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众包恐怖主义”探析
田敬瑜 韦 红
摘要： “众包恐怖主义”是将商业领域中的“众包”概念与恐怖主义结合在一起，指的是通过利用现代媒体广泛传播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战略意图和战术手段，吸引身处世界各地的潜在追随者认同“圣战”使命，以激发激进分子发动小规模恐怖袭击的现象。这种现象彻底改变了恐怖主义威胁的模式。将众包理论应用于恐怖主义研究领域，国内外都鲜有涉及。众包恐怖主义具有三个基本主体：作为发包方的恐怖组织，作为接包方的恐怖分子或非附属的支持者，作为众包平台的恐怖主义网站或第三方社交媒体。印尼的众包恐怖主义包含了两种主要形态，即在当地实施的众包和前往叙利亚的众包，这种恐怖主义模式对恐怖组织的宣传、恐怖分子参与积极性的提升、以及印尼政府反恐难度的增加都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 印尼；恐怖主义；众包恐怖主义；众包理论；“伊斯兰国”
2014年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成立后，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进行“圣战”，影响迅速蔓延。网络是“伊斯兰国”崛起的有力工具，关于恐怖主义的网络传播，学者们普遍认为，网络“圣战”手段繁多，社交网络已成为其筹款、宣传、招募、激进化和发动恐怖袭击的重要渠道，使得恐怖主义进入了无孔不入的网络恐怖主义时代。2017年“伊斯兰国”领土缩水，为谋求出路，“伊斯兰国”试图在中东以外的地区进行扩张。因此，国内有一些学者开始对“伊斯兰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渗透扩张进行研究①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任华：《后“伊斯兰国”背景下东南亚反恐态势与反恐合作》，《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年第1期；李恒：《“伊斯兰国”渗透下的东南亚恐怖主义特点趋势》，《新疆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沈燕清：《“伊斯兰国”在印尼的渗透、扩张及印尼政府的应对》，《东南亚南亚研究》2017年第3期；王玉娟、方天建：《泛伊斯兰背景下“伊斯兰国”对东南亚的渗透》，《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1期；陈庆鸿：《“伊斯兰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渗透评估》，《国际研究参考》2016年第7期；张金荣、张欣月、杨尧：《“伊斯兰国”向东南亚渗透剖析》，《当代世界》206年第6期。 ，但对于印尼的恐怖主义势力的解释还存在不足。国外关于印尼恐怖主义研究的专著主要有Solahudin的《印尼恐怖主义的根源》② Solahudin, The roots of terrorism in Indonesia: from Darul Islam to Jema'ah Islamiyah,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13. 、Ariel Heryanto的《印尼的国家恐怖主义和政治认同》③ Ariel Heryanto, State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Identity in Indonesia: Fatally Belonging,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2006. 、Kumar Ramakrishna的《印尼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和好战分子》④ Kumar Ramakrishna, Islamist Terrorism and Militancy in Indonesia: The Power of the Manichean Mindset,Singapore: Springer, 2015. 等。
目前，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大部分学者都是从国际法、网络传播、政治哲学、国际安全、地缘政治等视角来进行分析。然而，随着“伊斯兰国”向域外的扩展和网络的多样化利用，出现了一种新的威胁，即恐怖分子将袭击行为外包给追随者，并试图吸引他们前往叙利亚进行圣战。这种现象在西方被称为“众包恐怖主义”（crowdsourcing terrorism）。那么，这种袭击行为有哪些特点？是如何进行外包的？这种行为又具有哪些影响？针对这种新现象，有必要引入其他相关概念予以更深入的探讨。
现在，我已经不是人，这个到处都充斥着脏水的世界已经不属于我。但它还属于你们。你们这些黑不拉叽的家伙不要笑。在我看来，我和你们一样，在这个世界我也曾经追求生活，积极向上。但是现在，我跨出了你们的行列，回头再想，那些过去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自欺欺人。
“众包恐怖主义”将杰夫·豪（Jeff Howe）创造的“众包”（crowdsourcing）一词与恐怖主义结合在一起，已经被西方政策制定者广泛采用，但在学术领域仍然缺少明确的解释。众包理论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国内理论界对它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系统性的众包研究多聚焦于计算机或商业领域的应用，非商业情境下的众包研究则相对匮乏。⑤ 国内众包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成果主要在公共管理领域，如李燕：《公共管理中的众包机制：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探索》2018年第5期；王谦：《政府治理中网络众包模式的生成、构建及效用》，《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4期。 笔者认为，印尼恐怖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有很多地方符合“众包恐怖主义”的特征，本文为此引入“众包”概念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通过借用企业管理学中的相关概念，将众包理论应用于恐怖主义研究领域，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对“众包恐怖主义”等概念作相关的补充完善，并在此基础上对印尼的恐怖主义进行探讨。印尼的恐怖主义问题是恐怖主义势力全球化的典型性命题，对于当前国内对恐怖主义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2 患者基本情况 34例患者中男性3例 （9%），女性31例 （91%）， 年龄 （62.0±9.4）岁，47～78岁。年龄段比例为47~50岁2例 （6%），51~60岁15例 （44%）， 61~70岁12例 （35%）， 71~80岁5例 （15%）。唑来膦酸用于预防绝经后妇女骨折16例，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9例 （其中绝经后骨质疏松症2例），用于恶性肿瘤溶骨性骨转移引起的骨痛9例 （其中乳腺癌6例，前列腺癌3例）。34例患者中仅1例有双眼泪囊炎病史[4]。
很多教师在课堂练习中没有将新课程标准的相关理念与实际教学相结合，只注重书面练习，其他形式相对缺乏，如社会实践题、口头练习和动手练习等；在课堂练习中单纯注重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缺少思维训练，未能认识到学生个人思维的重要性。
一、众包恐怖主义与众包理论
2015年，时任FBI局长的詹姆斯·科米（James B. Comey）第一次提出了众包恐怖主义的概念，“‘伊斯兰国’正试图通过鼓动西方追随者来‘众包’恐怖主义。”① Peter Baker & Eric Schmittdec, “California Attack Has U.S. Rethinking Strategy on Homegrown Terror”,The New York Times, 2015/12/05, http://www.belt.es/articulos/HOME2_articulo.asp?id=12179 “众包恐怖主义”指的是通过利用现代媒体广泛传播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战略意图和战术手段，吸引身处世界各地的潜在追随者认同“圣战”使命，认领任务，确定目标，随时随地发动袭击。这种现象彻底改变了恐怖主义威胁的模式，正如美国前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所说的，“全球恐怖主义威胁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② Ibid.
