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演变规律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思想政治论文,教育工作论文,其对论文,建国以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55（2008）04－0057－06
关于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思路并不新鲜，总的来说，大体上有这样一种共识，即“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统治阶级需要而产生发展的，换句话说，它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得以推行和强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1]，而“人是意识形态动物，离开意识形态，主体就无法生成，而教化是个体接受特定意识形态并生成主体的途径，也是意识形态得以延续并再生产的途径。而意识形态教化的特有方式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正是传播特定的意识形态，其直接任务在于让受教育者广泛接受特定意识形态并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内心信仰，其潜在的任务还在于自觉地延续并不断地再生产特定的意识形态”[2]。不难看出，这些思路都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取向，即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的工具性，习惯于思考通过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来促进意识形态预期功能实现。其实，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意识形态的从属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是其本质属性，但思想政治教育又不囿于此，还具有育人的功能以及对人的终极关怀。基于此逻辑关系，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通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律，来思考其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示呢？这也是本文的主要思路和切入点。
一、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演变规律
在现代政治生活语境下，意识形态不妨可以界定为政党为获取和巩固执政地位而构建的一套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有一个足以吸引和保证党员向心力与人们广泛认同和支持的宏伟目标。
（一）意识形态建设的一般规律
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建设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意识形态作为政党的思想体系，之所以能够凝聚党员向心力，获取人们的认同和支持，主要来源于其思想体系中的那个宏伟“目标”。这个目标能够驱动着人们为之而不懈努力甚至奋斗终生，因此，这个目标往往是一种远大目标。但是仅有这个远大目标是不够的，因为既然是远大目标，就是在短期内难以兑现的。如果短期内难以兑现，就认为这个目标是乌托邦和空中楼阁——无法实现，那么就会挫伤人们为之而奋斗的动力和积极性，自然凝聚党员向心力、获取和增强人们的认同和支持就成为无稽之谈。
如何解决这个尴尬的矛盾呢？这就需要进行意识形态建设。如果说，意识形态本身是目标的话，那么意识形态建设就是过程。具体来说，意识形态建设就是根据现实立足点和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断制定和调整一系列短期目标——我们称之为一级超越目标。当然，这些短期目标不是孤立的，而是建立在现实基础的不断超越，最终指向那个宏伟目标——我们称之为终极超越目标，并受到这个终极超越目标的规制。离开了现实的超越，就是违背了规律，就是不科学的，也就是不具有真理性。而脱离了终极超越目标的规制，那么又会丧失根本和对人们的吸引力，也就不具有价值性。意识形态建设可以形象地描述为这样的一个无限超越的过程：现实立足点→一级超越目标→（新）现实立足点→（新）一级超越目标……→终极超越目标。这些一级超越目标都是意识形态的范畴，准确地说，是正在成长的意识形态，是不成熟、不完满的意识形态。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也需要建设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其科学性突出表现在它是一种真理性和价值性高度统一体。具体说来：意识形态的真理性是指意识形态相对正确地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并能揭示出其客观规律性的东西。而其价值性主要是指意识形态的内在尺度，也即意识形态满足人们的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指向人们的最终目的性的东西。其中，前者是意识形态本身之所以能在最大范围内凝聚党员向心力、增强人们认同和支持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前者的匡约，后者就可能仅停留在缺乏任何支撑的纯粹主观臆造和想象的美好愿望的乌托邦上；同样，后者是意识形态之所以对人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进而上升为信仰的根本“源因”，没有后者的规制，前者抑或意识形态整体就丧失了其终极意义和最终目的性。但同时我们又必须保持这二者的统一，过分强调前者可能造成人们的意识形态僵化，缺乏热情和创造性，而过分强调后者又可能导致人们意识形态狂热化，精神状态虚幻化或终极化，甚或盲目崇拜和迷信。概言之，没有这种统一，意识形态就无法实现其凝聚党员向心力和增强人们认同和支持的初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真理性和价值性高度统一的整体：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规律，在此基础上，他极其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自身的不可克服的缺陷“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的时候”[3]P40，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同时“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P55 ——共产主义必然实现。换言之，它所描绘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世界上最宏伟的蓝图，也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两个“最”字其实也就说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兑现的目标，而是要付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去建设。正如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时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4]P19。我们只有在科学、准确地把握现实立足点的基础上，实现一级超越目标的不断累积，才能最终指向和靠近共产主义终极目标。
（三）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演变规律
人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总是充满了艰辛和汗水，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我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探索，也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根据上述对意识形态建设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点的探讨，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大体了三个阶段：
1.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至改革开放之前：忽略意识形态的真理性，片面强调其价值性。这个阶段最大实际是——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民的民主意识普遍较弱，教育水平落后，百废待兴。这也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建设制定一级超越目标的现实立足点。这个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失误是忽略了这个现实立足点，意识形态的真理性缺失，并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价值性。换言之，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极超越目标取代了基于这个现实立足点而制定的一级超越目标，反映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求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急切心情和主观愿望，但结果造成人们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狂热，也一度给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带来巨大的灾难。具体表现为：由于受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味地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一些特征来指导现实的实践，并力图使现实与这些特征相符或妄图在很短的时间内兑现这些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一大二公”，实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采用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体制，产品实行供给制，政治生活实行大民主，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为此又诉诸“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途径来服务于这个目标的实现。萧功秦把这个阶段称之为“是以平均主义的理想作为合法性基础的计划经济时期。这种对美好平均主义世界的终极目标承诺与不断革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5]。
