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安全架构的现状、趋势及中国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亚太论文,架构论文,现状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洲安全格局的概念含有特定历史阶段亚洲诸国综合国力对比现状，区域战略与外交的条块或纵横关系，以及各国在战略大局中的定位与定向等多层含义。”（注：陆忠伟：《科索沃战争对亚太安全局势影响》，《国际问题研究特刊》，1999年第9期。）冷战后，亚太安全格局经历着两种思维、两种构想的较量和斗争：一种是美国以冷战思维模式构筑的亚太安全战略，即以美国军事存在为基础，以双边军事同盟为依托，以多边机制为补充的总体亚太安全构想；一种是以亚太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为主的合作安全新模式，以东盟地区论坛为核心，已初步建立起第一轨道（即官方层次）与第二轨道（即非官方层次）的安全对话机制。近来，受亚洲金融危机及科索沃战争的冲击，亚太地区安全架构也呈现前者突出，后者削弱的倾向，使亚太地区的安全建设更加复杂而多艰。
亚太安全架构的现状及特点
亚太地区是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信仰、多地区差异的异彩纷呈的地区，较欧洲大陆和北美文化、价值观的趋同以及历史渊源的相似有天壤之别，因此冷战后，在欧洲已确立了以欧安会和北约伙伴关系为模式的安全机制，而亚太地区的安全框架仍未建立起来。
制约该地区安全框架建立的因素：一是大国林立，中、美、日、俄、印度及东盟各国，彼此关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素较多，利益交融；二是领土纠纷始终是阻碍亚太安全框架确立的主要因素，其他如历史宿怨、意识形态差异、经济发展结构性趋同等，都影响着本地区的安全合作。
因此，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尚处于各种力量重组，两种安全观的斗争激烈碰撞、交锋的时期，稳固的地区安全机制尚需各方努力，以促进该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目前，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冷战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部署初具轮廓并呈逐步调整、强化趋势，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得以加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阶段性调整，1990年和1992年，美国国防部先后发表两个《亚太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撤走美国驻亚太军队，建立以北美为基点，以日、韩、澳、菲为支柱的“扇形结构”“太平洋共同体”。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第三份《亚太安全战略报告》，改变了从亚太撤军的决定，继续在该地区驻军10万，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行这一战略，初步形成了冷战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1998年11月，美国发表新的《亚太安全战略报告》，确定了2015年前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基本政策框架和谋取手段，完成了从“战略对抗”到“战略威慑”，从“战略威慑”到“战略准备”的“两次结构性转换”。（注：张宏林、韩玉贵：《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与美对日、对华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3期。）
（二）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也服从于其“塑造——反应——准备”的全球战略构想，目的是通过对亚太安全事务的全面参与，建立一个“稳定、繁荣和民主的亚太共同体”。美国亚太战略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在亚太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并加强联盟力量。美国在亚太驻军10万，强调其在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即增强了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又可防止地区霸权的出现。同时，美国加强与其盟国日、韩、菲、澳、泰的双边关系，将其作为伸向亚太地区的“五指”战略，巩固美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在东北亚，日、韩启动双边军事合作，并分别与美国进行军事演习。1999年美日军事演习多达四次，加强了双边军事同盟，造成东北亚地区战略力量的进一步失衡，增强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和作用。在东南亚，美国加强与菲、马、泰、新加坡的军事演习。演习区域集中在中国南海海域，加强对东南亚的军事影响。在中亚，1999年5月，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签订双边防御合作计划，使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同盟体系延伸至中亚地区，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进一步合法化。
第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美国认为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对美国及其盟国安全利益的重大威胁，因而推出了不扩散和防扩散战略。在亚太地区就是防范朝鲜、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发展和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目前，美朝在核问题上的争斗远未结束，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试验，打破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为亚太局势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而印度在宣布其核武化方向不可逆转后，美国已转向防范印度扩散核与导弹。但科索沃战争使国际裁军、军控进程遭受重创，也将重新激发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