观察组患者的满意度为97.43%，生活质量为（98.41±1.30）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众包包含三个基本主体：第一，发包方。他们是众包活动的发起者和任务分配者，直接从大众输入中受益。第二，接包方。他们是由个体组成的问题解决群体，对众包任务负责。第三，众包平台。即将发包方和接包方联系在一起的中间媒介。
众包的运作过程涉及6项主要活动：第一，发包方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确定需要通过众包来完成的任务。第二，发包方确定众包平台，可选择自建众包平台或借助第三方平台。第三，发包方在众包平台发布任务。第四，接包方根据自己的参与动机接受任务，并可以根据任务的具体需求与发包方进行协调、咨询。第五，接包方执行任务，搜索问题解决方案，并将其提交到平台。第六，平台对所有的问题解决方案进行评估，对获胜的个体或者团队进行奖励。
这就是五四时期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存在的两种主要翻译原则。但究其根本，这两种翻译原则都是以儿童为翻译目的。所以译者以儿童为中心，着重考虑译本的语言和风格能否符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
一个众包系统至少包含3个实体，但并不是完全包含上述框架中的6项活动。对于商业型组织而言，结果奖励是非常重要的活动之一，但是对于非营利性组织或机构，往往都是无奖励的。并且，并不是所有的众包中，接包方都能够与发包方直接沟通。
通过众包，发包方能够有效降低创新成本，打破创新来源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创意支持，充分开发大众的智慧，增加公众的参与度，并通过“用户创造内容”的形式，生产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个性产品，降低风险。其次，众包是通过互联网发布任务的方式进行的，发包方不需要招聘专门的人员和设立专门的办公场所，实现了用人而不养人，从而可以节约大量的成本。另外，通过众包的方式，让顾客参与公司的治理，可以在买卖双方间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大大减少双方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双方的交易频率，同时降低买卖双方在搜寻、谈判、实施交易等方面所产生的交易费用。同时，它也有利于公司结构的无边界化。互联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公司职员可以来自于全球的各个地方。
接包方的动机包括外部动机和内在动机两大类，其中外部动机是指有形的回报或奖励，如金钱；内在动机是指不包括任何有形的回报或奖励，兴趣、提升能力、享受、社会交往等都可以被认为是个体参与众包的内在动机。达伦·布拉罕（Daren Brabham）认为，“提高技能、挣钱和扩大交际圈等因素是参与众包的强大驱动力。”① Daren C. Brabham, “Crowdsourcing as a model for problem solving: an introduction and cases”,Convergence, Vol 14, Issue 1, 2008, pp75～90. 杰夫·豪认为，“最适合做一份工作的人是最希望做这份工作的人，他们会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中，仅仅是为了纯粹的快乐，即互相帮助，或创造一些美好的东西。”② Howe J, Crowdsourcing: how the power of the crowd is driving the future of busine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Business, 2006, pp23～46. 作为新型的网络社区活动，众包不仅有类似于虚拟社区纯粹兴趣爱好满足的社会性行为，还存在具有经济性的市场交易行为，因此个体动机构成具有多元性的特征。
劳丽·菲利普斯（Laurie Philips）和达伦·布拉罕在研究网络社区的公共关系时提出了一个“参与者——策展人（participant-curator）”的众包模型。① Philips, Laurie M. and Brabham, Daren C, “How today’s digital landscape redefines notion of power in public relations”, Prism, Vol 9, Issue 2, 2012, p9. “参与者”描述的是在线社区中的个人。他们自我选择加入社区，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参与。他们可能是忠诚的、持续的，也可能是短暂的，游离的。这种参与的多样性被称为“90-9-1规则”，其中90%的在线用户是“潜伏者”，9%的用户有时会做出贡献，1%的用户经常参与并贡献。“策展”是一种涉及信息管理的战略和政治实践。“策展人”为组织的使命工作，置身于在线社区之中，浸入“参与者”之间，推动他们参与进来。
题目 已知抛物线C:y2=2px过点P(1,1)．过点作直线l与抛物线C交于不同的两点M,N，过点M作x轴的垂线分别与直线OP,ON交于点A,B，其中O为原点．
1999年至2003年间，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ah）主导了极端主义运动，在印度尼西亚发动了一系列袭击。伊斯兰祈祷团成员伊玛姆·萨穆德拉（Imam Samudra）支持利用互联网通过黑客活动进行接触、沟通、筹款和作战。③ IPAC, “Online Activism and Social Media Usage among Indonesian Extremists”, p4, http://www.understandingconflict.org/en/conflict/read/46/Online-Activism-and-Social-Media-Usage-Among-Indonesian-Extremists 圣战分子和其他利益集团一样，依靠邮件来强化群体身份和传播材料，他们也像其他大多数印尼人一样，依靠网吧上网，小组内的交流主要是依靠短信。在此期间，伊斯兰祈祷团作为一个组织被互联网的潜力所吸引，但还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专业知识，其秘密性质也阻碍了它可以用互联网来作为外联的方式。
