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斌[1]2002年在《历史上云南文化交流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云南民族文化的交流、变迁问题是云南历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挖掘、整理和新的研究方法的探索,从大文化交流的角度对影响云南民族文化交流的各类因素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归纳、总结了不同时期云南民族文化交流与变迁所具有的阶段性特征。全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云南族群的互动与文化交流。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云南已存在文化交流。当时的文化交流主要伴随族群的活动(如昆明族由西向东的迁徙、汉人、叟人迁入云南等)而发生,正是此类族群间的互动成为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由族群互动引起的文化交流、传播,使云南原始文化形成了你来我往、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具有了互渗性的特点,为以后云南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创造了条件。第二部分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出现的云南民族文化交流、变迁现象进行了分析、探讨。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各少数民族群体在不断地迁徙过程中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使各族文化的交流、涵化成为可能;同时,随着商业、移民等文化传播途径的发展,汉移民开始进入云南地区,随之出现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涵化。因而,这一时期是云南民族文化交流逐渐形成的时期。从先秦至魏晋南北朝,由于迁入云南地区的汉民数量有限,少数民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因而在这一阶段的文化涵化过程中主要体现为汉移民较多地丧失他们的民族特性,变服从俗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但是,这一涵化过程并非是单向的汉移民被夷化的过程。汉移民文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继续发挥着其涵化功能。因此,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化交流、变迁与民族体的交融具有不平衡性和渐进性的特点。第叁部分探析了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云南民族文化交流与变迁现象。唐宋时期,云南民族继续着民族的分化与重组,特定的历史条件与背
李菡静[2]2015年在《走向国际市场的云南演艺产业》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走向国际市场的云南演艺产业及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对民族歌舞演艺产业走出去进行路径的探索和意义的追寻。通过对云南民族歌舞产生、发展和变化历程的考察,探讨了歌舞艺术向演艺产品嬗变的机理。指出云南民族歌舞虽然随着时代变迁和“场域”的转换而有不同形式的变化,但其中一些固有的本质依然未变,例如以歌舞来提高民族自身的生活品质、扩大交往、追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等等,而这正是民族歌舞成为演艺产品并走出去的重要动因。同时从文化消费的变化、旅游业的发展、信息产业及高科技的运用、政府的介入四个方面,对民族歌舞成为演艺产品并的可能性,和演艺产品进入市场的必然性进行了分析。分析了云南演艺产业之所以走能够向国际市场的自身禀赋：多元化的民族文化资源在全球化中以其“差异性”而凸显优势；民族文化主题中蕴含着诸多与全人类文化相通的“共享价值”；多民族的云南与周边国家及民族有着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区域位置成为云南发展所凭藉的优长资源等。并简要回顾了云南演艺产业发展现状,归纳和阐述了云南演艺产业走向国际市场的五种主要路径和形式。以《云南映象》和《吴哥的微笑》为案例,对云南演艺产业走向国际市场的路径与策略作进行具体分析。分析了两个演艺产品的主要成功之点：《云南映象》在产品制作和国际巡演中,将民族特色的品牌打造和国际市场的消费需求相结合；《吴哥的微笑》在产品策划和国外长期驻场演出中,对演艺产品和运作方式进行“在地化”转换,并在国际市场探索产业链的拓展。呈现并分析了云南民族歌舞演艺产业走向国际市场后,由于“场域”变化而带来的困境。例如中国在跨文化贸易中可能遇到的障碍、演艺产品的融资难题,跨场域运作的市场风险、跨国文化集团的缺乏等。并结合所讨论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应对和调适的思路。论文的结语,在对前述主要观点进行扼要总结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民族演艺产业在未来发展中的“本土全球化”走向。走向国际市场的民族演艺产业,要树立民族自信和文化自觉,既向国际市场提供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也尽可能地与国际社会共享相关资源；演艺企业可以从输出民族元素、内容、人才的输出,发展为理念、创意、品牌和团队的输出；在演艺产品的内容和形式上,既发挥云南民族文化差异性的优势,也彰显云南民族文化中的共享性价值；在产业结构方面,不仅只是单个演艺产品走出国门,还应该在国际市场拓展相关的产业链。并进而提出：进入21世纪,“全球”和“本土”的关系也逐渐发生着改变,那些最初主要是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文化输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的时候,已不完全是被动地接受和改变,而是开始了主动地调整和适应,所以,民族演艺产业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也应该并可能通过全球化带来的契机,重新整合和利用包括自己国家民族的资源在内的全球性资源,使自己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得到认可和消费；也可以并可能以积极的姿态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化的交往结构中,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国家民族的自身发展和平等公平的国际交往。
伍先成[3]2010年在《民族文化保持的影像到场》文中指出文章首先阐释了人与文化的关系,说明人类创生了文化、文化又滋养着人类,并对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四个层次进行了厘清,指出了人类与文化进行超循环整生的特点,结论是人类需要文化；然后,文章陈述了文化危机既显的事实,分析了文化危机形成的原因,进而说明文化危机解救的重要意义,结论是民族文化需要保持；第叁,文章分析民族文化保持系统的四个子系统,结合影像的功能、特性以及它作为民族文化保持手段的历史行进,说明了影像到场的必要性,结论是民族文化保持需要影像；第四,先以电影为例,论述了现代影像的生态审美性、电影创作过程的生态美、电影欣赏过程的生态美以及走向整生的电影生态美；再以生态美学为思考视角,以民族文化保持为思考背景,结合影像要素生态、制作生态、内容生态、存在生态的现状,探究民族文化保持影像生态美的形成所要坚持的两个原则,试图实现民族文化保持的影像整生,结论是影像需要生态；第五,以壮族文化系列片《丽哉勐僚》为例,探讨民族文化保持影像到场的模式之一即民族文化的体系性影像保持,指出这一模式的特点及适用情况；第六,以文化纪录片《糯黑石头寨》、《我的村子2006》为例,探讨民族文化保持影像到场的模式之二即民族文化的非体系性影像保持,指出这一模式的特点及适用情形；最后,以生态美学的视角,对影像作为文化时的自身生态进行反思,并借助影像对人类的文化危机进行反思,以凸显影像对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的作用,并重点论述了生态思想对自然、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作用,从而得出结论：生态赐福人类。
