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全球化发展与中国海外投资策略
张蕴岭 马天月
摘要: 经济全球化不是逆转,而是有新的发展。新全球化一方面基于对以往全球化问题的反思,另一方面是由新的产业革命推动。中国对外投资需要考虑新全球化下的新环境、新规则、新方向,把国内改革及对外开放与推动区域和世界的开放合作发展结合起来,践行投资的新理念、新标准和新方式。本文对新全球化发展的特点与新形势下中国对外投资的选择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 新全球化 新产业革命 负面清单 准入前国民待遇 社会责任
世界经济的新发展需要新的全球化发展支持,各国的政策调整,特别是新产业革命的发展推动“全球化4.0”萌生。中国对外投资需要与时俱进,适应新全球化的发展形势,调整对外投资理念、投资布局和投资方式。
388 Protective effects of dexmedetomidine on alveolar epithelial cells in sepsis mice
顺着大路往马家村,四处都是日军,刚打完寿昌的日军正埋锅造饭。大多数鬼子都坐在树下乘凉,他们对押解着四个国军的这支队伍也是见怪不怪。
笔者在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中,对于英语歌曲的选择除了考虑以上的因素之外,还参考了以下的原则:第一,尽量推荐知名欧美歌星的代表曲目;第二,尽量交替学习不同演唱风格和类型的歌曲;第三,尽量兼顾歌曲的经典性和时代性。这样,在两个学期的教学过程中,学生能够较好地保持学习的兴趣,而且对欧美的流行音乐文化有了一个初步系统的了解。在设计下面的教学曲目单的过程中,笔者试图反映上述提到的选择因素和原则。该教学曲目,笔者曾在部分班级使用过,使用时间为两个学期内每周学习一曲,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新全球化发展的特点
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市场开放环境下的经济要素资源在跨国全球性配置,实现投资和生产的“比较优势效益”,投资者提供资本、技术和管理,接受者加入国际分工,成为经济运行链的一部分,从而得到参与的“比较优势利益”,劳工投入和土地往往是最基础的投入。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加入世界市场开放的体系,世界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一批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崛起,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但是,快速的全球化也导致许多问题:要素资源向优势国家和地区集中,一些国家被边缘化,导致世界发展的不平衡,利润分配向投资者,特别是大投资者高度倾斜,财富的分配出现两极化;产业转移导致一些地区“产业空心化”,加剧国内发展不平,导致社会矛盾增大。在此情况下,全球化结构和方向正发生许多新的变化。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加速了全球化的调整和转变,使全球化发展进入了新阶段。新阶段的全球化不是全球化的逆转,而是调整与深化,呈现许多新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应该把参与推动区域和世界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及网络建设作为重中之重,要联合外国企业和国际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国家间设施联通建设,在全球范围内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逐步铺开,构筑纵横一体、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设施联通既是“一带一路”倡议得以施行的基础,也是顺应新全球化技术发展、设施互联互通的趋势性要求,基础设施投资将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普遍福利。目前,我国在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中取得明显进展,在缅甸、老挝、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及巴基斯坦、巴西、俄罗斯等国基建投资活跃,主要投资领域为铁路、公路、桥梁、港口及电信、物流领域。目前,中资企业在海外的基建投资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完善: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基建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以点布局为主,尚未连成线和面;在区域上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对中东、南美、欧洲等地的基建投资尚嫌不足。宜进一步拓展投资区域,畅通沿线能源、物流、人员的运输和交流。二是对沿线电子商务、物联网等新经济投资不足。尽管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在印度、越南、以色列等沿线国家已经进行电商、物流布局,但整体而言中资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科技、新兴产业投资额较少,今后还需更多企业参与到数字经济的投资建设中,共同完善数据公共设施,打造21世纪信息畅通的全球互联网。三是中资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面临许多公关问题,如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泛政治化解读、企业因不熟悉东道国法制环境或习俗与当地劳工或居民发生纠纷等。为避免这些问题,需要做好预防和教育工作,让企业尊重当地习俗、了解东道国法制环境、妥善处理纠纷,与当地企业联合投资,并做好宣传和公关工作,实现互利共赢,与东道国一起分享经济成长带来的机遇和成果。
第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过去20多年,亚洲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近10年来,整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了9%,中国、印度等亚洲主要经济体GDP年均复合增长率更是超过了10%,引领全球的经济发展。非洲的经济发展同样引人注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11月的报告显示,从1995年到2015年,非洲地区保持了5%以上的经济增长,这有赖于非洲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商业环境的极大改善、产业的多元发展、国家的长远规划、宏观政策的促进和制度环境的改善。南美经济发展尽管一波三折,但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中等收入水平,少数经济体如智利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也培养了大批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因此,许多国家会从主要依靠参与低端价值链提升到中高端价值链,“一步跨越”到数字经济,由低端“洼地”一跃成为数字化时代开拓创新的佼佼者,带来新一轮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调整和重构。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必然要提升其构建全球秩序的话语权,推动国际新规则确立。近年来,由发展中国家推动的国际经济合作议程大幅度增加。如,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推动建设的“亚投行”;东盟引领的“东盟+”合作机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金砖国家合作建设的“新发展银行”;非洲大陆自贸区协议(AFCFTA)等。未来,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势必改变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
