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高技术战略核心能力的概念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技术论文,国防论文,概念论文,核心论文,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真正的核心能力的内涵是难于精确定义和表达的，它更象托马斯·库恩所提出的“范式”(Paradigm)的概念，而且通常是在事后发现和总结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认同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公司、一个产业或是一个国家即使没有整体竞争优势，它也可以通过几个关键技术或几个优势知识领域而获得成功。探究其原因，往往是这些要素构成了其战略核心能力的结果。因此我国国防高技术产业要想在当今科技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获得竞争优势，培育我国的国防高技术战略核心能力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1、概念的理论来源：从技术能力到战略核心能力
国防高技术战略核心能力概念的提出，来自于对技术能力和核心能力理论研究的延伸。技术能力思想的萌芽始于20世纪60年代。对技术能力本质的认识，许多学者注重从知识的角度做研究。阿罗“干中学”思想和罗森伯格的“用中学”思想是该阶段的代表性观点。阿罗(K.Arrow)认为，技术进步可看作是人们不断从其环境中学习的结果，一个经济系统的知识量，取决于过去的经验，而生产技术的提高，则主要是因生产而积累经验的结果。从技术能力的角度看，阿罗的思想为以后研究国防高技术能力的积累效应提供了理论基础，使人们意识到科技人员能力的提高应该建立在不断的学习和积累的基础上。罗森伯格的“用中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对知识的认知上，他认为“用中学”产生两类知识：体现型知识和非体现型知识。这种所谓的非体现型知识，尤其是存在于组织中的而非个人的知识对专有技术和竞争优势来说常常是很重要的。这种知识可以反映在代表生产率、成本或质量改进的学习曲线中。现有的知识经济学理论所认同的关于知识经济的“效益递增规律”，正是强调了知识作为特殊的资源，对竞争优势的获取和维持具有重要意义，技术创新的实现就是知识运动的结果。
技术能力理论初步形成的标志是马丁·弗莱斯曼(Martin Fransman)和肯尼斯·金(Kennedy King)主持的“第三世界技术能力”课题的完成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泰国技术能力研究小组向联合国亚太地区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申请立项的关于“基于技术的发展”课题。自马丁·弗莱斯曼提出第三世界国家技术能力的概念以来，国外一些著名的科技管理学家和研究机构对国家技术能力做了进一步的研究。贝尔(1984)在继承阿罗和罗森伯格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从系统学习的角度研究技术能力。贝尔认为一个国家自主技术能力是通过组织学习、变革学习、产品性能反馈、培训学习、工作学习和研究学习形成的，发展中国家应通过不断提高自主技术能力实现持续竞争力。
到了80年代后期技术能力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发展阶段，其标志是理论界开始从两个层面研究技术能力，即宏观层次的技术能力和微观层次的技术能力。对企业技术能力研究的日益重视产生于实业界开始认识到企业最关键的资源与财富是他所拥有的能力。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称这种财富是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从战略管理角度分析技术优势的获得、技术自主持续发展的本质是重视技术能力的储备和拥有有效的使用和支配技术知识的能力。而阻碍技术能力提高的关键原因，在于缺乏核心技术能力以及由此所构筑的战略核心能力。
自90年代初以来，核心能力研究开始受到许多学者和政策机构的重视。核心能力的基本思想在90年代之前就开始产生了。有的研究者提出了专有能力、具有特性的知识、组织能力、资源配置、无形资产等概念。自核心能力概念提出之后，出现了基于技术和技术创新观的核心能力、基于知识观的核心能力、基于资源观的核心能力、基于组织和系统的企业核心能力和基于文化观的企业核心能力等学派。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观点研究核心能力，并提出了各自的论据，这说明核心能力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新概念、新思想。并且这些不同流派的观点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渗透、互相印证的。现有的研究从不同的侧面对核心能力进行了阐述，反映在人们对核心能力的本质和载体的认知上，总结它们的观点会得出核心能力的表现形式有知识、能力、专长、信息、资源、价值观等，这些不同形式的核心能力，存在于人、组织、环境、资产／设备等不同的载体中，它们为人们了解核心能力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1990)第一次明确指出：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知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及整合多种技术的集合知识。从这一观点出发，核心能力理论强调知识和技术的重要性，这种知识和技术的很大一部分是以不规则或内部规定的特殊形式存在，从而使核心能力隐形化或内部化，这是其他竞争对手无法仿制和模仿，必须经过长期的培育和积累才能够形成。总的来说，综合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核心能力的不同见解，我们可以把核心能力理解为一个系统，将其界定为是一个以知识、创新为基本内核的某种关键资源或关键能力的集合，是能够使企业、行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和实现潜在竞争优势的动态平衡系统。
