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若诗词选》与郭沫若后期诗歌文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诗词论文,后期论文,诗歌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郭沫若的人生历程来看，对前期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最多；中期次之；后期再次之，基本规律是越靠后研究成果越少。近年来，学界对郭沫若的后期（新中国时期）逐渐重视起来。但就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郭沫若后期大量的原始文献并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有些研究成果论及后期郭沫若的文献依据多有挂一漏万之嫌。其客观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后期、特别是晚年的大量作品没有收入《郭沫若全集》。以郭沫若后期诗歌研究为例，许多研究者的文献依据主要是《郭沫若全集》里从《新华颂》到《沫若诗词选》等作品集，而《郭沫若全集》里的《新华颂》《沫若诗词选》等作品集都是很不完整的。本文在对《沫若诗词选》不同版本篇目进行整理、核查、考订、辨析的基础上，对郭沫若后期，特别是晚年诗歌文献的复杂性，做了初步的探究。
一 郭沫若作品的异本现象与《沫若诗词选》的版本问题
于立群说：“郭老在他每一部著作出版前都要亲笔校阅、反复修改。”① 郭沫若的这一特点是造成他作品出现多版本现象的主要原因。这使得他的许多单篇作品在报刊上发表的版本与进入作品集的版本有所不同；还导致他的一些单部作品集再版和收入文集的时候又有版本之别。本来，修改自己的作品是著作人的基本权利，把自己的作品修改得更好是为读者负责的积极态度。但是，如果作者修改后不说明修改，就不应该了；若修改后依然保留最初的写作时间，这就很容易对读者形成误导。郭沫若正是这样，他经常修改自己的作品，却几乎从不说明做过修改。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是郭沫若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缺点，也是郭沫若研究的一大难点。
用版本学的说法，不同的版本叫做异本。郭沫若后期诗作的异本现象非常突出。其中不少文本的变化呈现了历史的某种变动，也反映了作者心灵的波动。忽略这些文本的变动，研究者就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而认真研究这些作品变化的面目，才有可能深化对文学史复杂面目的认识。如建国不久，郭沫若为斯大林写的祝寿诗，就是一改再改的典型。
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寿诞。从这年的11月到12月，郭沫若先后发表了献给斯大林的两首祝寿诗，还发表了两篇纪念文章。这两首祝寿诗，第一首名为《斯大林万岁》，最早见于中国文艺界人士为庆祝斯大林大元帅70寿辰赠送的纪念册，后发表于1949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第二首诗题为《我向你高呼万岁！》，几乎同时刊登在两个杂志：一是《观察》第六卷第四期②，二是《中苏友好》杂志第一卷第二期③。在两个刊物上刊登的这一首诗实际上是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除了个别字词、标点、空行等微小差别之外，最大的不同是“《中苏友好》版”署名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会主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郭沫若”。这第二首诗的两个版本差别且不论，同样是给斯大林的祝寿诗，先看看它与第一首诗有哪些不同。
显然，《斯大林万岁》、《我向你高呼万岁！》两首诗是以不同的身份写作的。前者是个人行为，后者是官方行为。前者是郭沫若作为“中国文艺界人士”的一员写给斯大林的，创作相对自由，有一定的文学性。全诗14行，220多字，围绕核心意象“亲爱的钢”，“永恒的太阳”，抒情与说理结合，形式较为整饬。后者是以国家和具有官方性质的人民团体名义写的，需要表达的内容大为增加，全诗89行，1000多字。诗歌应有的抒情被大量的说理乃至口号掩盖。前一首诗的纲领性诗句是“伟大的斯大林，亲爱的钢，永恒的太阳！”，后一首诗的纲领性诗句是“斯大林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我向你高呼万岁！》中多处出现概念化的表达，如：“你和辩证唯物主义一样永远不变，/你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样永远不变”之类。