杨林兴[4]2015年在《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文中研究表明学术界对历史上云南民族关系的研究较为关注,而对于当代云南民族关系及其未来走向的研究却相对薄弱。特别是对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形成和现实发展作长时段综合研究的更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云南民族政策和民族发展历史过程的考察较多,但是对不同时期民族关系的基本类型、特征和格局及形成原因研究不够,特别是关于云南各民族长期保持友好和谐的内外因素探讨相当不足。继承民族关系和谐的传统因子,促进云南民族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与实现意义。云南民族关系主要由国家政权与云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云南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各民族内部的关系叁个维度组成。古代云南民族关系是由历史上的王朝国家与云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云南各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融、云南各民族内部之间的互动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因素使这些关系得到发展和稳固。而近代云南民族关系由古代云南民族关系发展而来,同时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的转型密切相关,是近代民族国家构建进程的重要内容。云南各民族在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增强国家认同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指导实践中,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重构了当代云南的民族政治、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关系,各民族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并将走向更高层次的多元一体格局；同时,民族关系趋同性和趋异性两种趋势的发展规律,也将影响着云南民族关系的未来发展。总之,云南民族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本文对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形成和现实发展作深入系统的探讨,可为深刻认识与理解云南民族关系发展的复杂历程与基本规律提供借鉴或参考。
吴莹[5]2016年在《城镇化视阈下少数民族搬迁移民的时空重构与文化变迁》文中指出民族文化是民族所有成员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对于民族整体而言,民族文化是精神旗帜和灵魂归依；对于民族个体而言,民族文化是其认同并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守则。在一个民族内部,民族文化是凝聚民族共识、促进民族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一个民族外部,民族文化是识别民族成份、确定民族归属的重要依据。因此,保护和发展本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任何文化都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时空观认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文化是民族社会生产实践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折射,特定时空条件下形成的民族文化体现出该民族特有的文化特征。同时,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又影响着民族社会的变迁与发展。随着社会生产时空条件的变化,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向前发展,民族文化的变迁成为历史的必然。当前中国正在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市场经济“推拉效应”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流动到城市务工或安居,成为城市少数民族,这不仅使得城市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日益密切,而且也改变着各民族文化的时空结构,严重动摇了建立在传统社会土壤上的少数民族文化根基。本文认为,少数民族的城镇化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主动生成的民族城镇化,是不同民族成员适应社会、自我选择的结果；另一种是人为建构的民族城镇化,主要通过政策制定和推行创设少数民族进入城市的条件和环境。前一种方式少数民族成员以个体或小群体的方式自发嵌入到城市的社会肌体中,后一种方式是国家治理者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实施的政策性建构。从实践来看,这种政策性建构的城镇化一般通过异地扶贫、生态建设、修建水利工程等规模化移民的方式把少数民族整体搬入城市,并对少数民族原住地进行拆毁,在政府规划下重新建构出新的城市生活时空。相比而言,这种方式对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影响更具有彻底性,完全颠覆了他们世代延续的社会生产实践的时间节奏和空间秩序。包括民族语言、文字、服饰、建筑、节日、宗教等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现象大量消失,但民族意识却随着城市民族交往的频繁化和民族关系的复杂化呈现两级分化的趋势,即空前高涨与过度弱化并存。在现阶段,这两种情况显然都不利于我国和谐稳定的民族关系的发展大局。本文所选取的实证研究对象一云桥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少数民族搬迁移民社区。从它的形成历程来看,经历了“两次城镇化”的过程。第一次是以间接城镇化方式通过移民搬迁政策的实施,从边远山区搬入城市郊区,第二次是以直接城镇化方式通过城镇化政策的实施,从城郊乡村转变为城市社区。云桥社区身上鲜明体现出人为建构的城镇化时空特征,而在其中政策因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政策因素在云桥社区从农村到城市的时空重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观察身处其中的“纳苏颇”(彝族一个支系)的生计方式、生活方式、精神文化发生的变迁,探究这些“纳苏颇”在传统乡村与现代城市两种时空结构的转换中,具有什么样的时空体验,如何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并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下如何实现自己的文化选择、文化实践和文化自觉。本文认为,从云桥社区的个案来看,由国家政策建构的城市少数民族搬迁移民社区,少数民族文化变迁呈现出急速性、剧烈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表现为民族外在文化特征“去符号化”与内在文化焦虑“弥漫化”相互交织,文化认同迷失感越来越强烈。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云桥社区的个案研究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价值和意义。本文最后结论提出,政策建构时空带来的民族文化“时空紧缩”、“时空固化”造成了人的身份碎片化、认同危机化。为促进城市民族关系和谐,增强各民族文化自信,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寻求栖息再生路径提供政策上的有效引导和有力扶持,从而创造出各民族文化和而不同、共生共荣的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精神动力。