事实上，即使从中观的角度来看，即一个行业或一个产业也具有上述意义的整体技术能力以及核心能力，国防工业也是如此。但要赋予这种能力具有战略意义，即战略核心能力，则这个行业在结构和功能上必须进行特别的安排。
2、概念的现实来源：从副产品模式到两用技术模式
国防产业是一个与国家安全和国家综合国力密切相关的战略性产业。冷战的结束，使得世界各国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相应地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同时，技术进步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正在改变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定义。从过去单一对“国防安全”的重视正在增加对“经济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关切，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对巨额国防经费的使用效率提出了质疑。我国国防产业目前仍处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传统的国防高技术系统的封闭运行状态，阻碍了国防高技术在社会大系统中的转移、扩散及渗透，而军民分离的制度安排也使得国防高技术资源由于不能得到有效的激活而成为了“沉没”成本，造成了资源配置的非效益性。但是美国国防产业改革的实践证明，充分合理地利用国防高技术公共物品的“外溢效应”，对促进国家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深远影响。
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在国防政策上把主要精力放在国防科研和军用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上，只是对过时的军用技术以副产品的方式应用于民用工业领域。美国原有的这种副产品模式曾经被当作发展民用工业的成功经验予以总结。但是，由于军转民副产品模式重视创造全新市场的革命性发展，而不是商业竞争所依赖的逐步改进和快速反应方法。并且副产品模式的存在条件是战后美国与前苏联军备竞赛的格局所导致的，它所能得到的政治利益已被冷战后的四种因素抵消了。
第一，美国工业内部军用与民用这两部分的分离限制了发展机会并使副产品的成本上升；
第二，对军事发明转用于商业所需的投资进行适当的结算后，可以证明副产品是来自政府技术工作的免费福利这种概念是虚假的；
第三，由于政府拒绝根据商业重要性和为技术投资制定目标，所以副产品政策就只能限于处理与政府机构的任务需求有关的技术；
最后，副产品投资产生商业技术的效率比其他类型的联邦投资低。
正是美国原有的副产品战略存在诸多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全面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将发展经济确定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并强调要充分发挥整体的科学技术实力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在新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大幅削减国防预算，使得美国的国防部门对全球技术基础的贡献日趋减少；另一方面在继续保持国防高技术的优势与军事强国地位的同时，积极推进对多年形成的庞大的军用科研生产能力的合理利用。
事实上，美国国防高技术产业战略思想的转变主要来自应付世界竞争压力的需要，而非军方的要求和规则。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任务是加强国家的科学和技术事业，提高它对市场和技术机会的响应能力，寻找商业驱动的基层机构去满足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需要。那么如何才能建立军民结合的新型工业基础，美国国防改革的实践证明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是其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虽然在很多技术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两用潜力，但是技术所固有的多用途性质与技术是由目标非常不同的机构资助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脱节。从国防方面来说，副产品和技术转移在应用于商业时完全不是免费的。军事需要使得优先考虑的技术方向遭到扭曲，使技术趋向复杂化和高性能目标，而只有很有限的商业应用。必须找到一项新的政策，它必须符合美国式利益集团政治的现实。
1993年3月，美国政府首先提出了国防转轨战略，要点有三：一是支持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和工业界（包括军工企业）合作，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二是推动军用技术商业化，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国防工业基础；三是在武器系统中大量使用民品，以降低采购费用。为此，美国国防部于1995年还发表了《两用技术，旨在获取经济可承受的前沿技术的国防战略》的报告，认为加强军民两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是建设经济可承受的国防科技工业的关键，广泛依靠商业界开发军民两用技术、工艺和产品，是美国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的重点。
3、国防高技术战略核心能力的功能体现
