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为《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研究论文,增长方式论文,而作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鹏总理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 目标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资源消耗高、资金周转慢、损失浪费严重的 ，经济效益低的“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是当前经济生活中许多矛盾和问 题的症结所在。”因此，中共中央《建议》提出了今后15年中实现经济 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任务。《建议》指出：“实现今后15年的奋斗目标 ，关键是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 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 型转变。”
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所指出的， 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一个早已经明确提 出的思想，可是这些年来，这一转变“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效 果还不明显。”面对着这种情况，在当前即将进入“九五”的关键时刻 ，我们显然应当认真回顾我国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研讨的历史 和认识的发展过程，总结我们在实行转变中的经验教训，只有真正提高 了认识，改进了工作，才能保证五中全会提出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 务能够实现。
“粗放增长”（Extensive growth，又译外延增长）和“集约增长 ”（Intensive growth，又译内涵增长）是苏联经济学家在60年代初期 创造出来用以分析苏联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我们知道，在现代经济学 中，一般用生产函数表达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总产出的增 长可以由两组原因产生：第一组包括由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增加产生的效 应，第二组则涵盖由要素生产率提高产生的效应。苏联经济学家把由第 一组因素形成的产出增长叫做粗放增长，而把由第二种因素形成的增长 称为集约增长。他们指出，苏联经济发展绩效不高的症结，在于主要依 靠粗放增长方式实现高速度，为了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实现 增长方式由粗放为主到集约为主的转变。匈牙利经济学家柯尔奈在分析 社会主义经济的专著《社会主义制度》中曾经把苏东学者使用的这一对 概念与西方经济学家使用的概念相比较。他指出：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 生产率提高“这种区分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专门术语，在西方作者中广为 流行。但社会主义各国的作者却愿意采用另一对术语，即‘粗放（外延 ）’方式和‘集约（内涵）’方式来加以表达。这两对用语在语义上是 相同的：要素增加等于外延，要素生产率提高则与内涵相当。”〔1 〕
在我国经济学界，社会主义经济的传统增长方式的严重弊病问题， 早就提出来了。40年前，我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开创者孙冶方在《经济研 究》杂志上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这篇奠定了 他的经济学说基础的论文。孙冶方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正是苏联型经 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病及其救治的问题。
孙冶方在这篇论文和它的姐妹篇《从“总产值”谈起》（实际上， 这两篇论文是他在国家统计局一次局长会议上的演说的两个部分）中列 举了当时我国和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存在的种种高浪费、低效率的 现象，并对问题的症结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指出，发展生产的秘 诀在于如何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使少数落后企业的劳动消耗量（ 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向大多数中间企业看齐，使大多数中间企业向 少数先进企业看齐，而少数先进的企业又如何更进一步提高。“落后的 、中间的和先进的企业为了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水准而不断进行的 竞赛，也就是生产发展，社会繁荣的大道。”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 规律通过同一行业内的生产者之间的相互竞争，象一条无情的鞭子一样 ，督促着生产的进步；同时，价格的不断涨落引导社会资本和劳动力在 各个生产部门之间流动，执行分配社会生产力的任务，实现供求平衡。 但是，在否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和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各国的计 划统计指标都着重于表现物量，而忽视了价值，着重于表现生产的成果 ，而不着重于分析这成果的内容如何，更不着重于分析如何提高劳动生 产率，以达到增加物质财富的最后目的。他感叹说：“对资本家来说， 生产不计财务成本，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我们，‘不惜工本’似 乎是社会主义建设应有的气魄。”“那些无视价值规律，光凭主观意图 行事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到头来就是打乱了一切比例关系，妨碍了 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他在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存在这种弊病的缘由 进行深刻剖析以后提出的救治办法是“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 础上”，从而推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2〕在1956年的论文中， 孙冶方虽然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是贯穿他的经济理论的红 线，正是对于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下粗放增长方式的批判、对于必须 实现从粗放增长方式到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的理论论证，以及对如何实 现这一转变作出的改革建议。他的这些观点，得到许多经济学家和经济 工作者的赞同，但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中受到批判，因而基本上没有能够对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外延（粗放）增长”和“内涵（集约）增长”的概念，是60年代 从苏联传入的。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一直采用主要 依靠动员和增加投入的办法实现生产增长，采用这样的增长方式，在头 几个五年计划和战后初期曾经有过相当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这种增长 带给人民的好处并不多，而且不可能长期持续。1958年以后，苏联的增 长率开始下降，促使苏联东欧经济学家对造成这种下降的原因进行讨论 。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提示（见《资本论》第2卷， 《马恩全集》第24卷第192页。）