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新译
我将在本文根据有关东欧的大量材料努力揭示后社会主义国家过渡时期的规律。对这一问题分析的方法有许多，我想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方法是对居民的倾向、希望和预期进行方法论研究。第二种是总结给政治家和政府提出的建议，支持一种建议，批评另一种建议。最后，第三种方法是努力分析过渡经济国家所积累的实际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对它们发展的未来做出预测。我将利用后一种实证预测的方法研究东欧国家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我的推测与我所喜欢的未来无关。
进行这种分析必须特别小心，这也只能是随机的预测。每一种进程都会产生几个不同的结果，要想确定某种结果的相对可能性要有很大的胆识才行。
本文要根据推测描述七种趋势，首先这些趋势正在实现。“趋势”一词表明我们要与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方向以及参加过渡进程的人的内部偏好、倾向、希望而非可以提前设置的绝对事实打交道。
趋势之一：发展市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活动的统一主要是通过官僚主义的协调机制进行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上级主管代表人向其属下发布命令，采用的不仅是物质和精神鼓励，而且必要时还实行强制。
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也存在着市场机制，但在改革以前它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是极为有限的，通常是地下的。从改革开始到根本的政治变革以前，市场关系范围开始扩大。
当社会发生根本的政治变革时，市场将会加速发展并成为不可逆转的。命令式经济停止自己的存在在一些国家是一下子完成的，而另一些国家则是逐渐完成的。首先由国家确定的价格或早或晚地都在放开。商品和资源的官僚主义分配被生产者之间、卖主与买主之间的自由商业契约所取代。竞争在迅速发展，其中是由于进口的自由化。
可以采用一系列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市场发展的程度。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是按自由价格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当这一份额占到主要部分时，真正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就在这一国家发挥着职能作用。从这方面来看，匈牙利无疑就是市场经济国家。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言，市场在所有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将会迅速发展。
但是不能认为我们会成为胜利逼近完全竞争经济的见证人（完全竞争对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市场而言也不是典型的）。庞大的国家垄断还会存在很长的时期，况且与此同时还会产生新的垄断（在私有化情况下从中产生）。外国投资商也常常期望占据垄断地位。自由竞争还受到许多经济和行政因素的限制影响。
新民主国家的国家政权在社会经济过程中还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它有时没有充分的理由而过于积极地参与社会经济过程，而在需要国家调节和管理、以及临时性或经常性的国家干预的领域则又表现出它消极的一面。
趋势之二：发展私有成分
没有私有制占优势，有效的市场就不可能存在。根据定义，市场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是经济人之间自愿签订契约。为此就要求真正的自主，换句话说，决策人不应当执行政治领导的指示。这种独立性只有私有制才能保证。米则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前就注意到了这种联系，最早是哈耶克发展了这一思想。知识分子们不顾这些警告加强了对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研究的兴趣，其主要原则可以这样来表达：“让我们把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选择改革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卡达尔时代的匈牙利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曾试图实现这一思想。
遗憾的是根据市场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的改革没有证实其信徒的期望。当然，他们促进了旧的斯大林体制的解体。和社会上市场思维的产生，但这些改革所提出的目标并没有得以实现。这种以稳定和自我发展能力为特征的既优越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又优越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三种制度”没有实现。
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还会重新具有普遍性。但是我相信，它们每一次都会注定不成功的。还有一个推测：后社会主义国家“两重”经济会长期存在。国有成分和私有成分将并存发展。
决定改革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私有企业的发展。在后社会主义国家中小企业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私有成分在以下部门的增长尤为明显，如服务行业、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建筑业和金融领域，其在加工工业的份额也在稳步上升。出现了大型的国内投资者，形成了新的中产阶级。上述过程都伴随着并加强着外国资本的流入。新的“实业阶级”从一开始就与国际经济生活紧密相联。
