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与虚化——图书馆学理论研究50年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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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顾梳理历史已成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热点。总观此类研究，大都注重条分缕析，着重总结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然而要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不仅需要进行横向的静态分析，总结阶段的特殊性，更要作纵向的动态分析，异中求同，把握整体的统一性，寻找出发展的主脉。本着这一思路，回顾分析新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50年的历程，笔者认为贯串着一条扩张与虚化的主线。正是这一主线，使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结出累累硕果，又使其滋生种种不足。
1 新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1957年是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重要一年。这一年发表论文近400 篇，达到了建国后的第一个高峰[1]。就质量看， 刘国钧先生的《什么是图书馆学》（以下简称《什么》），是建国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第一篇具有突破性影响的论文。由该文引发的讨论，是新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真正意义上的起点。
今天回顾这场讨论，明显发觉“论”尚不足，但说其“是一种低水平重复”[2]也有失偏颇。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 从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导致图书馆学演变的角度，客观回顾和评价1957年的那场讨论。
当年讨论围绕批评“要素说”而展开。从要素分析的角度来研究图书馆活动，是我国现代图书馆学的主要流派，始肇于1929年陶述先的《图书馆广告学》，经1932年杜定友的《图书馆管理法上之新观点》、刘国钧先生1934年的《图书馆学要旨》而完善成熟。然而，这种以个体图书馆为基础，局限于图书馆内部分析研究的学术思想，显然不适应以国家计划协调为特征的图书馆宏观管理体制和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新中国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的现状，对此加以扬弃已是图书馆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场讨论就是这一必然的具体表现。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对“要素说”扬不足而弃有余。更可悲的是，硬冠《什么》以“要素论”的帽子横加指责，以至讨论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轨道。
《什么》与刘先生30年代的《图书馆学要旨》相比，虽然还留有“要素论”的痕迹，但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什么》认为，“图书馆学就是关于图书馆的科学。也就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性质和规律及其各个组成要素性质和规律的科学。”刘先生显然清楚地看到新中国的图书馆学，不但要研究微观的图书馆，而且要研究宏观的图书馆事业；不但要研究具体的“组成要素”，而且要研究抽象的“性质”、“规律”。如果说30年代的“要素论”以图书馆个体为研究对象，探讨的是具体的要素，那么《什么》已经有了根本的突破，进入以图书馆整体为对象、探讨抽象概念的阶段。这与30年代的“要素论”有了质的不同。
与此同时，刘先生把图书馆学研究的范围也大大地扩大了。这种扩大不仅是十分明显地增加了关于宏观的“事业”研究和抽象的“性质”、“规律”研究，还包括具体“要素”的增加和变动。在《图书馆学要旨》中，刘先生认为图书馆的要素有四种：图书、人员、设备、方法。《什么》一文改为五种：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前后比较，变动有二：一是把“人员”明确为“领导和干部”；二是新增了“读者”。进一步比较，《要旨》中“人员”指“整理和保存这些原料（指图书，笔者注。）的”工作人员；而关于“领导和干部的研究，这方面涉及的问题有国家对图书馆事业领导的方式方法、图书馆行政领导的方式方法、干部培养的方式方法、干部应具备的知识等等。”很清楚，后者除保留了前者的基本内容外，主体转向研究图书馆事业建设与管理。这表明，刘先生努力地想从理论上阐明建国后图书馆事业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新课题。同样，增加“读者”这一要素，也体现了刘先生的图书馆学思想正努力追随着时代的发展。