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的“居安思危”——关于2004年的中短篇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居安思危论文,小说家论文,短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是一个缺乏重大事件的年份，它没有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全世界的震荡，也没有“SARS”造成的全民性的恐慌。因此，可以把2004年认作是一个平稳的没有多少起伏的年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平稳最好，没有重大事件最好，大家可以过平平安安的日子。但是，一年来恐怖活动在世界各地持续不断地发生，时刻提醒着人们这个地球并不太平，尤其是年末的一场惊世骇俗的海啸席卷了东南亚，让人们看到，即使是美丽的大自然，背后也暗含着凶险，和平从来就不会一劳永逸的。这时候，我们更加懂得了“居安思危”这句古训的分量。也许，我们就应该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2004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这一年的中短篇小说虽然缺乏重大作品作为亮点，但作家们并没有被眼前的平稳所迷惑，我们从这一年的作品中读到的作家们的“居安思危”，这是一种一以继往的忧患意识。我们的文学精神恰恰是通过这种一以继往的忧患意识表达出来的。从这个角度说，2004年的中短篇小说并不让人失望。
两个世界的精神向度
作家的忧患意识首先强烈表现在对社会普通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情感关怀上。综览2004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就可以发现，作家们通过小说构筑起两个恢宏的文学世界，一个是平民的世界，一个是乡村的世界。而这两个世界都是关乎普通民众的。这是两个属于弱者的世界，它证明了作家们对弱者的关心，体现出作家的良知。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就是弱者的辩护律师。即使在当今市场化浪潮猛烈冲击着文学的条件下，作家们仍未放弃文学的这一功能。2004年恰好进行了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评奖工作。获奖的四篇作品都出自这两个文学世界，可见由作家构建的这两个文学世界对于人们的感染力。在评选过程中，一些评委就担心最后评出来的作品会不会都是关于“我们村里的事”。显然这个担心是针对入围作品大部分是关于农村生活而来的。果不其然，最后评出来的四篇作品，无一不是村里的人和村里的事。毕飞宇的《玉米》写了一个叫玉米的乡村女孩的成长过程，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通过伯纬冒着生命危险将同伴的尸体背回家乡的故事揭示出乡村的苦难，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写的是农村扶贫、助贫工作中发生的啼笑皆非的故事，孙慧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写了两个乡村女人的友谊以及这种友谊的脆弱。而且这四位作家基本上在2004年都有各自的新作，也基本上仍是发挥他们农村叙事的长处。如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孙惠芬的《一树槐香》等。也许在我们的文学思维定势中存在着一种农村叙事的偏爱，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还没有建立起能够紧贴时代脉搏的、表达我们社会正在进行着现代化运动的城市叙事。通过这次评奖引发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创作问题，这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问题尽管是从评奖中辐射出来的，却并不能由此掩盖几篇获奖作品的分量。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几篇农村叙事的小说集中获奖，让我们感到了在农村叙事中有一些值得珍视的经验。在这两个弱者的世界里，寄托了作家们的审美理想，因此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分析一下在这两个世界里的精神向度。