第二,进一步拓展海外投资新区域,打造多主体、多层次、多方式、多领域齐头并进的对外投资新格局。目前,中国资本海外投资布局呈两极化特征,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电信等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大型民营企业和区域龙头企业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投资先进制造、信息技术、医疗健康和消费升级等新兴行业。只有少数大型民营企业和国有金控机构采取综合布局策略,在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及传统和新兴产业都进行投资。中资企业在新全球化背景下的海外投资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善:一是要鼓励投资主体多元化,尤其鼓励中小企业“走出去”,可以与大企业抱团方式,共同开拓海外投资新机遇;二是要在已有投资区域开辟新投资领域,尤其侧重在新兴经济体投资新兴行业,如节能环保、消费升级、健康医疗等行业,为当地科技溢出和人文福利做出贡献;三是创新投资方式,积极探索双边基金、产业园、产业与金融对接等多种投资合作模式;四是拓展新的投资区域,进一步开拓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市场,扩大对金砖国家的投资规模,加强产能合作,开展除基建、能源、矿产等传统行业外的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医疗健康等新兴领域的投资合作,尝试对外开放新举措。
二、国际投资的新趋势
与FDI变化趋势相同的是对外直接投资(OFDI)变化趋势。全球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1995年至2014年间由4%上升到27%。1995年仅有87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而且投资额较小。2018年有109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其中26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超过10%。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有多种原因:一是为拉动出口,据统计,1981—2003年间,每1%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在菲律宾可以使出口额增长7.5亿美元,在新加坡增长7200万美元,在泰国增长4100万美元,在马来西亚增长3100万美元。二是获得本国没有的知识和技术。许多发展中国家公司以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为跳板,获得了先进的技术或管理能力。三是拓展发展中国家市场,由于制度环境相近,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比发达国家公司更了解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腐败泛滥的投资环境下如何营商,因而也更有市场竞争力。发达和新兴经济体投资吸引力及对外投资能力的变化从侧面反映了二者实力的变化,新兴经济体正以前所未有的优势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何适应新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投资环境的变化是一个综合系统工程,要深入研究、深刻了解新的变化与发展大趋势,要分门别类的制定规则、规划与行动方案,要政府、企业与社会(个人)齐动和互动。特别重要的是,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投资布局和方式,抓住重点,扩大合作,构建新合作链条,并且在新产业链网络中争取到主动地位,发挥引领性作用。
(一)面向工业4.0新科技的投资并购日趋活跃
扩大海外投资是优化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现阶段经济体制的重要方式之一,是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依托。近年来,中国资本海外投资活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连续8年位列全球前三。但现阶段中资企业对外投资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对环境和劳工保护重视度不够、外国政府对投资审查趋严、对东道国法律环境和投资规则不熟悉等问题。
(二)发达与新兴经济体投资吸引力和对外投资能力的对比变化
近年来,全球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在吸引投资和对外投资能力方面也呈现出趋势性变化:在外资吸引力方面,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自2016年开始下降,2017年下降了23%,主要由于流向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降,降幅达37%。而流向新兴经济体的投资没有明显变化。其中,流向亚洲新兴经济体的FDI一直维持稳定,流向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投资增长了8%。
新全球化潮流的萌动使得以往以血汗工厂、高污染、高能耗为特征的跨境投资有所减弱,发达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并主导规则制定的境况也有所改变。近年来,全球投资并购市场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三)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投资规则制定有更强的影响力
