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立[1]2000年在《时代的变革对会计的冲击——网络财务的勃兴》文中研究说明时代的变革对会计的冲击 - 网络财务的勃兴
方军雄[2]2004年在《公司治理视角下的企业持续经营研究》文中指出进入 21 世纪,人类社会逐渐过渡到信息经济时代,竞争的全球化(competition)、需求的顾客化(customers)和变化的常态化(change)成为信息经济社会的响亮招牌。在以“3C”为特征的信息社会中,企业竞争更加惨烈,姑且不谈竞争优势地位的丧失,年年岁岁又有多少企业关门歇业?竞争优势保持不易,能否维持生存也是一个大问题。“永续经营”、“百年老店”是企业家永恒的追求,现实却是生死之劫时时临头、出师未捷处处皆是,“无论此时你是多么繁盛、强大,只要是一个经营着的企业,生死存亡的挑战终归会或早或晚的叩响你的大门”。正如竞争的非稳定性是市场常态,持续经营不确定也是企业的常态,任何一个企业在任何一个时点上都存在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Boritz,1991),差别只是不确定的程度大小。企业经营失败不再是阿拉丁神话的瓶中魔鬼,而是真真切切的灾难!持续经营危机也不再是隐秘在角落不为众人所察觉的阵痛,而是横扫全球的令人心惊胆战的瘟疫!问题是,为什么面对相同的剧变有的企业能够生存下去,有的只能销声匿迹?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能否预先察觉企业危机的来临?如何才能改善企业的持续经营?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通过对企业持续经营的研究、危机产生恶化机理和表征的分析,可以帮助人们预先察觉危机的来临,从而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以避免危机的发生或者最大限度的降低危机可能带来的危害。也许因为影响企业持续经营的因素繁多,而且企业持续经营对不同因素的敏感性又不同,企业持续经营研究依然处于缺乏理论的“资料驱动型”研究阶段(陈晓、陈治鸿,2000;王强,2002)。但是,复杂、困难不应该成为企业持续经营研究属于缺乏理论的“资料驱动型”研究的理由,因为如果没有概念基础(即理论基础)的铺垫,回归模型得到的仅仅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威廉斯,1984)。因此,只有通过对企业运作机理的分析、企业持续经营演进的透视,识别、归纳出影响企业持续经营的关键因素,我们才能够提高判定和预测企业持续经营状态的能力,据此建立的预测模型才具备外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企业持续经营研究也才能脱离“资料驱动型”的原始阶段而进入科学的阶段。 持续经营状况财务质地经营质量治理效能 图 1 企业持续经营三因素模型 在阅读、评述和汲取管理、会计和审计学科方面的经验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扣住企业生死脉搏的 FOG(财务质地、经营质量和治理效能的英文缩写)三因素模型,财务质地(Finance)是企业维持生存的直接动因,经营质量(Operation)和治理效能(Governance)是企业维持生存的基础力量,其中经营质量是企业维持生存的内在基础,治理效能则是企业<WP=7>维持生存的内生动力,三个关键动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影响着企业的生存状态,任何企业的持续经营都是财务质地、经营质量和治理效能共同作用的结果。无疑,企业持续经营三因素模型为分析企业危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理论框架,不仅有助于企业持续经营研究摆脱“资料驱动型”的困境,而且可以提高创业者和经营者避免和缓解危机的能力。1 主要贡献和创新(1)、本论文首次提出了企业持续经营三因素模型。财务质地、经营质量和治理效能等三个关键动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企业的持续经营状况,前者是企业持续经营的直接动因,后两者则是企业持续经营的基础力量,其中经营质量是持续经营的内在基础,治理效能则是持续经营的内生动力,各层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决定企业持续经营的三因素模型。企业持续经营三因素模型为分析企业危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理论框架,不仅有助于企业持续经营研究摆脱“资料驱动型”的困境,而且可以提高创业者和经营者避免和缓解危机的能力。(2)、从企业危机演化的动态观出发,我们首次比较完善的提出了企业持续经营危机的两阶段模型:危机出现预测模型和危机恶化预测模型,并分别建立了显著优于传统基于财务指标的持续经营风险预测模型和持续经营风险恶化预测模型,进一步拓展了持续经营危机研究的空间,也提高了研究的实用价值。(3)、我们第一次基于比较严格的理论推导和经验数据,提出了“首次亏损”作为持续经营出现高风险的标志(替代变量)。2 局限和未来研究方向本论文发展的企业持续经营三因素模型构成理论的内核,由于治理效能、经营质量和财务质地三个核心因素的不可观测性,在我们实证研究中检验的只是一些比较粗糙的替代变量,而不是理论内核本身,这影响到了该理论的“可证伪性”。未来的研究应当从三类因素入手,寻找更为恰当的替代变量。3 论文框架本论文从布局上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导言部分,较为粗线条的描绘了当今世界各国企业生存面临的严峻状况,引出了企业持续经营不确定的世界难题,然后分别阐述持续经营危机研究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最后介绍了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体系。第二章文献回顾部分,以企业理论和会计理论为经,以国外的经验和中国的实践为纬,较为全面、深入地梳理了国内外与企业持续经营(自生能力)相关的文献,评价了企业理论和会计理论在持
李晗[3]2007年在《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防范法律制度》文中研究表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随着金融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剧以及金融创新的日益活跃,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其产生和发展是全球金融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我国金融业由“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中的必然选择。我国目前虽没有有关金融控股公司的专门立法,但在实践中,早已存在诸多真正意义上的、且形式多样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业是特殊的高风险行业,而金融控股公司往往采取由母、子公司形成的“集团控股”式的组织形式和结构,进行跨行业、跨地区的多种金融业务经营,加之其一般规模较大、经济实力雄厚,对一国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就使得其风险极具特殊性和复杂性,成为风险的高度聚合处和汇集点,对一国的金融安全与稳定意义重大。