同时国有经济成分正在减少。这一进程将持续到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国有经济规模。国有经济成分减少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大量国有企业通过直接出售国有资产，或者将国有资产无偿分配给居民，或者一些居民团体（如企业劳动集体）转让到私人手中。各种私有化方案可以同时也可以相互结合使用。
但是国有成分的减少除私有化之外是在直接意义上进行的。一些国有企业被关闭，还有的停止某些生产或被出售。许多企业由于固定基金磨损而发生着“资本退化”。还有掠夺社会财富，特别是利用现行立法的不完善达到个人目的的问题。国有成分的减少比较缓慢，并伴有损失和人们的痛苦。保存下来的国有企业也常常是亏损的。只能希望在私有成分的压力下它们能提高自己的效率。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做出两种计算。一方面是关于直接意义上的私有化的速度：确定每年转到私人手中的国有成分的份额。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但还可以进行另一种计算，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无论是新产生的私人公司还是私有化了的原国有企业，确定了私有成分的增长之后，我们再比较国有成分的减少，不必考虑后者是通过什么途径发生的——私有化、撤消、生产下降等。上述进程经过几年之后就会使私有成分的份额超过国有成分。建立私营经济所必需的历史时期的长短将主要依赖于这两个进程比例关系的变动。
各国政府为了加速上述进程或者由于自己的笨拙或外行而使之放慢速度可以做许多事情。但总而言之，政府政策的任何错误会阻止所有制形式的变化，这是不太可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主要在于它发生在自身的基础上，而不是根据政府的命令〔1〕。
趋势之三：宏观非均衡的再生产
政权变更之后继承下来了严重的宏观失衡。其中主要有：长期短缺；开放性的或被抑制的通货膨胀；国家预算赤字；外债。一些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问题非常严重，这些国家的政府被迫采取一系列稳定措施，导致了社会的深刻动荡。还有一些国家的政府可以在更激进或更渐进的稳定战略之间进行选择；由于担心加剧改革政策的政治对抗，一般倾向于后者。
我认为，克服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最严重的病症——全面长期短缺的前景是良好的。一系列措施可以克服这一弊端：私有成分的增长、发展自由经营和进口自由化可以迅速满足过剩的需求。同时需求也受到下列因素的制约：放开物价、实行紧缩的货币信贷政策、严格金融纪律、以及限制工资的增长。
最低的希望是降低通货膨胀并减少通货膨胀的主要源泉——财政赤字。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采取特别强硬的措施：严格减少国家支出；缩小信贷规模；冻结居民的名义收入。这样可以取得短期效果并大大降低通货膨胀水平，但一般会伴随有生产下降并导致失业的增长。最终会对货币当局产生长期的压力，要采取措施阻止生产下降，促进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这首先又会促使通货膨胀加剧。
如果政府取代膨胀地弥补预算赤字（即简单地印刷大量的货币）发行有价证券，就会使私人投资高丧失必要的信贷资源，它们被吸引到国家债券市场上，这样又会阻碍国家走出衰退。还有一条通径就是求助国外借款弥补预算赤字，但这会导致外债的增加。
应当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保证居民的充分就业并且实际上总是感到劳动人手不够。一个最不愿意看到的并与经济制度转轨相伴的情况是劳动市场上发生的变化：对劳动力过剩的需求变成了它过剩的供给，即劳动者不足被失业所取代。这是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如前所述，可能是实施反通货膨胀政策的结果。许多企业的生产下降或完全停顿是由于经互会解体后对外贸易方向发生改变从而导致国内需求结构发生的变化造成的。企业私有化和对国有企业更高效率的要求迫使其领导人解雇多余的劳动者。综上所述可以做出两种预测。第一，劳动力不足会减轻，由于经济转轨进程结构失业的比例会得以稳定。第二，应当预料到生产的长期下降，在几年之内会影响到失业水平。
发达工业国家的政治家们经常面临着由于经济周期波动而造成的复杂的两难选择：反失业的企图会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同时压制通货膨胀又会导致失业的增加。即使通货膨胀的初始水平很低，这个问题也是很严重的。后社会主义国家遇到了类似的困难，但条件更加不利，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以开放的或隐蔽的形式有着很高的通货膨胀。社会陷入了某种陷阱：它要解决某个问题就会导致另一些问题的加剧。危险的是政府由于经济问题造成的社会政治紧张而放弃要求居民做出牺牲的强硬的经济方针。政府首先倾向于渐进改革的政策，对潜在威胁其存在的问题的解决都放在“然后”。这就意味着社会还将长期受到宏观失衡的磨难。
趋势之四：法制国家的形成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没有必要的立法基础是不可能发挥职能作用的。应当保证私有制不受侵犯，保证遵守签订的私人契约，保护公民不受官僚的专横。同时对各种经济成分要有国家干预或调节，特别是在签订私人契约和自由经营不只是给某种交易的参加者带来外部收益的情况下。国家的任务从对银行和保险经营活动分散到环境保护。
有理由做如下预测：后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市场经济的立法基础无疑将会产生，因为时间的要求就是这样。但是这一过程将是长期的。因此可以划分出三种程度的国家积极性。
立法水平。在研究现代市场经济调节问题的法学家刚刚出现，而国民议会的代表又很没有经验的条件下就要求制定并通过几十种新法律以代替过时的法律。尽管有上述的困难，这项工作的大部分可以在几年内完成。