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国际投资规则的主要形式是双边投资协定,重点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主。在许多情况下,东道国为吸引投资而对外国投资者给予比本土企业更优厚的待遇,而当投资者与东道国发生纠纷时,国际仲裁庭的裁定结果也多是倾向投资者。随着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和国际非营利机构影响力的扩大,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也有了新的变化。主要包括:其一,更注重投资保护与东道国监管权之间利益的平衡;其二,将贸易、投资与综合经济发展统筹考虑,重视企业在东道国环境保护、劳工权益和公共健康维护等方面的社会责任的履行;其三,对争端仲裁机制进行系统性改革,提高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并积极探索适合解决纠纷的多边仲裁机制的改革举措;其四,用嵌入投资条款的区域自贸规则替代双边投资协定,与此同时,也加大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并提高了外国投资审查的门槛;其五,以绿色金融、环境保护、医疗健康、消费升级为代表的人本关怀和社会责任投资逐渐增强。随着基于对环境污染、劳工剥削、贫富差距扩大等全球化问题引起日益广泛的关注,各国开始大力倡导人文价值回归,这一变化也体现在投资领域。近年来,各国环境保护法律不断健全完善;绿色金融规模不断壮大,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权、绿色基金等金融创新产品发展迅速;新能源、节能环保、消费升级、生物医药、医疗保健、医疗服务等产业蓬勃兴起,发展中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投资规模也引人注目。据世界银行测算,自2003年以来,全球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医疗健康支出及人均健康支出增长率远远高于高收入国家。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人均健康支出增长率出现反弹,但从整体健康支出增长情况看,发展中国家一直显示出比发达国家更大的增长优势,这意味着未来健康产业在中高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市场发展具有较大潜力。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消费升级领域。印度、东南亚和拉丁美洲成为正在崛起的电商消费三大市场。受益于互联网用户的迅猛增长,这三大市场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风险资本。据北达智业《全球大健康产业研究报告》预测,到2020年上述三大电商市场都将达到千亿美元规模。与此同时,曾一度处于边缘地位的全球社会责任投资规模近年来增长迅速。目前,基于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标准进行投资的共同基金规模已超过万亿美元,在过去5年间增长了60%。尽管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制定尚处起步阶段,国际社会已就此达成共识,正努力推动社会责任标准的逐步落地,鼓励资本立足长远,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纳入投资分析框架,建立除企业经营业绩外还包括可持续发展、消费者责任和商业道德贡献等衡量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三、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调整与选择
近年来,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3D打印为代表的工业4.0技术领域掀起了一股投资热潮。根据互联网数据中心的报告显示,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年增长率达40%,在2017年达530亿美元。其中,大数据技术及服务市场复合年增长率(CAGR)达31.7%。其增速约为信息通信技术(ICT)市场整体增速的7倍之多。人工智能领域更以惊人的速度飞速发展。2018年全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市场规模超过500亿美元,较2017年同比增长50%。同年人工智能领域投融资额超过45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70%。虚拟现实领域的发展也同样迅猛。据预测,2017—2022年全球虚拟现实产业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也将超过70%,到2020年全球虚拟现实产业规模将超过2000亿元。此外,部分先进制造业的新技术也被广泛应用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去,让跨国高铁、跨海大桥、跨境电信、海上钻井平台、地下石油管道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新科技投资掀起了一场全球范围的新技术革命,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影响深远。不仅让全球成为关联紧密的地球村,更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层级限制。伴随新技术投资而兴起的是共享消费、人机互动、消费者参与、供应链成本节约等新模式的投资,促进社会向服务型、集约型、扁平化转变。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与社会需求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建筑的经济性、适应性、舒适度以及环保性的要求也在不提高,因此,对结构设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保证结构能够安全正常地使用,也要使现代建筑适应国家发展的方向,选择更经济、环保、便于施工的方案进行设计,从设计层面保证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
第一,新产业革命推动新全球化发展,被称之为“全球化4.0”。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引领的新产业革命使全球资源得到跨边界、跨国家、跨领域的空前整合。显然,新产业革命对市场的开放度更高,网络构建的规模更大、更宽,同时,也会改变以往的国际产业分工链方式和结构。物联网使人对远隔万里的世界了如指掌并操控自如,制造业的模块化让福特式生产模式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般普适的标准化与灵活精巧的个性化生产有效配合,依靠网络技术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财、物高度统御,使以往依靠垄断而形成的巨无霸公司不再具有成本和市场优势。为了提高效率,企业的组织形态更加扁平化。各功能节点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连接,以客户为核心呈散点式分布。由于机器对人工劳动的广泛替代,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垂直分工随之瓦解。机器的普遍应用将人类从简单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更有创意、更具智力挑战、更体现情感沟通价值的劳动。同时由于工业生产价值将在社会财富占比中急剧下降,企业利润将更多来自注重人与人互动的服务业。