2.改革开放以来至江泽民“七一”讲话：弱化意识形态的价值性，过分强调其真理性。在这个阶段，实践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改变之前的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性的局面，重新找回了失落二十余年的意识形态建设的真理性。萧功秦把这个阶段称之为“意识形态世俗化阶段”，也即与第一阶段相比，“指的是人们从对天国的信仰回复人间生活的意思”[5]。然而，这个阶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不足是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弱化了意识形态的价值性以及全面协调发展，这样“往往一味强调社会的生产力要素特别是其经济方面的物质层面的发展，而忽视或弱化人们自身的思想道德层面的协调发展并造成其某种程度的缺失或滞后，已在客观上压抑了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6]”，“他们因而也就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不同的另一种生活”[7]P2，从而导致了“人对物的依附”，这种“依附”的“直接产儿是人们的物质至上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及对经济利益的片面追求，并陷入这种追求不能自拔，进而受制于这种追求的思想的主导，于是这些人开始把获取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财富当作首要的直接的目的，而把人本身纯粹当作一种获取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6]。而马克思认为，“当然，人的价值具有工具性的一面……但是，人的工具性又不同于物的单纯工具性价值……个人既是工具又是目的”[8](P432)。因此，片面强调人的工具性而忽视并抹煞人的最终目的性，进而也就忽视了人本身的个性、能力和创造精神的全面发展，人也就成为“单向度的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的用语。因此，其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根本不相符的。许多人把它归谬于市场经济，这是偏颇的——它与市场经济并不存在明确的关联，而是不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使然。因此，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毕竟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是意识形态建设的真理性问题，与此相关，问题的产生还与我们在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片面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真理性而弱化甚至忽略了意识形态的价值性的失误有关。这其实也就呼唤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走向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萧功秦的研究也佐证了笔者的观点，他指出，“经济与发展的实效，以及对经济发展、安全、富足与稳定的追求，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前面考察的实践真理论、初级阶段论、‘三个代表论’，均体现了上述以追求效绩为基础的合法性的特点。然而，从政治学上分类，实效（Performance）合法性是一种不稳定的、缺乏终极价值关怀作为精神基础的一种合法性。换言之，当执政者如果不能继续向受治者提供统治带来的实效时，他的合法性就走向衰退甚至消失。因此，执政党的长期执政与稳定执政，需要意识形态转型迈向一个新的台阶：从追求发展实效，转向对一个新的更具吸引力的全民族认同的信仰价值的追求”[5]。
3.江泽民“七一”讲话至今：走向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转折——从此走向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关于前者，它明确把“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落脚点和归宿，恰恰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对价值性的回归和重视的重要体现，而“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则体现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对真理性的追求和执着，并通过这二者的真理性和工具性，来实现“人”的价值性和目的性。关于后者，其精神要义是要统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建设协调发展。这种理论也是基于我国的“现实立足点”而制定的“一级超越目标”。这不仅表达了对真理性的尊重，也表达了一种对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在内“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美好社会的向往和价值目标的追求。随后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论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也是对这种思想的继承和延续。而以“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其“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9]，体现着真理性，这种对人的尊重，以人作为最终目的和归宿，又体现了价值性。因此，科学发展观“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谐社会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看成相互联系的整体，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生产各个部类、各个地域、各个方面，人与社会、当代与后代等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过程，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发展问题的认识”[9]，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真理性与价值性的高度统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又一重要成就，它标志着自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性的强调达到空前水平，但丝毫不缺乏真理性基础，体现着高度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萧功秦认为，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论”理念来分析，“可以看到执政党向新的精神凝聚力与终极价值定位探索的新努力。这一阶段还处于刚刚开始的阶段”，这一阶段“以实现‘美好社会’为目标的价值重建与社会目标定位阶段”，它“力求寻求新的社会凝聚目标与终极价值观，以凝聚社会成员，实现更美好的更人性化的社会理想”[5]。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对价值性追求的又一重要表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就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是基于“现实立足点”的一级超越目标，它突显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对价值性追求的重要性，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走向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二、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示
至此，我们可以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出的思路上，思考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示。