2013年“伊斯兰国”的崛起，赋予了网络媒体新的目标。随着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叙利亚人能够发送照片和视频，并敦促其他人前来参加圣战。通信技术的进步以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印尼的日益普及，意味着人们有可能实时关注叙利亚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也使得圣战分子的通讯更加难以追踪。除了邮件服务或聊天论坛，Facebook和Twitter还有数十万个私人账户，以及通过WhatsApp和其他服务进行的跨地区和国际对话，遏制“伊斯兰国”信息的传播变得越加困难。
二、印尼极端组织对网络的运用
互联网是众包行为的必要媒介，2017年印度尼西亚网民数量世界排名第五，达到1.4326亿人，普及率50.4%。89.35%的印尼人在网上聊天，87.13%的人访问社交媒体。① APJII：《2017年印度尼西亚网民普及率和行为报告》，2018年11月2日，http://www.199it.com/archives/787348.html. 2014年超过96%的印尼互联网用户拥有Facebook账户，这使得印尼成为全球第四大Facebook用户，仅次于美国、印度和巴西。② JON RUSSELL , “Facebook opens an office in Indonesia, its fourth largest country with 65m users”, Mar 21, 2014, https://thenextweb.com/asia/2014/03/21/facebook-opens-office-indonesia-fourth-largest-country-65mregistered-users/ Facebook、Twitter等国际社交媒体对印尼社会的影响非常巨大，印尼圣战运动的演变与印尼互联网的发展大致相当，极端组织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很早，形式较为丰富，为“众包”恐怖主义袭击奠定了物质和社会基础。
印尼第一家商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于1994年开始运营，1997至1998年，互联网的使用开始迅速发展。极端组织的思想、组织变革与技术进步经历了四个明显的并行阶段。
恐怖组织作为特殊的非盈利性组织，在进行众包活动时，并不会完全按照商业性众包模式来开展行动。恐怖组织作为发包方，确定需要众包的任务后，可以选择自建的恐怖主义在线社区、网站或第三方公众平台作为众包平台，如推特、facebook等来发布消息。众包恐怖活动的接包方通常是极端主义支持者或同情者，接包方执行的任务无需提交平台评估或反馈。众包平台在恐怖主义众包中只是一种媒介，并不具有能动性。发包方，也就是恐怖组织，对于整个众包活动的沟通过程负有更多的责任。
2004年至2009年间，以印尼境内的圣战分子的高度活跃和运用更先进的新技术为标志，诺丁·托普（Noordin Top）的分裂组织发动了多次的恐怖袭击：2004年澳大利亚大使馆爆炸案、2005年第二次巴厘岛爆炸案、2008年帕伦邦未遂爆炸案以及2009年雅加达酒店爆炸案。在此期间，互联网使用率大幅上升，“繁琐的邮件服务让位于新的通信模式，即互联网中继聊天（MIRC）以及与特定网站关联的密码保护论坛”① IPAC,“Online Activesm and Social Media Useage ancong Indonesian Ertremists', p6. ，但是邮件服务仍然被用于发布长篇广告。在此期间，大多数人仍然在清真寺、学校的讲座或讨论小组见面，然后继续在网上聊天。在一些情况下，个人在网上聊天时相遇，然后决定一起工作，但圣战活动的隐蔽性使得采用大规模网上招募方式的可能性较小。
表 Q401（河湖取水口）中包含“取水流量（m3/s）”“最大年取水量（万m3）”两列，据此公式“最大年取水量/取水流量/24/3600×10000”可以推求出大致的取水天数，如果该数值大于或者接近365，说明数据可能错误，因为对于多数的农业取水口来说，都是季节性取水口，取水天数应远小于365，只有极少数的大城市供水工程才可能一年365天24小时不间断取水。
2010年至2013年间，亚齐恐怖主义训练营解体，这加剧了圣战组织的分裂，技术和意识形态再次发生了变化。在亚齐训练营溃败后，政府随后进行的大规模逮捕行动是导致采用“个人圣战”新战略的一个主要因素。在这种新战略中，“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的小组织可以比大型组织更安全地运作”② Ibid, p11. 。在此期间，社交媒体的使用量激增，尤其是Facebook和Twitter。2011年左右，智能手机在印尼开始普及。叙利亚冲突爆发后，圣战网站随之发布新闻，试图满足极端分子对国际新闻的新渴求。
恐怖组织通过社交媒体、加密通信及其他宣传手段，激励世界各地的激进分子发动小规模的恐怖袭击，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恐怖主义威胁的模式。第一，实施迅速。不同于基地组织花费数年时间来计划一次行动，众包的恐怖主义袭击从计划到实施时间非常短暂。正如美国负责国家安全的前助理司法部长约翰·P·卡林所形容的：“现在我们看到从闪光到爆炸的时间要短得多。”② Peter Baker & Eric Schmittdec, “California Attack Has U.S. Rethinking Strategy on Homegrown Terror”,The New York Times, 2015/12/05, http://www.belt.es/articulos/HOME2_articulo.asp?id=12179 第二，反应灵活。分散在各处的恐怖分子可以单独行动，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或其他方式结成小组，通过互联网进行联系，社交媒体使极端主义支持者能够通过帖子、地理定位技术和搜索功能获取特定事件的位置和最新信息。第三，组织约束力弱。众包恐怖行动的接包者是不确定的个体，通过自由自愿的自我选择来进行接包，他们可能是隶属于某组织的恐怖分子，也可能是极端主义组织之外的支持者。通过众包平台进行接包，任务完成后接发关系自然终止。第四，低水平攻击。不同于基地组织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大规模灾难性袭击，众包的恐怖主义袭击规模相对较小。这种由本土恐怖分子发动的小规模的攻击，一般行动准备不足，失败的可能性较大，但预防的难度也相对较大。