《斯大林万岁》和《我向你高呼万岁！》都收入1953年出版的郭沫若诗集《新华颂》。然而，到了1957年3月出版《沫若文集》第二卷的时候，其中的诗集《新华颂》变成了另一个版本：《斯大林万岁》被删除了，《我向你高呼万岁！》被改得面目全非了。面目全非不仅是指诗作的题目《我向你高呼万岁！》被改成了《集体力量的结晶》，首尾两段的删除和诗中许多词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诗作主题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改成了对“集体力量”的赞颂。当时，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否定还处在“秘密报告”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确定如何公开这一信息的微妙情势下，郭沫若随着国际、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对《我向你高呼万岁！》一诗做了一次面目全非的“整容”。特别要说明的是：赫鲁晓夫是在1956年2月25日抛出了否定斯大林《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也就是说，郭沫若对《我向你高呼万岁！》的“整容”肯定是在1956年2月25日以后。可是，变动如此之大的《集体力量的结晶》，诗篇最后注明的写作时间竟是“1949年11月”。1928年郭沫若在编《沫若诗集》时就对《女神》中的几部作品做了不同程度的“整容手术”，不但没有注明修改，而且保留8年前或9年前的写作时间④，使得许多粗心的学者得出了一些可笑的结论。这种现象在郭沫若后期作品的不同版本中也不断发生。
《沫若诗词选》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郭沫若参与编选并亲自校阅的一部诗词选集，1977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尽管郭沫若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和作品集，但他未必想到：这部经他改定的最后一部诗集，后来又出现了新的版本。《沫若诗词选》出版几个月以后郭沫若就去世了，他没有修改，本不应存在以往出现过的版本问题。可是，单行本《沫若诗词选》（以下简称“单行本”）与进入《郭沫若全集》第五卷的《沫若诗词选》（以下简称“全集本”）相比，差别很大。仅从篇目来说，“全集本”比“单行本”少了180多首诗。
“单行本”《出版说明》一开篇就告诉读者：
《沫若诗词选》是作者自建国以后至一九七七年三月的诗词创作选集，共收入诗词二百七十余首，按写作时间先后顺序编次。这些诗词，一部分选自《新华颂》、《百花齐放》、《潮汐集》、《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等，由作者重新校阅过。另一部分是作者一九六三年以来的新作，其中一部分没有公开发表过。⑤
这个《出版说明》里所提到的这部诗集由两部分作品构成，与“全集本”和“单行本”的版本差别有直接的联系。
先说第一部分作品，这些作品原本选自《新华颂》《百花齐放》《潮汐集》《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等诗集，所以编《郭沫若全集》的时候，理应回归原诗集。这些诗有160多首。这是“全集本”比“单行本”作品减少的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再说第二部分作品，也就是郭沫若1963年以后创作的作品。毫无疑问，这一部分作品本来应该全部收入“全集本”。可事实上，有20多首诗词被人删除在《郭沫若全集》之外。这是“全集本”比“单行本”作品减少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如果说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无可厚非的话，那么，这第二个方面的原因简直匪夷所思！本来，“全集”就应该尽可能的全。1982年9—10月间，《郭沫若全集》历史编、考古编、文学编的第一批著作面世。印在各编第一卷上的《出版说明》是这样表述的：“《郭沫若全集》先收集整理作者生前出版过的文学、历史和考古三个方面的著作……作者生前未编集和未发表的作品、书信等，将陆续收集整理、编辑出版。”⑥ 按照这个《出版说明》，《郭沫若全集》的编辑出版，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出郭沫若生前已经结集出版的作品；第二步，再出郭沫若生前未编集和未发表的作品。然而，《郭沫若全集》“文学编”非但没有做增加佚作的工作，才编到第五卷，就把“郭沫若生前已经结集出版的”作品剔除了许多。“单行本”中郭沫若晚年（“文革”时期至逝世）发表的诗作共48首，但“全集本”删除了其中的21首（该卷《说明》说只是“少数篇章未收录”⑦）。