将法律付诸实施。上述活动可能会更加困难。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司的法律工作者应当重新掌握自己的职业。他们在整理商业纠纷的案子时会承受着巨大的艰难。法庭听证和民事审理的拖延会破坏对法律和签订的契约的尊重。
改变公民的思想观念。上述任务可能是最困难的。旧的制度破坏了人们对法律的尊重；他们只怕无理由的惩罚。也缺乏对签订的私人契约的尊重；认为违反诺言或不支付债务是正常的事情。那些机智地不受规章制度约束的人公开受到赞赏，因为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一段时间之后，首先社会道德会发生变化，违法、逃税、业务中的欺诈或贿赂将会被社会意识所斥责。
趋势之五：建立民主制度
市场经济与民主的相互联系常常被简单化了。所以我想提三点看法。
第一，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条件是解除共产党对政权的垄断。这种情况属于一种特殊的一党制度，而不是一般的极权或专制制度。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和纲领渗透着反对资本主义的情结。回忆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就足够了， 它声明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人的基本目标。 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在1989—1990年以前所进行的改革不完全不彻底的原因。共产党人丧失对政权的垄断之后社会转轨走上了唯一正确的方向。出现了发展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各党派之间的竞争、实行自由选举、选举拥有真正权力的议会、根据议会多数组建政府等。
第二，所有议会民主国家实行的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这一准则还没有例外。同时这些国家根据各自的制度具有明显的区别。例如，国有经济成分的比例在一些国家高一些，在另一些国家低一些，但无论何地也没有起到优势作用。同样道理也适合国家的再分配职能——经济活动的主要协调者和统一者在许多国家依然是市场。
要保障民主制度的稳定性，必须保证个人权利和自由，其中包括私有财产占有权和私人契约的保护权。如果国有经济成分占优势，雇佣工人实际上被取消了选举自由，因为劳动力市场上只有一个雇主——国家。这种所谓的公有制在全国范围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极权制度。
第三，不是所有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民主的。这种经济形式与各种模式的专制制度相溶合。可以记起德国的希特勒帝国、拉美国家或南韩在二战后的军事专政。实际上在某些专制国家经济很有效率。在一些后社会主义国家常常有些分析家提出了以下的论据。
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最好是在专制政治制度下进行。这种过渡伴随有无政府状态，所以必须要有“法律和秩序”，它所能保障的只是能够决断行动的政府。过渡进程要加剧社会紧张状态，但是要顺利完成这一进程，重要的是坚持所选择的经济方针，尽管会要求付出高昂的代价。在必要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消灭任何对实行改革的对抗。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一般以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为例证。
我不否认这一论据中有合理的内核。在社会进行深刻的革命性转轨时期，国家的领导人都面临着选择；一方面是保障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在社会关系中确立民主原则。我不相信这种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我们希望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避免这种选择，但不容忽视。假如我个人必须做出这种选择的话，我将赞成民主，哪怕为此要付出降低经济指标的代价。
趋势之六：改变对民族统一性概念的认识
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存在了，但没有公开讨论。1989—1990年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崩溃和1991年苏联解体促进了东欧国家以及前苏联各共和国真正的国家主权的恢复。
我着重讨论一下这一领域变化的经济后果。在发达工业国家和后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着相反的趋势。前者向心趋势在加强（通过旧边界的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更加自由），后者则是在加强离心趋势（并且这种加强常常带有爆炸性质）。庞大的超民族的机构已经解散，在经互会原来的伙伴之间正在实施新的经济壁垒。
在专家治国论者和经济学家看来，规模庞大的一体化显然要比局部和分散更为有效。缩小与其他国家合作联系的小规模经济只会对资源的自由流动制造障碍，从而降低资源的利用效率。
有必要对我们认为的民族统一性进行重新认识。只有在这之后才能续续发展超民族机构或使现有的机构投入运作。只有在国家的合法政府确信多数公民支持这一问题之后，加入超民族组织（货币和关税联盟、劳动和资本自由流动方案）带有特别自愿的性质。将任何一体化方案强加给某个刚刚开始感觉到自己的独立的国家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值得回忆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命运，它们的瓦解主要是由于它们是人为组成的，少数民族统一的独立倾向被压制。同时欧洲经济共同体（如今是欧洲联盟）成功地进行着一体化政策，因为它从一开始就稳定地发展着，国家政府一步一步地并且是自愿地放弃了自己主权的某些要素。
