这些分析均表明了在国际贸易长期模型中存在着一个可怕的“分割线”。
如图3所示，设初始均衡点为A，价格比率线为P[,0]，与P[,0]相切的无差异曲线为C[,0]。随着国际贸易的引入和国际分工的展开， 由于规模经济的限制，本国退出X产品生产，专门生产Y产品，此时外国将扩大X产品生产，当X生产扩大至T’时，两国消费者福利将达到最高点C[,0]’。这时，可怕的“分割线”也随之出现，即线段TT’，假设1、假 设2、假设3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假设一起导致了以下结果：一方面，在非完全竞争的状态下，并且Y产品价格不变时，X产品的生产者可以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提高产品价格，这时，对发达国家而言，最终价格线TT’将绕T’点旋转至P[,3]，这也是其预算线，此时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将达到更高的无差异曲线C[,3]。若Y产品价格如下文所示的下降，发达国家能达到的福利水平将更高。另一方面，若X产品价格不变，由 于完全竞争和上述分析所说明的“贫困化出口”，为进行资本积累及推进本国的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竞相压低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此时最终价格线将绕T点旋转至P[,2]，这也是其预算线，这时，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福利将下降至C[,2]，若X产品价格上升，其福利水平将下降更严重。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最终价格线达到TT’时，它一分为二，成为一条划分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可怕“分割线”，所以，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最终将导致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短期比较利益的获得是以发展中国家长期利益的丧失，而且，长期形成的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格局还会带来以下两方面的消极影响。
首先，规模经济的影响。存在规模经济的资本技术密集行业所生产的产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越大，其所获利益就越多。与此相反的是，初级产品生产以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为特征，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出口越多，所获利益越少，从规模经济中所获利益的不对称性成为比较利益实现的另一障碍。
其次，追求比较利益会丧失现代工业发展的动态收益。如果一个国家为获取所谓的比较利益而长期购买别国的工业制成品和出口初级产品，毫无疑问在短期内会增加本国的福利，但最终的结果是导致“分割线”TT’的出现，在国际分工中，本国成为初级产品的出口国和制成品的进口国，从而本国的现代工业将不能建立，而与工业化失之交臂，从而也失去了许多与现代化工业并存的诸多利益和持续发展的潜力，所以获取暂时的比较利益是以长期利益的损失为代价的，停滞的和低水平的经济结构是这种损失的具体化，为获取比较利益而进行生产，最终的结果是强化发展中国家低级的产业结构。
四、中国例证
从80年代初关于比较利益论的讨论开始，发挥比较优势便成为大部分经济学家提出其政策建议的理论依据，而中国改革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则理所当然地视为比较利益论指导下的成功，从而为比较利益论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理论与实践空间。在中国，比较优势行业往往是指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行业。但究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和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呢？回答这个问题，与从理论上对比较利益论进行证伪同等重要。
根据江小涓所做的分析，我国的出口商品数额与其劳动密集型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与行业规模也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二者与出口商品数额相关系数的平方分别为0.014和0.046，几乎不相关。而出口商品增长速度则与劳动密集程度呈现负相关性，相关系数的平方为0.156， 回归系数为-7.12，也即出口比例较小的行业和产品出口增长速度较快。 出口商品增长速度与基期出口额也呈负相关性，相关系数的平方为0.20，回归系数为-25.4，这说明基期出口额较少的商品出口增长速度较快。
由以上分析的结果可以认为：（1）从静态的角度考察， 某种商品出口额与其劳动密集程度和出口商品比重基本上不相关。（2 ）从动态的角度考察，某种商品出口增长速度与劳动密集度，出口商品比重和基期出口额呈负相关，即资本技术相对密集，出口占行业总产量比重较小和基期出口额较少的商品出口增长速度较快。
上述结论对理论界流行的关于比较优势的看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虽然不能说明我国的比较优势行业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至少说明了我国并没有按比较利益论所能产生的指导原则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与此同时，我国经历了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所以，从实践的论证功能这一角度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正好证明了静态的比较优势只能强化低级的产业结构，而在追求动态的多阶段总体利益时，能带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倘若我们继续以比较利益论作为制订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毫无疑问，我们将掉入产业结构停滞和低级化、长期经济利益丧失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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