在这个弱者的世界里，城市的下岗工人、农民打工者这类典型的弱势群体自然会成为作家关注的重点。在2004年第1期《钟山》上就有叶弥的一篇以下岗女工为主角的中篇小说《小女人》。正如标题所示，这个叫凤毛的下岗女工比起谈歌笔下的陈长平来说，就是一名无助的、懦弱的小女人了。凤毛是在离婚后的半年就遭遇到下岗的。作者的这种处理其实暗含着两种因素，支撑着女人生活的因素有男人，还有组织，有男人才有家庭，有组织才有工作。凤毛有工作时，敢于理直气壮地提出离婚，就在于离婚尽管失去了男人的支撑，但她的生活还有另一个支撑点：组织。而等到面对下岗的处境后，她就为自己的潇洒而后悔了。失去了男人又失去了组织，凤毛的内心没有丝毫的支撑，她的情感世界就变得裸露、生硬。她迫不及待地寻找工作和男人，但裸露的情感因为没有柔软的缓冲，经不起直面现实的刺激。小说细腻地描述了这位无助的普通女工的心态，在同胡老师的约会时，或者在与派出所长董长根的交往时，她变得委琐、忧疑、绝望，当她遭到矮个男人的抢劫时，她想呼喊这两位眼下接触最密切的男性，却喊不出来，因为“他们不能给她增加力量”。凤毛也会有力量的时候，那是她喝醉酒以后。她伸手向胡老师讨一万元钱，不给就唾他一口；她捶派出所的门，把董长根叫出来，没说话就唾他一脸。但醒来后的凤毛只会更加妥协。作者或许是在为小女人叹息，这并不是女人的错，在她看来，女人也可以干一些伟大的事，所以她要为这些无助的小女人的“精神伸冤”。陈继明则有一篇以农民打工者为主角的小说《粉刷工吉祥》（《上海文学》第4期）。小说写一个在城市当民工的青年农民吉祥，到邮局寄钱时因为与营业员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口角，遭到几位保安的非法折磨和凌辱。但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同情弱者的问题。陈继明笔下的农民工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合法性的道德语境下人的本性的彻底丧失。小说写到吉祥被保安强行灌醉后，又扒掉了他的裤衩扔在臭水沟里，吉祥醒来后赤身裸体在楼里一家一户敲门找寻自己的衣服，这个读来让人心里颤栗的场景可能隐含着一层象征义在内，吉祥被剥去的不仅是遮羞的裤衩，还有保护他精神的道德外衣。所以，我们对待吉祥，千万不要慨然地学鲁迅的姿态，说这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们怎么能轻易地责怪吉祥“不争”呢？
应该说，对弱者的关怀，是五四新文学的良好传统。这些作品体现出当代文学对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在这传承中，我们看到了作家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履痕。现代文学史上的关怀弱者多少带有一种施舍和怜悯在内，因为那个社会还处在普遍不平等的意识之中。当代文学则是建立在现代性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还满足于在不平等意识下的关怀弱者就显然是很不“现代”了。当代作家的观念进步正是表现在越来越自觉的平等意识和民主意识，因此他们面对社会的弱者时，就不仅仅是怜悯，而多了一层理解，他们试图进入到普通人的内心，真实地表达普通人的情感和愿望。这种真实表达就不能完全以怜悯来概括了，还包含着批判、扬弃和建设。须一瓜可以说是一位表现普通人心理世界的高手了，我曾说过须一瓜是一名温柔的精神警察，她在2004年写的《穿过欲望的洒水车》（《收获》2004年第4期）直叩人的心灵。她在这篇小说中照例执行着她的警察职责。警察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那么须一瓜作为一名精神警察，则是要维护我们精神世界的正常秩序。就像这篇小说中，须一瓜通过一件小事发现我们社会普遍存在的日常情感的麻木。丈夫出外时意外遭遇车祸而死亡，处理这件车祸的警察、医务人员等竟没有一人想到要设法告知死者的亲属，死者的妻子和欢在几年里得不到丈夫半点消息，这导致她的生活和心理无端地变形，而当她最终获知丈夫的死因后，她再也无法从变形的生活轨道上回来了，于是她只能驾驶着洒水车冲向大海。作者在展示和欢心理悲剧的同时，也向那些看似在生活中并不违规的人们发问，为什么死者在你们的眼里只是车祸的案件而不是一个与他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活生生的人？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的精神通道发生了严重的堵塞。这是比车祸更可怕的、更为隐蔽的悲剧。