综上所述，东欧分离主义趋势还将长期存在，地区合作的趋势还是很微弱的，尽管这样会有明显的好处。然而在一般预测的范围内可以归纳出几种发展情况。最为乐观的就是在文明协商的基础上和平解散民族构成。最可怕的是重划边界的局部战争。即使没有战争，由于邻国的激烈争端和抗议对少数民族的压迫而使国家之间的紧张状态加剧。这种事件无疑不会促进加强信任和地区合作的发展。
我坚持加速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欧洲化”的思想，虽然这一进程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条道路上有着客观的困难。欧洲联盟有着大量的法律规定——从经济活动的法律调节到质量标准、关税和税率。要使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符合欧洲标准需要很长的时期。
另一方面，东欧国家存在着对这种接轨的严重抵抗（虽然常常是隐蔽的）。当国际组织对某国的经济指标提出严格要求时，有影响力的集团就制造舆论反对“西方化”，对吸引外资提出疑问，唤起民族意识。
西方国家的某些人对同东欧国家接近也持消极态度。如果这会导致新的移民障碍的话，那么谁会赞成劳动力通过边界的自由流动呢？实业界希望向东方出口，如果东方是有利的，实业界就会反对为东欧国家的进口开放自己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后社会主义国家“欧洲化”、与欧洲联盟及其机构有机一体化进程将是缓慢的原因。
趋势之七：居民物质财富的非均衡增长。
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的居民生活水平很低。人们长期感受到商品和服务短缺。同时存在着充分就业和可以接受的社会经济安全水平。社会具有一定的社会平等。特权阶层相对不大。
由于转轨过程物质财富的平均水平首先会提高，但这不会很快。过渡经济所固有的问题会使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停滞或绝对下降。
同时在过渡的初期出现了自己物质状况得以改善了的社会集团。这首先是从事私人经济的那些人。这一集团的少数人在短时间内发财致富了。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在有的情况下下降得不是很严重，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相当严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财富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更加依赖于他们自己的努力和运气。国家很少影响自己公民的生活，同时象较早时它监护他们并履行家长的职能。不同生活价值体系的人们对接受这种变化的态度也不一样。由于激进的改革社会上物质不平等有所加强。
每个政府和政党在本地区都强调建立居民社会保障的必要性。这一制度的某些要素已在实施，但是完整的制度在任何一个后社会主义国家暂时还没有。他们没能继承全民财富发达国家以前的制度。东欧国家不得不解决居民财富方面的这类问题，而他们又没足够的资金解决问题，这也不能不涉及到教育、卫生、退休保障领域的状况。应当指出不利的宏观经济因素——生产下降、高通货膨胀和外债，它们阻碍着实行有效的社会政策。
由于生活水平的降低、失业的增加、不稳定的社会状况，广大居民阶层中的深刻不满情绪会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请求人们接受新的苦难。这就是保障经济的宏观均衡需要很长时间的原因，而且不应当忘记社会对新生民主不满的危险。
结论
我在本文讨论了七种趋势；它们当然不能包括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可能的变化，但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未必可以预言该地区变化的速度，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这需要整个历史时期。我们要指出东欧国家所发生的变化的方向和速度所依赖的因素：
——政府的智慧或愚笨、有效或外行。伟大的艾拉斯姆曾向国王建议“要避开这种坏谋士，如同虚荣、愤怒、贪婪和阿谀”；〔2〕
——反对力量的性质（他们是试图利用平民主义宣传夺取政权，还是温和的和建设性的）；
——国内的社会气候（人民能否自制和承受长期的苦难）；
——外援及其规模和形式。
那么我属于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呢？如果说不久的将来，我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太大的不确定性不允许预言上述七种趋势共同作用会具体导致什么。一些国家的发展可能顺利些，另一些国家可能不太顺利。甚至不能排除社会爆炸的可能性。
从长期来看，我无疑是个乐观主义者。激进转轨的结果会出现一个新的社会，当然不能称之为“好的”。它本身会带有许多缺陷，但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在物质力量和保障人权方面超过旧的社会主义制度。我是乐观主义者，是因为我看到社会发展沿着这一有利方向的内部趋势是多么强劲。
注：科尔内，匈牙利布达佩斯资深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译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J.科尔内与希韦和伯韦合著的《改革与后共产主义转轨研究》第八章《后社会主义转轨：综合研究》。
译自俄《经济问题》1996年第1期
注释：
〔1〕在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展开了关于市场发展的性质和所有制关系变化过程的讨论。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协调机制和所有制形式方面的深刻转轨又可能通过政府的进攻性策略瞬间实现。这种政策应当在演进性措施的基础上逐渐实施。
〔2〕艾拉斯姆著《耶稣的训导》，纽约，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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