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学思想研究与民族精神——兼谈20世纪中国史学的近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民族精神论文,古代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332(2004)02-0051-07
要重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研究、进一步发掘史学的民族精神，特别是在新世纪全球 化趋势下，努力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坚持和发展包括史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品 格，是十分迫切的任务。这一点可以从上个世纪中国的史学近代化谈起。
关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思考
20世纪100年的中国史学，经历一个艰难曲折发展的历程，从20世纪初，中国史学发生 了相当的变化，即通常说的开始了史学近代化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史学转型的历程。世 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历史学在时代大潮中，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学人对此深有感受。 (注：30年代，李则纲在《史学通论·序》说：“现在的世界，正急向转形方面趋走， 许许多多的学问，固然发生动摇，而最难支危局的，更莫如历史学。我们知道历史这件 东西，曾做过上帝和僧侣的傀儡，曾充过帝王和贵族的侍役，曾被除颂为帝国主义的护 符。然而时代的转轮，已准备把历史学过去的一切的劳绩和光荣吞噬下去了。历史学旧 有的产业和荣誉，既势难持续；就历史学本身讲，也应和转形期的时代协调，另辟新的 局面，肩起人类的最大任务，为社会作学术的前锋”。商务印书馆，1935年9月，第1～ 2页。)中国史学近代化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
一个世纪过去了，留下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史学的近代化能不能理解只是“西化” 问题，近代化过程中还有没有一个民族性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或者说中国的古典史学 在近代条件下还有没有价值；把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联结起来，人们常说的“与世界史 学接轨”，但这是不是说，只是中国传统史学消极地向世界史学靠拢，而毫无作为?等 等。
这些问题，同样也是21世纪史学要解决的问题。在今天当代全球化趋势的情形下，这 些问题更为严峻地被提出来了。
因此，讨论上个世纪的史学近代化问题的研究，其意义十分明显。限于篇幅，这里只 能简要地说一说自己的想法。
要讨论史学近代化问题，必然要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所谓史学近代化的内容是什么；
二是史学近代化的阶段是指那一段，至少20世纪100年不能笼统都称之“史学近代化” ，那么，中国史学近代化究竟是指哪一个时段；
三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历程给我们留下怎样的思考，特别是对于发展21世纪的史学有 怎样的启示的意义。
在我们看来，上个世纪100年史学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大阶段。大致说，以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新中国建立为标志，把这之前的大约50年，作为第一个大阶段。这一个阶 段可以称之为中国史学的近代化阶段。这无论是从中国历史学或者是就世界史学来说， 都可以说得通。史学变化与中国历史进入近代社会发生的变动联系在一起，又是受到当 时世界史学潮流深刻影响的结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的史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因此不好再称之为史学近代化。大陆与台湾的祖国海峡两岸，以及90年代末以前的港 澳地区的史学，经历不同的发展途径，但民族文化的根系，又使得海峡两岸的史学存在 内在的联系。
前50年的史学近代化和50年代以后的史学变化不同途径的出现，构成20世纪变动不拘 而又错综复杂的史学景观。
约50年史学近代化又可以分出两个小时期。从20世纪初至五四时期、第一次大革命时 期，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第一个时期。
钱玄同在逝世前谈到1884年以后中国学术变化，他是以1917年作为变化的标志，说： “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 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钜。此新运动当分为两期，第一期 始于民元前二十八年甲申(公元一八八四)；第二期始于民国六年丁巳(一九一七)。第二 期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1]。这和以1919年的 “五四”运动作为标志，或者以二十年代和三四十年代划分史学近代化为前后二个阶段 ，大体是相当的。
20世纪初年，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和《新史学》(1902)的发表，标志中国史 学进入史学近代化的阶段。史学近代化潮流中不同的流派的思想有同有异。相同处是他 们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史学主张，和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不同的是他们思想差异带来 的主张上的分别。从文化上说，就其相同处说，可以归结为以下诸端：
