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183;帕#183;契诃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契诃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坛上，在思潮迭起流派林立的白银时代，契诃夫的艺术姿态可以说是独具一格。他既没有列夫·托尔斯泰那样的对道德说教的迷恋，也没有高尔基那样的对革命风暴的神往，更与象征派那样的洗心革面的哲学纲领相距甚远，而是一位全身心地沉潜于文学园地耕耘的“纯粹的”作家。
契诃夫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以其自身的魅力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征服了艺术趣味不同的批评家，博得了托尔斯泰、高尔基以及象征派的众口交誉。这一景观的成因，一直备受人们的探寻。近些年来，契诃夫创作中的非现实主义品质——诸如象征、荒诞、意识流甚至印象主义、自然主义诗学的某些特质——受到了空前热烈的关注。最新面世的一本俄罗斯文学史将契诃夫的现实主义概括为“包罗万象的、合成的现实主义”。在最近的“契诃夫学”著作中，有学者俨然声称：契诃夫乃是20世纪的作家，但没有这个世纪时髦的风尚，乃是一个象征主义者，但没有这个流派的宣言及其在塔上的彻夜祈祷，乃是一个先知，但没有那种词藻华丽的预言。
凡此种种从不同的视界一再表明，“纯粹的”契诃夫又是“十分丰富的”。契诃夫的文学建树不仅仅标志着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终结，而且更多地开启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探索。至少，契诃夫对世纪之交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乃至文化的整个精神氛围的“幅射”这一史实正在受到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开掘。也许，有人怀疑这种开掘，认定它只是当代学者对契诃夫的一种“重读”或“误读”，甚至只是在“现实主义已然贬值”的新价值参照系内重新构建的一种新神话，那么，别雷（Андрей Белый，1880-1934）在本世纪初“即兴”写下的评点契诃夫的文字则远非是一种“应时”之作。在1904-1907年间，别雷先后写下评点契诃夫艺术的四篇文章。相对于另外三篇，现在译出的这一篇更具理论品位，属于“作家论作家”这类文字中的一篇佳作。
文章译自别雷《小品文集》，莫斯科，1911年版。
周启超
契诃夫——这是俄罗斯文学一个完整时代的结束。可我们却不能确定地说，对于他人们尚未开始忘却。
契诃夫——这是一个我们尽人皆需、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大天才。在我们时代文学流派的构架中他的理论地位尤为重要。互相对立的流派——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他那里相遇、交汇。在契诃夫身上体现着对我们弥足珍贵的列·托尔斯泰文学传统的继承。而与此同时契诃夫的创作中又储存了能够引爆诸多俄罗斯文学过渡流派的真正象征主义的甘油炸药；这些流派常常背离健康的、清白的现实主义，以伪象征主义形象的租借来的红晕破坏他们的现实主义。与此同时在最近时期的那些象征主义者中，把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由外联合的趋势方兴未艾。契诃夫之后这样的联合是妄然的。神秘现实主义者于小面包圈和8字形小甜面包中发现了某种特别之物；他们对小甜面包的描写简直让人毛发悚立。与此同时象征主义者同样让人不敢恭维，他们会把自己随便一个什么超时间的象征装载上船。凡此种种与契诃夫毫无共同之处。凡此种种皆为妥协，凡此种种皆为对自己文学之路的背叛。凡此种种既未超越象征主义，亦未战胜现实主义；他们与契诃夫相比都是近十年来文学发展史上的退步。趋向“知识社”（注：可能指1898-1913年间在彼得堡存在过的知识出版社。）的象征主义者们，掺和着象征主义的“知识社派”，不过是些与契诃夫的真正现实主义相距甚远的半象征主义者、半现实主义者。而且契诃夫的象征的现实性让他们感觉陌生。
我们来阐明自己的思想。
