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再分布新形势及其社会经济效应研究——基于“六普”数据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经济论文,新形势论文,效应论文,中国人口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129X.2013.05.002 ［文章编号］1004－129X(2013)05－0015－11
一、引言
人口分布是在自然、经济、社会和历史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对一定区域而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更为重要。区域经济发展将促进“人口聚集”，反过来，“人口聚集”又给经济带来“聚集效应”，[1]这些道理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近十几年来，由于交通、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国区域经济与人口分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空间格局深刻调整，经济、商贸等因素对人口再分布的驱动更为明显，同时人口迁移更为“理性”。Ottaviano、Puga(1998)曾指出，即使初始条件完全相同的地区也会因经济条件较小的变化引起生产与人口分布很大的不平衡。[2]范红忠、李国平(2003)也强调“我国生产与人口分布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生产分布不平衡，而是生产集中的同时未引起人口相应的集中，从而造成了较大的生产与人口分布的不一致性，并导致了较大的地区经济差异”，并见地独特地指出地区经济差异是生产与人口分布不一致所造成的生产分布不平衡，但它“并不必然引起地区经济差异”的结论。[3]这预示着人口与生产要素协调发展在区域集聚增长中的重大意义。同时，他们通过Theil指标分析指出核心区生产与人口分布积聚程度的高度失衡是今后中国人口经济区域布局的主要矛盾，认为中西部贫困人口向东部尤其是东部核心区域流动是解决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有效策略。[4]
据“六普”数据分析，范红忠所提及的这种情况确已得到证实，但与十年前相比，当前的人口经济形势变得更为复杂。人口空间“多中心聚集”格局已经形成，但人口重心与经济、产业及投资等重心的失衡状况没有得到较好的缓解，反而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且人口经济“集聚效应”也大为降低。王桂新、沈续雷等(2009)通过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在1995～2007年间的区域不均衡性移动也证实了这一问题。[5]从这点看，鼓励人口继续往东部核心区聚集，从经济效益而言已找不到支撑的理论基础。从本质上看，当前的人口区域再分布，就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功能调整在职业分布上的反映，正如黄荣清(2005)所言，人口再分布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第二产业的郊区化和第三产业的中心区域化”。[6]因此，人口向哪些地区迁移流动应该更取决于经济“内源机制”的作用，即与经济产业细分及结构的合理配置相一致的问题。
“人口集聚”将激发区域经济发展的正效应，但刘洁、王宇成等(2011)指出中国“抄近路”的发展模式导致了缪尔达尔“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中关键环节的断裂，形成“人口集聚”增大但地方普遍无利的局面。[7]这是中国过度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特殊人口、经济制度下的一种“悖论”。因此，本文依据“六普”及相关的经济、产业数据，对200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经济变化趋势及其配置响应问题进行一定的探索。
二、中国人口空间格局的深刻变动及其发展趋势
近十年来，中国区域经济迅速增长，产业结构急剧变动，人口空间格局深刻调整。
1.“核心聚集区”人口增长势头减缓，空间再分布格局更加显著
图1 2000～2010年中国分地区人口增长率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六普”公报数据；国家统计局《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下同。
从20世纪90年代区域迁移急剧增长以来，中国人口从中、西部往东部迁移的势头有所减退，空间分布的整体性均衡趋势逐渐凸显。按地区计算，“五普”时，增长幅度最高达到320.35％(深圳)，其次为270.08％(东莞)，增长率最高的前十位地区中广东占了6位，东部达到8位；同时，人口增长的地区达到310个，平均增幅为14.08％，而下降区域只有32个，降幅最大的达11.99％(乌兰察布盟)，平均降幅为3.96％。到“六普”时，增幅最高的降为72.0％(厦门)，其次是69.15％(重庆中心市区)，增幅前十位的地区，东部只有厦门、苏州、深圳和北京等4个，其余的全来自西部；同时，人口增长的地区降为247个，平均增幅降为12.73％，而下降区域达96个，平均降幅达5.67％，最大降幅为25.53％(重庆其他区县)(见图1所示)。这表明区域发展均衡性正在增强，区域人口增长和流动更加理性化，同时区域增长或下降所带来效应或影响正在加大，这种影响是互动变化的，而非某一省区内发生的，人口区域变动的空间协调性更加显著。