“伊斯兰国”操纵的主要的伊斯兰概念是希吉拉（hijrah）③ 希吉拉，阿拉伯语音译，又译作“希吉来”，原意为“出走”、“离开”。 ，目的是让易受影响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在《Dabiq》④ 《Dabiq》是“伊斯兰国”的主要在线杂志。杂志的名字“Dabiq”是参考了伊斯兰圣训，在圣训中，“Dabiq”这个名字指的是哈拉布（Halab）或阿勒颇（Aleppo）北部乡村的一个地方，据说那里会发生导致时间终结的事件。 的第一版中，这个概念被用来号召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前往所谓的“伊斯兰国”。同时。社交媒体还加强了印尼极端主义团体对即将到来的天灾的讨论。许多人认为，“天灾将发生在被称为‘大叙利亚’或‘黎凡特’的伪地区，包括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等地区”⑤ Jennifer Yang Hui, “Crowdsourcing Terrorism: Utopia, Martyrdom and Citizenship Reimagined”, Journal of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 Issue 3, 2017, p343. 。2013年叙利亚冲突的爆发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种信念：时代末日即将来临，所有穆斯林都应该参与圣战，以帮助被称为“马赫迪”的救赎者。那些无法前往叙利亚的人被要求捐赠资源以支持叙利亚的战争。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Twitter用户经常表达出对叙利亚的迷恋和离开本国的兴趣，用户名、头像图片或评论中都提到了叙利亚。尽管政府采取措施以阻止印尼人离开印尼前往叙利亚，但伊斯兰意见领袖们仍然在继续呼吁。例如，2016年1月5日，被监禁的印尼极端主义神职人员阿曼·阿卜杜勒拉赫曼(Aman Abdurrahman)继续呼吁其追随者通过手机应用移民到“伊斯兰国”。① IPAC, “Disunity among Indonesian ISIS supporters and the risk of more violence”, p10, http://file.understandingconflict.org/file/2016/02/IPAC_25.pdf
三、印尼恐怖主义的众包模式
2017年“伊斯兰国”领土缩水，为谋求出路，“伊斯兰国”试图在中东以外的地区进行扩张，印尼作为东南亚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正是其潜在选项。与其他恐怖组织相比，“伊斯兰国”具有灵活的组织结构，并且善于运用社交媒体吸引身处世界各地的潜在追随者，邀请支持者加入他们在叙利亚的阵营，或者在他们所在的任何地方发动攻击。也就是说印尼恐怖主义的众包主要包含两种形态：在当地实施的众包和前往叙利亚的众包。
（一）形态
1.当地实施的众包
“众包”（crowdsourcing）一词最早出现在2006年，由美国《连线》杂志特约编辑杰夫·豪（Jeff Howe）首先提出，指的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大型的人员网络的行为。③ Jeff Howe, “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 Wired , 2006/01/06, http://archive.wired.com/wired/archive/14.06/crowds.html 这个群体通常是异质的，由业余爱好者、志愿者、专家或公司等组成，他们可能属于也可能不属于特定的用户社区，最终完成的工作以有形的（金钱、奖品等）或无形的（认可、娱乐、声望等）方式得到回报。
2018年5月8日，西爪哇德波克的国家警察机动旅总部（Mako Brimob）发生严重的警囚暴力冲突，警囚之间爆发了40小时的对峙，造成至少5名警员与1名囚犯死亡，1名警员被挟持。① The Jakarta Post,”Mako Brimob detention center: Accident waiting to happen”, Fri, May 11 2018,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8/05/11/mako-brimob-detention-center-accident-waiting-happen.html Brimob的囚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直播了他们与狱警的对峙，1名囚犯通过Instagram直播呼吁观众参与圣战。5月10日，4名男子被捕，他们被怀疑是从塔西克马拉亚（Tasikmalaya）来参加围攻的。围攻结束后不久，另一名男子在拘留中心前刺伤了1名Brimob官员。警方还逮捕了两名涉嫌试图用剪刀刺伤警察的女子。这些人声称，他们只是在响应一个电报频道的电话，为囚犯提供食物。② Jennifer Yang Hui, “Crowdsourcing terror in Indonesia”, 21 June 2018,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18/06/21/crowdsourcing-terror-in-indonesia/ Mako Brimob围攻事件表明，在一定条件下，武装分子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在全国范围内众包人员和物资资源。如果极端主义的同情者知道如何提供人力和物质支持，他们参与的可能性将会增加。狱内囚犯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在直播平台发布了确定的任务，恐怖分子或同情者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意愿接受任务并自发付诸实施，他们可能获得的反馈是非物质的。