我们觉得，这段时期最大的作家处于流派之外，而与此同时高尔基的创作引出整整一批模仿者，这远非偶然。恰恰在这一时期瓦列里·勃留索夫在我们眼前成长起来，已然组创了一个流派。勃留索夫给予我们真正象征主义的方法：他由象征－体验转向形象－模式。他在世界是两种现实的世界，由此构成的能见度只是一个拱门，通过它的们穿越到未知。
契诃夫却正相反，他从现实的形象出发，使具有能见度的形象本身细致化并加以研究，仿佛用显微镜观察它，向我们指出，这个形象从本质上说是可穿透的。但出路他却不给，因此被未知包围的我们注定在自己玻璃监狱的封闭界限内徘徊。
勃留索夫似乎在用他的形象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用语言解释奥秘。于是我拉下假定符号的幕帘遮住奥秘。但是你们看哪：假定符号与周围的现实正相吻合。”契诃夫对我们说的正相反：“关于奥秘我一无所知，我看不见它。但是请在瞬息万变的琐碎事物中研究现实吧。我不知逃离我的监狱高墙的出路何在，但，或许，描绘在墙面上无尽的图案不是二维，而是三维的：它们逃避到未知空间去，因为墙可以是玻璃的，而且我们在其表面看到的东西可以显示在该表面界限之外。总之，我还是一无所知。”
勃留索夫派确定了对瞬间的膜拜。契诃夫把时间组织分解成单独的成分——瞬间。在此他是真正现实主义的完成者（瞬间形象和体验的世界）。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开始与终结，相交于一点；这一点即瞬间；只是对待瞬间的看法针锋相对。在象征主义中瞬间是使不具有相应的能见表达形式的体验具象化的手段。在真正的现实主义中把时间分解成一系列单独的瞬间是目的；达到该目的的手段是描述以能见形式、通过体验提供给我们的材料。
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是艺术中两个方法论的手法。在瞬间哲学中二者相互吻合，如同两个圆周，只不过吻合于一个点上。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这个切合点是一切创造的基础：在此，现实主义转化为象征主义。反之亦然。
真正现实主义的任务在于使自己导向创作基础，导向在囿于自身的各领域的接触点上与象征主义相吻合。如果象征主义可以在集体象征化（宗教）的方向上求得发展，那么，只有当它被引向与现实主义的接触点时，它的基础才会稳固。俄罗斯象征主义的任务不只在于把它当作集体象征主义来发展，还在于于自身中确定它，亦即导向与现实主义的接触点，使得现实主义不知不觉地变成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的发展在进步与退步两个方向上进行；这并不意味着需要草率地把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混为一体：这样的混合对于两个流派都是亵读。
契诃夫从未认为自己是象征主义者，但是他却高尚而真诚地仿佛把自己的全部创作奉献于一点，那就是使他的创作成为俄罗斯象征主义的基石。
他的形象的全部表层是现实主义的。他初期作品的形象与我们典型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毫无二致。但是他的目光越深入生活关系的结构，他对其形象结构研究得越详细，这些形象就越加透明：就像一块不透明的木头，当切片机切下极薄的一层以后，在显微镜下它分离成一个个单独的细胞，然后是一个细胞，它的物理性能，勾划出一列公式，其意义却滑离而去，让人匪夷所思，——细胞本身变成一个奥秘；于是木已非木，而成为多样性奥秘的集合。
正是以契诃夫现实主义的如许深邃，该现实主义的内在基础在未背叛过去传统的同时转化为象征主义。围绕着自己象征主义的中心聚焦，契诃夫使用了多种样式的纯粹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这就是为什么在他那里我们找得到梅特林克主义（总是有些廉价的）和汉姆生情绪的反应。只是在他那里象征与现实形象的统一是远景；在远景与我们之间他不断抛置总是收缩体验范围、铺垫形象的一系列近景，直到切布蒂金在前景上高大起来。切布蒂金端坐着，当疲惫不堪的人们幻想幸福时，他大叫：“齐齐哈尔：这里天花猖獗！”（《三姐妹》）表面上流淌着亚历山大三世时代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但是，那些完全准确传达现实的他的笔触的线条却组成这样一个结构，它把伊万·伊万诺维奇抬高到已知时代之上。时代变成一般人类时代的象征。伊万·伊万诺维奇成为一般之人，他的屋子膨大成为世界。