须一瓜这一年还有一个短篇小说《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载《上海文学》第3期），她由普通人的情感入手，最终归结到对传统文化的沉思，这种沉思涉及到中国传统中的亲情程式化的问题。小说写了一个普通家庭三口人的关系。这个家庭本来只有阿青与他父亲阿扁父子俩。我们常用“知书达礼”来夸奖一个人，这父子俩虽说不上“知书”，但的确是“达礼”的。父亲在村里是公认的好人，儿子阿青虽然话不多，但十分孝顺父亲。两个人相依为命，和和睦睦。在旁人看来，这真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按说晚娥能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家庭里应该感到同样的幸福。晚娥是阿青刚刚娶过来的妻子，丈夫是好丈夫，公公也不错，“一家人生活挺好，阿青很快就腰粗了起来，公公看上去气色也不错”。但日子久了，晚娥还是觉出了一点点不自在，因为这父子俩太不爱说话了，有时一天都没有一句话。语言本来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对于这一对父子来说，语言的稀少实在是因为他们之间情感交流的稀少。因此晚娥在这样一种缺少情感交流的环境中会觉得“真难受”。但这并不是说父子俩没有感情，只不过他们互相表达感情的方式不是直接的、率性的，就像公公与媳妇晚娥一起看电视时，“碰到确实非常好笑的节目，晚娥笑得前仰后合，公公依然笑得很节制”。我以为须一瓜的这篇小说恰恰写到了亲情的程式化问题。须一瓜敏感于情感与伦理道德的冲突，从她接连发表的几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一位带着现代色彩的女子，是如何钻进人的心灵世界，不依不饶地追问道德的合法性。以这样一种追问的姿态，须一瓜揭示了这个幸福家庭的内在危机。在这个三人组成的家庭里，人伦关系十分清晰，父亲对儿子媳妇的关爱，儿子对父亲的孝顺，媳妇对公公的恭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很自然地显露出来，所以这个家庭并不缺乏亲情，可是这种亲情的表达是一种程式化的表达，是“很节制”的表达。亲情的程式化导致了亲与情的分离，因为程式化使情感指向道德意识，于是在这种表达中，只留下了“亲”，而枯竭了“情”，说到底，中国的亲情是一种没有情的亲情。这就有了后来公公偷看媳妇洗澡的事件发生。在这个看似和睦的家庭里，公公始终是一个孤寂的老人，他的真实情感无法与他人交流，只能憋屈在内心。对于他的偷看媳妇洗澡，显然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一种性欲的发泄。在这个家庭里，程式化的表达约束了大家的自由交流，或者说，自由交流在这个家庭已经失去了可能性。晚娥发现公公的偷看，却不敢公开堵住门洞，更不敢告诉丈夫，只能含蓄地催促丈夫装上门把子。晚娥对公公感到恶心，也不敢明显表现出来，而且她稍稍对丈夫表示不愿和老爸一起吃饭时，会马上引起丈夫的愤怒。程式化的表达维护着生活的秩序，然而这种维护又是多么的脆弱。须一瓜的不依不饶的追问就在于她毫不留情地把这种脆弱彻底挑明。于是她写到儿子终于发现自己的父亲在偷看媳妇洗澡，而暴怒的儿子此刻就失去了程式化的约束，将一簸箕鸭蛋砸在父亲的脑袋上。父亲却默默忍受着儿子的折磨，他以这种忍受来维持被他首先打乱的生活秩序。后来，“海水潮起潮落，屋前屋后日落日升”，这个家庭看似又回复到程式化的表达上来了，但是本来就很稀薄的“情”已经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异。公公还在铺晒丝瓜筋，准备为儿子媳妇缝制一个床垫，他这么做的时候，恐怕只有“亲”的缘故而丝毫没有“情”的涌动了吧。
韩少功的《山歌天上来》（《人民文学》2004年第10期）是一篇意义蕴含丰厚的小说，体现出韩少功在思想上的锐利。他的精神绝对是反贵族化的，又充分吸收了现代民主的清新。所以看上去这篇小说面对的仍是平民的世界，但在韩少功的思想系统中，平民世界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没有本质的区分，而他的批判锋芒是指向整个世界的。那个改不了乡土本色的毛三寅，既可以成为音乐天才，也可以成为癫子，但这不是毛三寅的错，也不是乡村的错，那么也许只能是上帝出了错。我以为，毛三寅这个人物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人物。谢有顺说：“在这个人身上，有着极端艺术人格该有的全部绚丽和不合时宜，可以说，他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对时代迷误、人心荒凉的反讽”。（见《文艺报》2004年11月20日）这是一种解读。韩少功的写作姿态决定了小说的精神向度始终指向灵魂、指向未来。在这样一种精神向度的感召下，作家也会放下自己的架子。