2.人口地理分布大势未变，东南偏集态势依旧
中国由于地形、气候、资源等自然条件因素的作用，人口自古以来长期偏集于国土的东南部湿润、半湿润地区，而西北部高原、山地、沙漠、戈壁等由于高寒、干旱、半干旱等气候条件的影响，人口稀少。早在1935年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深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著名“胡焕庸线”就是这种人口地理分布格局的高度概括。而今七十多年过去了，我国人口分布格局到底怎样了？是否在深刻的人文经济活动中有所变化呢？
笔者以地区为基本单位，根据“五普”、“六普”数据和中国科学出版社提供的中国政区图为底图，通过GIS软件进行计算与比较。结果发现，中国东半壁面积占全国的47.95％(含台湾)，“五普”时人口占95.50％，(含港澳台)，到“六普”时，东半壁人口占95.22％；西半壁占全国国土面积为52.05％，“五普”时人口占4.50％，到“六普”时，西半壁人口占4.78％，东西半球平均人口密度比从23.05∶1降为21.63∶1(见表1所示)。
不论是“五普”还是“六普”，东南部区域人口密度绝大部分在500人/平方公里以上，而西北半壁仅兰州、乌鲁木齐、银川及呼和浩特、包头等地区人口达到500人/平方公里以上。人口规模超过1 000万人的地区基本上分布在东南半壁，“六普”时大部分地区人口规模更为巨大，但仍然偏集于东南部。因此，从总的情况看，中国人口分布的东西半壁态势基本未变，在东西半壁人口规模增长的同时，其平均人口密度差距有一定程度的缩小。
3.东部增长势头不减，西部回归趋势明显
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西部人口出现明显的回升态势。中国人口区域大转移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90年代的加速发展，并于21世纪初形成洪流般的趋势，今后将进入“软着陆”阶段。对家庭和个体而言，中国人口已更为关注“投入－产出”成本核算了，不管是生育还是迁移流动均较趋向于理性化。根据数据可清楚地看到，西部人口“理性回归”趋势较为明显，但东部增长依然显著。从增长规模看，东部增长了6 577.5万人，增幅达13.59％；西部增长866.73万人，增幅2.84％。但是，东中西人口增长差距还在拉大，东部地区仍然是我国最重要的人口承载区，中、西部属于人口相对下降区，但其中不乏重要的人口导入区，特别是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在当前的人口经济发展背景下，中、西部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一样，人力资源特别是人才竞争已经悄然开始，更具竞争实力且产业发展更适合当前人口迁移的区域，将成为人口迁入的重要区域，这种趋势将继续影响未来中国人口区域分布的大局。
4.“多中心聚集”格局基本形成，中部“空心化”趋势加剧
当前，全国人口已形成“三极，一带”的增长态势。所谓“三极”，一是东北部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松嫩平原增长极”；二是形成以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为核心的“大京津冀增长极”，包括京、津、冀、鲁、晋和蒙东等区域；三是西北部形成以乌鲁木齐、伊犁、石河子等为核心的“北疆增长极”。“一带”，则是形成由长三角经济圈起始及往南至防城、南宁的“沿海人口增长带”(如图2所示)。与此同时，在中部出现了以重庆市县为核心的人口负增长“沉降地带”，成为中部人口“空心化”发展的典型区域。还有一个显著的现象是，每个增长区或增长点周边均出现负增长区，即“沉降区”，一升一降如一种“造山运动”，这显然是由于人口迁移而形成的，“增长极”增长程度越大，其周边区域沉降程度亦越深。这就由于“增长极”人口增长主要是以吸纳周边区域人口而形成的，特别是重庆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是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又一明证，同时区域迁移给迁入与迁出区人口发展带来更为复杂的不确定因素。从当前我国人口区域增长态势来看，影响区域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因已从自然增长转为区域间的迁移变动。
图2 2000～2010年分地区人口规模增长变动状况
注：本图经过135度角透视而成，下同。
5.区域人口增长分异明显，规模越大增长越强劲