在我国目前尚缺乏有关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客观情况下,研究和探求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防范法律制度是我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的历史性选择,更是我国入世后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的客观要求。我国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防范法律制度的构建是一个多层面、多元化的复杂系统,不仅需要来自于以国家权力为依托和支撑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作为金融控股公司风险外部防范的主体,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的内部防范,即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也极为重要,此外,为了使金融控股公司风险内、外部防范法律制度协调运作,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非常有必要建立和健全我国金融行业协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自律性管理制度。建立和健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风险外部防范法律制度,应借鉴世界其它国家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客观实际,建立和完善我国金融控股公司预先承诺法律制度;监管协调、合作法律制度;责任加重制度;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法律制度。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风险内部防范方面,应具体建立金融控股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的制衡法律制度;建立有效的董事会制度:激励、约束及业绩评估法律制度;完善中介机构法律制度;建立和健全风险识别与评估制度;完善财务控制和审计监督制度;构建“防火墙”制度。在我国金融行业协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自律性管理制度方面,应主要建立和完善金融行业协会内部合作、协调制度;金融行业协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提示制度;确立行业协会独立的法律地位,明确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以及建立和完善其他相关的法律制度。
常国良[4]2006年在《近代上海商业教育研究（1843—1949）》文中提出1843年上海开埠揭开了上海历史的新篇章，它开始由一个国内埠际贸易港口向国际化商业大都市转变。“以港兴商，以商兴市”，商业是上海在近代迅速崛起的根本。在商业的带动下，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牢固地确立了在全国多功能经济中心的地位，昔日的“小苏州”变成了今日的“大上海”。它不仅是全国外贸中心，还是全国金融中心、轻纺工业基地和交通运输枢纽。 上海近代商业教育与近代上海发展相伴随，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城市的近代化进程。它以前近代的学徒制和“商之子恒为商”的世业传承制为历史基础，以开埠为契机，以开埠后的商业近代变革为依托，在开埠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近代上海商业教育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世纪后期近代商业教育的萌芽期，以买办所受的商业社会教育为特征：一是二十世纪近代商业教育的发展衍变期，该期除了商业社会教育红红火火，继续发展外，更主要的是商业学校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代表了近代上海商业教育的主体和发展方向。 首先，在19世纪后期产生的商务英语教育和买办等新式商人在商业革命实践中所接受的商业社会教育，标志着近代上海商业教育的萌芽。开埠后中西贸易的直接导入，改变着闭锁时代上海外贸的狭隘格局，改变着国内埠际贸易的结构，以致改变着上海整体的商业架构。上海传统商人群体随之发生深刻变迁：一方面是外商和买办成为上海商人群体中最新、最活跃的成员；一方面是传统华商群体出现新的特点、新的趋向，开始向近代衍变。上海买办阶层的异军突起最能说明这一时期上海商人群体的变化。根据中外经济史界的最新认识，有理由认为买办是中国最早具有近代属性的那批新式商人。他们所受的教育及成长历程在19世纪后期上海近代商业教育中最具有代表性。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中外经济往来的逐步加深，上海兴起“英语热”，沪上英语培训班和夜校一类的商业英语教育机构大量涌现。买办一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学习商务英语以获得荣登利路的捷径，另一方面在“中西商业资本主义”的革命实践中通过耳濡目染接受深刻的商业社会教育。英语教育和买办在商业革命实践中接受的社会教育代表了上海近代商业教育在萌芽期的基本情况；其在现实条件、学习内容和实施方式等方面已经显示出与前近代商业教育不同的时代特征。但它在对专业商业知能的传授和增强商人团体凝聚力的商业道德教育上的无能为力，又显示出萌芽期上海近代商业教育的致命弱点。确切地说，它是20世纪商业学校教育产生前的一种过渡形态，具有新旧粘和的发展特点。 近代上海商业学校教育诞生于20世纪初年清政府的新教育改革。它既是商业近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商战”思想长期酝酿催生的产物。民初职业教育运动兴起前，初等商业学校是商业学校教育的主体；这段时期处在政治鼎革之际，政府无暇兴学，商人及其团体便成为