以颜色值a*为自变量，分别以姜黄素、去甲氧基姜黄素、双去甲氧基姜黄素及总姜黄素含量作为因变量，得到模型3、4、5、6，回归分析结果见表7～9。
2.前往叙利亚的众包
二是优化预算执行流程。省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时限制定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案，将部门代编预算分解到基层预算单位。省财政部门全面推进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改进政府采购流程，精简基建项目财政资金拨付程序。
2013年后，就在ISIS中央能够熟练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宣传时，它的印尼支持者也开始效仿。他们在Facebook上支持ISIS，由于公开提倡暴力，许多人的账号被Facebook关闭，之后又以一个稍有不同的名字重新出现。这些粉丝的页面大多由印尼支持ISIS的媒体组织Kabar Dunia Islam （KDI）的管理员管理。大多数人都是阿曼·阿布杜拉赫曼的信徒。其中一位是西提·卡迪贾（Siti Khadijah），化名乌姆·萨布丽娜（Ummu Sabrina）。2014年6月，西提·卡迪贾发表了一篇题为“Perjalanan Hijrah Ummu Sabrina”的博文，讲述了她和她的乐队以及四个孩子前往叙利亚的旅行故事。2014年9月，她又发表了第二条博文“Kisah Ummu Sabrina di Bumi Khilafah”，描述了她的家具公寓、每月津贴、免费教育和医疗。她还描述了她和丈夫在摩托车上发生事故时的情况，“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带他们去看了医生，把他们带回家，然后安排他们免费修理摩托车。② IPAC, “Online Activism and Social Media Usage Among Indonesian Extremists”, p17, http://www.understandingconflict.org/en/conflict/read/46/Online-Activism-and-Social-Media-Usage-Among-Indonesian-Extremists 她的Facebook页面上尽是印尼人提出的问题，他们想知道如何才能前往叙利亚。其中一名男子在Facebook上使用沙布兰·纳夫西（Shabran Yaa Nafsi）的名字，受西提·卡迪贾故事的启发，在2014年7月开始联系她，最终在2015年初抵达叙利亚，在2015年3月26日的辛贾尔山战役中丧生。③ Ibid.
（二）动机
恐怖主义众包的反馈通常不是有形的回报或奖励，接包方是通过自我选择的方式自愿接包的。关于接包方如何自我选择，是什么影响了他们的自我选择，涉及到接包方形成的众包想象。“伊斯兰国”发包方会根据潜在接包者的特点来调整叙事，对社交网络平台的利用，极大地帮助他们成功地接触到目标人群，并提供了正确的叙述。例如，“在吸引潜在男性同情者的注意力时，‘伊斯兰国’会使用战场上史诗般的战斗和荣耀的画面，而在吸引女性时，猫和赋予女性权力的信息等较为柔和的画面会经常出现。”④ Adam Hofman and Yoram Schweitzer, “Cyber Jihad in the Service of the Islamic State (ISIS)”, Strategic Assessment, Vol. 18 No. 1, April 2015, pp71～81. 在穆斯林是少数民族或移民的西方，“伊斯兰国”的目标受众是身在异乡面临身份危机的个人，利用他们的孤立感和难以融入西方文化的困境，宣扬对一个拥有文化和宗教的国家的归属感。而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穆斯林人口众多的东南亚国家，他们的策略有所不同。除了穆斯林有责任发动圣战外，“伊斯兰国”在该地区的叙事还包括给地方政府贴上非伊斯兰的标签，并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穆斯林应该生活在一个以《伊斯兰教法》（shari’a）为最高法的地方，以《教法》指导政治和社会两方面的工作和生活。例如，据传在叙利亚或伊拉克的印度尼西亚战士制作的一个视频，鼓励其同胞参加所谓的圣战，并特别提到印度尼西亚警察和军队应该忏悔，并驳斥他们认为是异教理想的潘查希拉国家意识形态。① Vita A.D. Busyra, “ISIS-Trained Indonesians Ring Alarm Bells”, Jakarta Globe, June 20, 2014, http://jakartaglobe.beritasatu.com/news/isis-trained-indonesians-ring-alarm-bells/
在土地整治项目整治后进行无人机低空摄影测量，即拍摄竣工后影像图，并对工程实施前后的航拍影像的对比，可直接真实反映土地整治工程实施的规模，检验施工的数量和质量、工程完成的全面性和实际效果。利用竣工后的影像数据，还能从整体上评价土地整治工程布局的合理性，同时可以从局部查看工程实施的具体情况。改变了以前项目竣工验收在实地只能看局部而不能整体评价的缺点，大大提高了项目竣工验收检查的监督能力和手段。