在人口规模与增长率关系上，中国人口区域发展规律非常显著。从“五普”到“六普”，全国总人口增加了9 019.86万人，增长7.26％。按地市统计，增量规模位居前五位的，依次为上海(661.14万人)、北京(604.28万人)、重庆城区(399.34万人)、苏州(367.38万人)及南宁(343.99万人)。其中一个显著变化，就是“重庆其他县市”人口由2 082.09万人降为1 516.09万人，成为典型的下降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乡间人口迁移的大趋势依然未变。重庆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地域辽阔，严格意义上，它可称为一个省，因此其“中、小城镇”与“中心城区”间的差异更为显著。相对于中心城区而言，“重庆他县市”更多的还是农村地区，而目前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还处于高峰时期，因此其人口大幅度下降是必然的趋势。从不同规模区域的人口变动看，人口集聚性增长趋势更为明显。分地区人口增长率最大的达到72％①(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就单个区域而言，人口增长率波动异常剧烈，且变化规律不显著。但将其规模进行等级划分，则增长率与人口规模间的相关关系就非常明显，并呈规则的“U型”二次曲线分布(见图3所示)。因此，从增长动力上看，500万人以下的区域为规模更大的人口区提供了增量源泉，增长率呈递减趋势，而500万人口以上的区域，则人口规模越大，增长率越高。从城乡人口构成分析，500万人口以下的区域农村地区所占的比重较大，且区域人口规模越小，农村地区比重越大，因而它们成为人口迁出的主要地区。
图3 2000～2010年人口增长率与区域人口规模关系
三、人口城市化及城乡结构变动分析
1.城市化与非农化
世界进入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城市化已经完成，城市化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8]2000～2010年间，中国城市化高速增长，规模空前，城乡间人口正处于大规模快速迁移、变动之中。城镇人口增长规模和速度非常惊人，而镇人口增长幅度又远超过城市涨幅，达到60.26％，城市为37.98％，相应地乡村为－15.44％，乡村人口数量减少1.21亿人。2010年城镇化率达到50.27％，比2000年提高10.3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城镇非农业人口比重与城市化率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我国非农业人口比重较低，平均为29.14％，其中城市为63.90％，镇为37.66％(见表2所示)。目前的城市人口绝大部分从事非农活动，从职业性质看，可近似地认定为是“非农”人口，据此，城市化率与非农业人口比重之差可看成是非农化率。因此，我国非农化率很高，平均为21.13％，而城市达到36.1％，镇更是达到62.34％，但在户籍身份上他们依然是农民，难以反映其职业的真实情况，从这点看也须进行相关户籍改革为其扶正身份。
2.人口城市化经济相关性及其结构变动
(1)人口城市化经济相关性分析
城市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特别是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2010年，中国各省区主要经济指标与本地区城市化水平呈较强的线性正相关关系，其中人均GDP相关性更为突出，其线性模型R[2]达到0.8832，同时斜率更大，而第三产业比重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更为复杂，呈现“U型”线性关系(见表3所示)。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等于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间的变动关系。因为工业化率随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一个由升到降的过程，而城市化率在某一阶段可能与工业化率具有较高的同步性，但这种同步性将会逐渐降低。其次，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资源、人文、经济条件差异甚大，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产业与城市化发展模式，正如张善余教授(2003)指出的那样，如果片面地认为可以通过提高工业化来提高城市化和现代化水平或人为降低工业化以提高第三产业发展而达到提高城市化水平的目的，都将犯认识上的错误。[9]
(2)人口城市化结构变动及其区域分异
中国区域人口迁移主要是农村地区迁到城市地区，这使得城市人口增长更具集聚特点。当前，几大城市人口集聚中心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六普”时增量最大的是广东，城市人口增量有2 159.78万人，其次是江苏为1 650.91万人，增长量在1 000万人以上的区域达到8个。中部地区的河南、湖南也成为了增长核心，而西部和北部地区城市人口增长规模大大降低，仅成渝地区表现出较大的增长趋势。因此，近十年来城市人口增长仍然集中在少数主要的经济核心区域内。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大，呈现出“东部高，西南低”的显著分异，这也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体现。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前5位地区为上海、北京、天津、广东和辽宁，其城市化率分别达到89.30％、85.96％、79.44％、66.17％和62.15％，而发展程度最低的有河南、甘肃、云南、贵州和西藏等省区，最高与最低者之间相差3.94倍(见图4所示)。
图4 2010年各省区城市化水平