在国防高技术系统中，国防关键技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性资源，他们对保持武器装备的质量优势、推动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各国对国防关键技术本身的过分关注，反而对国防关键技术资源的有效利用产生了非效益的结果。技术能力理论认为，技术能力是知识资源的一种表现形式。国防关键技术只有表现为知识资源的集合，内化为国防高技术战略核心能力，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国防高技术战略核心能力在国防高技术系统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国防高技术产业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并且提升潜在竞争威慑力，必须有较强的国防高技术战略核心能力做支撑。如果一个国家跟踪科技革命的代价极其高昂，超出了它的体制和物质条件所能承受的限度，结果只能是在可以使用的军事力量方面更加落后。因此目前我国国防高技术产业只能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重点攻关”的方针，从国情军情实际出发，立足于国防关键技术，力争在建立国防高技术战略核心能力方面有较大的突破。
国防高技术战略核心能力的载体是国防高技术产业，而不是产业内的某个业务部门或某个领域；国防高技术产业的核心能力是从产业过去的成长历程中积累而产生的，而不是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国防高技术战略核心能力关键在于“协调”和“有机结合”而形成的整体的能力，而不是某种可分散的技术和技能的简单叠加；它存在的基本形态是结构性的、隐性的，而非要素性的。更为重要的是产生国防关键技术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和知识体系，以及技术之间的整合能力也是组成国防战略核心能力的重要资源。在国防高技术产业中存在着独特的不可模仿性资源，这种产业内部的资源是一种很难学习的隐知识。国防高技术战略核心能力就是这种隐知识的集合。
第二，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国防工业转轨问题实质上就是国防高技术资源在社会大系统中实现优化配置的问题。应用战略管理理论将国防高技术战略核心能力、商业竞争力和军事威慑力的来源整合为一个共同的国家技术基础，从而更好地实现国防高技术资源的合理分配，无疑是解决国防高技术资源有效利用的途径之一。
我国因缺少对国防高技术潜力和技术存量的有效激活，使得国防高技术系统相当一部分的技术要素的潜力没有发挥，从而导致了国防高技术资源的沉没。这种技术能力的相对过剩从深层次表现为国防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防高技术战略核心能力的不协调。国防高技术战略核心能力不能充分激活的现实，表明国防高技术产业有绝对的能力基础优势，但由于没有活化为现实竞争能力，相对而言就出现了高技术能力资源的沉没。我们知道技术能力的实质是知识资源，因此通过国家技术基础将国防高技术能力资源的沉没转变为知识资源的累积、转移和渗透，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需要而是必须。
本文根据国防高技术系统的功能与特点提出了以下模型，这个模型是一个动态的比较优势模型，是立足于国防高技术资源和我国现有的军费状况，逐渐提升未来具有核心竞争能力和潜在发展优势的国防关键技术的战略核心能力增长的动态模型。如图所示，国防高技术系统和民用高技术系统都应用作为知识系统来看待，而且这两个系统在高技术领域有很大的交集。如何启动这个交集，要靠国家技术基础的作用。只有国家技术基础从知识系统的角度来发现和激活这个交集，国防高技术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核心能力。
第三，研究国防高技术战略核心能力为解决军事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衡的问题提出了崭新的思路。长期以来，追求军事效益最大化的现象使我国的国防经济处于封闭、垄断的体制中，导致了国防经济的不经济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失灵。当军事效益最大化的国防战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转变时，由于国防产业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部门的特征，使它区别于其他商业部门，无法把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它的发展战略。
许多学者利用外部性和政府管制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军事费用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问题。研究的结果表明，虽然衡量国防费用的效益会伴随很多困难，然而这种正的外部性确实存在，而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是国防高技术。美国国防工业产值只占GDP的3%-4%，但它养活了全美大约25%的工程，支持了制造业的大约20%和大学计算机科学研究工作的50%。美国在过去近十年的经济持续增长中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其国防科技对相关产业部门的“溢出效应”。我国国防预算在GNP中的比重平均不到1.5%，为了维护地区安全目标，我国必须在综合国力上升的同时，适度增加军费开支。要集中力量把武器装备搞上去，提高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解决最核心的国防高技术战略核心能力问题，是解决军事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衡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