第三，防范地区强国的崛起。美国国防部1997年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明确指出，到2015年后，中国和俄罗斯可能成为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性对手。（注：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1997年5月。）鉴此，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俄罗斯仍是其遏制的重要目标，中国则是其主要防范对象。1999年美日实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开发计划，这是美国实施亚太战略，防范遏制中、俄、朝而采取的重大措施。
（三）以东盟为主的东盟地区论坛多边安全合作与对话势头继续发展，但多边安全机制尚未确立。冷战后，由于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建立，也萌生政治合作意识。1990年10月，澳大利亚外长伊文斯曾建议建立亚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以欧安会模式来解决新时期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加拿大也提出召开北太平洋安全会议的主张。日本则于1991年在东盟对话国会议上提出建立地区安全论坛。美国最初对以多边安全合作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不感兴趣，担心这样会限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危及其主导地位。但很快美国便把多边安全合作作为双边同盟关系的补充。1993年克林顿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时，将多边主义作为其构想的第四根支柱，希望能将政治和安全问题纳入APEC议程，但美国的做法不被亚太多数国家所接受。
然而，多数亚太国家希望通过对话合作谋求地区稳定，摒弃冷战思维。1994年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从形式上为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提供了一个场所，也是亚太地区惟一的官方多边安全论坛，如今成员总数达22个。ARF分三个阶段发展：第一阶段是建立信任措施，消除大国威胁；第二阶段是开展预防性外交；第三阶段是将ARF机制化，使之成为解决冲突的场所。ARF现已进入探讨预防性外交阶段。另外，大东盟建成后，1999年东盟首脑非正式会议形成了"10+3"框架，发表《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声明强调东亚国家“各自承诺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处理相互关系”。（注：陈占杰：《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发表〈东亚合作联合声明〉》，《每日电讯》，1999年11月29日。）强调加强对话与交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但是，“因为一些具体问题、敏感问题、地区安全政策和战略等大问题不宜纳入ARF中，因此，东盟积极促成非官方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将其作为第二轨道，补充ARF作为第一轨道的不足。”（注：陆建人：《东盟的新安全战略目标》，《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8期。）目前，已有多种第二轨道机制在运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94年初成立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由东盟及亚太共16个国家的学者和官员组成，仿效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及APEC的经验，发挥非官方不受约束进行对话的特点，提出建议供ARF决策时参考。CSCAP成立后，已为ARF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为其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东盟还主导成立了亚太圆桌会议(1987年)年会，由学者、专家和官员参加，议题广泛，涵盖整个亚太地区。另外，中国也为多边安全合作与对话作了有益的尝试，1997年，中、俄、哈、吉、塔五国签订“边境载军协定”，使五国7000多公里的边境地区形成一个安全带。
（四）大国关系博弈结构由单一向多元化方向转化。在亚太地区有众多双边与三角关系，它们构成了当前亚太地区的大国博弈结构。但这一结构的非对称性十分明显，以美日军事同盟关系为一边，非军事同盟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另一边，构成所谓“一条锁链、一条虚线的战略态势”，两股力量在亚太再次“历史性邂逅”。（注：陆忠伟：《朝鲜半岛与东北亚局势》，《当代亚太》，1999年第1期。）近年来，大国关系致力于“伙伴关系”建设，并经受了科索沃战争的冲击，进入新一轮调整、深化阶段，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一面较为突出。中美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俄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日致力于面向21世纪的“和平与发展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美日加强了已有的同盟关系，日俄宣布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1998年11月日本首相小渊访俄后，提出解决领土问题的新举措，达成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协议。（注：《国际资料信息》，1998年第12期。）
美俄关系在苏联解体后致力于建设“战略伙伴关系”，但因美国推行其全球战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伙伴”关系早已名存实亡，经受科索沃战争的重创后，两国正在修复冷淡的双边关系。
在双边关系中，中美关系被看作是亚太国际关系中的主轴，并且有成为大国关系中主要矛盾的迹象。1999年年初以来，中美关系在“李文和案”、国会考克斯报告、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等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中险些失控，到1999年11月双方在中国加入WTO方面达成双边协议，才使双边关系得以恢复。中美关系的“阴晴圆缺”，起伏跌宕，“成为考量亚太格局变化的主要标志之一”。（注：陈峰君：《金融危机后亚太格局的变化》，《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期。）在众多的三角关系中，中、美、日三角关系是亚太继续朝稳定合作关系发展的核心关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在新加坡演讲时说：“只有通过建立牢固的三角关系和进行密切合作，这三国才能实现在亚洲保持和平与安全所需要的那种程度的合作。”（注：[美]傅高义：《一步一步走向和平的亚洲》，《国际先驱论坛报》，1998年9月19日。）
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变化的特点