“多中心集聚”特征，主要体现在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豫中北及成渝等五大高密度城市人口集聚区中。从城市化率变动看，城市化率提升幅度大的区域绝大部分都是迁入或迁出人口量大的地区，如重庆(19.94％)、江苏(18.73％)、河北(17.86％)及江西(16.08％)等。人口迁移使流出地大大降低了农村人口数量，而流入区城市人口则相应增加，因此对两地的城市化率均起着提升的作用，提升幅度居前三的浙江(17.61％)、广东(16.18％)和福建(13.64％)等正是由此而形成的。另外，城市化率越低的地区，非农业人口比重越高，这也是由于农业人口的大量迁出而导致的。
四、人口再分布与区域经济、产业布局互动效应分析
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朱云成、陈浩光(1983)认为：“从本质上……是经济发展决定了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密度的增大，而不是人口的增加和密度增大决定经济的发展”，同时他又强调，人口分布“其本身状况也会影响经济发展”，[10]因此经济发展是促进区域人口集聚的主因。一般而言，“集聚”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正效应，而人口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间的关系非常复杂，难于单纯用一种或一类理论予以穷尽。但可以确切回答的一点是，在当前人口产业关系下，经济的集聚增长必然导致人口的集聚，同时人口集聚又将带动劳动、消费、服务等的进一步发展。
1.人口“集聚”与区域规模效应
在市场化体制下，人口迁移主要是经济性或产业性因素导致的，一个区域能大规模吸引外来人口，其决定因素首先是该地区的就业容量，其次才是环境及基础设施等的环境容量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充足的就业，即便是很小规模的外来人口也是无法立足的，有研究表明，一般盲流人口在一个区域里逗留时间不会超过6个月，大部分是3个月内就已回流了。因此，产业集聚必然导致就业和人口“集聚”，而人口“集聚”又反过来促进产业“集聚”。近二十几年来，中国很多城市地区正是由于大量外来人口的存在，才使其在较低成本的情况下加速走完工业化道路。
在人口密度一定范围内，人口“集聚”程度与人均GDP是成正比关系的，此时表现出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尽管人口集聚会通过与消费、投资、贸易以及技术的协同作用等影响地区经济增长，但只有当人口集聚水平保持在最优人口规模，并与消费、投资、贸易以及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时，才能最大程度上促进地区经济增长。[11]因此，人口“集聚”在某一范围内时可提升人均GDP水平，带来集聚经济效应。但从全国情况看，人口密度与人均GDP相关性并不明显。若按经济发展程度进行分类，则这种相关性又一定程度地凸显出来。经济越发达，集聚效应越明显，如东部区域。因而东部地区的聚集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集聚效应低，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市场化程度较小，大部分地区人口、经济、社会等的发展受到历史基础和文化渊源的影响远超市场所能发挥的效应。从经济发展水平、规模及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等而论，中、西部均难于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抗衡，因此人口聚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表现不明显。
“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Diseconomies of scale)似乎是两个相矛盾的问题，经济学中的“规模效应”，就是在生产规模扩大后，“可变成本”同比例增加而“固定成本”不增加，所以单位产品成本就会下降，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就会上升，规模增大带来经济效益提高，因此产生“规模效应”，或“规模经济”。但是，规模过大可能产生信息传递速度慢，或造成信息失真、管理官僚化等弊端，反而产生“规模不经济”。规模不经济有两种：一种是生产规模过小，达不到所属行业要求的最低规模；另一种是企业规模扩大，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产量的增加幅度小于生产规模扩大的幅度，甚至产品产量绝对地减少，这两种现象都称为“规模不经济”。[12]一般地，人口“聚集”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倒U”型发展规律，即在人口密度的一定水平下，人口“聚集”程度与人均GDP是成正比关系的，此时表现出“规模经济效应”，而当人口聚集程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出现“规模不经济”现象，我国有些城市中心区已出现了此类问题。
图5 2010年地区人口密度与土地生产力相关关系
图6 2010年人均GDP相对于人口密度弹性
2.人口再分布与区域产出效应
区域经济的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区域生产效率的提高，二是经济规模的扩大。人口增长增加了参与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也显然扩大了生产规模，即便是生产率不变，经济规模也必然增大。2010年全国人口密度与区域土地生产力间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见图5)，因而经济集聚与人口集聚间存在着比较显著的联系。