提倡民史，反对君史；
以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变化为主要的思想观念更新；对旧史学的观念多方面的批判；
提倡进化论，反对历史循环论、历史倒退论；
提倡新体裁，反对旧体裁；史书编纂体裁的多样化，纪传体的体裁基本退出了史学舞 台；以章节形式撰写史书，成为流行色。摒弃了原来史学的所谓的史法、史例。
提倡社会文化史、反对单一的政治史的史学格局；历史研究重心的转移，从政治史的 研究为重点转向文化史研究的倾向出现；
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如诗文证史法、推论源流考史法、二重证据法、计量方法、历史心 理的研究法，语言比较研究的方法，等，提倡用明白易懂的语体撰写史书。
学术期刊出版与学术交流、争鸣加强。等等。
这些都是以前史坛所不曾有的现象。史学近代化涵盖了史学思想理论、历史研究的对 象、历史研究方法、史书编纂形式、史学传播的形式等各个方面，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 。史学近代化是中国史学一次全面的更新。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变化是起着主导的作用。西方史学思潮影响史家对历史的解喻， 历史理论与方法论变化，导致对历史材料重新审视与利用。近代史著与古代史书最大不 同的是历史观点上的变化。历史进化论对中国通史、古史及断代史研究与史书编修产生 多方面的影响。夏曾佑与刘师培同样讲进化论，但所编的史书却有不同着眼点。柳诒徵 的《历代史略》又是一种类型。其后，吕思勉、邓之诚、周谷城、缪凤林、钱穆和范文 澜等，写出不同的通史，他们的历史观点、政治倾向以及治史兴趣，在史著中反映出来 。
五四以后，中国近代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阶级阶层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明显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传入中国，因此史学近代化与20世纪初年的新史 学相联结又有新的内容。
把史学近代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可以看出，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不同的治史的 途径。各人经历不同，同一个史家一生的治学主张可能有不同的变化。我们选择梁启超 、顾颉刚、刘咸炘、何炳松人物来分析，很可以看出中国史学近代化中不同的情形， 也可以说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不同途径。
(1)梁启超是史学近代化的代表人物，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张，概括起来，是从“ 史界革命”到“史之改造”，再到对当年提出的“史界革命”进行“忏悔”。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特别是1902年，发表《新史学》，他打起了“史 界革命”的大旗。这篇文章是进行史界革命的檄文。他从理论上指出史界革命的必要性 ，论说了史界革命的方向与内涵，提出新史学的理论。在他看来，传统史学已经到了非 革命不可的地步。古代史学的弊病的病源有四端，就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 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以上四弊而又 生出二病，即能铺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由这样的六弊又给读者带来的恶 果：难读，难别择，无感触。
《新史学》一文阐述他的历史进化论基本观点：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 ，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例公理者也。这是 梁启超在史学理论探索上最有生气的方面。第一点，是把历史与自然放在一起考察，认 为历史社会与自然运动虽不同，但社会与自然都是在进化之中。“进化之大理，不独人 类为然，即动植物乃至无机世界，亦常有进化者存。”社会进化明显体现在人群的活动 方面。
还有一点，他提出了史学功能问题。史学功能用他的话说，就是：“历史者，以过去 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在这一方面，中国传统史家似乎也没有可取之处。他感 叹：“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中国前此之无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 无真史家，亦即吾国进化迟缓之一原因也。吾愿与同胞国民荜路蓝缕以辟此途也。”