沈聪[6]2013年在《云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流变现象研究》文中指出本篇论文主要针对现代社会中云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流变现象进行探究和分析,关注传统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流变现象的成因及其应对措施,旨在找到针对这一现象的可实施的保护模式,传播并传承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这颗人类文化学中的璀璨明珠。文章首先以少数民族的族源为划分依据,对云南少数民族服饰进行整体概述,并归纳总结了传统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内涵。其次,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考察及走访,对现代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现象、少数民族人们的服饰选择行为进行分析,从地域环境对服饰的影响、群众对民族服饰的功能性和心理层面的选择、经济发展对服饰行为的影响等方面探讨了当下社会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现象,阐释了云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流变运动行为。接下来,文章以实地调查结果为基础,结合文献分析,重点对少数民族服饰文化流变的成因进行探究,探讨了地域因素、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宗教因素、服饰功能变迁等对服饰流变运动的影响。综合来看,云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流变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且不同因素对服饰文化流变产生了差异性的影响。基于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种种不可替代性,文章在最后对如何在种种变化因素下对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进行保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强调了当代文化传播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意义。全文以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服饰丰富独特的文化内涵为基础,以服饰文化的现代流变运动为主线,调查了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现状以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服饰选择行为,探究在现代社会中民族服饰文化流变的成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传统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保护及传承措施,提出“传播即为保护”的构想,以希望推动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李杰[7]2016年在《西双版纳宗教生态系统与社会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以傣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区,各民族间相互交流融合,孕育了以傣族为主体的多样性民族文化。同时,西双版纳地区也是一个多元宗教共存的地方,历史上有原生型宗教、南传佛教、道教、汉传佛教流传,近代以后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到西双版纳地区。多元宗教共存相互融合,形成了以南传佛教、原生型宗教为主的宗教生态系统。多样性民族文化与多元共存宗教生态系统相互交织,融合着南下的汉文化与北上的印度文化包括东南亚文化,共同构筑了西双版纳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宗教生态学”是借用“生态学”学科研究宗教的一种方法。十九世纪中期欧美人类学家提出“宗教生态学”一词,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被翻译引进我国学界,二十一世纪初逐渐兴起。它研究内容是文化包括宗教文化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以宗教生态学理论为进路,以区位论、耦合性理论为辅研究西双版纳地区宗教生态系统形成发展及与傣族社会相互关系。在研究思路上,依托傣族社会,以西双版纳地区地理地貌、历史、民族关系、人文环境等为背景展开全景式描述,提出当代西双版纳宗教生态系统发展问题。本文认为镶嵌在西双版纳南传佛教与原生型宗教信仰村寨中的基督教、伊斯兰教村寨对宗教生态学讨论具有典型性。把西双版纳傣族的宗教看作一个宗教生态系统,从纵向阐述傣族宗教生态系统的形成,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傣族宗教发展状况把傣族宗教生态系统分为一元型、二元型以及多元共存型叁种宗教生态系统类型。在傣族宗教生态系统的形成过程中,南传佛教与原生型宗教相互涵化后形成了西双版纳傣族宗教生态系统核心,主导着傣族社会的发展,至今仍然对傣族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影响。纵横向交叉阐述傣族宗教生态系统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讨论宗教生态系统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宗教生态系统内部各宗教之间、各宗教信徒之间以及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把宗教生态系统放在西双版纳特殊的地理位置上进行考察,讨论与中央王朝汉文化和印度文化包括东南亚文化的相互关系,总结归纳宗教生态系统发展的特点规律。最后阐述了宗教生态系统和谐发展的经验及意义。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研究背景及其论文研究问题的,并对以往研究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历史、宗教文化资料进行综述概括,回溯国内外关于宗教生态研究路径以及目前研究现状。界定本论文研究的范围和使用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阐述西双版纳地理特点、文化区位、多样性民族文化以及田野调研的基本情况。第二章、第叁章从纵向阐述西双版纳宗教生态系统的形成及其发展现状,并归纳总结了西双版纳宗教生态系统发展的叁种类型。第四章横向阐述了西双版纳宗教生态系统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宗教生态系统内部各宗教之间、宗教信徒之间、宗教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相互关系,以及宗教生态系统与汉印文化的交流互动。