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假说”：争论与超越——兼论中国经济学的创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经济人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是以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的，因此经济学研究中应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充分理解人的动机、能力、人类行为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复杂性。目前，经济学（是指以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内容广泛的西方经济学）对人的解说归根结底便是对“经济人假说”（Hypothesis of Economic Man）的看法，这一假说是当前仍居正统地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基础，对这一假说的修正、补充或重新理解，形成了主流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而对这一假说的怀疑、争论和放弃，又发端出了形形色色的非主流经济学流派。本文通过考察“经济人假说”中自利和理性的意义及由此引发的争论，从而以经济学发展的角度，探讨当代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人假说”的不同态度，并着重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超越了“经济人假说”，经济学又将如何？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经济学创建中的一些问题。
自利人问题
亚当·斯密（Smith.Adam）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人们行为动机的自利原则，并把它引入经济学理论体系之中。他指出：“每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在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最原始动力，不仅个人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到解释，而且社会的发展也最终导源于这种经济的“第一推动力”。斯密的论述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概括为人们行为动机上的趋利避害， 它的哲学基础可以归结为享乐主义（Hedonism ）和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自利原则的提出，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第一块基石的确立。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遵循自利原则行事的个人究竟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呢，还是经济学家的一种假想模式？实际上，在斯密的思想体系中，他也不认为自利心是人们行为的唯一动机，其他如作为利他精神表现的同情心也同样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世界，并共同支配着人类的行为。斯密强调指出，同情心是无私的，那种“对人性的描述……从自身利益推断出来的各种情绪和情欲……在我看来似乎都是对同情心的某种说不清的误解。”（注：Smith.Adam: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ed.by Raphael,D.D.and Macfie,A.L.Oxford,Clarendon Press,1974,p.317.）（斯密对人类行为动机理解上的这种明显的不一致被后人称为“斯密问题”或“斯密矛盾”。如果我们考虑到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只是其内容庞大的“道德哲学”写作体系中的一部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表面上的不一致。有关论述，可以参见陈岱孙和朱绍文的两篇论文。（注：陈岱孙：《亚当·斯密思想体系中，同情心与利己主义矛盾的问题》，《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朱绍文：《〈国富论〉中“经济人”的属性及其品德问题》，《经济研究》1987年第4期。 ））就连提出每一个人的行为受自利原则驱使是“经济学第一原则”的爱奇沃思（Edgeworth）， 也承认这个原则并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注：参见季德、利斯特：《经济思想史》（中译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27—628页。）这种非现实性来源于简单的自利假设对社会规范及个人——社会关系等重要方面的忽视。（注：Hirschman,A.O.:Exit,Voice,and Loyalty,Cambridge, Mass: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and Shifting Involve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阿玛蒂亚K.森（Sen,Amartya.K.）在其《论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评述道：“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只是人类许许多多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其他的如人性、公正、慈爱和公共精神等品质也相当重要。因此，如果把追求私利以外的动机都排除在外，事实上，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类对别人的事情不管不顾是没有道理的。”（注：转引自李贵仁、党国印：《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K·森生平与学术贡献》， 《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11期。）森的意见代表了早期批评者如美国的凯里（Carey,Hery.C.）及其追随者汤普森（Thompson,Robert.E.）， 更重要的是德国历史学派及新历史学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他们共同的方法论倾向是反对古典经济学对人类动机作这种以偏概全的理解，主张以“真实的人”来取代非现实的“自利人”，因而要求在经济学中全面反映人的本性。而在经济实践中，自利原则遇到的一个重要困难是现实中存在的利他主义经济现象，这一点就连马歇尔（Marshall,Alfred.）也不否认。他写道：“无疑地，即使现在，人们也能做出利人的贡献，比他们通常所做的大得多，经济学家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发现，这种潜在的社会资产如何才能更快地得到发展，如何才能最明智地加以利用。”（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0页。）比较系统研究利他主义经济现象的是经济学家戴维·科勒德（Collard,David.A.）， 他在《利他主义与经济》一书中分析了大量利他主义（Altruism）经济行为。（注：Collard,David A.Altruismand Economy:A Study in Non-Selfish Economics,Martin Roberson:Oxfod University Press,1978.）自利原则用之于利他主义经济现象上，显然是无力的，或者说是牵强的。