本来，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让《郭沫若全集》更全，然而，恰恰是这些该让《全集》更全的人竟人为地使它更不全，是何原因？“不全”之“集”，何称“全集”呢？究竟是谁的责任呢？谁给他们这样的权利？难道不需要问责吗？这需要追究的责任，对于《沫若诗词选》来说，就是有人人为地制造出了一个新的版本，一个不全的“全集本”。
二 版本篇目校勘所得数据和认识
为了弄清《沫若诗词选》的“全集本”和“单行本”作品篇目的确切差别，笔者对这两个版本做了一次篇目校勘。校勘文章将单独发表。笔者以“单行本”为校勘底本，对其中每一个作品（含组诗）的初版本、“单行本”中的版本（以下简称“单行本版”）和《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第四卷、第三卷中的版本（以下简称“全集版”）的篇目进行了对校。这次校勘虽然涉及具体作品版本内容字句、标点和格式的差别，但重在校勘作品篇目，所得关于作品篇目的数据，有利于澄清人们对《沫若诗词选》的一系列模糊和错误的认识。这些模糊和错误认识，是随着人们对《沫若诗词选》的了解逐渐深入的：从对这部诗集真实的篇目情况缺乏了解，到望文生义，再到误以为了解……
（一）纠正对两个版本的混淆
通过校勘，笔者首先得到的《沫若诗词选》两个版本篇目的具体数据是：“单行本”入选诗词278题，305首；“全集本”入选诗词67题，118首。这两个版本差别是187首。仅这一个数据就有助于澄清人们对《沫若诗词选》的一个错误认识：以为“单行本”与“全集本”差不多。莫说一般人不了解二者的差异，就连一些专家都把这两个差异很大的版本混同了，更有甚者在郭沫若研究的工具书里也出现了这种失误——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郭沫若作品词典》解释“《沫若诗词选》”：“收建国后至1977年3月间所作诗词67题、118首，1977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⑧ 这条释文前半句和后半句是矛盾的。“67题、118首”说的是“全集本”，那就不是“1977年9月”出版；后半句说的出版时间是“单行本”，但不是“67题、118首”。再如，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简明郭沫若词典》解释“《沫若诗词选》”：“1977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入郭沫若解放后各个时期创作的新诗和旧体诗词278首，是了解郭沫若解放后诗歌创作全貌的重要资料。现编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5卷。”⑨这条释文比《郭沫若作品词典》的释文好一些，但也不准确，因为“单行本”里编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三卷和第四卷里的诗词比编入第五卷的诗词多得多。可见，连这些郭沫若研究工具书的编者们都不清楚这种差异。
（二）纠正对具体诗作“题”和“首”的混淆
或许有的学者早就发现了《沫若诗词选》两个版本篇目的明显差别，便仔细阅读“单行本”的《出版说明》，然后对着两个版本的目录数将下来，得出诗作“××首”，以为统计出了这两个版本篇目数量的准确数据。其实不然。“单行本”《出版说明》所说的“收入诗词二百七十余首”⑩ 是用词不当的。这里的“首”应当换成“题”才准确。也就是说，“单行本”收入诗词不是“二百七十余首”，而是270多个诗题，实际是300多首诗。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因为郭沫若很多诗一个题目下有多首。这种情况有三种不同的表现：有明的，有暗的，有半明半暗的。明的如《题傅抱石画〈延安画卷〉八首》《十六字令三首》等，诗题本身就告诉你有几首诗；半明半暗的是指读者在目录上看不出来，读到具体作品才知道是几首诗，如《下龙湾》光看目录以为就是一首诗，顺着目录找到作品才看到这个标题下注明“（七律八首）”。这种情况最多(11)。所谓暗的，是指作者没有注明，但实际上一题多首的，如《歌剧〈白毛女〉重上舞台》从目录到作品都没有注明这是两首诗，但实际上它是由两首《忆秦娥》组成的。根据校勘学“多闻阙疑”的原则，凡作者没有注明是一题多首的，笔者保留存疑，并没有统计为多首诗。顺便说一句，郭沫若诗词中还有由暗的转为半明半暗的，如《颂湛江》初版本由四首诗组成，诗题上没有注明“（诗四首）”。后来“单行本”选了其中的两首，题下注明“（诗二首）”，当然就按两首诗统计了。郭沫若诗词的这种一题多首现象，很容易造成“题”和“首”的混淆，也就带来了对他作品篇目统计的困难。
（三）“单行本”里究竟哪些诗篇被《郭沫若全集》删除了？
如前所说，“单行本”《沫若诗词选》里的大量作品选自《新华颂》《百花齐放》《潮汐集》《长春集》《骆驼集》《东风集》等诗集，所以编《郭沫若全集》的时候，便回归原诗集所属各卷。这批作品共有160多首。若不仔细核对，很容易产生一个错误认识，以为“单行本”里缺少的作品在《郭沫若全集》的其他卷里。事实却不是这样，“单行本”里有21首诗词不幸被删除在《郭沫若全集》各卷之外。以下就是《沫若诗词选》中没有进入《郭沫若全集》的作品目录（共18题，21首）：
