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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大致包括三个层次，现代化是伴随着工业化而发生的。属于农业社会意识形态的儒学不能直接引导现代化。中、韩现代化是西方的逼迫和本国的内在要求下发生的、较自觉的民族的政府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韩现代化过程正是对儒学的批判、扬弃的过程。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得失参半，甚至失大于得。
一、现代化之内容与缘起
“现代化”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它既是过程，又是产物。S·N·艾森斯塔特认为，“现代化”在政治、经济、生态、文化等领域都产生变化。彼得·沃斯利则指出：“现代化本身不像任何其他事物，它既有采用资本主义路线的现代化，也有采用社会主义路线的现代化。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含义。资本主义现代化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轴心，资产阶级是现代化的主导力量；非资本主义现代化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轴心，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不再作为主导力量。”〔1 〕不仅包含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异常丰富，而且还包含着健全的自由、民主、法制制度，以及具有新的观念形态、思维方式、价值系统、行为准则的人。概括地说，现代化大致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较初级的物质性标志的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这正像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以生产工具命名那个时代一样，现代化社会也有其不同于以往社会形态的物质性标志——现代化的器物技能。当然现代化不仅仅局限于这一物质性标志，即物质技能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标志。现代化的第二个层次是更高一级的规范、制度层次的现代化，要求有适应于第一层次生产发展要求的社会制度，如健全的自由、民主、法制制度及适合于现代化生产的生产方式。现代化的第三个层次是人的现代化，即人的思想、行为的现代化。因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最活跃的因素，没有人的现代化，就很难保证以上两个层次现代化的出现和持续发展。当然，这只是为了便于理解所作的层次性划分，实际上三个层次并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相互影响，互为作用的，当然从实现的难易程度角度可作此区分。
现代化是伴随着工业化而发生的。现代化的根本内涵是工业化，现代化不等于工业化，但现代化如不包括工业化便无从谈起，17世纪以来，在牛顿以后实现的科技革命带来的工业化，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里程碑。科学成为“了解”世界的基本方法，技术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工具。西方原初形态的工业化来自经济领域，政府没有过多干预，这主要是使资本家可以有极大的发展自由。现代化源于欧洲，但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化，但现代化都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基督新教伦理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欧洲文明的各个领域包括科学、法律、宗教、艺术、政治等都产生了理性主义勃兴的现象。韦伯称之为形式理性：即做任何一件事时，都强调“方法和程序的可计算性”，只重视“不具任何价值色彩的事实”。任何人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和程序追求自己的目标。韩国学者黄秉泰认为：“现代化之能出现，必须臻于下述境地：导向实用的、功利的效率与效力进行的合理化行动可以一以贯之地在社会行动关系的各个方面得到实现，且不会受到因对其终极结果进行宗教和道德评估而产生的限制。当这种对合理行动的一以贯之的追求所带来的结果是各种社会形态与结构的各种合理化时，这些合理化的总和便构成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成分和必需功能。”〔2〕确实，当时的物理、化学、天文、 地理等自然科学都是以实验和数学为其理性基础，并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看作是可以用精确计算来加以控制的“因果机械”。与此同时，法律形式主义和科层化组织也相继出现，使每个人或团体都能够清楚地预知本身行动的法律后果，从而在运转灵敏的理性机器的控制下循规蹈矩地工作。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在商品交易中，个人将神圣的禁忌、传统的特权或尊长敬老的义务一律排除，只考虑自己所欲获得的财货，精打细算地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但企业家却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运用各种科技知识来从事生产工作，并精确地计算自己的投资和收益，以处于有利的地位，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形式理性的勃兴确实有助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我认为，形式理性主义的勃兴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一定的条件，而资本家的生产目的——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也使得它拼命地发展科学与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这也会促成工业化的出现。
从现代化的内容和缘起可以看出，儒学不能直接引导现代化。因为，儒学就其形式和发展的历史说，是中国几千年来农业生产方式和封建宗法社会的产物，从整体上看属于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儒学不重视自然科学知识，讲求内省、修身等道德功夫，很难孕育现代科学、技术，它那种重伦理纲常、等级、权威的观念也无法产生自由竞争，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和安土重迁等观念，也不适于现代工业化的要求。儒学不能直接引导现代化，但并不是说，儒学失去现代价值，对现代化不起任何作用，相反，在中韩现代化过程中，儒学也将以其自身的特点发挥作用。
二、中韩近现代化过程之透视
现代化已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西方已实现现代化，东方也要实现现代化，与西方相比，中韩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的逼迫和本国的内在要求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这不是自发的、单个人的行为，而是较自觉的民族的政府的行为。中韩均属于从事现代化的后来者，必须以政府权威作为必要的动源。Robert Bellah通过对日本的研究， 更强力地辩称现代化之动机，不仅来自经济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政治因素，他相信政府是推动日本工业化的主力。社会主义苏联建立后，更是以政府控制经济作为工业化的方法。就是说，现代化是社会的共同目的，而政府则一般来说是最具有代表社会整体的机构，因此，不论是信仰哪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政府很少不处于指导、策划与推动的地位的。中韩的现代化也体现了这一点。