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型， 一 种是依靠增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靠提高效 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他们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 ，是外延增长方式取得的，换句话说，就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 投入，却把提高要素生产率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放在次要地位。由此导 致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而且由于资源总是有限的，随 着资源日渐紧缺，特别是劳动力资源日渐紧缺，苏联很少实惠的高速度 增长也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经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克服这种缺陷的 办法，是实现由外延增长方式向内涵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为了实现这种 转变，又必须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于是就有了从1962年的“利别尔 曼建议”和1965年的“柯西金改革”〔3〕。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 发展情况与苏联相仿佛。因此在东欧经济学家中也进行了类似的讨论。 这种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60～80年 代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
苏联经济学界的讨论给正在讨论中国自己的经济问题的中国同行带 来了一些新的概念和分析工具。在60年代上半期我国学术界曾经对“无 形磨损”等有关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在实际经济工作中，也试图通 过制定《工业七十条》、“组织托拉斯”和进行流通改革等等，以便增 强经济的活力和提高经济效益，使传统经济体制的运行状况有所改善。 但是在当时左的思想统治下，即使这类企图在计划经济范围内进行的改 良，也被看作“试图进行和平演变”甚至“反革命修正主义”，从而遭 到扼杀。
在我国，对于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全面深入的讨论，是在粉碎“四 人帮”以后的1979～1980年进行的。当时，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组织了经 济体制、经济结构、对外经济关系和理论与方法等四个研究小组，集中 一批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历 史和现实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这四个研究小组从不同的角度考察 中国经济，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这就是：我国在过去数十年间采取 了一种依靠铺新摊子用高投入支持高速度的增长方式，增长率虽然不低 ，但是却缺乏实效，当这种战略发挥到极致时，就会出现“大跃进”一 类灾难，并致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所 以，在制定“六五”计划和1980～1990十年规划时，许多经济学家指出， 出路在于实现从粗放（外延）增长方式到内涵（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 。同时有不少人已经看得清楚：粗放增长方式乃是集中计划经济的必然 产物，要转变增长方式，就必须改革现有的经济体制，发挥市场机制的 作用，建立商品经济体制。
作为这次大规模调查研究的理论成果，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 经济结构问题研究》〔4 〕对于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模式之间的对应关 系作了全面的阐述。 刘国光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5 〕对于“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和“经济体制的根本性改革”这两 大转变之间的依存关系也作了透彻的说明。例如，刘国光指出：“一般 说来，发展经济有两条途径，一是外延型扩大再生产，二是内含型扩大 再生产。”“所谓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是指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 即依靠增人、增投资、增材料、扩大生产场所来扩大生产规模……。所 谓内含的扩大再生产，是指生产规模的扩大……是依靠技术进步，依靠 生产要素的质量，依靠提高社会生产效率而取得的。”“我们的经济过 去走的是一条‘两高两低’的崎岖道路，这就是高速度、高积累、低效 率、低消费”，“生产的增长基本上是靠增人、增投资、增投料这样一 种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方式。”他强调指出：“今后决不可再搞追求数量 指标，光靠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增加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等等外延扩大 再生产的方式来发展生产，而要重视质量和效果，主要依靠现有企业挖 潜革新改造，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用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能源原材 料等等内含扩大再生产方式来发展生产。”〔6〕他还明确地指出， “ 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要求有不同的经济体制。”当经济发展战略从以 外延方式为主、主要靠增加投入来达到数量增长的目的转变到以内含方 式为主、主要靠提高效率来达到改进质量和品种的目的时，“需要有一 个与新战略相适应的新体制，应当对原来不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的经济 体制进行有领导、有步骤的全面、系统的改革，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经济体制。”〔7 〕上述研究成果对当时政府的决策产生了直接的 影响，它的主要表现是：（1）在1980年4～7 月编制的五年和十年规划 把改变过去优先发展重工业，靠高积累和大量进行新基本建设来提高增 长速度的做法，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调整经济结构，讲求经济效益，实 现持续增长作为指导方针。〔8〕（2）在1980年9 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 革办公室草拟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提出，“我国经济体制 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 照发展商品经济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自觉地运用经济规律”， “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 （3）以上思想集大成于1981 年末第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十条方针》指出，为 了在解决大量财政赤字、控制物价上涨、达到经济全面稳定的基础上求 得国民经济的稳步前进、健康发展，必须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 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做法，千方百计地提高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经济效 益，“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 惠的新路子。”这一文件还就如何在加快农业发展，把消费品工业的发 展放在重要地位、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 改组、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积极稳妥地改革经 济体制、发展教育科研事业、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等十个方面 贯彻这一方针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80年代初形成的思路，对后来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产生 了长远的影响。应当说，1985年中共党代表会议关于在第七个五年计划 （1986～1990）期间要处理好质量和数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克服我 国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而又远远没有克服的产品质量差，物质消耗高， 经济效益低的痼疾，必须既坚定不移又慎重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力争在1990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 的基础等规定，〔9〕正是以上基本思路的继续和发展。
