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未来学思潮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思潮论文,未来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西方未来学思潮兴起的背景
现代西方社会各种思潮迭起，其中的未来学思潮令人瞩目。该思潮有三个特点：一是盛行时间长。从德国学者费莱希泰姆本世纪40年代首先提出“未来学”一词计算，已快半个世纪。从50年代后期未来学在欧美广泛传播算起，也是近40余载。即使从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所引发的未来学高潮数来，也有20多年。与当代西方绝大多数思潮各领风骚仅几年的境况相比，未来学思潮可谓经久不衰。二是影响范围广。涉猎未来学思潮的既有托夫勒、奈斯比特等职业未来学家，也有象贝尔这样比较严肃的学者，既有口若悬河长于鼓动的西方政客，也有身着长袍引经据典的各派教士。未来学者囊括了三教九流。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被译成50多种文字，到80年代就发行了700多万册。传教士哈尔林斯的《地球的末日》竟出售了2500万册之多。很多国家成立了未来协会，一些政府要人会见未来学家。以至于东西南北、渔妇樵夫都在谈论未来。三是其发展势头正足。罗马俱乐部自创立以来，每一两年就有新作问世，一口气提交了十几份研究报告。托夫勒继70年代《未来的冲击》及80年《第三次浪潮》，又在90年推出新作《权力的转移》，历20多年之辛苦完成未来学的三部曲。奈斯比特82年《大趋势》轰动一时，90年又出版《2000年大趋势》，加快研究未来的步伐。其它未来学著作汗牛充栋，一浪高过一浪，正席卷全球。
现代未来学思潮的兴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第一种思潮都反映着一种社会现实，人们对未来的思考与他所处社会的变化紧密联系。在古代，生产力发展极缓，社会变化很慢。在个人生存的几十年中感觉不到社会有什么变化，几代人生活的社会背景没有多大区别。人们对未来生活有相当确定性的认知，未来形同于现在，没有必要预测未来，有的至多是漫无边际的乌托邦式想象。而二战以后的情形则完全不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使人类社会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向前发展。这种发展不只是简单的数量上的增长，而且有质的飞跃。它不仅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即经济快速增长，而且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大变化和社会关系的大调整，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社会的急剧变化，激发和迫使人们思考未来。人类乘坐在为战后科技发展所推动的快车上，窗外景色呼啸而过，令人目不暇接，在极短的时间内变化如此之大，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正是在二战以后科技进步加速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下，人们思考着、争辩着、评说着未来，未来学思潮应运而生。
未来学势头正足，又特别与2000年即将到来相联系。世纪末如同年末，是内省的时刻，是温故瞻前的时刻，是采取新决策的时刻。而2000年不只是一世纪的开端，而且是新的一千年的发韧。它暗喻着一个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的千载一缝的盛世。正因为如此，2000如一个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全人类，促进人们感情变化而加深对未来的思考。在干年期的召唤下，教士们重翻发黄了的神学经典，为新时代的到来寻找圣喻。基督教的愿教旨主义者预言耶酥再度降临，佛教的信士们希冀释加牟尼第三的出世。各国政府制订未来发展计划大多以2000年为目标。2000年在人们的心中无疑是一道隆起于现代社分的分水岭。人们渴望它的到来，在它即将来来之前更加想入非非。未来学家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陈述已见。未来学正涌起世纪末的高潮。
二、西方未来学的未来观
未来学的核心是未来观。西方学者在未来观上总的可分为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类。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提提出当今人类面临的严重问题。一是核威胁问题。自二战尾声广岛原子弹爆炸以来，核力量的破坏力量长到当初的几十万倍。据预测2000年可能有31国（或地区）具备核能力。核俱乐部成员越多，越难以制订有效的共同遵守的规则。大国领导人的失去理智，小国被逼得走投无路，世界一些地区战乱和恐怖活动，随时可能点燃核战争导火索。美国1958、1961年两架飞机因偶然事故投下核装置①，1962年古巴一触即发的导弹危机，三岛反应堆事件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等，已经出现核危险的不祥预兆。二是人口问题，二战以后世界人口急剧增长，按目前速度预测，200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60亿。而2035年是130亿，2100年是500亿。如长此下去到2800年，每40平方厘米的陆地上即有一个人，人们将无立足之地②。池塘荷叶30天长满为喻，指出今天地球人口如同荷叶生长的第29天，“在下一代生活期间池塘可能达到饱和”。③人口不只是增加，而主要是第三世界穷国人口膨胀。这加剧了南北贫富差距，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三是生态环境问题。工业、汽车排放的废气，污染了城乡空气。大量二氧化碳使一些地方下起了酸雨。工业和生活废水污染了江河湖海。森林遭滥伐，热带雨林正受破坏。日益扩大的沙漠化及水土流失，使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一些物种消失，生物链条被打断。臭氧层出现黑洞，人类将暴露在紫外线的杀伤之下。南极冰山融化，乘水将上升5米，东京、纽约等大都市没于海水之中④。四是资源问题。地球的能源贮藏有限，今天主要依赖的石油、煤碳已成柘竭之势，一些产油国石油开采所剩的日子几乎屈指可数。支撑今日发展的廉价资源也不是无限的，工业不可能如今天一样持续增长。一旦资源耗尽，宛如油尽灯枯，人类到头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以上几个问题交织在一起，互相加强，造成恶性循环。最后人类不是为核武器所毁灭⑤，就是为人口爆炸所挤垮，或是为生物的多米诺骨牌所击倒。悲观派大声疾呼：救救人类！我们再也不能“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似地发展，必须“更换传动装置，停止运转”。实行“有机的成长”，甚至“零增长”。