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同年文化部和教育部分别召开全国公共图书馆和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加强读者工作，为科学服务。刘先生“读者”要素的提出，顺应了这一要求，反映了新中国图书馆职能的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可见，作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代，同时又是新时代的第一代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面对新中国图书馆事业飞速发展的现实，图书馆学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新的学术观点已初步形成。《什么》在原有的“要素论”基础上，开始推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人面向个体向关注宏观演化，从分析具体要素向探讨抽象理论深入，同时相应地增加了研究内容，扩大了研究范围。《什么》迈开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虚化与扩张的第一步，是新中国图书馆学理论当之无愧的奠基之作。
2 “矛盾说”和“规律说”的产生
1957年后，图书馆学论著数量逐年下降，研究趋于萎缩，形成了新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第一次低谷。但是，图书馆学研究并没有完全停滞，这一时期的研究主力是伴随着1957年的那场讨论开始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新一代图书馆学家。他们的研究在建国初的历史背景下，很自然地受苏联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思想的影响，基本上全部否定了他们的前辈从西方图书馆学引进的东西，而他们的视野又只能局限于国内。但尽管如此，这一代图书馆学家还是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黄宗忠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首创的“矛盾说”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观点。1962年，黄先生在《武汉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试谈图书馆的藏与用》。该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将图书馆的全部具体工作归纳概括为“藏”与“用”两个方面，在剖析了各自特征和相互关系后，提出“藏”与“用”构成了图书馆活动的特殊矛盾，它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矛盾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余波直至80年代初，并且演化出多种不同的观点。“矛盾说”的价值在于第一次将哲学方法较好地运用到了图书馆学研究上，为摆脱《什么》一文尚残存的实体性研究开辟了较科学的道路。“科学的跃进往往取决于研究方法的成就”[3]。 正是从这一意义说，“矛盾说”的诞生具有里程碑的性质，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发展到了科学抽象的阶段，在此之后，才出现了以纯学术理论为内容的基础理论研究。
“矛盾说”的演化直接导致“规律说”的产生。“规律说”源自《图书馆学基础》一书。作为文革后第一部图书馆学专业的统编教材，《图书馆学基础》对促进图书馆学复苏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一种学术观点，“规律说”并不能令人信服。它提出了一个命题，却没有阐明（事实上也无法阐明）这个命题的具体内涵；只是用一个极为宽泛因而似乎也更为正确的词语，概括替代了各种矛盾之争。所以“‘规律说’其实不是规律说。”[4] 这就注定了“规律说”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发展过程中只能扮演一个匆匆过客的角色。
实际上，“矛盾说”和“规律说”都力图找出制约和决定图书馆活动的根本因素，但它们都忽视了图书馆作为一个机构，它追求的最优化目标应该是满足它所属的社会的需求，因此寻找制约和决定的根本因素不能局限于图书馆内。也就是说，“矛盾说”和“规律说”虽然已经摆脱了图书馆实体工作的局限，但却没有跳出图书馆的范畴，没能从更高的层次——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图书馆，没能摆脱载体的束缚从更深的层次——信息、知识的角度来考察文献的传递交流。因此，即使“矛盾说”，虽已有科学理论和方法，并从图书馆具体工作中抽象出“藏”与“用”这一对主要矛盾，却仍不能迈出最后的决定性一步，最终陷入各类矛盾之中，不能自拔。这是时代的局限。在社会封闭思想僵化的年代，谁也无能为力。
3 新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第二个高潮
