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治论文,日本人论文,时期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治时期是日本现代化启动并初步取得成功的时期，也是现代日本人自我认识的初始时期。西方列强迫使日本“开国”后，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日本人，开始认真地审视本民族，审视自身。他们究竟是怎样认识自己的，这种认识发挥了什么作用？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本文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进行剖析，希望会有助于加深对日本民族的理解。
一 传统与现代化撞击下的自我认识
一个民族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的接触交往过程中才能产生认识自我的要求，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的比较中才能形成自我认识。就日本而言，在大和国家统一后，伴随着与隋朝和唐朝的大规模交往，开始萌生了自我认识。
7世纪时，日本从地理位置上把自己称为“日出处”国家， 同时承认比“礼义之国”的中国落后：“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注：《隋书·倭国传》。）。14世纪时，公卿北
亲房撰写了《神皇正统记》，汇总了流传已久的神国思想，认定天神开国、天孙统治只有日本才有，其他国家并不存在，由此把神国作为日本的特征。18世纪集国学之大成的本居宣长认为，在古代，日本有自己固有的“道”，日本人有自己特有的“情”，但是后来被外来的儒学和佛教所遮蔽，因此必须拂去外来文化，探寻和恢复日本的古道。国学吸收了神国思想，视日本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把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这一所谓的“国体”作为日本民族的特性，排斥外来文化，充满了强烈的极端民族主义色彩，对明治以后日本人的自我认识产生很大的影响。
不过，从总体上说，明治前夕的日本与中国、朝鲜等周边国家都处于传统社会，基本上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相互之间差别不大，中华文化已经不能构成对日本文化的巨大冲击，难以产生强烈的自我认识的冲动。同时，这些国家都缺乏对世界市场的需求，相互之间的往来保持在较低水平上，加之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使得日本人的对外接触有限，因此自我认识比较零散肤浅。
日本人真正的自我认识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已经步入现代社会的西方资本主义敲开了日本的大门，把日本卷进世界体系之中。局限在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观念被打破，极大地开阔了日本人的眼界，意识到日本是世界众多民族中的一员。西方资本主义的到来引发了整个日本民族的生存危机，只有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才能摆脱危机，这就使得日本人越出了以往藩国的狭隘意识，增强了日本民族的自觉。这些都为日本人的自我认识提供了必要的认识基础，开始认真地从民族的角度审视自己。
当然，对于日本来说，西力东渐不仅仅是危机，而且也带来了与日本文化以及与其长期接触的中国文化都截然不同的西方现代文明。开国之后，西方现代文明的传入不同于历史上外来文化的传入，它是世界整体化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持续的、全面的、大规模和不可逆转的。在两种异质文化的全面接触碰撞中最容易感受到相互之间的差异，产生探寻各自特点的要求。特别是西方现代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在思想观念方面，都远远走在了日本的前面，与落后的日本形成的反差极其强烈，传统的自我认识受到冲击。人们不能不在同现代西方文明进行比较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日本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
因此，在日本被纳入到西方为主的现代国际社会以后，日本人在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中寻找自我，使得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改变了明治以前零散个别议论的状态，成为了专门的学问和研究领域。