在印尼，“伊斯兰国”以天灾、乌托邦和殉难等主题进行叙事，通过社交媒体上的交流和互动，使得极端主义支持者对这些主题形成了众包想象。第一，建立伊斯兰哈里发的想法已经被印尼的一些极端组织讨论了很长时间，其中最著名的是“伊斯兰解放运动”（Hizbut Tahrir Indonesia，HTI）。“伊斯兰国”的领土征服和末世论对全世界的支持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网上，“伊斯兰国”的支持者用描绘伊斯兰乌托邦的图片来吸引追随者，在其乌托邦叙事中，“所有穆斯林，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将在伊斯兰国占有一席之地”② Jennifer Yang Hui, “Crowdsourcing Terrorism: Utopia, Martyrdom and Citizenship Reimagined”, Journal of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 Issue 3, 2017, p345. 。第二，“殉道”是“伊斯兰国”众包策略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极端主义话语中的殉道意味着摆脱叛教者奴役的自由：“‘生命’在激进的伊斯兰修辞中被定义为只有当它是一种对另一方不受奴役的生命时才有价值，所以一种受奴役的生命被认为是自我意识的‘死亡’，一个人身份的死亡，意味着本质的死亡，即自主和独立的死亡”。③ Irm Haleem, The essence of Islamist extremism: Recognition through violence, freedom through death, NY:Routledge, 2012, p95. 以这种方式，激进的伊斯兰修辞认为肉体的死亡比存在的本质的“死亡”要好一些，因为个体挑战了主体对自我的征服，从而获得了自我超越的认知。对印尼的网络影响者和支持者来说，殉道因此被重新定位为一种权力均衡器，将他们从压制虔诚穆斯林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极端分子将殉道视为“利他主义自杀的一种形式，一种充满希望的行为，而非绝望的行为”④ Jon Cole& Benjamin Cole, Martyrdom: Radicalisation and terrorist violence among British Muslims, London:Pennant Books, 2009, p260. ，有助于激发对这一事业的新支持。第三，社交媒体上的宣传增强了接包的吸引力，使得极端主义支持者相信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哈里发”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家，虔诚的穆斯林家庭可以在那里找到满足，号召穆斯林前往叙利亚。2013年，印尼人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开始加入叙利亚民兵组织，他们在Facebook上发布详细的生活条件、训练方案、战斗新闻和旅行经历，并通过WhatsApp或Instagram等社交软件定期地与家人和朋友交流，一些人被Facebook和Twitter上描述的提供助学金、带家具的公寓和免费医疗的承诺所吸引。
（三）方式
西班牙学者Enrique Estelle ´s-Arolas和Fernando Gonza ´lez-Ladro ´n-de-Guevara在对众包的32种定义进行总结后整合出了众包活动的八个基本特征：有一个明确界定的群体；明确的任务目标；明确的群众报酬；明确的众包发起者的身份；明确的众包发起者的收益；是一种参与式的在线分配过程；是范围可变的开放式呼吁；使用互联网。① Enrique Estelle ´s-Arolas & Fernando Gonza ´lez-Ladro ´n-de-Guevara, “Towards an integrated crowdsourcing definitio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38, Issue 2, 2012, p197. 它是一种参与式的在线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个人、机构、非营利组织或公司，通过一个灵活的公开呼吁，向一组知识、异质性和数量各不相同的个人提出一项自愿承担的任务。与外包的单向业务分包方式不同，“众包”体现出了一种公众参与的文化特征，即通过广大业余爱好者的普遍参与，让他们在参与和互动中培养和发展才华。在众包模式下，公众既是参与者，也是宣传者，传播满足其自身需求的信息，同时满足更多有同类需求的受众。众包的强大适应性使其成为一种多样化的实践，被用来解释和应用于各种形式的活动，并且随着新应用的出现不断演变，除了互联网等技术领域，众包也逐渐被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
恐怖主义众包的平台一般是自建的网站、在线社区或第三方平台。印尼第一个网络圣战的主要倡导者是巴厘岛的伊玛姆·萨穆德拉，他一直在敦促印尼人在网上发动圣战。2001年，伊玛姆·萨穆德拉（Imam Samudra）建立了一个网站，宣传伊斯兰祈祷团的活动，包括2000年12月的圣诞夜爆炸案。伊玛姆·萨穆德拉在狱中发展起了在线宗教学习团体，形成了在线社区，这些学习团体或研究小组是招募极端分子的标准工具。“策展人”会浸入在线社区之中进行信息管理，向参与者进行宣传，提高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在围绕某个特定话题的讨论中，领导者，也就是“策展人”，可以看到谁提出了最有趣的问题，或者谁对辩论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些人可以被邀请加入到一个较小的团体，并最终被邀请加入到一个组织当中。同样，任何对圣战活动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参加极端主义传教士的讲座，如果感兴趣，可以成为一个定期学习小组的常客。