图书馆学研究形成新的冲击发生在80年代。这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前所未有的春天，是新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欣欣向荣的事业提供了研究的实践源泉，蓬勃发展的专业教育输送了大批人才，思想解放的春风和改革开放的大潮带来了世界各国新的学术思潮，特别是著名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和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 带给了图书馆学研究崭新的指导理论和哲学方法。天时、地利、人和，催生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许多新的观点，造成了所谓图书馆学无统一“范式”的现象。有人对此非常看重，把它视为衡量图书馆学能否成为真正科学的主要标准[5]。笔者认为，由于有了新的共同理论方法， 人们对图书馆活动有了更深的认识，并在三个方面形成了共识：
首先，对图书馆活动的实质认识已趋统一，并且在理论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应用。包括：文献是信息、知识的载体；文献利用是社会信息、知识交流的主要形式；以文献收藏与利用为主要任务的图书馆是整个社会信息、知识传递交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研究的角度有了根本的转变。这一时期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最鲜明的共性，就是研究者“突出了只在图书馆内部进行微观考察，着眼于置身整个社会系统”[6]。虽然，我们今天重新阅读这些论著， 可以明显地发现它们大都仅仅是在传统图书馆学理论的基本框架之上，增加一章阐述诸如信息、知识、情报、文献之类内容的文字（当然详细取舍各种观点有所不同），但这种现象的出现，真实反映了这一时期许多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的某些不足：或对图书馆工作实践了解不够，或对新理论方法研究不深，或两者有之，从而为这次研究高潮的虎头蛇尾设下了伏笔。
最后，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不同观点，发现它们具有共同的研究基础，所有的观点几乎都或明或暗的建立在“交流”这一概念之上。图书馆学的交流理论源于美国，近年来有人对此已有专文给予精辟的评介[7]，而汉语中交流“彼此把自己的供给对方”[8]的字面意思，既能保留图书馆服务工作的具象，又满足了理论深化所需的抽象，成了把已被公认的新理论方法与图书馆的现实活动有机联系起来的最佳契合点，正适合对图书馆活动进行新的深层认识和抽象演绎，因此理所当然的充当了本时期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大厦的基石。
建立在这些共同之处上的研究，不只停留于对图书馆工作的表层描述，而是极力去探讨和挖掘图书馆活动的深层本质。在探讨和挖掘过程中，由于认识重点的不同和偏离，产生了许多不同观点，比较重要的有：“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和“中介说”。“文献交流说”的认识重点在于交流的对象，并从交流对象的角度框定学说的研究范围，故从事文献交流的图书馆、情报所、档案馆、出版发行机构等，皆在研究之列；“知识交流说”的认识重点在于交流的实质，对交流的物质形态则基本忽略，着重对交流对象内涵的深层发掘和抽象提高，并以此为基点来探寻图书馆活动的本质；“中介说”的认识重点在于交流的机构，探讨的是交流机构的本质属性，通过特殊（本质属性）把握普遍（一般属性），进而认识图书馆活动特征。
应该说上述观点都不乏精辟之说，然而，所有观点都没能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引向深入，在不知不觉中几乎都无声无息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停滞不前的原因很复杂，但理论的创立者在处理理论与现实关系时表现出的不应有态度及采取的错误策略无疑是重要因素。研究者过早地醉心为长期缺乏理论色彩的图书馆学营造宏伟的理论大厦，期望在完整系统的理论指导下，促进我国图书馆的快速发展。这样的研究思路，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造成研究重心偏离，在专注自身体系的构建，轻视甚至无视实际现状，最终陷图书馆学于封闭性理论的陷阱。这样的研究思路还导致研究追求不切实际。研究者期望提供一个在任何时间、地点、条件下都能够适用且自圆其说的终极答案，忘记了我国图书馆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发展最不平衡的馆情。加之研究者浮躁心态作祟，使得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脱离了我国的基本馆情、特定时期的国情，因此也就难以指导图书馆实践去正确面对严峻的挑战、把握前所未有的机遇、迎接正在与可能发生的脱胎换骨的变化。
4 80年代后期图书馆学研究步入低谷的原因
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虽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高潮迅速消退，但理论研究热点却层出不穷，各种讨论接连不断，可以说是50年来最热闹的时期。然而，这不仅不意味着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恰恰兆示我们的理论研究又步入了一个低谷。只不过这次低谷并不表现为理论研究的沉寂，而是表现为研究缺乏中心议题，呈现广泛分散的状态。