我想这样来谈池莉的《托尔斯泰围巾》（《收获》2004年第5期）。小说基本上写的是日常生活和身边琐事，这本来就是池莉所擅长的。她把我们带到汉口的一个居住小区，守传达的寡妇，装修的民工，还有互相算计着的邻居，这些仿佛就是我身边常见到的人和事。但为什么是托尔斯泰围巾，池莉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个题目，直到故事讲了一大半，我们才发现那位老扁担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华贵的围巾，这条围巾戴在收破烂的老扁担身上，和他一身臃肿破旧的棉袄棉裤配在一起，也许显得非常滑稽。小说最后才点题，老扁担非常喜欢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学托尔斯泰的样子弄了一条长围巾戴着。于是池莉将这条围巾命名为托尔斯泰围巾，这样的命名代表了一次庄严的仪式，因为在我们的连卖破烂的斤斤两两都要计较的日常生活里，恐怕难以注意到这样一条围巾，池莉赞美它“是一点人工色彩，是一段春种秋收之外的童话”。我注意到，因为这条系在民工脖子上的围巾，池莉的写作姿态都发生了某种位移，她先是把读者带到关于生活琐事的、邻居之间为蝇头小利而争吵斗气的场景之中，她以一种近似唠叨的叙述非常贴切地表现出这种场景的庸常性，她的叙述也恰如其分地宣泄了自己的愤懑和冤屈的情绪。但她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愤懑和冤屈，在托尔斯泰的围巾面前就很知趣地戛然而止。这是一种向贤良和高雅表示敬意的姿态。
在2004年小说的平民世界里，其精神向度是多层面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对于自由的表达。大凡写小说的，都会看重自由。我们经常说，要自由地写作。这是一种尊重个性的表现。尊重写作中的个性，我们的小说才不至于千人一面。但还有比写作的自由更大的自由，那就是生存的自由。小说家在获得了写作的自由后，理应去关注更大的自由，往大了说，这是一个小说家必不可少的精神使命。一些作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他们对生存自由的关注。这里不妨列举几篇作品：汪晟的《子非鱼》（《大家》2004年第5期）、尉然的《菜园俱乐部》（《莽原》2004年第5期）。
《子非鱼》传神地塑造了大舅朱云鹤。朱云鹤在世俗人的眼里肯定是一个一生都倒霉的人，他出身于富裕之家，聪明绝顶，可他不把聪明用在正经地方，却痴迷于玩棋，按古训真的是玩物丧志，全部家产都被他折腾掉了。而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却又在关键时刻当了逃兵，胜利的果实从此与他毫无关系。特别是在他的晚年，中央和省里的高官体恤式地下到乡里，来看望他这位当年游击队时的上级时，人们一定会为朱云鹤的潦倒一生而扼腕叹息，但是朱云鹤面对高官们的抚慰和乡亲们的惋惜时，说出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这句话出自古代大思想家庄子之口，作者深得其中三昧，他的小说是在把这句话的玄思洇化到历史、人生之中。朱云鹤的生存方式是独特的，而这种独特性又把头脑中固化的历史图景拆解了，揭示出历史生存方式的多种可能性。编者在谈到这篇小说时，认为主人公朱云鹤“独特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也许是一种境界，也许是一种逃避”。这种犹疑不决的判断方式首先说明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应该具有多种可能性，因为生存方式的多种可能性，也才会产生多种价值判断的可能性。而问题还在于，我们根本不必对这种多种可能性作出价值判断。你能说谁的生存方式就是最好的吗？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菜园俱乐部》也涉及到生存哲学的命题，一开始就为我们描绘了农民陈世清的幸福感，他的幸福感来源于他的菜园，他只有与他的蔬菜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滋生出幸福感。但是这种幸福感背后已经隐含着悲剧了，因为离开了菜园，陈世清就无所适从，也不是陈世清无所适从，而是他的生存方式不被他人所接纳，于是他成了被人愚弄的对象。粗看上去，陈世清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阿Q，但实际上陈世清要比阿Q伟大得多，因为从生存哲学上看，陈世清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而阿Q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自己的精神世界。陈世清不屑于去计较别人的愚弄，他把菜园当作自己的幸福王国，有了这个幸福王国，世俗的一切烦恼都可以抛之脑后。真正的悲剧性在于，陈世清的独特性不会被人们理解。作者最后写到村里人瓜分了陈世清的菜园，我以为这是最点题的一笔，我真的不敢想象，陈世清回来后看到他的菜园消失了，他还如何继续生存下去。放大了说，我们民族的悲剧就在于不能理解每个人自己的“幸福王国”，哪怕这个幸福王国只是一个小小的菜园俱乐部。在现实生活中，不是经常发生理直气壮地摧毁他人“菜园俱乐部”的事吗？