1.上海百万人大游行庆祝文化大革命（水调歌头）
2.读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水调歌头）
3.文革（水调歌头）
4.国庆（水调歌头）
5.“长征红卫队”（水调歌头）
6.大民主（水调歌头）
7.新核爆（水调歌头）
8.科大大联合（满江红）
9.科技大学成立革命委员会（沁园春）
10.向工人阶级致敬（满江红）
11.迎接一九六九年（沁园春）
12.满江红（三首）
庆祝“九大”开幕
歌颂“九大”路线
庆祝“九大”闭幕
13.西江月（二首）——献给地震预报战线上的同志们
14.西江月
15.粉碎“四人帮”（水调歌头）
16.农业学大寨（望海潮）
17.工业学大庆（水调歌头）
18.捧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沁园春）
需要指出的是，《郭沫若全集》文学编还删除了郭沫若其他作品集里的作品，都没有说明原因。这里要追问的是，《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为什么要删除“单行本”《沫若诗词选》里的这些作品呢？
（四）“可以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佚诗
前面所列“单行本”《沫若诗词选》中没有进入《郭沫若全集》的作品目录，光看前面的14题17首诗，很容易得出这样的认识：这些作品之所以没有编入《郭沫若全集》，是表现“文革”的缘故。参加过《郭沫若全集》文学编诗歌部分的编选注释工作的当事人也有这样解释的：
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当时在京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反复讨论，大家深感“文革”期间的某些诗词很难处理。为此不得不多次向有关部门领导与专家征求意见，确定那些肯定与歌颂“文化大革命”的诗词是否入集，最后各方较为一致的意见仍是以回避为宜。基于这一原因，《沫若诗词选》中不少正面反映“文化大革命”的诗词没有编入“全集”。这里虽有某些不得已的苦衷，但“全集”不全，总是让人感到遗憾的事情。(12)
按照这样的解释，“全集”不全，至少可以说《郭沫若全集》里的《沫若诗词选》之不全，都是“肯定与歌颂‘文化大革命’”的诗词惹的祸。但是，目录中最后那四首诗均写于“文革”之后，没有“肯定与歌颂‘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也没有编入《郭沫若全集》呢？《农业学大寨（望海潮）》以“四凶粉碎/春回大地”开篇，并没有反映“文革”，难道是因为大寨曾被极“左”政治利用而不选入《郭沫若全集》吗？那为什么郭沫若原先歌颂大寨的其他诗篇(13) 可以入选呢？为什么原被剔除在《沫若诗词选》之外的歌颂大寨的诗篇都可以附录的形式进入《郭沫若全集》，而偏偏这一首诗不能入选呢？(14)
最奇怪的是《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15) 一诗的删除。此诗非但没有“肯定与歌颂‘文化大革命’”，而且是批判“四人帮”的名作、力作，怎能被剔除在《郭沫若全集》之外呢？《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在当时中国（1976年10月下旬到1977年间），在普通百姓当中，很可能是影响最大的诗作。给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命名的绰号“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均出自这首诗，并且轰动一时，流传甚广，再加上常香玉情绪激昂的豫剧演唱，曾让亿万人经30多年不能忘怀。郭沫若诗中那压抑的释放，那愤懑的倾吐，那希望的狂欢，都与那个时代氛围契合无间。它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品之一，更是郭沫若晚年的代表作，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在千家万户间传诵一时的名作，几年以后竟成了佚作(16)。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五）郭沫若晚年作品：“单行本”最全吗？