郭俊[5]2013年在《民国《银行周报》（1917-1949）研究》文中提出1917年5月在上海创刊发行的《银行周报》“为我国银行界最早之言论机关”,也是民国时期最为权威的一本金融类刊物。它依托于上海银行公会,按照学术期刊的格式进行编排,其间不乏对学术问题的探究,也有对实务问题的分析,不乏对金融知识的介评,也有对其他经济问题的分析。它重视前沿金融理论的介绍,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评论。它关注发达国家金融问题,通过研究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金融问题来吸取经验。它注重我国金融问题的分析,探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机构、新金融制度以及金融改革。它关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析来解读民国时期政府的宏观政策能力和宏观政策手段。本文试从期刊创办的情况以及所涉及的内容,对其进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以期来展现民国时期我国金融思想脉络和特点。将史料与经济学的方法相结合,来考察期刊的学术贡献、历史影响极其现实价值。文章首先对《银行周报》进行了总体概况分析。《银行周报》于1917年5月创办,至1950年3月停办,以周刊的形式出版,期间从未有任何间断,共发行34卷1635期。周报以“报告金融消息,研究经济事情,俾供银行业者之参考。”为其宗旨,将金融实务与经济学、金融学理论相结合,体现出实用性与学术性相容的办刊特色,体现出《银行周报》在民国时期的金融学界的权威地位。《银行周报》有其强大的编作者阵容,编者团队大多具有银行工作的实践经验,作者群体涉及十分广泛,大都具有海外留学背景。《银行周报》的文章涉及诸多领域,其反映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济理论、西方国家金融问题、我国金融问题、我国宏观政策问题以及合作经济问题、农村经济问题、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问题等。在对《银行周报》的整体框架描述之后,本文第三、四、五、六、七、八章分别对上述《银行周报》所涉及的内容进行分析,以期从中剖析出其反映的金融思想、经济思想。第三章分析对象是《银行周报》中关于金融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期刊涉及金融理论的考察和金融思潮的分析。笔者就分别对此进行研究,并从这些文章的介绍和评论中,寻找出当时这些金融基础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路径,以及这些理论对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和对现实学术研究的启示。笔者以为,就历史作用上来看,《银行周报》上关于金融基础理论的文章能很好地反映民国时期现在金融思想发展的变化；就现实价值来看,《银行周报》上关于金融基础理论的文章,为我们现在研究金融思想提供了极大的史料支持。第四章以我国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分析。期刊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我国金融机构概况的考察、金融业务的分析。笔者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金融业务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评述,并以此勾勒出当时我国金融的整体状况。关于我国金融业务方面问题的研究,笔者以为有以下三点启示：一是《银行周报》上关于我国金融机构问题研究的文章,为研究现代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二是《银行周报》关于金融业务问题的研究,为研究现代合作金融和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文章的第五章以我国金融体制与金融改革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分析。期刊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我国新金融制度的考察以及我国金融改革的分析。关于我国金融体制与金融改革问题的研究,笔者以为有以下三点启示：一是《银行周报》上关于我国新金融制度问题研究的文章,为研究现代金融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二是《银行周报》关于金融改革、金融制度分析,其中不乏有直到今天还有可供参考的意义。文章的第六部分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问题。期刊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我国货币政策研究的考察和我国财政政策研究的分析,并期望通过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业务析,来把握民国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思想脉络。通过这一章的分析,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启示：其一,现代宏观调控不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产物,早在民国时期已有较为完备的宏观调控手段；其二,民国关于通货膨胀的调控手段和方式,放在当前政府宏观调控中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第七章以其他国家的金融问题为分析对象进行分析。所涉及的国家区域或国家主要有：日本、欧美以及俄国等。笔者以这些区域或国家的金融问题为考察对象,进行分析和评价,并从中总结出这些区域或国家的先进的金融思想。对其他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给笔者有以下两点启示：一是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完备的金融机构体系为其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二是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为我国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第八章对《银行周报》所反映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分析,笔者分别对经济理论问题、我国合作经济问题、农村经济问题以及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问题进行了分析。通过这一章的分析,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启示：一是《银行周报》上关于经济理论的文章能很好地反映民国时期现代会计理论的传播的情况以及新兴学科财政学传播的情况；二是合作经济形式在民国时期已较为发达,厘清它的发展脉络,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合作经济。在文章的结语部分,笔者对《银行周报》进行了总体考察,分析了《银行周报》积极影响因素,即它的学术贡献、历史影响以及现实启示,同时也考察了《银行周报》存在的局限性,以期达到客观评价的目的。