（一）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研究，正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具体状况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方法都有重要影响，甚至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第一阶段的主要失误是片面强调意识形态的价值性即脱离现实立足点而直接指向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以为共产主义是可以在短期内兑现的目标，直接的后果是人们的现实政治生活的狂热与非理性，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来衡量现实社会主义各项建设的成败，包括用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来塑造现实的人。虽然，这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是由于共产党本身的先进性，特别是其中一些先进分子的觉悟和责任感，的确涌现了一批共产主义道德的典范：他们只求奉献，不求索取，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们为党为人民忘我工作，甚至献出生命，如雷锋、焦裕禄和孔繁森等都是那个时期的楷模和榜样。意识形态建设领域对这种价值的追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这种价值的宣传和颂扬，达到了高度一致，因此，这个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和方式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到了第二阶段，意识形态建设“世俗化”了，在这个阶段，我们找到了自己的现实立足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要求各项工作都要从这个初级阶段的现实出发，实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等。于是生产力、经济、发展、利益、竞争、效率、民主、法制、自主等成为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关键词和主要价值，但同时却伴生了一些副产品：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丧失了生命的终极关怀和意义，成为“单向度的人”，这样，意识形态建设领域的世俗化即追求实效以及其伴生的副产品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所宣传的价值取向带来极大冲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面临一系列难题和困境：在以利益和实效为本位的社会，我们如何教育人们为了集体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呢？在法治尚未健全、信任危机、道德“搭便车”大量存在的社会里，如何教育人们恪守诚实守信、奉献利人呢？在一系列伤害面前，我们如何去宣传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美德呢？这种对意识形态真理性的过分强调而弱化其价值性即对人的终极关怀，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举步维艰，效果黯然。到了目前的第三个阶段，意识形态建设开始走向了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也给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与环境，即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研究，避免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失误和不足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的掣肘和消极影响。
（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层次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如前文所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隐含的共产主义终极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建立在现实立足点基础上的一级超越目标的不断累积进而不断指向并最终靠近和实现的。这其实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具有层次性的。从纵向来说，有最高的终极目标，也有一系列的一级超越目标；从横向来说，共产主义终极目标可能是一个同质性很强的“大同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异质性很强的社会，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也有不同的具体奋斗目标。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说，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自己的总体目标即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与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但是这个总体目标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具有自己的层次性。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从这个目标本身分析，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与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就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人才，要求和标准都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仅就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才的标准和内涵来说，它也是具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多样性：既有对社会主义怀有坚定信念和对共产主义的高度信仰者，也有达不到信仰的高度但却热爱并坚决拥护和支持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者，还有最低层次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我们显然不能希冀把每个人都培养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的、虔诚的“信徒”，但是我们也要包容这些“非信徒”，并积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并最大限度消弭一切“掣肘”的力量，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这种对人才的态度，我们今天的爱国统一战线设立的初衷看出来。这其实也就设置了对待人才态度的底线是“爱国”。当然，“爱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在新时期，“爱国”就是热爱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华民族。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的层次性，其实也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的层次性。关于这一点，胡锦涛同志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论述中充分得到了体现，他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要在全面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上深入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育，一是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二是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三是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四是要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10]。不难看出，前三个方面的内容，正好对应了上述思想政治教育的三个层次的目标。那第四个方面的内容又是体现着什么呢？这就必须要放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对于“人”的关怀背景下才能理解，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明证。因此，“以太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其实就深入并上升到以“人”为目的的终极关怀和意义的高度，微言之，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关注最基本的“人格”，培育健全、完善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层次性，还要求我们必须根据不同层次目标、内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并根据不同层次目标来衡量和评判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其效果，不能用高层次的目标来衡量低层次的目标的教育工作的效果，也不能用高层次目标的内容要求和规制低层次目标教育工作的进行。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仅仅体现意识形态本质，还应有育人功能。