了解了以上情况，人们又会得出另一种认识，以为郭沫若晚年作品“单行本”最全。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虽然郭沫若晚年的一些诗“单行本”里有，“全集本”里没有，但是有一些“全集本”里有的诗词，“单行本”里也没有。例如《井冈山巡礼》的“全集版”在附录里补上了未收入“单行本”的另外7首诗；《大寨行》的“全集版”在附录里补上了未收入“单行本”的另外8首诗；还有在“单行本”里被删节的具体作品，到了“全集版”里回复了原貌。如《纪念“七七”（用鲁迅韵）》原诗分“其一”、“其二”两首。“单行本”只选了“其一”，没有选“其二”。收入《郭沫若全集》第三卷时，恢复了“其一”、“其二”两首诗。更重要的是，郭沫若晚年的一些作品，既没有进入“单行本”，也没有收入《郭沫若全集》。在《郭沫若全集》和“单行本”以外，散佚的1966年以后的郭沫若诗词至少还有30多首。目前知道的有：《水调歌头一首》（“晨自泸山发”）《水调歌头（二首）（“火热斗争地”）》《赵小寿之歌》《水调歌头·读〈欧阳海之歌〉》《水调歌头（“诬我前曾叛党”）》《满江红一首（为刘家峡水库而作）》《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悼诗——悼松村谦三先生》《书赠唐弢同志》《为中国出土文物展览和河南省画像石碑刻拓片展览的题词（七绝）》《参观河南登封少林寺照公和尚塔铭题词（七绝）》《书赠有山兼孝先生（七绝）》《题长沙楚墓帛画（西江月）》《题赠日本〈狮子座〉剧团（西江月）》《赠日中友协（七绝）》《悼阿英同志》《水调歌头（“海字生纠葛”）》《春雷》《八一怀朱总（七律）》《赠东风剧团（七绝）》《歌颂十届三中全会（调寄满江红）》《歌颂十届三中全会（五律）》《祝〈望乡诗〉演出成功（七绝）》《赠茅诚司先生（五绝）》《祝共青团中国科学院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清平乐）》《题关良同志画鲁智深》《桔生南国》《纪念毛主席诞辰（七律）》《纪念周总理八十诞辰》《贺五届人大、五届政协胜利召开（水调歌头）》《看舞剧〈小刀会〉剧照口占》等。
（六）郭沫若作品需要全面的文献整理，尤其是晚年作品
那么，郭沫若后期诗歌文献哪里最全？根据前面的校勘数据，首先已经知道了“全集本”不全，因为它把“单行本”里的诗篇删掉了不少；进而又知道了“单行本”也不全，虽然“全集本”删掉了“单行本”里的若干诗篇，但又以附录的形式补充了一些诗，还有“单行本”里删节的具体作品，到了“全集版”里回复了原貌等；接着还知道郭沫若晚年的一些作品，既没有进入“单行本”，也没有收入《郭沫若全集》。那么散佚的这些作品在哪里呢？多数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于是又有人以为，当时的原始报刊应是郭沫若晚年作品最全的所在。而真实的情况是：郭沫若不完全是为报刊而创作，仅“单行本”里的诗词就有50多首诗在选入《沫若诗词选》之前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完整的郭沫若后期诗歌文献不是以上几个所在之处的简单相加。每一处都有可能是一种版本，有些版本就是一种独立的文本形态，有时甚至成了另一篇作品。所以，郭沫若作品需要全面的文献整理，尤其是晚年诗歌文献，急需全面整理已知作品、收集散佚作品、考订各种版本的作品。
三 关于郭沫若晚年诗歌文献的几点思考
在郭沫若研究领域，以“《女神》时期”的研究成果最多，研究水平也最高。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研究者都爱以《女神》的思想和艺术代替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思想和艺术，似乎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然而，当与《女神》同时期大量的郭沫若佚诗被学界掌握，专家们知道了《女神》代替不了郭沫若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他们甚至改变了对前人学术工作的估价。特别是蔡震编的《〈女神〉及佚诗》(17) 出版后，许多郭沫若研究专家意识到对《女神》时期的郭沫若要重新研究。“《女神》时期”的郭沫若研究尚且如此，何况研究成果最少的郭沫若晚年呢？
郭沫若研究长期突而不破，长而不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郭沫若研究需要“补课”，也就是要补上基本文献整理和研究这一课。如果有谁怀疑这“补课”的意义，那这个人对郭沫若基本文献的掌握程度就值得怀疑。试问：《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郭沫若专集》和《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郭沫若研究资料》里面辑录的文献和资料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吗？已出版的《郭沫若年谱》以及多种郭沫若文献著作里面有多少内容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呢？建立在如此文献基础上的郭沫若研究，能有多少实质性的深入呢？这一现象在郭沫若晚年研究中，由于基本文献的不足和缺乏科学的整理，因而显得尤为突出。
（一）何谓“郭沫若的晚年”？