与悲观主义相反、乐观派感到前途光明。在乐观派眼中，人类的富足将有效地遏止战争、维护和平。人口爆炸只是社会展某一阶段的特殊现象，在不远的将来将自然得到控制。随技术进步，人类使用的能源会减少，而能源勘探贮量会增加。新能源的出现，能源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物技术发展，最终能解决粮食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土豆含有牛肉一样的营养，人们生活越来越好。甘哈曼描绘一幅从1776年到2176年400年间社会发展的“S”形曲线，认为这个世界的人口和经济增长已到了“S”曲线中历史性的转折点，1976年以后人类逐步控制发展，以前的问得以解决⑦。托夫勒认为今天的种种衰落迹象，只是“意味着工业化文明的末日”，⑧，而新的第三次浪潮文明正喷涌而出。人类的历史远未结束，人类的故事不过是刚刚开始。新出现的文明，无可争辩地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文明都更健全、更明智、更经得起考验。奈斯比特认为1956、1957年是一转折点即工业社会时代的结束，而信息时代在黎明中到来。我们正走出20世纪的黑暗时代，2000年将是人类的分水岭。“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奇妙的时代，真好！”⑨一些圣徒认为2000年左右地轴将发生变化，在人类所有生命将毁灭的一刹那，基督再度降临，人类拯救了自我。未来的1000年是耶稣和圣徒在和平与欢乐气氛中治理世界的1000年，是真正的黄金时代⑩。
以上只是乐观与悲观的精糙轮廓。实际上西方未来观从极端悲观到慎重悲观，从慎重乐观到高度乐观皆有。就一个流派或个人而言往往是乐观与悲观互相掺杂。罗马俱乐部的基调是悲观的，但其也认为，只要人类改弦更张，另辟蹊径，未来还是掌握在我们手中。典型的乐观派也流露出悲观的情绪。托夫勒承认第二次浪潮正处于危机之中。奈斯比特认为出于人类的本能，我们依恋于已知的过去，恐惧未知的将来。并为当今世界存在如此众多的丑恶所“苦恼不已”。(11)甘哈曼恐惧于人类万一遇到不可抗拒的悲剧，祈求新的诺亚方舟——太空飞船来拯救人类(12)。有的人承认自己是长期内乐观主认者，而短期内是悲主认者(13)。有的人则干脆宣称世界面临两种可能的情景——一种黑暗、一种光明，可能性是五十对五十(14)。未来观还是不断变化的，罗马俱乐部悲观调子不断缓和，而一极端乐观的调子也在降温。未来观也受社会大气候影响，50年代乐观调子占上风，而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发表后过上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其后的经济不景气，悲观气氛笼罩着全球。今天，乐观的情绪又开始回升。
三、西方未来学未来观的依据
西方未来学中无论是悲观论还是乐观论，根本的分歧之点是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即科学技术是万善之根源还是万恶之魁首。其实，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应用科学技术的后果有两面性，它既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又可以给社会造成危害。这使得人们对科学技术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就可能有不同的结论。悲观主义者注视科学技术的消极面。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加快了有限的能源和资源的耗费，造成了生态危机和社会问题。世界上几乎有半数的科学家从事军事方面的的研究开发，武器的改进特别是核武器的发展使人类更容易伤害和毁灭自己。科学技术增加了官僚阶层的地位、权力和威信，核能的运用会导致政治上的集中，给民主带来威胁(15)。科学技术运用不平衡，最需要得到科学的地方最不易得到，而最易得到的地方却在军备竞赛中。科学技术越来越复杂，其后的消极后果今天无法预见，有可能导致人类再也不能驾驭的失控状态。总之，科学技术所产生的严重问题，往往比它们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16)。乐观主义者看到的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进步。当前发生的一些消极现象不是衰退，而是整个技术经济基础调整的“地震”(17)。技术造成的问题还要依靠技术来解决。加速发展后面的主要力量技术。技术本身已为动力，技术进步本身产生再进步的可能性(18)。技术是人类幸福的源泉。
西方未来学者乐观派和悲观派都关注人的问题，都感到现代社会中人所受到的冲击和危机，都要求对人进行教育和改造，都断定人是影响未来的重要因素。所不同的只是悲观派希望以改变了的人去改变社会未来的悲观结局，乐观派则希望塑造新人以适应新的社会。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佩西认为现代社会困境本质是属于文化性的而不是生物学的(19)。赫金斯认为人类面临人口爆炸、粮食危机、环境污染、核能泛用、科技失控等六大敌人，而第七个敌人即最大的敌人是人的因素。(20)正是人的盲目性和惯性表演出恶作剧。库辛认为核威胁虽严重，但只是第二号问题。头号问题是人们无法认识二号问题(21)。博特金认为人的因素在所有问题中占有首要的地位(22)。波尼亚托夫斯基认为今天人类遇到最强大的对手：人类自己与自己相撞了(23)。奈斯比特把对人的认识作为贯穿各种趋势的一根主线(24)。现代人面临着精神危机。随着经济繁荣的实现，精神病反而急剧地增加。在核威胁的冲击下，人们生活在一个随时都会结束的世界里，影响到他们的责任感。科学和理性的崇拜已为人们所抛弃，“我们正伫立在一片空白荒地的边缘。”(25)必须改变人类目前的状况，以使人类走向未来中承担更大的责任。罗马俱乐部开的药方是学习：“学习我们需要学习和应当学习的东西——并且把它学习好”(26)，需要一个教育、自我教育过程和一次思想运动，实行真正的“人的革命”(27)，从而有机会改变危险的局面。托夫勒要求“造就骨子里都是未来的人”以取代今天的“工业人”(28)。贝尔希望以类似“宗教的所谓崇拜填补人的精神空白，奈斯比特则诉诸于宗教方面的复兴。甘哈曼的结论是，“人类必须具有斗志，献身精神以及智慧等物质，经过相当努力之后，一切问题必可获得解决。”(29)