（三）区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与目标，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性
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建设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意识形态的精神要旨是目标，而意识形态建设是过程。意识形态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也不能代替意识形态建设过程。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也不是凭空进行，而是依赖着特定的载体：体现着真理性与价值性统一的一级超越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区分目标与过程。依据对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建设之间的逻辑关系分析，我们认为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终目标是改造人们的思想，培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所需要的价值和人格，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实际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就是机械地去向学生“灌输”这些价值，否则不是导致人们的意识的非理性和狂热，就是使人们对宣传的价值不感兴趣、反感甚至怀疑和否定，那么最终都无法实现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正确的做法是，这些价值需要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努力去建构，只有通过不断地建构，才能最终达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毕竟对人的思想改造的过程，并不像生产一样东西或者给一棵果树修剪枝条那样机械和容易，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和战略性的活动。
如何去建构这些价值呢？当然，首先是有一定的指导思想和理念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标和指导思想，这是基本依据。而价值建构还必须凭赖一定的载体。对于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说，这个价值建构所依赖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当然，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也不是仅仅向学生展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真理性，更重要的是灵活地、有机地向学生展示这些真理性东西背后所隐藏的价值性即对人的终极关怀的东西，否则也会让人们感到晦涩、单调、乏味，缺乏说服性。关于这一点，我党在成立初期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时的遭遇和效果就是很好的例证——很多工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似懂非懂，但却偏偏找不到他们所关心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价值性的一面。后来，我党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注重提炼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价值所在，并用通俗、朴素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包括公有制、公平、集体主义等，取得很好的效果。其实这种宣传方式一直延续到建国后，甚至影响到现在。概言之，这个建构过程要求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实现价值建构载体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这里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建构过程要实现二者的统一，’同时也要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的评价上实现二者的统一。客观地说，习惯于用价值性指标来衡量是因为我们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最终目标是成功塑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需的价值，但是价值并不是空洞的，而是体现为行为自觉或者其他隐含该价值的载体上。仅用价值性目标来衡量，会导致测量效果与实际效果的不一。
（四）找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想与现实、价值与需求的结合点
从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演变规律来看，走向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一种必然趋势，这一方面要求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实现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如第三点所言），另一方面又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找到理想与现实、价值和需求的结合点。
所谓理想和现实的结合点，即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宣传的内容——理论、观点、方法、理念等，不能空对空宣传，而一定要与现实结合起来，找到理想所内蕴的观点、方法与现实相契合的地方，这样理想就散发出了现实性的魅力，井架起了理想到现实的桥梁并发挥其预期的指导作用，也容易让人们看到理想的指导意义和力量，从而更容易接受并内化为行动自觉。萧功秦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建设是“从革命意识形态的概念库中选择出某些特定的概念符号，对其进行创造性的重新强调与解释”，且“由于这些概念元素是马克思主义概念范畴库存的组成部分，以这些概念为基础重新建构的新意识形态话语，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延续性以及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也就是说，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找到理想与现实的结合点除了上述的好处之外，还可以保持思想政治宣传取向的一性，不至于因前后的巨大差异而引起人们思想和价值上的困惑和迷茫，同时又立足于现实、符合客观规律，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找到价值与需求的结合点，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将宣传的价值与人的需求统一起来。因为从意识形态信仰发生机制看来，要实现对特定对象的信仰，首要的是人们认为该对象符合自己的需求和审美，或者至少让人看到美好的将来和前景，否则，不符合自己的需求或者前进暗淡，很难想象人们会产生信仰。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其实也是最终让人们产生信仰，这个信仰的对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所需要的那套价值。因此，有效地做法是找到价值与需求的结合点。举例来说：榜样示范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之一，在不同的时期，我们都会树立很多榜样来加以宣传，一度这些榜样成为整个社会学习的楷模，成为人们善恶美丑的评判标准与行为方式的准则。无论是以前的雷锋、焦裕禄和孔繁森，还是今天的任长霞、牛玉儒、方永刚等，都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津津乐道的榜样。但效果并不容乐观，原因在哪里呢？一方面，我们在宣传的时候，往往形而上地宣扬其优点和高尚的一面，让人看到的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反倒像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既然是神，这就意味着是难以效仿的。另一方面，虽然榜样身上所具有的优良品质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社会进步必不可少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但是，它却很难让人容易地意识到跟自己的密切关系。如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在思想政治宣传过程中对分配土地和改变三座大山压迫的承诺，激发和调动了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党的思想政治宣传把革命的价值与劳苦大众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我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如果也能找到我们所宣扬的价值与学生需求的结合点，那么对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效果的作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收稿日期］2008－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