郭沫若的“晚年”应该从何时开始算起？学界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从新中国建国后开始算起，也就是1949年以后(18)；另一种是从“文革”开始算起，也就是1966年以后(19)。我觉得建国以后只能算作郭沫若的“后期”，称“晚年”为时过早。1949年郭沫若57周岁，如果认为这在当时已经算是老年的话，那么抗战后期就有很多人称郭沫若为“郭老”了，难道郭沫若的“晚年”要从那个时候算起吗？从1966年算起，当然是可以的，但我觉得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说。还可以有另外的界定，因为在1966年以前，郭沫若不仅生理年龄早已进入老年，心理也已经老了。我觉得，郭沫若的心理进入“晚年”，应以1963年为界。这一年，郭沫若已经是70多岁的“古稀之年”，生理上无疑已经彻底进入暮年。最重要的是，这一年郭沫若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心理重创，那就是郭世英因“X小团体案”而被刑拘。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从此郭沫若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单就诗歌创作来说，作品的数量大大减少了。此前的14年（1949—1963年），郭沫若的诗作编成了五部创作集，还有多部交叉重复的选集；而此后14年（1963—1977年），郭沫若的诗作只有一部《沫若诗词选》，而且其中有100多首诗词作品还是此前六部诗集的重复。本来《沫若诗词选》只是郭沫若一生中十几本诗集中的一本，但由于它是覆盖诗人最后28年诗创作的选集，又是1963年以后郭沫若晚年诗作最为集中的所在，还是作者亲自参与编选、校阅的最后一本诗集，因而具有了特殊的历史文献价值。
（二）少一点“大胆假设”，多一点“小心求证”
真正的文史研究，无不是以文献为基础的。郭沫若晚年的各种文学文献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的整理。仅以诗歌文献为例，郭沫若其他自选诗集的写作时间截止到1963年3月(20)，而“全集本”里的绝大多数作品写于1963年之后，所以，很多人研究1963年至1977年间郭沫若的思想和创作，在没有经过整理的基本文献可依的情况下，便以经过注释的“全集本”为依据。可是，以此为基础研究郭沫若的晚年诗歌，不仅文献的数量差得多，而且文献混杂淆乱难以把握，弄不好就有可能造成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经过对《沫若诗词选》的版本校勘，我发现，在这两个版本中，仅具体作品的呈现形态就有以下六种类型：第一类是“单行本”和“全集本”都有的，已公开发表的作品；第二类是“单行本”和“全集本”都有的，未公开发表的作品；第三类是收入“单行本”，但没有进入“全集本”的未公开发表作品；第四类是“单行本”和“全集本”都没有的已公开发表作品；第五类是“单行本”和“全集本”都没有的未公开发表的作品；第六类是没有公开发表、没有收入“单行本”，但以“附录”的形式收入“全集本”的。至于这些诗作的改动及版本内容的差异且不论，单就作品的呈现形式本身就如此复杂。
为什么这般复杂呢？首先是因为版本混乱。郭沫若对他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从最初发表到收入《沫若文集》，很少有不改动的。这就造成他的一部诗作就有若干个版本：最初发表的往往是报刊版，收入诗集加工成结集版，后来收入《沫若文集》时再加工成《文集》版。这期间，有些作品或被转载、或重新发表，还有可能出现新的异本。无论对作品怎样修改，郭沫若几乎从不说明修改过。其次，与版本相关的是作品题目混乱。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不独郭沫若，建国后许多著名作家亦如此。所不同的是，别人多是修改作品的内容，郭沫若不仅喜欢改作品中的文字，还经常修改作品的题目。在《沫若诗词选》中，有一些作品题目改动不大，还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混乱。还有一些作品题目改动之大，像是改头换面，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两部不同的作品，如：《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原题是《工农兵歌唱“七·一”》、《新中国的儿童》原题是《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颂劳模》原题为《你是一座山》、《回京途中（二首）》原题是《诗二首》、《赶超任务》的原题为《当仁不让》等。这些混乱现象不加以清理，若研究者再不认真核对原作，难免不闹张冠李戴的笑话。在基本文献缺乏有效整理的前提下，对郭沫若晚年的研究，还是少一点“大胆假设”，多一点“小心求证”为好。
（三）修复被歪曲的历史镜像，从哪里开始？