面对反对者的指责，坚持自利原则的经济学家也作出了种种回应。以穆勒（Mill，John.S.）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 虽然自利人是一个非现实的抽象假定，但其构成经过合理地省略了某些品质和特征，并不会影响所得出的结论， 而且抽象是理论构建的必经步骤； （注：Mill,John.S.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Longmans Green,1909.（中译本，第二卷，第4章）。 ）另有一些经济学家扩大了自利原则的界限，试图把利他行为与自利原则统一起来， 如内格尔（Nagel）认为，利他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开明的（enlighted）自利原则， 一个人明显的利他行为会以间接的方式，或在未来给自己带来好处。（注：Nagel:The Possibility of Altrui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70.）再者如贝克尔（Becker,Gary.S.），他把自利的涵义从当初单纯追求财富上扩展到了对名誉、地位、尊重等精神方面的追求。（注：参见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最新的努力将自利原则的理论根源追溯到了生物的基因构成上，从人类为了种族沿续的生物冲动的角度论证了人类自利的必然性。（注：参见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威尔逊：《论人类的天性》（中译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有关自利原则的维护者与反对者的争论持续到现在，仍然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但自利原则对人类复杂动机的片面抽象（虽然它抽出的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动机），这应该是一个明确的事实。在社会经济这样一个复杂系统中，正如混沌理论中“蝴蝶效应”所揭示的，对似乎是不重要因素的舍弃，经过多次反馈、互动，理论形式上表现为假设、分析、推导的过程，是否会使理论结果产生与事实巨大的偏离，这是自利原则的维护者们需要但却没有作出回答的问题。
理性人问题
经济学的诞生，如果以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作为标志的话，正值理性主义思潮在欧洲大陆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理性思想进入经济学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从斯密算起，“理性经济人”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斯密那里，经济理性表现为：人们在市场活动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得失和盈亏的精密计算。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基本继承了斯密这种对经济理性的理解。到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理性被视为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理性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这样的一种工具性假说，使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被广泛应用成为可能。上面的两种理性观，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概括为三条基本含义：目标的一致性、手段与目标的一致性以及收益最大化。随着博弈论进入经济学，经济理性的外沿被进一步放宽，“理性经济人”被理解为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这样，理性经济人沿着概念逐渐弱化的道路走完了它的三个发展阶段，而且将不会再有比“作为内在一致性的理性”更弱的理性概念。正如汪丁丁的看法，“当内在一致性”不再成立时，我们怎么能够继续把理性行为与盲目的行为区分开呢？（注：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1—11页。）
“理性经济人假设”不断弱化的发展过程，源于对这一假设批评力量的推动。首先是心理学上的，因为不管怎样定义理性原则，它都属于一种心理活动。但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却是在心理学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因而不具有心理学的基础。 蒂博·西托维斯基（Scitovsky,Tiber.）在《人是理性的， 还是经济学家错了》一文中指出，经济学产生于理性时代，因而把理性作为它的基本假定之一，但今天已经进入了非理性时代，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家揭示了人们实际受隐蔽的、非理性力量的推动，经济学好像置若罔闻，仍然坚持人类理性的假定。他进而断言，经济学家之所以没有发现非理性的证据，主要是由于他们不想去发现它。（注：Scitovsky:Human Desire and Economic Satisfaction,Weatsnecef Press,1986.）西蒙（Simon,Herbert.A.）是较早就认真看待有关认知心理学发展的当代经济学之一，他在其一系列著作中详尽分析了“理性人假说”脆弱的心理学基础。他强调指出，“经济学家不应当在理想的情境中进行分析，而应当把注意力直接指向经济活动和消费者实际遵循的程序上。因此，应该把经济人看成一个‘有组织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最大化的追求者。”（注：Simon: H.A.From substantive to procedural rationality.In Method andAppraisal in Economics,ed.Latsis,S.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76.）拉宾（Rabin,Matthew.）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同样指出，“经济学假设个人具有稳定和连续的偏好，并用无限理性使这些偏好最大化。 这种假设过于简单。 ”（注： Rabin,Mattew.Psychology and Economics,I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March 1998,p.11—16.）