明治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明治初年到1887年。这一时期日本为了民族独立，以西方为榜样，努力追求现代化。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使日本人从传统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现代化。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启蒙学者们以西方现代化国家为参照系，对日本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深刻反省了日本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不利于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的弱点。启蒙学者们的目的不是全面探讨日本人的国民性。他们很少提及日本人的优点，偏重于自我批判。在自我批判中，又侧重于反省对权力的盲目屈从。因此，启蒙学者们有关日本人国民性的论述虽多，但还不是以专门的研究为目的，不能全面反映出日本人的国民性，难以称为严格意义上的自我认识。启蒙学者们的初衷是推动以向西方学习为中心的现代化，并非妄自菲薄。不过，在席卷日本的文明开化潮流中，确实出现了盲目崇拜欧美、完全否定自我的民族虚无主义。曾担任外务卿的井上馨甚至主张“化我帝国和人民，恰如欧洲邦国，恰如欧洲人民”的全盘欧化主义。
第二阶段从1888年到19世纪90年代前期，是国粹主义的自我认识阶段。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欧化主义使日本人迷失了自我，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感。志贺重昂和三宅雪岭于1888年成立了政教社，发行杂志《日本人》，主张国粹主义，力图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保持日本的民族性。他们致力于克服前一阶段自我认识中的偏差，重新挖掘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优点，尝试全面地对日本人加以评价。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主张的“国粹主义”是相对欧化主义而言的，不是顽固倒退的复古主义。他们并不反对向西方学习，立足于扬长补短，在发掘日本人的优点时，也毫不留情地揭露日本人的弱点。国粹主义派弥补了启蒙学者们的不足，正视民族的特性。
第三阶段从甲午中日战争前后到明治末期，是日本人优秀论和国民性反省论尖锐对立的阶段。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日本的现代化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经济上处于蓬勃发展的产业革命时期，政治上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近代天皇制，对外相继打败了中国和俄国。现代化的成功和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人一扫对欧美的自卑感，自视为“世界大国”，产生了强烈的自负心。明治初年一度遭到冷落而蛰伏的神国思想和国学又蠢蠢欲动，日本人优秀论应运而生。鼓吹日本人优秀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芳贺矢一。他著述颇丰，1907年发表了《国民性十论》，引起很大轰动，后来经缩编写入小学课本，广为流传。其他还有《国民的真精神》的著者天眼子和《日本我》的著者、曾任东洋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教授的远藤隆吉等。在日本人优秀论大肆泛滥的时候，仍然有一部分日本人保持着冷静的头脑，没有陶醉在日本成为大国的自傲之中。他们继承了启蒙学者们的自我批判精神，对日本人的缺点进一步进行反省，希望日本人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国民。
从上述梗概中可以看出，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使得日本人的民族主义十分强烈，明治时期日本又处于外部冲击下形成的社会转型期，因此这一时期的自我认识始终与如何评价西方文明与日本文化、如何评价现代化与传统纠缠在一起，由此形成了几个主要的流派：日本人劣等论、日本人优秀论、国民性反省论和扬长补短论。其中后三个流派影响最大。
二 危险的日本人优秀论
日本人优秀论大都批判“对西洋的崇拜”，指责崇拜西洋派否定了传统，把全盘欧化当做达到文明的标准，失去了自尊心和爱国心，也就失去了日本人的资格。远藤隆吉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似乎公允一些，他说“泰西文明对我国有很大影响，今后也将如此无需更言”，不过，“西洋有西洋的特征和长处，东洋有东洋的特征和长处”，“西洋的长处固然应该取之，但西洋的特征却不一定要取之”（注：〔日〕远藤隆吉：《日本我》，大空社，1996年，162—163页。）。天眼子则激烈得多，他彻底否认了明治维新以来向西方学习的路线，“国家单单外表上进步，国民的实质没有相伴，道德标准被打破，国民的精神被惑乱”（注：〔日〕天眼子：《国民的真精神》，大空社，1996年，1页。）。