应当指出，人们对于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和党代表会《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规定的方针的认识，并 不是始终坚定不移的。由于1988～1989年期间发生的曲折， 在1989 ～ 1990年期间，又一次就怎样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问题进 行了大辩论。当时人们对于80年代末期出现的通货膨胀等严重经济问题 ，其根源在于经济增长方式没有转变，因而“经济结构不良、经济效益 低下”，并没有太大的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凭借什么样的经济体制 ，依靠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克服用高投入支撑高速度的痼疾，实现经济增 长方式的转变，讨论中大体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秩序混 乱、经济结构恶化和经济效益降低是由前一阶段“改革急于求成”和“ 改革的市场取向”造成的，主张通过重新集权和加强计划管理来加以解 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旧体制的增长方式的惯性和双 重体制并存的状况的延续，只有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用，加快市场取向的改革，尽快建立市场制度，辅以国家的宏观管理和 产业政策的引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一次讨论比过去历次讨论都更加深入和具体，最后形成的解决方 案也更加彻底和完整。〔10〕。例如，对于如何克服为了上速度而大铺 摊子，搞重复布点的问题，计划经济论者主张用加强项目审批制度和强 化计划执行者的行政责任的办法加以解决；市场经济论者则认为，缺乏 对投资主体的产权约束和市场竞争约束，任何行政审批制度和计划管理 办法都无济于事。在争论中，双方就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如各 地区、各部门争上项目，造成基本规模过大而投资和营运效率都很低等 问题根据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对自己提出的解决办法作出论证， 这个争论进行了很长的时间。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谈话以后，干部和群众 中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中共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纲领，实 际上也是对于1989～1992年大讨论的总结。十四届三中全会将十四大纲 领具体化，在全会《决定》中绘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规定了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厦的施工进度。按照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 的决定，在“九五”期间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使转变 我国增长方式这一久已提出而迄未达到的目标得以实现。从1994年起， 中国政府开始按照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规划的蓝图，在财税、金融、外 汇管理、企业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进行改革。
在1994年的诸项改革中，财税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比较 顺利，新体制已经开始运转。然而这些方面的改革只是初步的，它们对 于提高经济效率、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效应还不可能立即充分显现。更 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运转所必要的金融体制改革、企业制度 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度较慢，在不少领域还不得不采用旧体制和 旧机制配置资源，因此，在旧体制基础上生成的粗放增长方式，仍然在 发生作用。所以，在目前体制转换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刻，我们必 须坚定对于改革的信心，坚持通过推进改革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为 了贯彻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当务之急，是对过去一年多来的改革进展 进行回顾和总结，分析哪些方面的改革没有达到预定的要求，探索进展 缓慢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尽快把改革推上去。从过去的经验可以清 楚地看到，想靠强化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计划经济的办法制止目前普遍存 在的浪费、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是不可能做到的。中国今后经济 发展的前景，取决于关键部门的市场化改革能否到位，向市场经济制度 的初步转轨能否按照原定计划在“九五”期间实现。
注释：
〔1〕柯尔奈，The Socialist System（《社会主义制度》）， 普 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181页。
〔2〕见《经济研究》杂志1956年第3期。
〔3〕见R.W.坎佩尔，The Soviet－Type Economies:Performance and Evolution（《苏联经济：实绩和演变》）， Boston ；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74年第3版， 第158 －160 页和E.A.休伊特， Reforming Soviet Economy（《改革苏联经济》），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8年第1版，第69－71页。
〔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见刘国光：《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 南京：江苏人民出 版社1983年版，第228、311、238－239、242页。
〔7〕刘国光：《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若干重要问题》， 见前引《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第1～62页。
〔8〕参见薛暮桥：《编制五年十年规划的方针政策》， 《论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119页。
〔9〕“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 建议”。1985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
〔10〕讨论的情况参见《经济日报》讨论文集：《改革的目标—— 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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