针对“最大化”的理性定义， 经济学家采用了实地调查的方式试图予以证明，此类的调查进行了很多，其中以霍尔（Hall,R.L.）和希奇（Hitch,G.J.）领导的“牛津经济研究组”和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Lester,R.A.）主持的调查最为出名，结果却从反面否证了“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方式。这些调查从经济学意义上验证了一条心理学法则：耶基斯——多德森法则（erkes——Dodson Law ），这一法则指出：在低水平压力下，个人并不努力去计算他们的决策，但当压力增大时，他们会倾向于以最大化方式行事，超过了某个点，过大的压力会引致迷惑和低水平的决策实绩。然而理性原则的维护者们纷纷指责此类调查的不合理处，并拒绝接受调查结果。对于将经济理性理解为一系列选择中保持其内在的一致性的观点，阿玛蒂亚K.森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仅仅有选择的内在一致性对理性来说是不够的，至少它还必须要求在一个人实际持有的目的与他所作的选择之间存在一些令人信服的关系，而一致性假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森进而言辞激烈地把“理性经济人假设”斥之为“理性的白痴”（注： Sen, A. K.Rational Fools: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Economic Theory,in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6.Summer1977,p.317—344.）。他进而建议，应该建立一种比理性原则更为复杂的理论结构。森在另一部著作中指出，即使人们能够以理性的方式行动，正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也不必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种道路上存在许多障碍，特别是由于我们都会犯错误，都会陷入混乱，“冷静的理性方式可以充斥我们的教科书， 但世界要丰富得多。 ”（注：Sen,A.K.On Ethics and Economics,Oxford:Blakwell Press,1987,p.11.）“理性人假设”本身是虚弱的，它的合理性来自于一些增强的补充性假设，如完全竞争、市场均衡、充分信息以及同质性假设，还应该加上个人有足够强大的信息处理和计算的能力。（注：肯尼斯.J.阿罗（Arrow,Kenneth.J.）：《经济理论与理性假说》，《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2—78页。）也就是说，在非常理想的条件下，“理性人假设”是有道理的。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的话，理性假设就会变得牵强附会了，甚至可能是自相矛盾的。而这些补充性假设却是难以得到现实有力支持的。
正如“自利经济人”一样，“理性经济人”同样具有非现实性和不可检验性的特点。这一点就连竭力维护它们的经济学家也不否认，同时，他们又以各种理由认定经济学前提假设的无需证明，因而拒绝经验验证。（注：参见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 ）如果说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们由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认识上的客观限制提出了“经济人假说”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仍然固守这一假说呢？“科学主义”可能是一个解答。实际上，作为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新古典经济人抽象已经使理论经济学的范围日益缩小，以致许多基本经济问题在这一逻辑范围内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说明，甚至于不可能有效地提出问题。（注：斯蒂格勒：《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中译本）， 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形式上已很科学化的主流经济学对现实经济问题却令人遗憾地不具备很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原因至少部分地可以归结到其前提假定上， 因为从非真的前提出发只能导致非真的结论。 早在凡勃伦（Venblen,Thorstein.B.）时代， 他就明确指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础性命题未经验证就成为整个经济学的基石。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凡勃伦指出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超越“经济人假说”及经济学的变革
“经济人”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没有离开过争论的漩涡，这种争论无疑还将持续下去。实际上，每一位从事经济研究的人，都会对这一假说作出自己的判断、选择。对待“经济人假说”，有作为的经济理论家的态度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种：
第一，无视争论的存在，或不愿陷入经济哲学的思辨论争，而致力于传统经济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如杨小凯，他正在进行的工作就是以数学分析为工具，发展出一种称之为“超边际分析”的方法，而力图构建出基于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传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注：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1页。）。
第二，正视争论，试图修补、完善有缺陷的“经济人假说”。如在贝克尔等人倡导的“新经济学运动”中，虽然“经济人”仍然保持着其自利和理性的行为特征，但其内容已经得到许多更新。贝克尔主要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人给予较有弹性的重新解释来巩固这一假说的。他带着“约束条件下效用最大化”这一分析利器，勇敢闯入家庭、犯罪、非理性、歧视等非经济领域，取得的成果是令人瞩目的。他的同道中还有布凯南（Bunchanan,J.）、诺思（North,Douglass.C.）等杰出人物， 他们的努力已使“经济人假说”又重新勃发出了生机。
第三，就是超越“经济人假说”，摆脱其非现实和刻板化的自利和理性的束缚，重建经济学理论基础并试图开拓经济学新的研究领域。这一种态度代表了当代经济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下面，我们以实证的方式回答一个问题：超越了“经济人假说”，经济学又将如何？
前面说过，“经济人假说”是目前仍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体系的核心基础，抛弃它，倒塌的只会是古典和新古典传统的经济学大厦，而不是经济学。但因为主流经济学目前仍居主流地位，它的危机也同样会成为经济学本身的危机。然而，经济学不正是在一次次危机中前进发展的吗？在现代和当代的理论经济学界，背离“经济人假说”而获得发展的较有影响的经济流派至少有：