同时，全国区域人口密度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均GDP的提升。2000～2010年，我国平均人口密度增长了6.57％，而人均GDP却增长了41.80％，远超过人口密度涨幅。这里有生产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同时也有人口聚集带来增长的“乘数效应”。[13]这一点也可从人口增长带动消费市场的扩大进行解释，人口迁入地区由于外来人口流入，而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如上海、北京及其他地区，外来人口流入相当于形成了多个百万大城市，拉动的消费是可想而知的，因而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但有一点值得深思的是，人均GDP对人口密度的弹性是随人口密度增长而快速下降的(如图6所示)。从这点而言，要更快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不宜过度追求人口“集聚效应”，而应使其发挥最优效应。因此，人口迁移规模相对于较小的城市所获得的边际效应更大，这一点在田成诗等(2012)的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14]
3.人口再分布与就业结构变动
(1)人口再分布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近年来，全国产业、人口、就业三者的互动变化中，首先是产业规模、结构及布局的发展与变动，特别是第二产业的生产制造业及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房地产业和信息服务业的比重上升最为显著，这使很多城市内部工业分布的重心由市区转向郊区，进一步推动着人口在城市内的再分布。其次，区域间流动人口的再分布在满足区域经济、产业发展和人力资源需求的同时，也对流入地区的人口就业产生巨大的冲击，由于流动人口的素质不断提高，其可进入的行业越来越广，对流入区就业的影响越来越大。
2000～2010年间，我国人口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产业大幅降低，相应地二三产业快速提升。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减少846.75万人，第二三产业相应增加了604.0万人和710.05万人，这是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表现。十年来，农村地区人口继续大量流向城市，“六普”数据显示，跨省外来人口中农村人口达到7 003.34万人，占81.55％，比“五普”时增加了3 696.49万人，比重上升近4个百分点。从就业结构看，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下降了16.04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分别上升了7.34个和8.70个百分点。在东、中、西三大区域中，人口就业结构分异明显。首先，是农林牧副渔业东部最低，为34.11％；其次，是东部制造业比重远高于中、西部，为26.92％，而中、西部分别为11.31％和7.23％；再次，是东部地区由于市场经济较为发达，批发、零售业所占比重明显较高，达到11.17％，而中、西部则为8.23％和7.57％。很明显，东中西之间产业结构上存在的较大差异，在客观上有利于中西部农村人口流向发达地区，为其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但还应该看到，由于较低素质的劳动力流入，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客观上对东部低端产业起到保护作用，因此怎样平衡两者的关系还需一定的新思路。
(2)人口再分布对区域就业压力的影响
目前，我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各种社会、经济矛盾较为集中，同时又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时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据“六普”数据，我国16～59岁年龄的就业人口达到6.45亿人，失业人口亦达2 059.15万人，失业率达到3.09％。虽然表面上失业率还比较低，但失业规模非常巨大，我国16～59岁总人口为9.34亿人，与经济活动人口差距甚远，显然还有相当的人口未统计为失业人口。我国在失业人口统计时农业人口是不计入统计范畴的，因此按此计算的失业率明显失实。同时，在失业人口中，失业时间在半年以上者占50.80％，两年以上的长期失业人口占10.4％，平均失业时间达到12.2个月。因此，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用就业压力指数能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这里所谓的就业压力指数，就是潜在的就业人口主要包括失业人员、各类学校毕业生及部分由于就业压力或工资待遇等原因而退出劳动力队伍的经济活动人口与在业人口的比值。以此计算，2010年我国平均就业压力指数达到14.7％，各省区压力最低的也有10.5％，最高的达到20.3％。