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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1)03-0016-06
全球化的深度流动“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1]它“决不是某种自然规律或某种不容选择的线性技术进步的结果。这不过是西方工业国一个世纪以来曾有意识地推行并且至今仍在推行的政府政策的必然结果”。[2]“这种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这是它们无法摆脱的一个过程。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它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有意识推动并维持的过程。”[3]马克思更是一语道破天机：“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显然，全球化的设计已远远超出设计者的初衷，超出了欧洲中心主义的界限，以“恶”的内在、“善”的外在在不同地域广泛流动，其内含着巨大的意识形态漩涡，而其“恶”的方面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不可避免。
一、弥散的硝烟——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
全球化在经济与文化、主导与全局、显性与隐性相伴的进程中快速推进。一方面，它促进了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交流，形成了人类社会的普遍交往；另一方面，也使欧美主义霸权发挥得淋漓尽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进一步加快了发达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欧美等国家通过强势地位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没有硝烟的战争”，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进行整体的全方位入侵，这使我国本来就先天发展不足的民族经济、相对滞后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异常严峻的挑战。
1.异质性之精神解释——马克思主义科学性质疑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是历史并未完全按照马克思设想的路径演进，相反它却在20世纪的东方引发了一场伟大的变革。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率先在东方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并成功引领了整个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潮流。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中国革命得以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伴随着全球政治多极化语境的形成，马克思主义面临着“非法”解释的困境。
由于伯恩施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初开始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轨道，通过改良主义制度化于资本主义，自此，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纷纷演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话剧”精彩呈现。191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对西方革命道路进行重新思考，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整体马克思主义的肢解，形成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例如，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的研究归结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强调了批判的理论功能，突出了否定的辩证法；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批判应与心理批判相结合，革命是心理革命和社会革命的统一，将性格结构作为联系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纽带；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必一定要与具体的实践结合起来，力图恢复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权威；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相结合，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多样化；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作了非人道主义的解释，称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等等。在出现如此复杂的理论争夺战和多元思想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之争，使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尤为激烈，前苏联解体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警醒了国人，促使我们不能不思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久远发展，不得不面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多元解释。
2.文化上的非线性入侵——民族文化的边缘话语
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指标进入了国家视域。“文化是社会变革的内燃机，是社会常态的调控器，是凝聚社会的粘合剂，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5]但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其“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文化成了一种舞台，上面有多种多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文化绝非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毋宁把文化看作战场，里面有多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6]尽管文化的全球流动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化的交流融合，但其绝不是人类普世价值的殊途同归，更不是东西方的携手并进，实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其意识形态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推行全球性文化过程中力量之强势、步调之一致、手段之复杂、方式之多样、形式之混沌、语汇之多样是前所未有的，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它不仅成全了霸权主义，而且严重地消解了民族文化，使其日益边缘化。这恰如俄罗斯作家亚·季诺维也夫所言：“全球化一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争夺对整个人类统治权的战争制造的意识形态伪装。他们希望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来实行“文化殖民”策略，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施加影响以至对其内政外交进行干涉，削弱其民族意志，乃至摧毁其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用全球主宰者所希望的那种精神愚弄人类，即实现意识形态全球化，是这场战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7]
3.媒介理性的恶意运用——“合法”面纱下的非法意愿
在麦克卢汉笔下，“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是万物，万物皆媒介，所有媒介均可以同人体器官发生某种联系。媒介无时不有，无时不在。凡是能使人与人、人与事物或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关系的物质都是媒介，这是从广义上界定媒介的概念。巴勒特从狭义上对媒介的概念进行了阐述，认为媒介是一个简单方便的术语，通常用来指所有面向广大传播对象的信息传播形式，包括电影、电视、广播、报刊、通俗文学和音乐。而目前在意识形态传播这个层面上更多的是从狭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众所周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意识形态传播时，将技术理性转化为媒介理性，通过运用电影、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介宣扬其价值观念，传播其所谓的“普世”话语。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按照新闻研究的角度来说，西方媒体歪曲性的报道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无知或缺少了解所造成的混淆，另一类则是有意地移花接木、指鹿为马。如果是有意为之，那一定是跟某种政治意图，或者说某种背后更深刻的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而法兰克福学派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媒介的意识形态性，并且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权力对媒介的控制一直在加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就曾斩钉截铁地说：“广播系统是一种私人的企业，但是它已经代表了整个国家权力……切斯特农场不过是国家的烟草供给地，而无线电广播则是国家的话筒。”[8]换句话说，诸如广播、电影、报刊等大众媒介完全受国家权力控制的事实不容置疑。它是彻底意义上的国家力量，彻头彻尾地实现着国家的政治功能。马尔库塞曾果断地驳斥信息和娱乐媒介的非意识形态性，他说：“人们真的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介区别开来吗？必须记住，大众媒介乍看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实质上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9]虽然大众媒介以传播信息和娱乐群众的形式现身，但就其根本，大众媒介是国家的“传声筒”，是国家权力推行的工具，它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推行权力的合法“理性”，国家对其的运用也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其“理性”的恶意已充分呈现。
4.意识形态的终结——“殖民”的“合法”表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阿隆，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贝尔等西方右翼学者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主题，并由此引发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牵涉全世界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大辩论。曼海姆是“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先驱，他认为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乌托邦。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他列举了四种形式的乌托邦心态，即再洗礼派的纵情狂欢的千禧年主义、自由主义与人道主义、保守主义的观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并详细分析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受到的多方攻击，指出其是“最充分”的“乌托邦结构”。[10]法国学者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公开批评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了革命的神话、无产阶级神话的观点，主张意识形态的终结。“生产资料的增长和大众苦难的明显或真实加重之间的鲜明对比，自然会激发起一些预言没有痛苦或深重灾难的进步的乌托邦理想。”[11]美国学者李普赛特在其名著《政治人——政治社会的基础》中，认为未来社会民主主义将取代共产主义获得极大的发展，意识形态将随着阶级冲突的终结而终结，其结论是：“既然工业革命的根本问题业已解决，民主主义的阶级斗争将继续下去，不过那将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斗争。”[12]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由于美国经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旧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已经枯竭，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已告结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已失去意义，社会发展已把意识形态扫进了历史博物馆。“曾经是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现在已经逐渐走到了死亡的终点。”[13]“因此，在西方世界里，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对如下政治问题形成了一个笼统的共识：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时代也已经走向了终结。”[14]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布热津斯基的“共产主义失败论”、尼克松的“不战而胜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等，都可以看作新的历史语境下“意识形态终结”这一主题的延续。