（1）经济伦理学。它是对“自利原则”的反动。 以前这一领域向来不被理论经济学家所看重，并被传统理论经济学排除在其分析范围之外，因为主流经济学认为：科学化的经济理论只进行实证研究，不涉及规范分析。阿玛蒂亚K.森的工作部分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森还以其经济伦理学思想为基础，对正统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他本人因在经济伦理学和福利经济学上的成就获得了1998年度诺贝尔奖。
（2）西蒙的“有限理性人”理论。 这一理论是直接从对传统经济理性观的批评中引发出的。该理论认为：理性人假定的前提实际上并不存在，人的行为理性是有限的而决非完全理性，因而人们决策的标准是寻求令人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决策——即最大化。（注：Simon,H.A.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2 vols,Cambridges,Mass:MIT Press(especially Sections VII and VIII),1982.and Newell, A.and Simon,H.A.Human Problem Solving.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2.）西蒙因这一理论创新获得了1978年度的诺贝尔奖。对“理性原则”还有一个影响广泛的批评者，那就是莱本斯坦因（Leibenstein,Harvey.），他提出的“X效率理论”否定了主流经济学的效率观。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决策制定的常用形式，如常规、习惯、道德规范、模仿等经常具有非最大化性质，它们并不依赖于谨慎的计算。从这一假设出发，一种关于常规（社会规范）的理论发展起来了。（注：Leibenstein,H.Allocative efficiency vs. X — efficien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John 1966,p.392—415.and Frantz,R.X—Efficiency:Theory,Evidence,and Applications.New York:Kluwer—Nyhoff,1987.）这两个理论因其对经济现实的深入分析， 对管理学界也是影响深远的。
（3）新制度主义。这一学派以加尔布雷思（Galbruith,John.K.）为代表，被认为是旧制度主义的继承者。他在方法论上与主流学派具有鲜明的不同，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分析”和“结构分析”，而把数量分析摆在次要的位置，甚至对它持否定的态度，强调用演进说明社会的变动，从结构变化方面推测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主张将经济学和社会学合流，使经济学“社会学化”，并在经济学研究中强调伦理价值判断。新制度主义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在于缺乏现实性，因此，无论其形式构造如何完美，也无法使人们得到真正有价值、富有教益的东西。加尔布雷思可能因其较为激进的思想而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但他却被列入“当代寥寥的五、六名‘种子’经济学家的名单中”。（注：罗尔：《经济思想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87 页。）
（4）新制度经济学。这一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归属比较复杂， 他们一方面借用“理性经济人”的成本——收益观用于对制度构成和运行的分析，另一方面又发展出了根本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例如科斯（Coase,R.H.）在经济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原则，使其研究再现了现实世界的丰富多彩而避免了单纯逻辑推论可能造成的疏漏；再如诺斯，他目前正试图将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方面的最新成果引入制度演变的微观过程中来；再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O.），他致力于大量收集和分析商业案例，从现实中发展制度创新的合理依据。他们的工作与主流经济学家拒绝对“经济人假说”进行现实验证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需要说明的是，上面的分析主要是在微观经济学领域。至于宏观经济学，它的理论前提根本不同于微观主流经济学的前提假设，例如凯恩斯（Keynes,John.Maynard.）学派，他的理论形式上建立在三条心理规律之上，而这三条心理规律却在强调人类心理因素非理性的一面，如价格刚性、工资刚性、货币幻觉等凯恩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正是由于人们对未来过度乐观或悲观的预期，导致了就业与需求不足以及宏观经济经常性的波动。目前占主流地位的宏微观经济在对人的认识上，差别竟是如此之大，所以斯蒂格利茨（Stiglitz,Joseph.E.）指出：萨谬尔森教科书中宏观微观两部分缺乏内在联系性（注：斯蒂格利茨：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演（1998），《经济参考报》，1998年8月4日。），根源正在于此。
上面我们分析了超越“经济人假说”，经济学的一些变革。从中可以看到经济学在摆脱这一假说后的广阔发展空间，也许是向着更真的方向发展。“经济人假说”之所以没有被正式抛弃，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批评者虽然指出了这一行为模式的种种不足和缺陷，但却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像传统假设一样简单和可用，并能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假设结构用以代替“经济人假说”。上述的几个经济学流派确实没有一个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构架，但经济学本质上是否应该有一个逻辑严密的演绎系统，即它是否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其实这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创建中国经济学