梁氏的史界革命，基本否定了几千年传统史学的价值。(注：文中引《新史学》，见《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到了20世纪20年代，梁氏写出《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 百年学术史》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著作，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其思想变化的 大概。梁氏不再提史界革命，而主张“史之改造”。从“革命”到“改造”，很能说明 新史学思潮的重大变化。“夫使一国国民而可以无需国史的智识，夫复何言。而不然者 ，则史之改造，真目前至急迫之一问题矣。”(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 史之 改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0年代的梁启超似乎革命的锐气少了，但多了一点认真思考，对传统史学不能一概否 定，他意识到：“要之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 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至其持论多有为吾 侪所不敢同者，则时代使然，环境使然，未可以居今日而轻谤前辈也。”他充分肯定清 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万斯同《历代史表》、黄宗羲《明儒学案》与赵翼的《 廿二史札记》以及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作品。对中国学人在方志与对域外史的研究也 作出了肯定性的分析。又说：“我国史学根柢深厚既如彼，故史部书之多亦实可惊…… 要而言之，自左丘、司马迁以后，史部书曾著竹帛者最少应在十万卷以外。其质之良否 如何，暂且勿问，至于其量之丰富，实足令吾侪挢舌矣。此二千年来史学经过之大凡也 ”。显然与二十世纪初年新史学对旧史学大张挞伐是不同了，但他又不是全盘肯定。
梁启超经过一段反复，他把新康德主义、柏格森的人格主义以及中国的王阳明心学与 印度的佛学混合在一起，最后他又一手瓦解了他早年的新史学理论。
(2)顾颉刚古史辨派的疑古史，发明古史层累地造成的学说，动摇传统史学的根基。这 是史学近代化的又一条路径。
史学近代化是对传统史学的封建性的否定。近代新文化疑古思潮与古代的疑古思潮一 个重要区别，是跳出了经学争议的圈子，疑经不再是为了更好地尊经，它要反对旧文化 、旧经学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是要反对文化专制主义，要求解放思想；要打破三皇五帝 的黄金世界说。顾先生不满意崔述辨古史，其中的第一点是：“崔述著书的目的是要替 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辨伪只是手段。”所以，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 的辨古史。
顾颉刚先生提出了古史层累地造成的学说，既是历史观，也是认识论、方法论。关于 古史层累地造成学说，顾氏作了说明：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 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的状况。接着又提出古史四条观念： 1，打破民族出于一统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 ；4，打破古史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疑古史一开始以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史学，造成一时的轰动，但难以坚持下去。后来， 顾颉刚从疑古史到辨古书，努力研究古代文献以建设古史体系，它展现了史学近代化过 程中的另一条更新之道。
20年代后期，一方面是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体系解体了，重点转向方法论探讨方面。 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家构建“现代史学”、“新史学”。[2]同时，史学概论、通论 、方法论和史学史著述大量出现，其中包括相当多的译介作品。
(3)何炳松另启一条史学近代化途径。他输入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同时，又对中国古 代史学思想，对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进行研究，汇集中外史学以求新。这条路径，他在《 历史研究法·序》写了自己的想法。该《序》中写于1927年，他说：
唯吾国史籍，虽称宏富，而研究史法之著作，则寥若晨星。世之习西洋史者，或执此 为吾国史家病。殊不知专门名家之于其所学，或仅知其然而终不知其所以然，或先知其 然而后推知其所以然。此乃为中西各国学术上之常事，初不独吾国学者为然也。西洋史 家之着手研究史法也，不过二百年来事耳。然如法国之道诺(P.C.F.Daunou)，德国之特 罗伊生(J.G.Droysen)，英国之夫里门(E.A.Freeman)辈，或高谈哲理，或讨论修词，莫 不以空谈无补见讥于后世。至今西洋研究史法之名著，仅有二书。一为德国格来夫斯法 尔特(Greifswald)大学教授朋汉姆(Ernst Bernheim)之《历史研究法课本》(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出版于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五年)。一为法国 索尔蓬(Sorbonne)大学教授郎格罗亚与塞诺波(Ch.V.Langlois and Ch.Seignobos)二人 合著之《历史研究法入门》(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出版于一八九 七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两书之出世，离今均不过三十余年耳。
吾国专论史学之名著，在唐有刘知几之《史通》(中宗景龙时作)，离今已一千二百余 年。在清有章学诚之《文史通义》(乾隆时作)，离今亦达一百七八十年。其议论之宏通 及其见解之精审，决不在西洋新史学家之下。唯吾国史学界中，自有特殊之情况。刘章 诸人之眼界及主张，当然不能不受固有环境之限制。若或因其间有不合西洋新说而少之 ，是犹讥西洋古人之不识中国情形，或讥吾辈先人之不识飞机与电话也，又岂持平之论 哉?