并归纳总结了宗教生态系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第五章以前期研究为基础,阐述西双版纳宗教生态系统和谐发展经验及意义。结语部分再一次强调了傣族民族文化主线以及南传佛教、原生型宗教为主宗教生态系统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基础性作用。经过对西双版纳宗教生态系统形成、发展、现状以及与宗教生态系统内外社会诸系统间互动关系充分地讨论和分析论证,可以清晰的概括出宗教生态系统与社会关系的主要观点。即南传佛教与原生型宗教相互涵化成为傣族宗教生态系统核心,主导着宗教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以南传佛教与原生型宗教为核心的宗教生态系统已融入到傣族社会“肌体”中,形成傣族社会及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无论社会制度如何更迭,政教关系如何,傣族社会及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都保持相对稳定,主导着傣族社会发展走向。宗教生态系统像一张网把宗教元素触角延伸到傣族社会的各个角落,像磁石一样牢牢地把信众吸附在它的周围,过滤着进入傣族村寨的每一个异质文化因子,创造、传承着傣族社会传统文化。西双版纳繁荣稳定的社会环境、历史上土司衙门的重视及适度干预为宗教生态系统和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区位因素“引向力”、宗教生态系统开放性、调适性实现了宗教生态系统对外来文化地吸引、过滤、包容。外因与内因的共同作用使宗教生态系统融合着南来的汉文化和北传的印度文化包括东南亚文化,促进宗教生态系统平稳和谐地发展。在当代社会背景下,西双版纳和谐的宗教生态系统传承着傣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彰显独特的文化价值,维系着边疆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为西双版纳地区提供了一个对外交流的重要平台,对西双版纳边疆地区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和[8]2015年在《元明清时期入迁云南的外来少数民族移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分布的地区。当地民族众多,原因之一是历史时期外来各民族的大量入迁。考古资料显示,早在旧石器时代初期,云南就与内地、西北以及南方等地先民发生联系,说明可能存在着人类迁移现象。此后的数千年来,文献中出现有大量外来各民族入迁云南地区的记载。因此,探讨外来民族移迁云南地区的历史过程、动因、类型、特点及影响,就成为学界普遍关心并致力于研究的问题。元明清时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确立时期,是内地人口大量移迁云南的重要时期,也是云南多民族格局最终形成的时期。大多论着的研究侧重于汉族移民入迁云南的具体情形,但对于云南的发展来说,除汉族移民外,众多少数民族移民在云南移民史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本文依凭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及前辈学人所做的研究工作,全面梳理和揭示了这一地区多民族入迁云南的历史过程。其中,源自北方的蒙古、回回、契丹、西番以及满洲等以封王镇戍、随军征战、仕宦任职、谪迁流放、商旅以及自然流徙等方式进入云南；源自南方的苗人、瑶人、侬人、土僚、沙人、仲家、水户等则以政治方面的战败被逐、逃离战乱、躲避杀戮,经济方面的刀耕火种游耕农业要求以及灾荒、婚嫁等入迁云南。这些外来少数民族移民入迁云南的动因比较复杂,大致有：气候环境的恶化、人口的增加、亲缘关系的影响、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且很多迁移是多种原因综合导致。但总的来说,北方民族多因统一多民族国家战略安排的需要而入迁或认为与统治民族有关,而南方民族则多因自发流徙而来。从移民的动因可把这些移民的类型分为生存型、发展型和强制性移民叁种,而且云南的这些移民类型总体呈现出多方位、多层面的特点。同时详尽比对了同期入迁云南的汉族移民,发现两种移民之间的来源、方式、类别以及移民的分布有着较大的区别,对云南民族分布格局、云南民族关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元明清时期外来少数民族移民入迁云南后,其分布有规律可寻。他们落籍云南后都有自己相对的聚居区域,并表现为与其他民族杂居共处。此外,他们中的部分由于迁徙和国界变动等原因最终成为跨境民族。此时期,各外来少数民族移民在入滇后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促成了云南地区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分布格局的最终形成。元明清时期大量外来少数民族移民入迁云南,对云南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族关系方面,由于移民族属种类繁多,相应的民族关系的类型、特征较之其他地区更加丰富,也更具鲜明的地方特性,导致的影响也复杂多样,虽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但民族间和平交往是主流。经济发展层面上,这些民族的入迁不仅改变了自身的经济状态,也促进了云南地区各族经济的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方面,不同源流的南北方民族文化进入云南后,与当地原有民族文化、汉族文化全面接触,给云南的多民族文化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样式和更加丰富的内容,一起构成了云南多民族传统文化系统。
刘源泉[9]2013年在《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研究》文中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形态多样的民族文化,并与汉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增强了中华文化的活力和影响力,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可以说,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然是各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没有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就没有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非常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在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指示、宣言、决议等历史文献中,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几代中央领导人的报告、论着和讲话中,在党领导下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法规文件中,都包含有大量关于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落实,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真正保护者和发展者,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一系列科学、有效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就没有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与繁荣的今天。