综观这一时期理论研究，大致集中在两个领域。首先，表现为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宏观现实问题的关注。研究热点始终追随着事业发展的步伐是这一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鲜明特点。诸如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图书馆管理体制改革探讨、图书馆特色服务讨论，直到近年来的知识经济等等，每个都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其次，表现为对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空前关注。在国内图书馆这方面较落后的情况下，理论研究者对国外图书馆运用信息技术情况和因此而导致的变化特别关心，介绍文章连篇累牍。研究内容的变化，表明图书馆学理论已从面向理论体系构筑的自我完善性的封闭式研究中解脱了出来，研究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宏观事业问题的探讨和对国外图书馆的介绍，表面看来似乎没有直接的关联，但实质上研究的价值取向是相同的，都是期望能影响政府职能部门的决策管理。这样的研究内容和研究价值取向又一次大大拓宽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天地。
然而，透过热热闹闹的表层，我们发现，理论研究真正发挥了作用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对此，一些同志认为是因“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重心的错误”所致，斥之为“人为地自我制造着热点和焦点”[9]的行为， 并对比’96北京IFLA大会的讨论专题，得出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逐渐偏离了世界潮流和时代的要求”的结论[10]。这种把理论不能很好地指导现实归罪于研究内容，特别是简单地与国外相比有失偏颇。从80年代中后期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图书馆事业确实产生了滑坡，对此进行研究是完全正常和非常必要的，由此构成的“‘中国特色’的讨论和研究”是我国图书馆现状的反映，无可非议。同样，在图书馆正发生前所未有变化的时期，介绍先进国家图书馆已发生的变革，未雨绸缪，供将要发生变革的国内图书馆借鉴，也很有现实指导意义。脚踏实地，放眼世界，这一时期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两大主题不仅不是偏颇，而是最突出的成就，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前所未有的清醒和追求的显露。再则把责任归咎于理论研究者不仅有失公允，而且会掩盖决策部门的责任，最终使我国的这类研究只能是纸上谈兵。如果说理论研究者有责任的话，主要表现为研究的深度不够，满足于对日新月异的现象（问题）作浮光掠影般的介绍，缺乏概括提炼，因而也就缺乏普遍的指导意义。最后，对理论指导实践还有一个正确期望和认识的问题。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图书馆发展的不平衡。因此也就难以有一律的发展模式，期望理论研究者提供一个能解决各地区、各系统、各层次所有图书馆问题的“终极真理”本身就是对理论不现实的苛求。事实上，对许多现实问题，理论研究者提出的解决办法或方案往往比实际工作者更缺乏可操作性，理论研究只能提供一个基本的原则。而且由于理论固有的先进性，基本原则往往带有一定程度的超前。由于是在先进图书馆基础上的超前，对我国绝大多数图书馆而言，理论就显得脱离了实际。这是理论的长处，也是它的局限。
从50年代“要素说”到60年代的“矛盾说”，至80年代“图书馆应该是什么”的命题应运而生，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被动的诠释型向能动的创新型的转变，这是图书馆理论研究的一大进步。不深刻地认识这一点，就不能对这一时期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作出正确的评价。
5 虚化与扩张——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主旋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50年的发展作如下概括：从对图书馆物质实体的要素分析起步，先概括具体工作，逐渐虚化，抽象出图书馆活动的矛盾研究，再完全虚化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探秘，完成“图书馆是什么”的命题，进而转入宏观研究，探讨理想的图书馆模式，力求解答“图书馆应该怎样”的命题。这种研究似乎很具体，但与要素分析不同，是螺旋式发展后更高层次的具体，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完全虚化的研究。伴随着虚化的过程，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呈现出一种强烈的不停息的扩张态势：研究视野由馆内扩展到社会；价值取向从单一发展为多向；内容在业务实际上又增理论思辨；范围从传统的图书馆学扩大到整个文献信息领域。