又说：
著者之作是书，意在介绍西洋之史法。故关于理论方面，完全本诸朋汉姆，郎格罗亚 ，塞诺波三人之著作，遇有与中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固有之成文。书中 所有实例亦如之。一以便吾国读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见解之大体相同。初不敢稗 贩西藉以欺国人，尤不敢牵附中文，以欺读者，夸炫之罪，窃不敢承。襞积之讥，自知 难免。[3]
这是说，中国古代史学里史学理论、方法论著作不多，但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中国与 西方史家见解大体相同，也有不同。何氏声称：“不敢稗贩西藉以欺国人”、“万不敢 牵附中文，以欺读者。”他注意到西方史学方面的重大进展，在译介西方史学理论以及 史学方法论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在探索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理论与方法论方面，也做 出成绩。
他的主要著作有：《新史学》、《历史教学法》、《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 原作为[法]郎格罗亚、塞诺波的合著)、《西洋史学史》(与郭斌佳合译)、《通史新义 》、《浙东学派溯源》等，此外还有一系列论文。在近代输入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方面 ，他是有贡献的学人。
何氏指出，新史学的最后目的自然要求产生一部“尽善尽美的”全国国民都应该也都 够阅读的通史。这是巨大的文化工作，是一项振奋民族精神的工作。他说：这种在史学 基础上所做的艰苦的“打椿”的工作，不仅仅是中国史学界进步的现象，而且也十足地 表现出整个民族精神的努力向上![4]
关于何炳松的译介工作有功于史学近代化，朱希祖有评论，他为何译的《新史学》一 书作《序》，说：
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坏，断然不能建设。何先生译了
Robinson这部书，是很合我国史学界的程度，先把消极的方面多说些，把史学界陈腐不 堪的地方摧陷扩清了，然后慢慢的想到积极的建设方面去。所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是 很有功于史学界的。[5]
但应该看到，何氏主观意图要沟通中西史学，同样是没有融会成民族性的理论，只能 是中西史学的早期碰撞下的文化嫁接。他的述作重点是在译介上，其中方法论方面的内 容又是主要的。中国史学近代化是很艰难的，理论上完成不了近代化的任务。
(4)还有一批学人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基本上是依托中国古代学术，探索史学更新之 道。传统经史之学的印痕更深一些。
这里有刘咸炘、刘师培、蒙文通以及后来的柳诒徵大体可以归结在这一方面。
蔡尚思曾就史学把顾颉刚与蒙文通作了比较，说：
顾说可以叫做“时间的古史层累说”，蒙说可以叫做“空间的古史分布说”，顾氏在 疑古，推翻旧说；蒙氏在从古，分析旧说。顾氏比较是用歌谣小说的眼光去观察古史； 蒙氏比较是用经学的眼光去观察古史。顾说的适用并不限于古史；蒙说的适用却只限于 上古。同处是：用的都是比较法。[6]
我们作一归纳：
顾氏在疑古，惟翻旧说；蒙氏在从古，分析旧说。
顾氏比较 是用歌谣小说的眼光去观察古史；蒙氏比较是用经学的眼光去观察古史。
顾说适用并不限于古史；蒙说的适用却只限于上古。
同处用的都是比较法。
顾颉刚与蒙文通治史之差异，大部分也是路径之差异。
在这条道路上，又有不同情形。如刘咸炘“于学无所不通，尤专力于史”(注：徐国 光：《推十书系年序》。)，他以人为中心贯通生物，以哲理贯通天地生的各种事理。 刘氏提出史学是人事学，进而说明西方的历史哲学，他研究的西方学术的思想，相当广 泛，引用西方诸家说的有：马克思、培根、斯宾塞、柏拉图、桑代雅、叔本华，犬儒学 派、柏格森、罗素、孔德、霍布斯、尼采、黑格尔、康德、等。在方法论上，注意“理 论考证法”，此即逻辑分析法的研究，吸收西学如雷顿的《逻辑概论》、杜威《思维术 》、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等。
刘氏保持传统学术天地，又努力吸收西方学术之长，会通治史，他的《史学述林》与 《治史绪论》诸书明显反映出在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轨迹，是史学近代化过程一个途径。
总之，我们举例论说中国史学近代化，不同的史家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工作，都是有 贡献的。我们看出一个问题，指出古代史学不适应时代一面，由此，进行批判、分析， 以及译介、输入西方学理，这些在建设民族特点的史学是必要的，但仅此，仍然不能实 现更新史学的目的。
古代史学思想与近代史学理论的建构