因此,开展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和实践的研究,系统梳理各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主要内容,总结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发展的基本经验,探索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由绪论和正文五章构成：绪论,阐述了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论述了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介绍了论文结构和创新之处,界定了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两个核心概念。第一章,重点论述了文化的概念和特征,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并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现象进行了分类,归纳了它的特点。最后,从增强凝聚力、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阐述了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意义。第二章,主要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背景、内容和特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根据各个阶段不同的任务,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体系,对于团结和教育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提高少数民族的思想觉悟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第叁章,主要阐述新中国前30年党和国家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背景、内容和特点。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了民主革命时期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优良传统,将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内容,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扶持和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开展,维护和保障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权益。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党和国家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出现了一些失误,特别“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民族文化政策被彻底抛弃,少数民族文化工作遭受了惨痛浩劫。可以说,新中国前30年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艰辛的探索为新时期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第四章,主要阐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背景、内容和特点。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予以特别重视。不仅恢复了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机构,重申了过去正确的少数民族文化纲领政策,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加速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与法规体系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举世瞩目的成就表明,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最好的、最成功的时期。第五章,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发展的经验,即坚持从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民族特色和地区特点；坚持与时俱进,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坚持制度创新,完善政策制定、运行与监督机制；坚持抓主要矛盾,集中精力解决带普遍性的问题；坚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现阶段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从加快少数民族文化政策法制化的步伐、健全和完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机制、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科学有序地开发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加强少数民族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工作等角度,阐述了完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对策与思考。
肖应明[10]2015年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富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利益多元、矛盾凸显的今天,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对于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立足于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这一时代背景,以云南省为例,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紧紧围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这一主线,采取多学科研究的方法,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过比较西方国家治理经验和中国历朝历代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历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进行了细致分析和科学总结,系统梳理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迁和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深入剖析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现状、问题和原因,有针对性地探讨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思路、价值导向和未来走向。本文由导论、正文(一至六章)和结论构成。