做这篇《沫若诗词选》校勘文章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好像回到鲁迅、郭沫若他们做学问的那个年代。多数人知道鲁迅是思想家、文学家，少有人知道鲁迅还是学问家。知道后者的，多数知道鲁迅是文学史家，少有人知道鲁迅是古籍校勘和辑佚专家。也只有这极少数人才有可能知道：正是鲁迅古籍校勘和辑佚才成就了鲁迅的学术研究。《中国小说史略》之所以不朽，那是建立在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一系列古籍辑佚、校勘基础上的。他以对唐以前小说佚文的辑录，并逐篇校订考辨，才为我们勾勒出中国小说及其发展的基本图景。
真实的历史后人是无法直接感知的，它只能是以各种各样的叙述形式而存在。一部部被叙述出来的历史著作，程度不同地像一面面歪曲历史的哈哈镜。不知多少人想还原真实的郭沫若，而我看到的历史叙述或被拉长，或被压扁。导致这种严重变形的原因很多，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其中原因之一，是我们缺少当年鲁迅那样继承章太炎式的“熬苦求学”得“真学问”的精神。直接后果就是，郭沫若文献史料的研究出现了很多明显的错误，而且很少被学人发现。例如，郭沫若的诗作《新华颂》最初是作为国歌歌词而创作的，原作定稿于1949年9月，发表在10月的《人民日报》上。但是，这首诗后来被郭沫若改动了不少地方。最大的改动是删掉了当年作为歌词每节后都重复的复沓段落，也就是郭沫若所写国歌歌词着重强调的思想。然而，后来许多引用者所引用的不是在《人民日报》上最初发表的版本，而是郭沫若多年后修改的版本（均注明写作时间为“1949年9月20日”且未说明修改）。引用修改后的版本，再与国歌歌词创作相联系，所得结论难免褊狭。出现这样的问题不能完全责怪这些大胆的引用者，只能怪他们没有“小心求证”。可见，正确的材料不一定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错误的材料一定能得出错误的结论。难怪傅斯年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21) 他甚至偏执地说：“史学便是史料学。”(22)
我们现在面对的郭沫若的晚年文学文献近乎一堆难以计数的历史镜像的碎片。这些遗失的“碎片”有多少呢？在《郭沫若全集》之外，笔者目前搜集到的郭沫若1963年以后散佚的诗词80余首。也许，要修复郭沫若晚年的完整镜像，首先要从这些“碎片”的搜集开始。
（四）从“碎片”到复原
面对郭沫若后期文献的一堆历史“碎片”，我又想到了郭沫若的学术研究。郭沫若对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在这些方面固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后人对郭沫若在这些方面的学说屡屡挑战，确有一些有理有据的成果刷新了郭沫若的研究。至今，郭沫若的学术成果难以动摇的，应是他的甲骨文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和古籍整理。特别令后人敬佩的还是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石鼓文研究》等著作。这些既是考古研究的杰作，又是古文献汇编的杰作。那些甲骨残片，那些青铜器铭、战国玉器，那石鼓文、诅楚文，那侯马盟书、楚帛书，那古墓里的画像……郭沫若对这些几千年前遗失的文明碎片酷爱到了偏嗜的程度。这些“碎片”里不知寄托了他多少学术抱负。也许正是因此，贯穿郭沫若学术生涯始终的是古代文献的整理。
单说建国后他对《管子》的校勘。以郭沫若的才华，以他已有的学术成就，以他“大胆假设”的超人想象力，以他兼国家和部、委、会十数个要职的繁忙之身，竟能用几年的时间校勘这部古书，而且是从最基本的校核工作做起。之所以如此，无非是郭沫若深知这些工作的价值。他说：“此项工作，骤视之实觉冗赘，然欲研究中国古史，非先事资料之整理，即无从入手。”(23)“此书之作，专为供研究者参考之用耳。使用此书时或不免有庞然淆杂之感，然如耐心读之，披沙可以拣金，较之自行渔猎，獭祭群书，省时撙力多多矣。”(24) 我们已经知道，郭沫若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等文明“碎片”拼接出了那个早就消失了的、模糊不清的商代社会。我们还缺乏了解的是，在郭沫若直到1970年代一直关注和整理的古代文献中，还有他要复原中国历史的多少学术雄心呢？