中韩的现代化的历史背景均可追溯到百年以前。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与西方发生了正面的强烈碰撞，当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技术（船坚炮利）发生一种敬意，承认中国的“技器”不如西方，决定“择其所长”而效仿时，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就开始启动了，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触动了中韩现代化的脉博。只不过，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是从社会结构的基层逐步发展出来的，东方社会的现代化则是从社会结构的高层由上经下渗透的。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触，就立刻进行抗阻，认为我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儒家伦理道德具有恒久的价值。但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人们感到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意识到了西方物质技术的强大。一些有头脑的先进分子开始思考儒学的流弊和西方科技文化的先进。意识到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即魏源所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人们还没意识到中国社会制度的落后和人们观念的陈旧僵化，只提出“变器不变道”、“中体西用”的口号，希冀在不改变中国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利用西方的文化科技，于是，所要求的现代化也就只限于器物技术层次，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洋务运动”仅以开铁矿、制船炮、筑铁路、铺电线来以力角力，对付西方的入侵。由于器物、技术层次的现代化作用最为直接和明显，且又不侵害中国人固有的生活方式及内在价值，比较容易接受，实现起来又相对容易些。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便在外来的压力下，由统治集团倡导，首先从器物、技能层次上展开。
器物技能的现代化几乎触及不到人的内部价值和中国文化的“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浅层次的，表面的。而真正的现代化不仅要在“用”上体现，而且要在“体”上体现，这就要求制度层次的现代化。它较器物层次的现代化又深了一层，也难了一层，所以在中国现代化的行程中也落后一步。曾、左、李等人“对于西洋的机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们对于西洋的科学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的基础，但是他们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此外更不必说了。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洋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到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3 〕中国一直奉行“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只要有德的圣王出现，中国就可以富强，无须向西方学习政治制度和立国之道。中国制度层次的现代化相对滞后。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局势，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要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变封建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主张“废八股，办学堂”，广开言路，征用贤才等，但这触动到了封建统治的根基，结果遭到了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镇压。这说明制度层次的现代化更为艰难。
随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广泛地展开了论战。革命派提出了用革命暴力推翻清朝反动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土地国有等主张。孙中山于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革命纲领和政治主张，作为三民主义核心的民权主义，具有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方案，其锋芒直指封建专制。以“反对帝制，建立民国”为中心口号的民权主义，实质上是反对封建所有制和地主阶级专政，主张由资产阶级掌权，以便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制度上最彻底的变革，这为从政治、军事到文化、经济等逐渐走向制度的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但是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广大农村，封建观念依旧存在，复辟势力相当雄厚。后来确也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闹局。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未能真正建立起来，是由于没有触动旧思想，旧道德，于是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以反对封建的旧思想，破除对于传统观念的迷信。1919年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毛泽东同志说：“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4〕
也正是从那时起，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才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基本上从这三个层面去实现现代化，由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到“健全民主与法制”，再到“做四有新人”，逐步推动现代化进程。
韩国也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层次。20世纪开始后，日本侵略朝鲜，拥有500年传统的朝鲜王朝灭亡了，面对较早接收西方文明、 输入西方文物，采用西方制度，逐渐西化、近代化的日本，大多数人经过思考后，意识到日本所以强大，就在于它的物质技术的发达和社会制度的先进。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首先要在物质技术上实现现代化，然后在制度上给以保证，即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有远见卓识的人更意识到还须从思想行为上实现现代化。有人认为，儒教是退步的思想，应当采用西方的观念文化，于是在20世纪以后，在韩国基督教（旧教、新教）的信奉者便激剧增加到数百万，其背景就是对西方的仰慕和对西方文化的尊崇。