导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阐述了社会治理的时代背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以及国内外关于民族治理的理解与把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梳理了学术理论界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该课题的研究现状、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1章：概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理论。着重对社会治理的科学内涵、基本内容以及对社会治理创新相关概念进行了多维度解读,通过界定与社会治理相关的概念,进一步彰显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问题的意义。同时,分别论述了西方社会中与社会治理有关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社会治理指导思想,阐释了社会治理创新理念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本土化逻辑,这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问题研究分析的基础。第2章：梳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历程。笔者采用历史分析法从宏观上把握社会治理形成的历史发展脉络,回溯分析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历程,系统描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不同内容、性质和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云南实际情况,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阐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制度深刻变革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些原因作进一步的总结归纳,此章是后面一章分析现状和问题的基本点。第3章：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现状和问题。主要阐述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受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化的影响,受文化、传统习俗、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受社会结构性变迁引发社会治理转向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有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治理能力的加强而得到解决,但有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得更加突出,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蕴涵着社会治理的经验教训。第4章：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多维构建。主要从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健全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充分应用社会传统治理资源等方面,全面阐述了国家权力在创新社会治理、协调民族关系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指出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包含多方面内容的复杂问题,其创新社会治理也不能仅仅从民族事务和民族工作上做文章,而是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多管齐下、多维构建。第5章：阐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价值导向。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云南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保持同少数民族群众的血肉联系,切实把握社会治理的主动权,真正实现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发展、维护祖国统一。云南省在践行群众路线中探索出来的“孟连经验”、“插甸经验”、“莲池模式”, 充分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中坚持群众观点、走好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为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第6章：揭示社会治理创新的未来走向。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是一项长期的、艰辛的、系统性工程,是一个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过程,必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遵循少数民族自身发展规律,把握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抓住“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来的历史机遇,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作出全方位思考,进一步加强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社会治理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社会治理的思想理论和战略部署的研究,注重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不断发展与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对研究趋势作出展望。
参考文献：
[1]. 历史上云南文化交流现象研究[D]. 李晓斌. 云南大学. 2002
[2]. 走向国际市场的云南演艺产业[D]. 李菡静. 云南大学. 2015
[3]. 民族文化保持的影像到场[D]. 伍先成. 云南大学. 2010
[4]. 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形成与现实发展[D]. 杨林兴. 云南大学. 2015
[5]. 城镇化视阈下少数民族搬迁移民的时空重构与文化变迁[D]. 吴莹. 云南大学. 2016
[6]. 云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流变现象研究[D]. 沈聪. 昆明理工大学. 2013
[7]. 西双版纳宗教生态系统与社会关系研究[D]. 李杰. 中央民族大学. 2016
[8]. 元明清时期入迁云南的外来少数民族移民研究[D]. 李和. 云南大学. 2015
[9]. 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研究[D]. 刘源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10].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D]. 肖应明.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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