旺盛的现实主义精神
我还想从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引出另一个话题。四位获奖作家或出生在五十年代，或出生在六十年代，这两个年龄段正是目前创作的主力。而从他们的获奖作品中，我们就能感觉到，这一批中青年作家从整体上说，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他们的情感体验来自现实生活，他们关注的焦点也基本上是现实社会的焦点。旺盛的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也是2004年中短篇小说的另一亮点。
我首先想介绍陈世旭的《海参崴红帆》（《长城》2004年1期），这篇小说并不是陈世旭最好的作品，但作者对待经济的冷峻态度值得我们重视。毫无疑问，现在是经济为中心的时代，经济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实惠，我们的确应该表示感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就有了豁免权。最近报纸上关于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讨论得很热烈，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却站出来理直气壮地宣布，民营企业家根本不存在原罪问题。我在报纸上读到的这条消息说，有几个民营企业家表示自己有负罪感，说起当初他们在原始积累时期如何如何，深感内疚，这时，那位著名经济学家马上把他们的话打断，安慰他们道你们是创业积累，不是资本原始积累！我不知道这位著名经济学家为什么要如此迫不及待地打断别人的“忏悔”，他大概认定自己是企业家们的牧师，而他对企业家的抚慰还真有些牧师宽宏大量的风度，可是牧师的职责应该是为信徒指出一条通向天堂的道路，而不是抹杀信徒向上帝忏悔的罪孽。所以我宁愿把著名经济学家的表现看作是一种献媚，一种对经济的献媚。这时候，陈世旭通过小说表达了文学的声音：人的精神决不能被经济所奴役。小说写的是市长助理向海洋带领由几家企业老总组成的经贸代表团在海参崴旅游参观的故事。一踏上异域之地，企业老总们粗鲁、猥琐的恶习就毫无顾忌地暴露出来，“一窝蜂，扎堆，争先恐后，高声大气，乱吐痰，当众挖鼻子剔牙，随手乱丢包装盒塑料瓶，戴着名牌表圈着金项链却衣冠不整，行头再富贵也脱不了土气”，这一口气的数落表达了作者对那些缺乏文化熏陶的富豪们的鄙夷。让我惊叹的还在接下来的描写，作者进而把犀利的灵魂解剖刀对准了权势者。身为官员的向海洋虽然对这些一介武夫似的大老板们表现出鄙夷之情，但面对漂亮的俄罗斯导游小姐叶莲娜，他就把持不住自己，其行径甚至比老板们还要龌龊。说到底，权势不过是金钱的另外一种存在形态，有权势就可以攫取到金钱，有金钱就可以买到权势，这就如同水可以结成冰，冰可以化成水是一样的道理。我支持作者的立场，既然鄙夷富豪们，就也应鄙夷权势者。与这个财大气粗的代表团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那位身陷贫寒的俄罗斯小姐叶莲娜，作者以仰慕的色彩描绘她，不仅描绘她美丽的外貌，也描绘出她美丽的心灵。她的心灵为什么那么美丽，就因为没有被经济所污染。而向海洋们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内心已经灌满了经济混凝土。
经济能给我们带来财富，经济上去了，人们的贫穷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贫穷都不解决，怎么能有幸福呢？所以在一般人的眼里，发展经济就是为了给人谋幸福。这当然是一个必须质疑的命题。陈希我的《又见小芳》（《人民文学》2004年2期）就在讲述一个结论相反的故事，得到财富的时候，却失去了人的幸福。小说的主角也是一位财大气粗者。这是一位富婆，不仅富裕之极，而且还是一个女性，这更容易使人艳羡。但富婆也有富婆的烦恼，她留恋往年窈窕的身材和青春亮丽的容貌，而这些早已随着逝去的年华一同逝去。作者是如此不动声色地嘲弄着金钱，金钱让富婆要买什么就能买什么，但她就是买不来精神的幸福。她几乎是用乞求的口吻对她的网友说你可以抱抱我吗，因为女人是喜欢被抱的动物。