我们可以看出，史家从不同的角度认同中国传统史学，成为他们把中国史学引向近代 化之途的的重要主张，学术途径异趋往往也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在自己的实践中， 体现出史学近代化的特点。一是从理论思想上，重新解读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推进近 代史学思想的发展。二是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进行创新。这有通史方面，有断代史、 专门史、世界史、国别史，以及历史文献的整理等各个方面。中国史学近代化的50年创 造出的业绩，在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有较为详细的叙述(注：《当代中国史 学》作1944年，是写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以后是中国百年史学的。对于20世纪上半期 的史学在该书中有详细的论说。)。
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把史学近代化过程的史学进步，归结为五个方面 的原因：一是西洋的科学治史方法输入；二是西洋的新史观输入；三是新史料的发现； 四是日本欧美汉学研究的进步；五是新文学运动的兴起。
几十年的摸索，近代学者努力对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介绍输入，但意识到，仅此不 够。邓广铭在《中国史学概要·序》中说：“近今之言中国学术文化者，莫不曰视彼欧 美，落后已甚，亦遂莫不戚然以忧，怵然以惧，皇皇乎谋夫急起直追之道。而于门类途 程之异，其应作分别观者，则多未暇措意究心。夫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政治、经济、 法律诸科，诚哉吾国之落后，而亟须奋力以赴，以谋方驾也。……至如史学一道，则吾 国之发展为独早，著述之繁富，体裁之美备，义法之精到，合现代泰西学人之论著以相 较，举不能超轶而居先，此则可视吾国之所嘎嘎独造，唯应继续发扬以保持其先进地位 于弗坠者，若必并此而亦舍其祖武，学步邯郸，则断断乎其不可矣。”(注：方壮猷： 《中国史学概要·(邓广铭)序》，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版。)
他们指出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十分丰富，应当利用这份资源，发展新史学，以体现整个 的民族精神。
再如陈登原，这位史学家著的《历史之重演》，在结论上也许还有不少可以讨论的地 方，但他试图结合中国古代史学思想，探讨历史的本质。他又试图从古代史学思想论说 历史的重演问题，分析历史重演有偶然的、或然的；造成历史重演有经济、环境、社会 风俗、心理学原因(注：上引见陈登原：《历史之重演》，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1 936年，第33、69、100、133页等。)。在探讨历史动因上，他是多因论者，有些提法也 不准确，但看出了是由客体事物的重演才能在史书中有重演反映。
应当特别指出，梁启超关于史学史的理论是全面构建近代史学理论的开山工作。他虽 然没有写出一部中国史学史，但他在《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构想史学史的做法，全面阐 述了对写史学史的看法。
首先，史学史研究是对旧史学批判的需要，又是对传统史学重新认识的需要。从根本 上说，史学史学科是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史学门类。近代史学家无论是批判 旧史学、建设新史学，都和从史学史角度对传统史学进行清理分不开。
其次，中国近代史学史出现是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的产物，是新史学的产物。
新史学提倡文化史，而史学史便是这其中的一门学科。梁启超把史学史放在文化史中 。这层道理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三的第四章中作了解说，说：
狭义的文化譬如人体的精神，可依精神系统发展的次第以求分类的方法，文化是人类 思想的结晶。思想的发表，最初靠语言，次靠神话，又次才靠文字。思想的表现有宗教 、哲学、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我们可一件一件的讲下去。
梁启超认为史学史最少应该包括四个部分：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 发展；四、史学最近的趋势。梁启超还是从中外史学比较中讨论。史官在外国也有，但 不很看重。中国史官很早设置史官，史官地位很受尊重。“中国史学之所以发达，史官设置之早是一个主要原因。”史家具有独立精神，地位同样是很受尊重的。梁氏还指出，中国史学史研究应当与观察史学发展的趋势结合在一起。史学最初与其它学问混杂在一起，到后来史学成为单独的学科，此后，史学还在分化。“中国史学成立以后的最大趋势就是如此。最初很宽，以后愈趋愈细”。这些，我在《历史学百年》中有详细的论说(注：参见拙作：《史学百年》总论第一、二、三章及分论的第十一章《史学史与史学理论》，北京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本文又有新的思考。)。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梁启超认为中国史学史很有做史的资格，“最简单也要写出一二 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