他们都强调回归日本，“特殊的国风国魂是国家的真髓，道德是国风国魂的精粹，千载不灭”（注：〔日〕天眼子：《国民的真精神》，44页。），“日本人在其精神中有一种核心信仰：我是日本人，日本是世界上卓越的国家”（注：〔日〕远藤隆吉：《日本我》，314页。 ）。
如果仅仅从批判对西洋的崇拜来说，似乎日本人优秀论还有一定的道理，好像是在纠正偏差，倡导民族主义，寻求自我。这也正是它在普通民众中大有市场的原因之一。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们提出的与西洋相对抗的日本人精神的本质是什么。
天眼子说：“我国民三千年来身体力行圣人之名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贵贱各守其道，互不相犯，贫富各安其所，互不相阋，和乐协合，以至今日”，他特意在书中用大号黑体字写道：“我大日本国民的道德在忠孝节义。”（注：〔日〕天眼子：《国民的真精神》，61页。）远藤也说：“日本国因为自古以来作为神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日本我的意识颇强。”（注：〔日〕远藤隆吉：《日本我》，314页。）他列举出在伦理习惯、哲学、宗教、美术等方面的特点，在“祖先崇拜”一章中指出：“祖先崇拜实为日本之根本，且未来应始终不渝。与祖先崇拜同样永不泯灭的是君主思想。”（注：〔日〕远藤隆吉：《日本我》，166页。 ）芳贺矢一虽然也提到日本人“缺乏奋斗努力的精神，欠缺雄大豪壮的气质”等缺点，但是他洋洋洒洒举出了十大优点：“忠君爱国、崇祖先重家名、现实实际、爱草木喜自然、乐天洒落、淡泊潇洒、纤丽纤巧、清净洁白、礼节作法、温和宽恕”（注：〔日〕喜多川忠一：《思考日本人》，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3 年， 156页。），把“忠君爱国”放在了首位， 实际上他重视的正是“我等祖先之血今日在我等血管中流淌。祖先的遗风尚横亘在眼前。历史和书籍中展示的祖先的事迹不应该单单作为过去的故事看待，而应该在现代实行”（注：〔日〕芳贺矢一：《日本人》，大空社，1996年，206 页。），他特别强调要遵从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中宣扬的“皇祖皇宗的遗训”。可见，日本人优秀论继承了国学的糟粕，它的核心内容是把所谓的“国体”和“国体观念”看做日本人国民性的根本，远藤甚至声称此乃“日本能卓越地迎来今日隆盛之原因”（注：〔日〕远藤隆吉：《日本我》，314页。）。
日本人优秀论显然充满了复古主义的色彩，鼓吹的是天皇主义、日本主义和国家主义。天眼子甚至要求“庙堂诸老及民间政治家可共除维新豪杰崇拜之念，脱却维新政策之陈套”（注：〔日〕天眼子：《国民的真精神》，105页。），具有明显的反现代化的倾向。
不仅如此，更为危险的是，日本人优秀论把日本民族看做完美无缺的民族，从人种到历史传统都大加颂扬，蔑视和贬低其他民族。他们认为，大和民族的体质容易适应外国的风土，人种是最优秀的，因此经受得了对外征战，有帮助世界发展的责任；日本历史上的立君制度极善极美和地理文物纯善纯美形成了日本的国体和人情，元首和国民如父子般亲密，相互敬爱之情极深，平时恭俭慈爱、勤勉、服从，紧急时举国一致、献身牺牲上战场；武士道表明日本人有忠孝、节义、勇气、廉洁等特性，47位义士的行动是国民性卓越的证据。甚至好战也被他们说成是日本人的长处：好战是因为日本人喜好竞争，而喜好竞争则是因为喜好进步，所以日本人是天生的进步民族。
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民族自然有权统治其他民族。天眼子主张对外政策也要执“国魂主义”，“向海外伸张我国威国风，扩充日本化之领域”，“进取经略非仅限于派遣兵队，割占他国，而应将我国之语言、风俗等有关我国风貌，尽可能向外国扩充之”（注：〔日〕天眼子：《国民的真精神》，81—83页。）。
在日本人优秀论中还有一些人虽然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却是为了追求“脱亚入欧”，所以他们仍然认为日本是比其他亚洲人优越的民族。曾经是启蒙学者、后来完全转变为政府御用学者的加藤弘之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用种族主义来为欧洲人统治世界制造舆论，说：“脑的发达因人种而异，其重量和结构也不同。野蛮人种脑小，欧洲人至今脑不断变大，并且其结构也在进步……上等人种的脑大，这是今日欧洲人渐渐称霸世界的原因之所在。现在，欧洲人的藩属地、殖民地之多，已经占有了亚洲、非洲、澳洲、美洲的一半。照此趋势，百年内外，世界必然完全为欧洲人所有，而且下等的人种逐渐被压倒灭绝。今后，欧洲人种越发成为优秀的人种，其他的人种灭亡了，所以在生物等级上紧随欧洲人之后的将是猿。由此来看，天地皆归我有的第二阶段即将到来，即使在同样的人类中间，世界也独归欧洲人所有的时刻即将到来。”