（一）美国在亚太安全合作领域的地位得以加强。20世纪末的两件大事，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使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领域都跃居领先地位，其一超地位得以巩固。美国是最大赢家，既挫伤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锐气，又巩固了其在东亚和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美国以美元、投资基金、高科技产业、政治强权为基础，形成了一种建立在信息化、全球化基础之上的四位一体的‘金融霸权’，再次确认了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强势地位。”（注：朱文晖、王玉清：《东亚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新格局》，《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1期。）科索沃战争表明美国的新霸权主义及强权政治抬头，这也给亚太安全投下浓重的阴影，使亚太安全格局产生了于美国有利的变化，美国将继续加强双边安全合作，抑制亚太地区大国崛起，维护其在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二）ARF的作用和影响有所削弱。第一，ARF的发展速度有所放缓。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作为ARF的倡导者，东盟国家均处于调整经济结构的艰难时期，国内政治对外交、国防的牵制很大，东盟对美国依赖增强，无意也无力大幅度推进多边安全对话合作进程。科索沃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也给东盟带来了负面影响，泰国和菲律宾外长已表现出应和西方的声音，使东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面临严峻考验。另外，东帝汶事件由联合国安理会出面调停，派驻多国维和部队，也是对东盟处理本地区事务能力的一个挑战。第二，东盟主导地位受到挑战。美国在如何维护地区安全问题上 ，对多边安全合作进程多有微言，甚至想与东盟分享ARF领导权。第三，美国等西方国家想利用ARF推销其“新干涉主义”理论。科索沃战争后，西方新干涉主义理论进一步“祸水东移”，向亚洲地区渗透，主张ARF应在维护“人的安全”及“国际关系准则”方面作出贡献。
（三）日本向政治大国迈出实质性步伐，并提升其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首先，加强自卫能力，充实自身军事力量。目前日本的军费开支已占世界第二位，每年达400多亿美元，武器装备也日趋发展，并决定自制军用侦察卫星等。其次，近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得势，国内政治“右倾”倾向突出，相继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物品劳役相互提供修正案》以及国旗国歌法，为日本干涉他国内政提供了法律依据，标志着日本安全政策由防守转为进攻。最后，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借助加强安保体制，尤其是加强日本在其中的作用，来增加对美国的发言权，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这与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相辅相成。”（注：周永生：《冷战后的外交与日美安保体制》，《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11期。）日本还积极参与TMD计划，提高自身军事现代化的水平。
（四）多边经济合作不畅影响多边安全合作。亚太地区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宗教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与北美、西欧相比，开展本地区多边经济合作的难度更大一些。因此，APEC所受的限制较多。APEC成立迄今已10年，虽在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重大问题上难以有实质性进展。APEC以“协商一致”为原则，但在重大问题上往往是难以统一、协调。在地区经济高速发展时难有作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APEC的局限性也充分暴露出来，使饱受金融危机重创的东南亚国家企盼援助的希望落空。地区经济合作尚且如此，地区安全合作当然会更为艰难。
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发展前景
从短期看，双边同盟关系在亚太地区安全中仍起主要作用，但从长远看，多边安全合作以及新型安全观仍大有作为。今后亚太地区安全合作将在安全观念、地区安全秩序、地区潜在热点问题及地区安全对话的主导权方面展开。
围绕运用何种安全观、形成何种地区安全秩序的斗争将继续进行，两种观念的碰撞将更趋激烈。一种是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提倡的，建立以新干涉主义为指导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地区安全秩序；一种是以中、俄、印度、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坚持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及以对话合作为主的新安全观。从发展趋势看，亚太安全主导权的斗争将更为突出。美国为推行其全球战略，在亚太地区也将会不遗余力地推行其新干涉主义。为将多边安全对话纳入美国的亚太战略，美国除了加强双边同盟和构筑东北亚多边安全架构外，也进一步谋求分享ARF的主导权。而亚太地区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俄、印度等大国对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有较一致的利益基础，东盟努力保持影响力，防止美国独霸亚太。俄、日、澳、欧盟也会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升其在亚太多边安全机制中的作用。所以，美国争夺亚太安全事务主导权的意识会加强，但也难以呈现独霸局面。
促使亚太安全论坛机制化是今后亚太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从理论上看，合作安全顺应全球化发展潮流，“承认双边关系可能继续是（至少在短期内）国家确保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主要手段。”（注：任晓：《从集体安全到合作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4期。）以合作来实现安全，用埃文斯的话说，“合作安全表明的是磋商而非对抗，确保而非威慑，透明而非秘密，预防而非纠正，相互依存而非单边主义。”（注：Gereth Evans,"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Intrastate Conflict,"Foreign Policy,Fall 1994.）从发展目标上来看，将ARF演变为管理和解决地区冲突的机制，填补亚太安全体系的空白，是当前东盟及西方国家努力的目标。尽管东盟无意将ARF演变为解决地区冲突的工具，但出于限制周边大国的需要和显示其有效的领导，东盟一些国家对于非约束性的、灵活的机制采取默许态度，如赞同扩大ARF预防性外交职能等。欧盟、加、澳、日等虽不再主张亚太地区安全照搬欧安会模式，但也积极推动ARF机制化，主张ARF设立常设机制，在“人的安全”和各种跨国问题上发挥“实际”作用。因此，随着预防性外交探讨的深入，机制化问题也将越来越突出。