梁启超对中国史学史的理论与方法、内容与结构都作出了说明。表明了在中国史学近 代过程中，他比较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史学的价值。他在实际上，是要通过古代史学历 史的研究，总结中国史学思想的精华，以建构近代的史学理论。
结语：研究古代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
在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成为新时代的特征。但 全球化趋向又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在信息、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都能体察这种趋势带 来的影响，感受到它的震动。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这样的感受就更为强烈。在信 息上、科学技术上，在文化上，各个方面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全球化趋向的震动。“全球 化是中国学术界目前最重要的术语之一”。[7]
当代中国史学问题，至少两个点要考虑，一是史学的时代性，一是史学的民族性。这 是上一个世纪史学两个焦点，也是21世纪在全球化趋势下，史学发展的两大中心问题。
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应当把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联系起来思考 ，讨论中国史的进程，认识中国史发展的大趋势，讨论历史学建设问题。在全球化过程 中，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民族性的特点鲜明地体现出来。民族性从一 个重要方面，反映出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要求。
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影响，是互动的；在文化上，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是互补的。历史 研究者要充分认识并揭示这种关联。民族性是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的鲜明特色，民族历史 学建设对世界史学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中西史学理论是互补的也应当互补。20世 纪的史学近代化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就在此，只是21世纪史学又有新的时代内涵。当代史 学大变化，正迫使我们努力吸收中外史学的精华，迫使我们努力研究民族史学思想，使 我们的史学得到振兴。
中国古代史学思想有很多民族精神等待我们进一步总结。通过扬弃，中国古代史学思 想中的精华，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史学还是思考当代世界史学发展的有关问题，都是有重 要的价值。
——历史变化的“趋势说”。在认识历史过程发展上，在认识全球化趋势上，这样的 学说都具有重大意义。从韩非到马端临、王夫之，他们对这一理论都有重大贡献。
——历史盛衰论中的盛衰联系、“见盛观衰”思想，历史本身就是盛衰变动的，盛衰 相互连接，盛中有衰，衰可以复盛。一国一民族的盛衰又和周边乃至世界的盛衰变动相 互联系。
——认识历史兴衰的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理念。
——风俗人心关乎国之盛衰的观点。时代的风俗是一件大事，不可忽视。
——关注历史前途的忧患意识。每一时代的史学家、学人总是系念民族的兴衰荣辱， 体现出史家的时代责任感。
——历史运动的通变观。时代不断发展，一个时代的历史经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因 此，借鉴历史总是和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要注意现实的变化。
——天人相关的思想。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孤立看 社会发展要求，而忽视环境的因素，一定要受到自然的报复。等等。
上述专题正是我们要进行的工作。我们一步步踏踏实实地研究，一定会有大的收获。
总之，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民族的丰富的史学思想是非常宝贵的。今天我 们开展研究，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要求。
收稿日期：2004-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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