众包模式能够拉近恐怖组织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建立感情，增加参与者的忠实度。2004年，伊玛姆·萨穆德拉的弟子们通过互联网中继聊天程序（MIRC）开发了一种新的布道形式，这是一种互联网聊天工具，它鼓励随意聊天，因为所有的用户都在同一实时时间内出现。消息不会被保存，只会出现在屏幕上，直到出现足够多的对话将其从屏幕顶部滚动，而且信息的交换通常很少有时间延迟。这种聊天是对话式的，很像电话交谈，使聊天者能够了解其他用户，但没有视频，也没有偶尔的直接互动的社交尴尬。对于害羞或孤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媒介，这也是女性参与圣战讨论的一种方式。通过这些讨论，一些曾在网上单独参与圣战讨论的伊斯兰祈祷团以外的个人被带入了伊玛姆·萨穆德拉的轨道。在互联网的使用变得更加广泛之前，这些群体是有地缘限制的。互联网打破了时间、空间甚至性别的限制，在线布道使得该团体的结构无边界化，影响范围得到延展。这些讨论还推动了将阿拉伯网站上的圣战传单翻译成印尼语。圣战学校的一些讲师被动员起来充当翻译，他们制作的书籍在网上免费分发，并在快速发展的圣战出版界销售。众包是一种利用集体智慧的方式，展示的是公众网络协作的力量，但当这种方式被极端组织采用后，公众协作的力量会被应用于负面用途。
“伊斯兰国”在网络上的大量存在，是通过广泛地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尤其是Facebook、Twitter和Telegram。这种对社交网络的大范围利用，让“伊斯兰国”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者，为恐怖主义袭击的“众包”扩大了潜在的接包群体。Twitter是“伊斯兰国”支持者用来传播该组织宣传的重要社交媒体平台。“伊斯兰国”的大量行动人员和支持者都有Twitter账户，他们在其中分享《古兰经》的经文，或者那些他们认为是神职人员或宗教教师的人发布的精神信息。除此之外，Twitter还被用来发布有关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不断的冲突的图片，讨论当前针对“伊斯兰国”的政治和对策，以及加强他们的世界观和相互联系。同时，Instagram也被用来发布视频和照片，展示“伊斯兰国”的成功以及它所能提供的舒适生活。对于那些已经倾向于极端主义思想的人来说，这样的图片肯定会让他们大开眼界。它可以告诉同情者，在这个所谓的“伊斯兰国”，生活不仅和在家一样舒适，而且考虑到在那里的目标是实施圣战，生活甚至会更好。在Instagram上输入“Islamic state”，会出现成千上万张所谓的“伊斯兰国”照片。虽然其中一些帖子与新闻有关，但也有拥护“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和有抱负的“战士”。由于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平台主要是分享思想、事件、政治和宗教问题，其他用于更直接和私人交流的平台主要是Kik、SureSpot、Telegram、Wickr以及Ask等应用。由于Twitter等直接通信将可能泄露个人身份和秘密讨论，因此具有加密功能的应用程序是首选。“首先用图片、视频和其他宣传手段来轰炸社会媒体。招聘人员等着让一个年轻人感兴趣，然后开始一对一地教他们。这些会议很快就会被转移到私人聊天室和加密通信当中。”① Dan Verton, “Social media and the crowdsourcing of terror”, Jul 27, 2015, https://www.fedscoop.com/social-media-and-the-crowdsourcing-of-terror/
在极端主义网络传播的过程中，众包平台中的“参与者”可能是恐怖分子，也可能是恐怖主义同情者，他们通过自我选择加入极端主义在线社区，具有不同的参与程度。根据“90-9-1规则”的推论，已知的恐怖分子可能只是里面活跃的1%，而有大量隐性的支持者或同情者在潜伏。因此，恐怖主义的众包对政府而言无疑增加了潜在的威胁。
四、印尼众包恐怖主义的影响
在印尼，社交媒体的使用并没有显著改变激进化和招募活动的模式，尽管恐怖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开展了精心策划的宣传活动，但大多数加入恐怖组织的印尼人都曾与激进组织有过联系，他们并没有通过互联网“自我激进化”。这并不是因为其他穆斯林活动人士缺乏热情，更多地是因为现有组织拥有足够便利的人际网络。在印尼，招聘通常更加个人化，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互动，招聘的是朋友和家人，而不是陌生人。“‘伊斯兰国’招募的许多人都是被监禁的神职人员阿曼·阿卜杜勒拉赫曼的追随者，还有一些人与圣战联盟有联系，比如由Poso的Santoso领导的印尼圣战者组织（MIT）。”② IPAC, “The Evolution of ISIS in Indonesia”, p.9, http://www.understandingconflict.org/en/conflict/read/30/The-Evolution-of-ISIS-in-Indonesia 通过聊天工具和邮件等社交媒体进行的众包活动更多地被用于宣传而非实际招募。尽管国内外的印尼极端分子严重依赖Facebook、twitter和WhatsApp等类似服务，但“自我激进化”和“独狼”行动极为罕见。
第一，对恐怖组织的宣传。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众包行为能够将任何拥有Twitter账户的人变成潜在的宣传人员，这意味着极端组织的信息从连接到在线网络的朋友和家人开始，很快就会传播到更广泛的公众当中，扩大了传播的范围。也就是说，信息时代的众包所带来的最大的不同不在于招募方式，而在于接触到的个人数量。极端组织逐渐使用媒体和互联网吸引非附属的支持者，他们进一步“传播”内容，而不是内容本身。从“参与者——策展人”模型来看，社交媒体参与者的主导作用确保了网络话语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的有机延续，这可能在说服某些人接受极端主义观点方面能够发挥作用。在这个多传播者、多受众和多维度的世界中，传播的目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说服，而是广义上的影响。