并不全是福柯教我们如何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致力于“历史情境”的复原，郭沫若早就致力于历史的研究转变为在遥远的历史现场中与今天的人平等对话。由于世界性的关注历史遗产，所以，今天的我们处在一个比以往中国任何时候都关注收藏的时代，甚至高呼“收藏，我们变得更文明！”。但是，我们只知道古代的文物值得收藏，忽略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加速度。这种历史加速度，在以几何级数覆盖已经过去的东西。与昨天的时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昨天的物件倏忽之间就被今天的人视为一无所用的“敝屣”。当我们还没有想到它们是文物的时候，它们已经成为物以稀为贵的收藏品。这些东西似乎近在咫尺，实际上已经难以寻觅。例如，今天我们依然在控诉“文革”造成的精神浩劫，但我们是否意识到：今天的控诉与30年前的控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我们所得到的，比当年更具有理性，更具有历史积累的厚重，更具有历史评判的时间距离，更具有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平等对话的学术高度；但是，今天我们的手中还有多少来自那个时空的、可以直接感知的、又是学术研究所必须依赖的证据呢？难道只靠那时候“两报一刊”上面发表的文章吗？既然我们都知道，考古学是古代史研究的重要支撑，那么研究现代中国已经过去了的历史，同样需要对已经变成历史“碎片”的东西进行调查、发掘和考释。这是我们研究现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工作，也是在复原历史本身。
注释：
① 于立群：《〈东风第一枝〉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9月版。
② 1949年12月16日出版。
③ 1949年12月出版。
④ 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115页等。
⑤⑩ 见单行本“出版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9月出版。
⑥ 见已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各编第一卷。
⑦ 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五卷《第五卷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⑤ 《郭沫若作品词典》，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⑨ 《简明郭沫若词典》，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
(11) 如《回京途中（二首）》《宿楚雄（二首）》《过西陵峡（二首）》《访翠亨村（二首）》《如梦令（二首）》《访问厦门前线（二首）》《西江月（二首）》《赠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二首）》《毛主席永在（二首）》等。
(12) 丁茂远：《论郭沫若“文革”期间诗词创作》，《理论与创作》1997年第2期。
(13) 如《沫若诗词选》里的《颂大寨》、《在太原参观大寨展览》、《访运城》等。
(14) 《大寨行》原是由18首诗辑成的组诗。“单行本”选了其中的九首。“全集本”把《大寨行》中没编入《沫若诗词选》的8首诗以附录的形式编入，其中多篇作品有赞颂大寨的词句。还有1首诗被删除，后文将论及。
(15) 在不同的版本里，此诗标题的形式不同。在“单行本”里诗题标为“《粉碎‘四人帮’（水调歌头）》”。该诗的手迹原稿标为“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16) 我们今天所说的“郭沫若的佚作”，是指散佚在《郭沫若全集》之外的作品。
(17)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18) 尽管很少有人非常明确地说郭沫若的晚年应从1949年算起，但在许多学人的论文或著作中，谈到郭沫若晚年的时候所举的例子多是建国后郭沫若的作品或行为。类似的例证，如蔡震的文章《郭沫若晚年的精神之旅》，载《纵横》2010年第2期。
(19) 最典型的代表是冯锡刚的《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0) 《沫若诗词选》之前，郭沫若自选诗集中时间最晚的是《东风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四卷《说明》，却说“《东风集》收1959年3月至1963年2月间诗作”，见该卷第1页。
(21)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第10页。
(22)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略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第309页。
(23) 《管子集校·叙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24) 《管子集校·校毕书后》，《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