但是每一笔单独的线条在保有契诃夫全部现实主义的同时只是诸多更详细线条的合力：首先他把现实分解为单独的原子，然后不露痕迹地对这些原子进行重新分类，并由它们砌筑与现实形象无异的形象，同时该形象告知我们契诃夫本人及其主人公皆未意识到的某种别的东西：它们是某种可穿透的东西，如影子，他们关于俗常事物的谈话震撼着我们的听觉，如“婆娘的闲谈之于帕耳开女神（帕耳开，古罗马神话中的命运女神。）”。于是我们贪婪地倾听俗常的言语，并开始觉得这言语混沌地分化为二，契诃夫及其主人公有某种意思没有说尽，他们知晓某种东西，但却既无法言明，又不能把自己的知情诉诸意识。梅特林克对我们说的一切，我们皆不由自主地到契诃夫的创作中去猜测。在此，梅特林克只提供了一把钥匙，使我们得以通过言语深入契诃夫隐私主义的边远地带。因此对于契诃夫微笑的哀婉我们有了全新的感悟。契诃夫默默无言地把这微笑带入坟墓，不再说什么；或许，也不能说出什么，因为他自己亦未可知他的现实主义将变成什么，他把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引向了哪一点。
这就是契诃夫创作的实体——不由自主地与象征主义长成一体的透明化的现实主义。两个封闭的领域在他那里交汇，如同交汇于同一个点。问题只在于接近这一个点的方法。契诃夫的方法是现实主义。让我们保留对他现实主义者的称谓吧，只是我们不会把这与粗俗的这样的现实主义概念混为一谈。
契诃夫晚期作品的形式完全相反。它是假定的。依据成千上万的细节，他不由自主地对它们作出选择，使形象具有风格。根据已有的两笔线条我们复原那些隐含的线条。而如若他用许多线条勾画其主人公，则每一笔线条都是综合而成：不知不觉间他把我们带入假定的领域，而我们从不怀疑，自己用细节填充他的线条。伴随着对线条的选择，他的写作形式日渐巩固。每一个句子都有自己的生命，而所有的句子都从属于音乐节奏。《三姐妹》与《樱桃园》的对话——是的，此即音乐！我们却常常听而不闻，因为他的主人公一如既往地缄默，窃窃私语着自己那些俗常的言辞，比如“巴尔扎克出生在别尔季切夫”（《三姐妹》）。
契诃夫是令人惊叹的修辞大师。他是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中的第一位风格器乐家。高尔基、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及其他那些含有象征主义酵母的现实主义作家与契诃夫的文体风格相距甚远，其距离如同天壤。
自外风格化、自内与象征主义交汇的契诃夫现实主义的那些形象正在完成俄罗斯文学中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时代。此即他不可能有独立流派的原因。留待契诃夫的追随者们做的事情仅仅是把他的历程的细节研究透彻。如果说也值得认真向他学习，那只有象征主义者值得去做，只有他们能够衡量他巨大的、目前尚重视不够的全部才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目前现实主义的摹仿者自外部把自己与象征主义世界观生硬联合的企图感到滑稽可笑的原因。唯一的接合点只在契诃夫之中。过去是，将来仍是。其它则如灰烬将四散而逝。
窗总不过是窗，但是它可以成为任何现实形象都无法言尽的某种体验的假定符号。而最新潮的半现代派们（“现实的象征主义者”）——这些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摹仿者——仿佛对我们说：“窗非窗，但亦非非窗。”契诃夫的创作无情地揭发了他们，及其虚伪，及其模棱两可。
但是最为可耻的是，象征主义者宣称象征主义已被研究透了，实际上迄今为止我们尚无一种经过严格论证的理论，几乎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象征主义作品。前方有繁杂的工作，要求投入全部智力的、道德的和创造的力量。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信徒的拜盟只能说明他们对于头顶的那面旗帜根本无知（我不愿想这是招摇撞骗）。
契诃夫穷尽了现实主义。我们，象征主义者们，拜伏在他面前，我们不想返回已穷尽的路途，因为我们意识到契诃夫的创作是命中注定的。我们准备好向他学习，用他来检验自己，甚至用他的眼睛观看世界——但要向前看，看未来之路引我们去的那些领域。
契诃夫在发展的两个大阶段之间占据着中心地位。他结束十九世纪，在现实主义与我们之间设下至今无法逾越的界线。于是我们不能返回纯粹的现实主义；两个流派表面的综合是对现实主义的线踏。我们不想要这样的混合，因为我们尊敬纯粹样式的现实主义，极其珍惜对安·帕·契诃夫的宝贵记忆。
一九○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