在“意识形态终结”思潮的影响下，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现象。有的人甚至鼓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歪曲党的历史，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等。实际上，西方学者宣称的意识形态终结，并不是指所有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借此推行其现代“殖民”意识的一种“合法”方式。对此，江泽民曾严肃指出：“现在，有的党员干部在报刊书籍和讲坛上，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结论，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公然歪曲党的历史、诋毁党的领袖人物和党的优良传统，散布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干部群众中和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15]因而，我们决不能听之任之，任其自由泛滥，要采取措施坚决予以纠正和批判。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的宝贵经验时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一结论的得出，是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对接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性变革
面对全球化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在此境遇下，我们不应该被动应付，而应该主动出击，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挑战，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全球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在互动中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变革。
1.从思潮的拒斥转向思潮的评价，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
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待之，切忌运用单向线性思维不加区分地一概予以拒斥，要从拒斥思维转向评价思维，以开放的胸怀、端正的态度、正确的立场评价西方社会思潮。在目前，我们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伟大指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它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精神动力和道德要求等不同的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则进一步强调，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强调用社会主义核心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应有之义。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关键在“引领”，就是在多样化思潮中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尊重差异，又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的共识，在多样化观念中寻求共识，以主导扩大共识，以共识巩固主导。简而言之，一是正确处理主导性与多元性的关系。一方面，要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感召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要尊重思想文化的多样化，不能简单地用主导性代替多样性。二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建设，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三是建立思潮预测机制、疏通引导机制、利益诉求机制、公民认同机制和价值转化机制。四是加强以干部为重点的以媒介为依靠的载体建设。五是避免思潮的地方化与学院化倾向，加强思潮的社会化研究。
2.从同而不和、异中求同走向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新路径
经济不可能脱离政治，不可能摆脱意识形态孤立运行，意识形态也不可能游离于经济之外形单影只单向发展。这种内在不可分割的关系，恩格斯早已论述过：“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16]毫无疑问，全球化是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的统一，它不仅在经济层面上促进了国际交往体系的巨大变革，而且其对世界各国之间的思想观念进行了重塑。因此，世界各国政治实体已充分地认识到，不同国家、不同制度存在着异常残酷的竞争，西方国家不断加紧向全世界推销其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策动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但也存在着广泛意义上的合作，不同文明的互相认同感得到增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日益拓展。特别是各国在加强经济交往的同时，不约而同地加强了政治方面的交流，即使相异的政治制度、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障碍依然存在，但在相互比较、合作竞争中存在和发展的前景却清晰可见。
所以，冷战结束后，邓小平提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而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的新思路。1991年，江泽民提出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受到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左右”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原则。特别是2002年10月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时发表演讲，引用《论语》“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出：“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中美之间、国家之间应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显然，邓小平与江泽民把“国家利益”问题提到了国家战略与国家安全的高度。这也是中国在冷战结束后，在关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的思维范式的根本转变。
但也有不少人士担心在国家关系问题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着我国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淡化。其实不然，涉及国家利益的根本问题我们绝对不能放弃，特别是涉及国家主权等问题方面，必须强化国家主权。但作为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在一定意义上凝结着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优秀成果。因此，加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学习与交流，借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大有裨益。
3.从“单面人”关怀向“全面发展的人”关怀转变，在科学发展中确立“以人为本”的新理念
市场经济造就了资本主义，造就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造就了单面人的形成，这即是马克思指称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全球化的传播必然打上资本主义“单向度”的烙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我国意识形态在关怀维度上的单向度，从而导致了“人对物的依附”，这种“依附”的“直接产儿是人们的物质至上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及对经济利益的片面追求，并陷入这种追求不能自拔，进而受制于这种追求的思想的主导，于是这些人开始把获取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财富当作首要的直接的目的，而把人本身纯粹当作一种获取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17]马克思认为：“人的价值具有工具性的一面……但是，人的工具性又不同于物的单纯工具性价值……个人既是工具又是目的。”[18]因此，片面强调人的工具性而忽视并抹煞人的最终目的性，进而也就忽视了人本身的个性、能力和创造精神的全面发展，人也就成为“单向度的人”。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和以后多次重要讲话中都涉及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理念上发生了重要转折。“人的全面发展”其精神要义就是要统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协调发展，真切表达了一种对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在内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美好社会的向往和价值目标的追求。随后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也是对这种思想的继承和延续。而“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19]这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发展到目前的最高总结，正是以此为契机，“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才真正开始进入国家框架与政治视域，从此开启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新篇章。
全球化必将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不断走向未来，各国在全球化中受益的同时也必将承受其带来的诸多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我们依然不能沾沾自喜，我们要永远如履如临，永远战战兢兢。正如胡锦涛2007年6月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艰巨的使命、繁重的任务，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做到思想上始终清醒、政治上始终坚定、作风上始终务实。因为，全球化给社会主义带来的是一场远未结束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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