四、西方未来学的启示和缺陷
西方未来学的兴起和发展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首先，未来学应时代潮流而生，其对世界发生变化的敏感以及对人类社会前途的关注，远远胜于对当今世界发生变化的反应迟钝和拘泥于眼前轶事而对人类前途的漠不关心。其次，悲观派对社会消极面的关注，给人类盲目地发展敲响了警钟。我们在经济建设中，要注意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控制人口增长等，防止竭泽而渔式地发展，或形成没有发展的增长。乐观派对未来积极乐观的态度是可取的，它能激发人们积极向上。乐观派对未来一些预测和设想，也为我们前瞻未来提供有用的参考。最后，未来学者对人的关注有启发性。未来究竟如何从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人的思想和行动。对当今世界人所遇到的冲击和存在危机应予以重视，要运用教育等手段，充实人的精神，增强人的使命感。培养全新的人，就能克服目前面临的种种问题，致力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
西方示来学的缺陷也是明显的。无论是乐观派还是悲观派都带有技术决定论的色彩，悲观派无端地害怕技术进步，乐观派则对技术寄托不切实际的希望。他们都是以技术论技术，没有把技术放在具体社会制度中考察。他们把人类的历史只看作是技术发展的历史，而忽视和回避了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社会发展史。技术作为中性的东西，它应用中正面和负面作用的大小，不能不与具体社会制度相联系。撇开社会制度抽象地考察则难以有全面的结论。西方未来学者对人的关注也是抽象的而不是放在具体社会中考察。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由生产关系决定。谈人的问题不能脱离生产关系、社会制度，脱离了则只能得到一些表面的结论而达不到对人的本质的真知。西方学者一些改造人的方法，特别是所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寄托在宗教的复兴上，既是错误的又是反动的。西方未来者对未来社会的一些设想如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托夫勒的实托邦，都回避了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问题。他们对现实社会考察也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只把它们当做工业社会，而随技术发展这个社会遭淘汰而进入新的社会。这实际上是一种趋同论，又特别是社会主义趋同资本主义的理论。总而言之，西方未来学最大的缺陷是撇开社会制度抽地看问题，因而在如何看待技术的作用、如何看侍人、如何设想未来社会上存在着许多表面的、片面的、错误的见解。这是我们评论西方未来学时必须加以注意的。
注释：
①(20)罗纳德·赫金斯：《面对七个敌人的威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99、50页。
②阿·高尔鲍夫斯基：《2000年前后的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③霍津：《当代全球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④今村光一：《地球的去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⑤乔治·盖治：《操纵人类命运的九大力量》，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⑥(15)(19)池田大作：《甘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34、21页。
⑦(12)(29)甘哈曼：《第四次浪潮》，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第7、295、275页。
⑧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3页。
⑨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0页。
⑩(11)(24)约翰·奈斯比特：《2000年大趋势》，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5、303页。
(13)(21)罗斯华兹·吉德：《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6页。
(14)布鲁斯·努斯鲍姆：《石油时代之后的世界》，新华社出版社1985年版，第307页。
(16)(22)(26)詹姆斯·博特金：《回答未来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4、9页。
(17)阿尔渔·托夫勒：《前景和前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18)(28)阿尔渔·托夫勒：《未来的震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443页。
(23)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变幻莫测的未来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321页。
(25)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页。
(27)奥莱利欧·佩西：《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