多边安全论坛介入具体安全问题局限性很大，但新型安全观在亚太地区仍大有作为。从地缘政治看，多边安全论坛介入具体安全问题仍有局限。如朝鲜半岛、南海、台海和南亚问题均被视为亚太地区的潜在热点问题，因不同程度地牵涉大国利益、地区安全格局，复杂而敏感，难以将其纳入ARF框架内解决。从亚太地区政治多元化上看，新型安全观前景看好。针对亚太地区大国政治关系尚不稳定，一些冷战遗留的政治问题和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特点，双边同盟关系是一种对抗意识，只能引起同盟外国家不安全感和对抗意识，不符合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潮流。因此，面向21世纪的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应以谋求地区内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全为目标。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应重点推动以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的新型合作安全观，以增信释疑、对话沟通、合作互利、相互谅解的方式，从根本上消除地区冲突，谋求本地区内所有国家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中国在亚太安全合作中的作用和影响
中国对亚太地区安全合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既是亚太地区负责任的大国，也是新型安全观的积极提倡者和推动者，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在地区安全对话合作中的影响和作用不断增强。
一是针对亚太地区多样性的客观现实，中国提出了培育新安全观念、新安全方式的主张：即坚持以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国际公认的准则处理地区冲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对话合作，求同存异；坚持以和平手段解决国与国争端；循序渐进，协商一致。并据此探讨了“综合安全”概念，1996年由马来西亚、新西兰和中国为主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年会上《关于综合与合作安全第3号备忘录》概括了综合安全七项原则：综合、相互依存、合作和平安全与共同安全、自力更生、包容性、和平接触及好公民。“其生命力在于其包容性。”（注：楚树龙、彭春艳：《冷战后国际安全理论的发展》，《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4期。）从理论上为新安全观的探索作了有益的尝试。而在实际上，新安全观也为解决地区冲突的形式和方法提供了指导性思路。
二是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是新型安全观的具体实践。尽管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但回顾中国半个世纪的外交风云，目前的周边环境仍是建国以来较好的时期。近年来，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带动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是合作安全观的有益尝试。1999年8月中、俄、哈、吉、塔五国发表联合声明，推动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发展，对稳定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安全与稳定有重要意义。1999年7月江泽民主席访问蒙古，进一步巩固了中蒙关系，蒙古明确重申把发展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放在其对外关系的首要地位。中印关系也明显改善，2000年是中印建交50周年，中国应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使中印关系沿着正常轨道向前发展。中日关系目前虽沉闷冷淡，缺乏活力，但两国政府都重视构筑“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自1997年中国同东盟倡导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总体框架后，又与东盟成员国探讨并着手制定中长期双边合作计划。中国与泰、越、马、文莱均签署了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双边关系文件，带动与其他成员国的关系。另外，中国已原则上同意签署《东南亚无核区条约》议定书，这将使中国与东盟的政治关系有新突破。对南海问题也与东盟进行积极探讨，以显示中国增进了解，加强信任的诚意。
三是支持ARF在地区安全对话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近年来，中国积极推动ARF的发展。1994年中国首次参加ARF会议，提出地区合作安全五项原则和措施，并成为ARF建立信任措施工作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之一，还承办了1997年在北京举行的有关国际会议。随后又进一步提出有关建立地区合作安全体制的原则性建议。“中国还有意识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军方往来，增信释疑。”（注：陈峰君：《两种不同的安全概念与安全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11期。）
结论
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建立对于地区稳定与和平有着积极级影响。如何在亚太地区进行多边安全合作，如何使多边安全机制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多边安全合作是当前国际发展的重要趋势，利用得好，可以做到得大于失，培养互信和合作精神。为适应亚太地区多样性的特点，中、俄、印、东盟已在以多边安全合作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今后在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框架上还要做有益的探讨。因此，目前多边安全合作的意义在于通过广泛对话，促进地区内平等、信任与合作气氛的形成，今后多边安全合作应努力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准则的确立，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推动具体安全合作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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