第二，恐怖分子参与积极性的提高。即使社交媒体使用率大幅提高，人们对“伊斯兰国”的兴趣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参与行为。极端主义的支持者成为接包者并不仅仅是因为暴露在宣传之下，但“策展人”的宣传会使他们从被动的支持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众包的分散式信息传播不再是以单一来源作为组织的统一声音，而是由多个参与者合作传达信息，从而给人一种真实性和被广泛接受的感觉。同时，Facebook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但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需要得到已经在叙利亚的某个人的认可，社交媒体的使用增加了找到这些联系人的机会。在印尼，个人联系和直接面对面参与宗教讨论小组仍然很重要，但网络信息和手机交流增进了恐怖主义支持者的交往和组织的团结。
第三，印尼政府反恐难度的增加。对抗多重信息已经给印尼反恐带来了难题，而传播这些信息的众包方式更增加了反恐的难度。“伊斯兰国”在中东遭遇挫败，其媒体与印尼支持者之间的关系也在减弱，导致使用大型半公开电报频道进行宣传的情况有所减少。但是，使用高度加密的私人小组和两人通过Telegram聊天的方式仍在继续。直到2017年，印尼政府一直试图依靠自己的机构和公众来了解极端主义的思想内容，并据此屏蔽网站。印尼政府逐渐意识到，作为宣传、招募、筹款、组织强化的工具，以及偶尔的攻击计划，社交媒体账户比网站更重要。要关闭这些账户，需要Facebook、Twitter等科技公司的帮助，于是如何区分暴力、潜在的恐怖主义内容和非暴力仇恨言论就成为重要问题。“‘伊斯兰国’广泛依赖于非附属的同情者，这些人转发或重新发布由IS领导层制作和授权的内容，可以被视为网络圣战主义演变过程中的突破性范式转变。”① Veilleux-Lepage, Y., “Paradigmatic Shifts in Jihadism in Cyberspace: The Emerging Role of Unaffiliated Sympathizers in Islamic State’s Social Media Strategy”, Contemporary Voices: St Andrew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7, No.1, 2016, pp36～51. “伊斯兰国”网络信息的传播者对圣战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热情，他们并不是正式任命的传播者，也不一定是暴力组织的活跃成员，而是自发进入网络虚拟社区，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参与，他们唯一的回报是行动所带来的满足感。他们对官方内容进行重新诠释，改造成自己的非正式宣传，这为遏制“伊斯兰国”的信息传播带来了新的难题。
五、结语
本文以印尼为例，讨论了众包理论在恐怖主义领域的适用性。由于线下社交网络在吸引印尼极端主义支持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单纯以网络为中心的招聘并不常见，但在维持恐怖主义在线宣传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上，众包理论是适用的。“众包恐怖主义”改变了恐怖主义威胁的模式，恐怖主义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使得印尼政府在反恐斗争中面临着很多挑战。如何减少公众在网上接触到极端主义思想的机会，是印尼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伊斯兰国”有能力利用社交媒体平台，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潜在战士量身定制宣传材料和故事，因此，遏制极端主义的传播必须对这种能力做出反应，进行有效的应对。目前印尼的反恐部门迫切需要对恐怖组织的支持是如何、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发展的等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培养更多受过良好训练、具备反恐技能的人员分析社交媒体的内容。
本文研究总结了印尼恐怖主义的众包问题，观察众包恐怖主义的形式、动机和影响，在实现一种学理性探索的同时，力求为我国的网络反恐提供一些借鉴经验。印尼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支点，恐怖主义对印尼的渗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开放战略存在着潜在威胁，我们有必要对印尼恐怖主义问题进行关注与评估。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恐怖主义威胁面前独善其身，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和有效地对付恐怖主义，即使是目前没有受到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也要做好充分的反恐准备。
中图分类号： D73/77.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392（2019）05—0016—15
收稿日期： 2019-07-19
作者简介： 田敬瑜（1996～），女，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韦红（1964～），女，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东南亚国际关系。
[责任编辑：王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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