有了这一抱，她就满足地选择了死。富婆的死足以让我们深思，但我知道这不是金钱的错，不过是我们的头脑发生了错乱，可是为什么我们不论是穷还是富都会面对金钱时稳不住自己的阵脚呢？可见，即使在这个物质第一的世界里，除了金钱我们还需要更多别的东西。但这篇小说的“所指”并不是如此简单明了，在我看来，女权主义者就一定会从这篇小说中读到另外的东西。因为作者显然对于女人太残酷了些，他给了富婆金钱，就一定要剥夺她对青春和美丽的拥有。至于“我”的未婚妻，敢于对“我”颐指气使，无非就是因为有着青春和美丽的资本。这似乎在说，女人可以指挥金钱（通过指挥男人达到指挥金钱的目的），女人却不能拥有金钱；一旦她拥有金钱，她就失去了最有女人价值的东西。对于这个悖论，女权主义者可以进一步发问，谁来确定女人价值的标准，难道不是男人吗？如果女人的青春和美丽不过是对于男人才有意义，那么女人为什么还要在乎它呢？可是那个肥胖的富婆却从楼上跳下来摔死了。
再读一读赵德发的一篇反映寺庙生活的短篇小说《学僧》（《红豆》2004年第3期），也是很有意思的。赵德发不愧是一个现实感极强的作家，即使是写寺庙生活，同样不是把人们带到一个远离人烟和尘嚣的地方去，恰恰相反，他敏感地觉察到世俗的尘嚣也污染到洁净的佛龛。不仅仅是电脑、手机、因特网这些最现代的科技堂而皇之地开进了寺庙，就是金钱交易、考试舞弊这些连俗界都要贬责的事情也在寺庙里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赵德发给我们描画出佛学院里这样的景象：宿舍灯灭后，法能在床上用手提电脑上网，他化个名字与网友聊天，网友是个漂亮女孩，发来一张穿着极少的照片，法能一脸邪笑，还叫对面床上的戒定来看。在我的印象中，寺庙生活应该是，端坐蒲团，闭目神定，伴随着木鱼声声，念诵着阿弥陀佛。赵德发的描写与我的印象真是大相迳庭。赵德发想必是对当代的经济大潮有太多的感慨。这个法能为什么竟敢把佛家的清规戒律视为儿戏，无非他是一名富家子弟，只因嫌学校功课太累，一时兴起就遁入空门。法能甚至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净土不离秽土，莲花不离污泥。显然，赵德发在这篇小说中表达了对经济这个洪水猛兽的批判和质疑。我想，当经济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宰时，我们的作家有责任站在批判和质疑的立场，警惕经济权威的恶性膨胀。为什么这一定是作家的责任呢？道理很简单，一个社会不是说有了经济就把一切问题解决了，对于人类来说，精神也许比经济更为重要。
现实总是与理想对应着的。文学既要有现实精神，又应该张扬理想的旗帜。而且，最彻底的现实精神恰恰是生长理想的土壤。这方面我想举聂鑫森的《薄胎瓷、青铜鼎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山花》2004年2期）为例。这是一个发生在2003年非典时期的故事。两位中学同学毕业后一直没有联系，却在大街上偶然相遇，女同学马丹准备办喜事，正春风得意；男同学夏侯尊考古系毕业，在博物馆工作，没见出有什么值得炫耀之处。男同学登门给女同学送礼时，竟碰上非典的突然隔离，使两人在一套居室里共同生活了十多天。在这样一种突如其来的近距离接触中，两人的文化气质、生活态度就会发生直接的碰撞，正是在这种碰撞中，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马丹觉出了自己生活得太轻飘。作者显然要表达的意思是，生活中最有分量的还是文化。没有文化的生活是薄胎瓷，看上去漂亮，却非常脆弱；有文化的生活则是青铜鼎，搁在居室里，就像一个镇邪之宝。在作者看来，最完美的生活应该是二者的结合：“博物架上方的那只青铜鼎，庄重地立着，闪着褐绿色的光彩。那些薄胎工艺瓷，分列在其他方格里，洁白、单薄，透出一种温柔的情致”。但小说中的夏侯尊却明白这种完美的生活难实现，因为若要坚守自己的文化理想，那么“未来的生活会很清贫”，清贫是无力保护那些脆弱的薄胎瓷的。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伴随着二十多年的出国留学和旅居国外的热潮，培育起了一支海外华文作家队伍，这些年陆续有一些海外华文作家在大陆的文学刊物上登台亮相，也为当代文学带来许多新的元素。对于理想的渴望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得格外突出，这也许与他们生活在中外文化冲突的漩涡中大有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想介绍2004年的两位新人的作品。一位是居住在美国的华裔作家王瑞芸，2004年她在大陆发表了好几篇小说。这里介绍她的《华四塔》（《海峡》2004年5—6期）。小说写的是一位华人在美国的经历。