看似加藤在吹捧欧洲人种，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随后他的话锋一转：“我日本人决不是劣等人种……与欧洲人同是上等人，是和欧洲人一起横行于世界将天地万物归我所有的伙伴。”（注：〔日〕加藤弘之：《加藤弘之文书》3卷，同朋舍，1990年，100页。）
可见日本人优秀论作为妄自菲薄的日本人劣等论的反动，和传统的国体观念结合在一起，宣扬民族优越以至种族优越，不仅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也使得普通日本人飘飘然起来，自我膨胀，不能正视自己，难以与其他民族友好相处。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理论就深深植根于明治时期产生的日本人优秀论之中。这样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应该牢牢记取的。
三 可贵的国民性反省论
国民性反省论始于启蒙学者。
启蒙运动的旗手福泽谕吉相信，国家的独立来自个人的独立，“为此，必须提高人民的智力”，“首先在于摆脱旧习的迷惑，汲取西洋的文明精神”。他分析“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相比，一个突出的区别就在于权力偏重这一点”，“从最大的人的关系一直到最小的人的关系，不论大小，也不论公私，只要有人的关系，就无不存在着权力的偏重”（注：〔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5年，132 页。）。“日本人自古以来，就不重视自己的地位，只知趋炎附势，企图依靠他人谋求权势，否则，就取而代之，步前人的后尘，即所谓‘以暴易暴’，真是卑鄙已极，这与西洋人独立自主的精神相比，确有天壤之别。”日本人“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屈从为可耻，这和西洋人爱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份，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注：〔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151 页。）。
批判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鼓吹人的解放是启蒙学者们反省国民性的中心内容。西周于明治8年在《明六杂志》上发表《国民气风论》， 对古人推崇的日本人美德“忠谅易直”进行了批判，他说“在上有专制政府，在下有此等人民。奉戴专制之君上，自视为奴隶，以易直行其身，以忠谅任其事，在专制政府可谓极好最佳的人民之气风。”此气风造就了“福泽先生所说的无气无力的人民。在欲兴民选议院之今日，第一障碍即此气风”（注：〔日〕西周：《国民气风论》， 《西周全集》3卷，三秀舍，1973年，262页。）。
值得一提的是，福泽谕吉超越了国学“天皇万世一系、国体优越”的窠臼，对国体观念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据日本古今的一般论调，都自诩是金瓯无缺，冠绝万邦，大有洋洋得意之慨”，指出“保卫国体就是不丧失国家的政权”（注：〔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23页。），而不是什么皇统绵延。
19世纪90年代后的国民性反省论继承了启蒙学者的自我批判精神，从观点到立论方法都对日本人优秀论提出了质疑：被一些人大肆宣扬的快活乐天、尚武任侠、忠孝义勇等长处果真是日本人先天的国民性吗？难道这些特点不是历史进化的结果吗？在快活乐天的另一面，日本人也有悲观厌世，不是也不应该忽视吗？尚武任侠与其说是日本固有的特性，莫如说是封建时代的产物。
他们在否认日本人优秀论的基础上，展开了带有反省性的自我认识，其中封建等级观念仍然是批判的重点之一。
1891年出版的《日本风俗改良论》的著者土肥正孝显然受到福泽谕吉的影响，他在书中首先阐述道：“天不造人上人，不造人下人。在均具四肢五官、同有精神智力的人中间，无有阶级之理，其权利无有差别之理。”（注：〔日〕土肥正孝：《日本风俗改良论》，大空社，1996年，1页。 ）这和福泽谕吉在《劝学篇》开宗明义所说的“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完全一致。接着，土肥具体剖析了日本存在的问题：“然因我国人分为华族士族平民，遂有其影响至人权之弊端，成为妨碍人智开发，阻碍国运发展之根基。因之带来骄奢、傲慢、拘谨、因循、卑屈等陋习，进而以至产生官尊民卑、男尊女卑之弊”（注：〔日〕土肥正孝：《日本风俗改良论》，2页。）。
另一位国民性反省论者片桐正雄在1896年发表了《日本国民品性修养论》。他十分重视国民性和国民精神的作用，指出：“文物是形体，是死物，品性是精神，是活物”，“国家的文物即使何等进步，运用它、设置它的人物的品性如果污浊腐败，就会妨碍其活动，损害其效果”（注：〔日〕苦乐道人：《日本国民品行修养论》，大空社，1996年，序言，5页。）。因此， “发挥独立之气象是我国品性修养上最大的急务”，“虽法律如降雨一般，成文优秀，但人民不知应重权利义务者多。虽学术进步，教育普及，但人民缺乏独立自治之气象”（注：〔日〕苦乐道人：《日本国民品行修养论》序言，4页。）。