三、现代化过程中儒学的得与失
通过对中韩现代化过程之透视，我们也可检视儒学的得与失。首先就是前文提到的儒学不能直接引导现代化，其次，可以说中韩现代化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儒学的批判、扬弃过程，简单地说，重视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是对儒学农业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动；现代化的规范制度是对儒学纲常伦理、等级权威君主专制的反动，人的现代化（思想行为的现代化，是对儒学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反动。
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得与失，有两种较为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作为农业社会意识形态的儒学与现代社会所需的思想格格不入，总是一方否定另一方，没有调和的余地，提倡儒学，就会妨碍现代化的发展；另一种意见认为，如果对儒学的命题、观念作出新的解释，并赋予新的意义，同样能适合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对于儒学在韩国的现代化中的得与失也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大部分论调都强调儒教是退化的宗教，且大都认为，有可能的话，抛弃儒教，才能达到近现代化。但知识界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朝鲜王朝亡国的原因不在儒教，而在不实践儒教的真理，认为应当注重儒教的本质，真正地实践儒教，只有这样，才能救国。
显然，这两种观点都只看到了一偏，并不全面，实际上，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得失参半，甚至是失大于得。
儒学本身有与现代化不相容的地方，不能直接导引现代化，尽管康有为等企图挖掘、改造儒学，以寻求其民主思想，如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毕竟牵强附会。随后，人们逐渐意识到儒学是禁锢人们思想、观念的锁钥，于是出现了五四运动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对儒学进行了总决算，具有现代化思想的民主、科学开始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儒学完全退出统治舞台，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完全否定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毛泽东曾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6 〕这里我想借用池田大作的一段话：“说到现代化，它本来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必须与传统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过程中，探索未来的社会”。“日本即使实现了现代化，也没有完全抛弃日本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化。即使日本人生活在现代化的诸种环境下，在他们每个人的心目中，仍离不开日本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日本人处理传统与现代化的方式经常被比喻成在已盖好的日本风格的一层楼上，接着盖欧美式二层楼。”〔7〕
四、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积极面与消极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离不开传统文化，儒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使中国走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并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对于儒学对现代化过程所起的作用，曾经有两种极端的观点，或一概贬低或恣意抬高，我认为，应该进行理智而冷静的分析。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既有其积极的一面，有利于或有助于现代化的进行和展开，也有其消极的一面，有碍或不利于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具体来说，积极面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孔子的“富民”思想和义利观有利于现代化的平稳推进。孔子具有很丰富的经济思想，他提出“富民”思想，认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8〕，主张藏富于民。 后来的孟子等儒家也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孔子承认追求财富是人们共同的欲望：“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9〕只要手段得当，不投机取巧，人们可以为之而奋斗， 他认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10〕但他反对发不义之财，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1〕“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2〕孔子反对“见利忘义”，大力主张公利和民众之利，孔子提出的“富民”、“惠民”、“养民”、“利民”主张都体现了孔子这一义利观。孔子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乃至于“富之”、“教之”。孟子、荀子对此作了具体阐述。孔子主张以“义”来调节和制约“利”，使之趋于合理，合宜，相对公平，要“见利思义”，不取不义之财、不义之利。
孔子“富民”思想和义利观显然对现代化过程有警醒和启发的作用。我国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极大地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需要，要让全体人民都富裕起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特点。无疑，孔子的“富民”思想只要去除时代成分和阶级杂质，对当今现代化的开展有一定参考价值；而孔子的义利观更提醒人们，在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尤其要注意社会主义的公“义”和人民群众的“大利”，不要因贪图小利而做有损于祖宗，有损于国格、人格的事。