从地区分布看，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中部、北部地区就业压力显著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同时经济发达地区的就业压力要明显低于人口输出的欠发达地区。但与“五普”相比，总体上就业压力增加不大，上升了0.7个百分点，且压力上升的地区大部分分布于中部和西南部，而经济较发达地区大部分就业压力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压力下降最大的是上海，达到8.2个百分点，其次是辽宁、天津、福建、广东等地(见图7)。经济发达地区就业压力的下降，一是由于20世纪末进行的国有企业和国家机构改革释放的失业人口已逐渐实现了再就业，同时这批人口中很多由于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退出了劳动力队伍；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就业压力得到进一步的疏解。从总的情况看，全国的就业压力都很大，每年需解决1 000多万新增劳动力就业，同时还有大量的失业和不在业劳动年龄人口要求重返就业队伍，加之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大力越来越弱，2000～2009年名义就业弹性年均降为0.09，进入“低就业增长阶段”。[15]从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失业情况看，还存在失业向较高受教育人群蔓延的趋势，突出地表现为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大城市生活、就业等压力大，那么就回到中西部去。鼓励到中西部去工作，是值得提倡的，但如果从就业压力等原因考虑而鼓励回到中西部，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从上述不同省区就业压力指数分析可知，中西部就业压力比东部地区还大，因此去中西部就业也不一定是可行之举。
图7 2000～2010年各省区就业压力指数变化状况(百分点)
五、对策思路及结语
总而言之，中国区域经济差距难以在短时期内大幅缩小，未来二三十年内，中国人口依然将向东部沿海集聚。但由于中、西部人口密度较低，土地、空间及其他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加上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东中西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将逐渐缩小。根据田成诗、柴思露(2012)的研究，人口分布的相对变化对地区间收入具有趋同效应，同时人均收入趋同的速度比总收入要快。[14]因此，人口再分布将促进东中西部发展差距的逐步缩小，从而又导致人口在中、西部的进一步回归。同时，今后人口迁移原因将越来越多元化，社会、家庭因素在迁移选择中的影响将大大增强，纯经济因素作用将减弱，因而区域流向将更为复杂，驻留时间也更加延长。同时随着城市就业、就学、医疗和养老等服务更加向外流人口开放，很多外来人口将从“形式”城市化转变为“内涵”城市化，真正成为一个“城市人”。
合理的人口分布是各国政府所追求的主要人口发展目标之一，亦是人口学理论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人口分布是由各地区以往的出生率、死亡率累积作用以及人口在地区间的迁移流动所导致的。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已远在更替水平以下运行了数十年，人口的出生对区域人口的增长成为一个次要因素，而人口规模、结构的巨大变动更多的是由区域迁移所导致的，具体而论是由城乡迁移引起的。但近二三十年来，出现人口大规模地向东部沿海及其他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加速集聚的态势，完全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策倾向性产生的区域发展差别效应而导致的。
在对人口分布进行合理性的政策引导时，必须高瞻远瞩，统筹兼顾，做到科学合理，切实可行。从制度建设和城镇体系构建上，可从以下方面考虑制定策略：首先，是完善相关制度与权益保障措施。重点保障迁徙自由，逐步消除区域行政“壁垒”，构建相对平等的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权益保障体系，强化社会服务，完善制度对接。其次，是构建城镇体系和人口发展功能区。继续适当控制大城市，加速发展中小城镇，重点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县城、中心城镇建设，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同时，应以适当集中为原则，避免造成又一次的摊大饼式发展，以免造成更大的土地资源浪费，并根据气候、水资源、土地等资源条件特征合理引导和构建人口发展功能区。
［收稿日期］2013－04－26
注释：
①已剔除行政规划变动因素后的数据。
标签：人口密度论文; 经济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集聚效应论文; 人口增长模式论文; 中国东部论文; 中国人口论文; 城市规模论文; 产业集聚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