有关中国经济学的议论，持续已有一段时间，并以《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一书的出版作了阶段性的总结。（注：参见于光远、董辅礽：《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在致力于中国经济学的创建中，同样必须对传统的“经济人假说”作出取舍，如果我们仍然坚持经济人的“自利”和“理性”，即使在其最弱的意义上讲，那么就不存在所谓中国经济学，所能有的只能是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的传承。理论的创新要求我们舍弃“经济人假说”，摆脱非现实的“自利”和“理性”的束缚，把研究的触角伸入广阔的现实经济空间。这并非一种为创新而创新的理想主义态度，正如陈岱孙先生指出的：“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根植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不大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注：陈岱孙：《〈现代西方经济学说〉序言》（丁冰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这是能够代表多数经济学家意见的。联系经济活动的主体——人而言，我们不能再满足于把它悬置在想象的半空中。这不是说不能抽象，理论的演进离不开抽象，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但对人的抽象不应该损害对人的正确认识。“重新理解人”，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这要求我们把“人”拉回到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结合社会、文化、历史、制度、心理深入理解人，从而深化对经济学的研究。从理论建设的角度，当前最要紧的还是多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可以从下面几点着手：
1.加强经济心理学的研究。经济学需要认识人，对人的认识离不开心理学的帮助。之所以传统的“经济人假说”不可取，正是因为这一假说不具备心理学的基础。经济心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在我国实际上尚未开展研究，这种状况导致已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在涉及到对人的分析时，难免带有不少的片面和随意性。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应加强经济心理学的研究，为中国经济学塑造出坚实的理论基础。
2.加强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与动物的一个本质区别就在于其具有的伦理价值观，经济学应该与伦理学分析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实中的客观经济现象。这种结合也是实现经济研究目标的必要保证。因为经济研究终究要落实到人，但落实到什么人，这就离不开伦理判断了。我国传统的经济研究倒不缺乏规范分析，但却流于形式。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也应跟上这种变化，作出自己的回答。
3.加强制度研究。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这是我们从事经济研究的制度前提，社会主义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一个稳固的看法。现在看来，“共同富裕”可能会是一个解答。中国经济学研究应致力于寻找一条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而且，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着广泛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制度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制度分析的研究方法，当然不必囿于它们的分析思路。在进行制度研究的过程中，社会学的有关概念和分析工具可以为经济学研究提供有力的帮助。也就是说，应当注重融合目前主流经济学的以理论为导向的数学模式和社会学的以经验为导向的分析方法。如果考虑到经济系统只是内容更加庞大的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这种融合便具有其很强的合理性。
4.加强文化和传统的研究。中国经济学应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我国的文化传统中追求“天人合一”，崇尚“中庸”，“和为贵”，这里面包含着深刻的“合作”和“妥协”的思想。西方文化崇尚“竞争”，这也反映在他们的经济学思想之中，他们进而认为，只有竞争才会产生效率。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现代博弈论发现，人们在博弈过程中，经常会注意到其他人的利益和目标，因此，人们之间不仅在相互竞争，很多时间也是在相互合作。而且，在经济实践中，恶性竞争通常会极大地损害经济效率。因此，如果能够从我国的文化传统中汲取丰富的“合作”和“妥协”的思想，并加以现代的阐发，我们就有可能创建出融合“竞争”和“合作”思想的中国经济学来。（注：参见黄少安：《创建以“合作”为主线的新经济学》，《江海学刊》1997年第5 期；及《经济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合作”经济学构想》，《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5.建立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研究观。社会科学划分的各种“领域”并非社会系统的常态。这种划分是人为的，而且并非全都是合理的。多学科研究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我们可以改变把知识划分为一个个“领域”的做法，代之以用“问题”的形式把这些领域的相关知识组织起来，并重新建立起“问题”间的联系。实际上，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组织中心。这种做法可能有助于避免学科间的门阀之见。举一个例子，发展问题，如果没有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环境学家广泛的合作，这一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甚至连这一问题都不会被提出来。类似的还有“现代化问题”和“全球化问题”。
综上所述，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学科体系，这一体系随时欢迎其他学科的参与，只要他们带来真知。在目前，现实经济问题大量涌现的时候，经济学家应当有适当的分工，一部分人致力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甚至以经验性研究为依据；一部分人致力于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前者为后者提供现实素材，后者为前者提供理论指导。在这一创建过程中，应当避免的是急于求成的做法，尤其是在很多前提性问题尚不明了的时候，便急于构架理论体系。以前我们在编著“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时有过这样的教训。如果我们能够容忍理论界的暂时混乱，如果我们能够鼓励多种方法、多角度研究的进行，如果我们立足创新但并不排斥，大力引进但不迷信，我们或许可以在未来收获一个更为成熟的中国经济学，或称为经济学的中国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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