其次，儒学“天人合一”思想告诫人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注意环境的保护。孔子及其儒学主张天、地、人的相互作用和协调发展，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孔子虽然没有完全摆脱殷商以来的天命观，认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13〕甚至提出“畏天命”的思想，但同时，他又把天理解为自然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4〕在天人关系上，孔子继承西周以来“以德配天”的思想，主张通过人的努力，达到天与人的和谐，即天人合一。指出：“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15〕天人合一、和谐观引导人们进行整体和系统思维，进行全方位思考。在现代化建设中，既要大力发展科技，高效地利用和开发能源，扩大生产规模，又要注意环境的保护和生态的平衡，使生产得以有序地发展。
第三，儒学的刚健自强与正道直行有利于现代化的蓬勃开展。《易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种生生不息、自强进取的精神，今天仍能激励人们为现代化目标而奋斗。孔子重视刚强进取，提倡：“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为之不厌”、“学而不厌”，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人生的价值就在于正直而有道德，所以“君子义以为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6〕“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盛赞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气节之士。孟子更提出了志士仁人的大丈夫气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7〕
儒家的刚健进取、自强不息、崇尚气节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培养和民族自尊心的形成，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它同样激励今天的人们奋发向上，努力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第四，“有教无类”和“举贤才”思想，有利于民族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孔子很重视教育，他首创私塾，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打破了官府垄断学府的局面。孔子以“文、行、忠、信”相教，培养出多方面的人才。当前，我国为了使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提出了全民义务教育计划，并搞“希望工程”，让更多的人受教育。“举贤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在回答仲弓问政时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18〕并要求推荐身边的贤能之士。孔子认为，“举贤”意义重大，首先，“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对此作了解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19〕其次，“举贤才”能服众，“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20〕毫无疑问，贤才的标准，古今已有很大区别，但孔子“举贤才”的方法、举措及尚贤的思想，仍有现代价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需要各种人才，只有各尽其才，各尽其用，才能使现代化事业顺利开展。
最后，孔子以仁为核心，强调礼的作用，如果抛开其时代局限，也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和谐、平等的人际关系的建立，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良好的社会环境。
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固然有以上诸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并不是说儒学完全适合于现代化的发展，恰恰相反，其中也有与时代不协调、不适合现代化发展的消极面。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纲常名教、尊卑等级观念，孔子及其儒学的“孝亲”、“忠君”、“君贵臣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观念不利于现代化所要求的民主、平等观念的建立。
第二，儒学维护血缘关系和宗法系统，若沿用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会产生家长制管理作风，形成以血缘、亲朋、上下级为纽带的裙带网络，阻碍现代化的经营管理。
第三，“好古”、“述而不作”不利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开拓、创新、探索，如果动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或“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则将止步不前。
第四，孔子及其儒家比较狭隘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不利于造就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通才和专门人材，孔子以“文、行、忠、信”相教，多为为人处事从政之道，对稼穑、园圃持鄙夷态度，有违现代化的要求。
此外，孔子及其儒学还有许多不合时宜的观点，如关于丧葬、嫁娶、不违父命等思想，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展。
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既然不能抛开（事实上也无法抛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那么，我们就必须仔细审视儒学的积极面与消极面，从而更好地为我们服务，为时代服务。
* 本文是作者在我院与韩国启明大学校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韩国际学术研讨会——儒学与中韩现代化”上的发言稿。
注释：
〔1〕转引自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1页。
〔2〕转引自刘李胜等译、 [韩]黄秉泰著《儒学与现代化——中日韩儒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71页。
〔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63页。
〔4〕〔5〕《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390、第375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499页。
〔7〕转引自宋成有等译《走向21 世纪的人与哲学——寻求新的人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8〕《礼记·大学》。
〔9〕《论语·里仁》。
〔10〕《论语·述而》。
〔11〕《论语·里仁》。
〔12〕《论语·述而》。
〔13〕〔14〕〔15〕〔16〕〔18〕〔19〕〔20〕《论语》的《八佾》、《阳货》、《宪问》、《卫灵公》、《子路》、《颜渊》、《为政》。
〔17〕《孟子·滕文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