这些年来留学生文学或移民文学在内地逐渐走红，美国眩目的现代生活与中国人的成功经历在这类作品中交相辉映，更吊起了向往美式文化的人们的胃口，但说句实话，这类作品借助域外遭遇要么表达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要么表达一种成功者的优越感，与我们在美国文艺作品中看到的华裔形象大相迳庭，从文艺形象的塑造中就已经鲜明地体现出中美两种文化的差异和冲突。而《华四塔》就像一名饱尝文化冲撞的历史过来人给我们以忠告。华四大概属于第二代的华裔移民，他最初的形象正是美国文艺作品中惯常出现的华裔形象：“身高不足一米五，差不多是个流浪汉，卑贱丑陋，微不足道”。他十六岁到美国，跟所有那时到美国的中国人一样只能生活在美国的底层，他拼命地干活，在人家的欺凌面前忍气吞声，甚至想到了自杀。后来他好歹在美国扎下了根，有了自己的家。然而作者让这位一生平庸的华四干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个行为就是华四从四十二岁起，在他住房的院子里建造一座古怪的东西，当他七十多岁完成这个“不是楼，不是屋，不是纪念碑，却是一个三十米上下的井架似的大家伙”后，就连房屋和院子一起送给邻居，自己悄悄离走了。华四建造的这个古怪的东西就将美国文艺作品中定格的华裔形象完全颠覆了。这个大家伙被当地人称为华四塔，成为了一件了不起的艺术品，头面人物还成立起华四塔保护协会，大学教授们则将华四塔作为研究课题。
读完《华四塔》，你会感到这里面充满着象征和暗示。作者通过后现代的方式把美国文化的精神实质揭示给我们看。美国人在现代性的精神疲惫中轻易地就把任何古怪的东西升格为文化英雄，只有民族主义膨胀者才会把华四塔被尊为艺术精品视为中华文化的胜利。而作者更深刻之处则在于，她通过华四的刻画，展示了一位看透人生的华裔移民的执著和坚韧，只有通过他的平庸的生活才能理解他的性格中的伟大，这种伟大也许才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而这一点恰恰是被人们所忽略的。在我看来，《华四塔》是近些年来最为准确地阐述中美文化冲突和融合的小说。
另一篇值得关注的是旅居加拿大的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书城》2004年第5期）。薛忆沩曾经在长篇小说《遗弃》中以非常先锋的叙述姿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这篇小说中，他那孤傲的、反叛的精神依然存在，但他在叙述上表现出对古典的崇敬。无论是语言还是结构都让我们感到向古典小说的靠拢。向古典靠拢的倾向大概说明他对现实的失望，他企图从历史中寻找到精神的资源。小说中的怀特大夫令我们这些经历过革命年代的中国读者联想起白求恩大夫的高大身影。薛忆沩似乎是在改写我们所熟悉的白求恩，但他的改写显然不同于成为时尚了的后现代对经典的改写，后现代改写惯用的手法是颠覆，而薛忆沩并不打算颠覆历史，他要做的是对历史的修正。白求恩大夫在我们的心中已经是一位纯粹的、高尚的英雄，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记忆，薛忆沩对此完全是认同的，他所要修正的不过是政治对白求恩大夫的过分遮蔽，他不认为白求恩纯粹是一个政治化的英雄，于是他依托于怀特大夫的神圣爱情，通过怀特大夫遗留下的一封给前妻玛瑞莲的信，让我们穿越政治的屏障，进入到一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怀特大夫的内心世界。爱情引导着怀特大夫朝着天堂走去，对于无神论的怀特来说，天堂不是上帝的所在地，而是理想的所在地。但是怀特的爱情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面前却无能为力，他不能放弃理想，也不能放弃爱情，于是只好与现实中的妻子分手，让爱情陪伴着他继续上路。怀特大夫的这封信应该让我们明白，我们有了理想和爱情的话，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天堂，我们也就会像怀特大夫那样，把人生的路程变成通往天堂的路程。
以上只是从若干个角度对2004年的中短篇小说作一粗略的扫描，难免挂一漏万，不过总体来说，2004年虽然热闹的是长篇小说或小说之外的东西，但真正代表小说创作水平的还是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越来越变成受市场支配的产品，作家不得不为此而妥协，否则你的作品就将被这个市场所拒绝。所幸的是，中短篇小说还没有被市场所吞噬，因而在刊登中短篇小说为主的文学期刊上，我们还能够看到文学精神那恃傲的身影。仅仅以此为理由，我们都应该给中短篇小说投去更多的关注和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