第三,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新的可持续发展。全球化快速发展带来经济发展,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匮乏、不平等加剧等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后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遭受发展不平衡、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出现了发展不可持续的严峻挑战。为此,中国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下决心转型。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和实践会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中国也会把这些理念带入“一带一路”建设,与其他国家一道推动新发展理念的实践。就世界而言,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气候变化,因为它会带来综合危机,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存,而气候变化与传统的发展方式有着直接关系,是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结果。因此,共同的危机也要求有共同的责任。特朗普政府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并不能改变世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大趋势,因为绿色发展、均衡发展、包容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这不仅体现在政府的政策上,也表现在公民的责任意识上。
第三,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在多个领域扩大知识产权拥有,以此为基础扩大对外合作,把开拓市场与合作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以在新技术革命中逐步提升主动性,减少被动性。近年来,欧美各国相继出台了对外商投资的严审政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持已有技术竞争优势的同时也显示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技术领域投资的担忧。面对严审,中资企业应采取更加有效的应对方式:一是要加大与本土企业的合资合作力度,建立联合研发、联合培养、联合攻关等研究和人才交流机制,从科研和教育入手实现企业技术转型升级;二是要加强对新兴产业和新科技前端投资的关注度,设立新兴产业联合投资基金,扩大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规模,善于发现隐形冠军,以小额投资介入培育明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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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国需要积极参与制定投资新规则。近年来,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2019年3月,中国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对外资在医疗、金融、先进制造等诸多领域加大开放力度,并采用负面清单加准入前国民待遇模式,体现了中国政府以开放促改革的决心。国际投资新规则呈现更宽、更细、更高的趋势。新规则一方面体现在各国的投资管理改革上,另一方面通过双边、区域投资协定或者综合经贸协定体现出来。因此,中国需要不断改进投资法规,细化管理规则,积极参与制定双边和区域投资或自贸协定。目前,需要加大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力度,加快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积极推进与拉美、非洲的自贸区谈判,以利于中国推动构建新全球化形势下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内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财政、金融和国有资本管理体制,确立经济治理的国际化标准,实现管理的信息化、高效化、便捷化,加强法治建设和服务能力,采用大数据、智慧物联等现代科技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将国内制度建设与海外投资规则顺利对接。
第五,面对新的形势,中国企业需要树立投资新理念,以绿色经济、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精神为指导,探索和践行广为接受的新投资行为和投资方法。在海外积极开展绿色投资,推广绿色金融,大力发展绿色证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生态权益金融,加强节能环保、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绿色基建等领域的国际合资合作;积极推动社会责任投资发展,树立文化保护、资源节约、生态和健康维护意识,构筑企业境外投资社会责任监管体系、评价机制和责任追踪制度,加强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信息披露、规范和监督;创新投融资方式,设立社会责任投资基金,探索试用公私合营(PPP)融资模式、多边开发机构贷款、能源协同优化等新融资方式,推动各国标准统一、信息共享。积极开展民间协作,充分发挥商会、宗教团体、非营利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力量,增强民间团体组织、协调、管理和沟通功能,推广宣传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改善国际国内投资环境。
参考文献:
1.张蕴岭:《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与前景》,《国际经济合作》2017年第7 期。
2.李明东:《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经验》,《经营管理者》2016年第14期。
3.布赖恩约弗森、麦卡菲:《第二次机器革命》,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4.联合国贸发组织:《世界投资报告2018》,2018年9月28日。
5.世界银行:《全球投资竞争力报告2018》,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competitiveness/publication/global-investment-competitiveness-report.
6.姚波:《全球社会责任投资规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中国基金报》2019年1月28日。
7.Ahmad,Draz,and Yang.A novel study on OFDI and home country exports:implications for the ASEAN region.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foreign trade studies ,volume 9,Issue 2,2016.
作者简介: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
马天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沈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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