虽然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虚化和扩张过程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但必须客观地指出理论虚化和扩张已经而且可能继续对学科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问题。
首先，虚化加剧理论与现实的分离。由于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导致图书馆事业发展参差不齐的现状，这种现状有愈演愈烈之势；由于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相对落后，汲取其他学科和国外图书馆学的理论知识来促进滋养；由于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队伍从整体上说素质不高，加之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急功近利的倾向，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综合作用，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极易与现实分离，研究的虚化走向无疑对此又起着推波助澜作用。
其次，恶意扩张造成主体被淹。恶意扩张有两种表现：一为相加型，即图书馆学理论+其他某学科理论，许多冠以图书馆××学的即为是也；一为包括型，即把一些相对独立的学科都包括在图书馆学范围。从总体上看，表现为学科无目的的全方位膨胀。恶意扩张具有极大的危害，它造成图书馆学充斥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赘疣。长此以往，主体被吞噬淹没，如癌细胞吞噬正常机体一样，图书馆学将难以独立于学科之林。有人已对此进行了专门论述，并选用了“泛化”这个很好的述语加以表述[11]。图书馆学泛化的原因很复杂，其中研究者的水平和心态是主要因素，但理论本身不断扩张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虚化与分离、扩张与泛化尽管纠织一体，难以分开，但并非束手无策，只要理论研究者高扬主体性和目的性原则，就能避免（起码可以减轻）分离和泛化。主体性原则首先要立足图书馆学主体。我们要牢记，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只是研究的对象和工具，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主宾倒置；其次要立足我国图书馆的主体。要时刻清醒地记住，我国图书馆特有的不平衡现状。因此研究视野可以超前，但双脚必须立足现实，不能超越，也不要滞后。高扬主体性原则的关键是要坚持理论研究的根本宗旨——指导图书馆活动，是要明确图书馆活动的根本目的——满足人的需求。只要我们坚持这两个目的，就一定能够科学准确地选择和确立研究重点，界定研究范围，推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健康地发展。
历史已掀开新的一页，虚化与扩张仍将是今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发展的主旋律，高扬主体性原则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将表现出成熟的丰采。就扩张而言，今后将不是无目的的全方位膨胀，而是追随图书馆的发展步伐，更加关注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和影响。目前这类文章已经汗牛充栋，绝大多数同志都注意到了图书馆物质形态发生的变化，却鲜见有人深究在这种外显的表象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图书馆活动可能发生的实质性改变：文献信息的处理利用从一种人的直接活动转变为必须通过设备才能进行的间接性活动。对此，悲观主义者感叹图书馆的消亡，乐观主义者高歌千载难逢的机遇。这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前提却是一致的。现代信息技术对图书馆活动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必定要正视这点，在目前大量存在的技术方法讲解、表象变化介绍的基础上，从理论的高度对此加以科学阐述。
图书馆表象变化不断积累并向实质转变的过程，也是传统图书馆渐渐隐退，陌生的图书馆缓缓来临的过程。人们必须重新认识图书馆！“图书馆是什么”的命题再次凸现，成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中心命题。现有的理论已经越来越无法明晰地解释日新月异的图书馆现实，很多同志已从图书馆学的知识形态、知识获得、理论建构及解释能力等不同角度意识到了图书馆学理论这一新的危机。在已进行了图书馆的物质实体层面、活动动因层面、本质属性层面等不同角度和层次的透彻分析后，改用综合的方法，转变研究思路，寻根溯源，从图书馆学乃至哲学、社会与自然科学的知识源头去以求解当代图书馆系统因社会变革引发的种种困惑不失为一种科学的尝试。这类研究已初见端倪，如黄纯元的《追问知识交流说》[12]、李明华的《大众图书馆哲学初探》[13]、蒋永福的《图书馆哲学散思》[14]等。笔者深信，此类虚化的高层次研究将继续深入，并蔚为大观。
在世纪交替之际，钩沉历史已成热点。笔者衷心希望这一研究不要流于应时的空洞客套，热闹一番以后，于图书馆学研究无所收益。所以愿以自己不成熟的抛砖之作引出美玉，希冀有裨于这一研究的深入，能真正有助于学科的发展。
（来稿时间：1999—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