李娜[6]2013年在《北京政府时期山东市民社会初探（1912-1928）》文中研究表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不存在真正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西方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是作为国家的对立面存在的，而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建成的初衷是调谐官民关系，以民治辅助官治，既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又相互矛盾、摩擦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近代发展中确实出现了类似于西方市民社会的社会现象。民国初年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基本上处于软弱涣散的状态，为市民社会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临时约法奠定的民主共和深入人心；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西学东渐，民主自由意识觉醒，再加上报纸和舆论界的宣传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比晚清时期的“雏形”更成熟，更具代表性。工商业者、买办、绅商、自由职业者、青年学生等市民群体纷纷建立自己的团体或组织并参与社会活动，如商人组织商会等。市民社会组织对内实行自治，有自己的一套运行体系；对外则体现在与国家的关系上：一方面对国家具有特殊的依赖性，双方保持着较好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对国家产生一定的制衡作用，这种复杂的关系在市民社会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活动上有所体现。北京政府时期的山东地位显著，不仅是传统文化积淀很深的省份，而且不同程度的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一个兼具保守性与开放性的省份。在实业救国思潮和政府政策支持的影响下，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暂时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活跃起来，各种社会团体兴起，市民群体积极活跃于国家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使民初山东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烟台，青岛和济南作为山东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其市民社会发育较完善，商会等社会团体通过各种途径展现了自己与国家既互动又对抗的一面。市民社会从清末的雏形到北京政府时期发展到高峰，从中可以看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可以发现在现代化的发展中市民社会的软弱性和急躁性，其在发挥自己作用的方法上主要选择的是社会运动，而较少参与到市民自治制度的内部建设上。由于市民社会轻内部自治制度完善而重社会运动，导致中国的市民社会发展并不成熟，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市民社会逐渐走向下坡路。但不难发现，北京政府时期的市民社会较晚清时期有较大发展：首先，市民群体队伍壮大，尤其是自由职业者队伍的扩大，使市民社会基础更加牢固；其次，在争取权利的斗争中，市民社会取得较大胜利，较之清末，对政府的制衡作用加强，争取到一些权益。第三，各个市民团体之间由分散走向团结合作，共同争取民主自由权利。北京政府时期的市民社会较清末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不难发现中国的市民社会是精英的市民社会，这正是为什么中国无法形成像西方一样与国家对抗力量的根源，仅仅依靠少数的精英是不可能建立强大的市民社会的，只有使广大的国民都解放思想，摆脱专制思想，才能真正实现民主自由的市民社会。
尹行[7]2011年在《《债务重组》准则对ST类上市公司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自1998年财政部首次颁布债务重组准则以来,我国债务重组准则经历了2001年和2006年两次修订。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在内的一整套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标志着中国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正式建立,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加速中国融入全球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2006年债务重组准则能否有效规避1998年准则应用时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该新准则在实际应用当中还存在哪些新问题,如何合理、可靠地运用新准则,成为准则颁布后的研究重点。主要针对《债务重组》准则对ST类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进行研究。首先,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将新《债务重组》准则与2001年准则在主要内容和实质原因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然后,以规范研究方法,提出我国现阶段债务重组中存在的问题。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选取新准则发布后A股市场2007年实施债务重组的ST类上市公司作为主要研究样本,并选取该类公司2008、2009年相同数据作为比较,分析新准则对发生债务重组的ST上市公司在短期偿债能力、长期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获利能力以及公司业绩的影响。最后,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债务重组》准则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时代的变革对会计的冲击——网络财务的勃兴[D]. 穆立. 天津财经学院. 2000
[2]. 公司治理视角下的企业持续经营研究[D]. 方军雄. 复旦大学. 2004
[3]. 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风险防范法律制度[D]. 李晗. 湖南大学. 2007
[4]. 近代上海商业教育研究（1843—1949）[D]. 常国良.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5]. 民国《银行周报》（1917-1949）研究[D]. 郭俊. 武汉大学. 2013
[6]. 北京政府时期山东市民社会初探（1912-1928）[D]. 李娜.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7]. 《债务重组》准则对ST类上市公司的影响研究[D]. 尹行. 天津财经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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