由于时代不同，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国民性反省论的任务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为了向西方学习而批判民族劣根性，它重新审视自身的内容要比启蒙学者们广泛得多。土肥正孝在书中指出了日本人的11大弊端，主要包括倾轧竞争、宗教迷信、醉心西洋、语言不统一、依赖心、自暴自弃、奢侈虚饰等。片桐正雄概括出8项日本人国民性改造的目标， 即应克服的弱点：例如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古来恶习；不能克尽职守、忠于职责；缺乏社会公德，只顾自身利益等等（注：参阅苦乐道人《日本国民品行修养论》。）。
19世纪90年代日本已经逐渐进入现代社会，并成为世界大国，日本人是否适应了这一变化？国民性反省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审视日本人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种种弱点，另一方面也对日本人的对外意识进行了检讨。
他们批判日本人重武轻文的军国主义倾向，指出明治维新后勇武受到称赞，但在精神文化方面看不到同样的迹象。他们从集团意识的角度论述了日本人是无我的国民，不是主我的国民，只知道有国家不知道有自己，忘记了还有世界人道；针对甲午中日战争后出现的“爱国”幌子下的战争狂热，他们指出战争是野蛮的、悲惨的、不经济的，傲慢之心和陶醉于日本成为了大国非常可怕。爱国心如果脱离了物质的拜金的私欲的精神，一味强调日本魂，只会使人失去宝贵的生命。日本人爱国精神旺盛，但是如果从中除掉国体精神，日本人就没有任何可以向外国夸耀的东西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日本恃强凌弱，批评日本人对弱小者，特别是对中国和朝鲜缺乏义侠心。
国民性反省论并不同于日本人劣等论，而是希望改造日本人的国民性，使之适应现代化的进程。在明治时期，启蒙学者的国民性反省论促进了日本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使日本走上文明开化的道路。19世纪90年代以后的国民性反省论在日本人优秀论大肆泛滥、侵蚀日本民众之时，能够坚持正确地认识自己，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起到了对内推动现代化深入发展、对外摆正日本的位置并与世界各民族友好相处的作用，为大正民主运动时期在民主化基础上的自我认识开辟了道路。时至今日，这种自我反省的精神更值得继承和发扬。
在肯定国民性反省论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没有真正触及日本人优秀论的核心问题——国体观念。片桐正雄虽然在国民性改造的目标中仅仅把“尽忠君爱国之道”列为第6项，但毕竟仍将其保留。 土肥正孝一方面抨击了社会和国民性中的弊端，另一方面又把消除这些弊端的办法寄托在固有道德和日本魂上。可见，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国民性反省论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四 扬长补短论
19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国粹主义并非复古主义。国粹主义的首倡者三宅雪岭表示：“余辈一再倡导国粹论”，是为了“发扬日本特有的精神，振兴日本固有的秀质，以此维持国家的独立开达”，“致力于警戒见他国之秀美，忘却自家之国、忘却自家之身的所谓欧洲主义的人士，挽回今日盛行之流弊”。他特别强调：“以为余辈要保存祖先传下来的旧事物，抵制欧美事物，闭塞今世开化之结果的新种传入之路，不欲其普及传播”是对国粹主义的最大误解（注：〔日〕三宅雪岭：《伪恶丑的日本人》，参见〔日〕鹿野政直编《日本的名著》37卷，中央公论社，1977年，446页。）。他强调，为本国尽力和为世界尽力、 护国和博爱并没有冲突，发扬民族的特色是为了对人类的进步有所裨益（注：〔日〕三宅雪岭：《真善美的日本人》，参见〔日〕鹿野政直编《日本的名著》，286页。）。他曾引用了老子的一段话：“故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说明在日本人的身上，真善美和伪恶丑是并存的。所以，可以把国粹主义的自我认识称为“扬长补短论”。
扬长补短论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是地理学家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全书共9章，既是一本介绍日本自然地理的著作， 歌颂日本自然环境之美，同时也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对国民性的形成作出了说明。
志贺在书中强调：“此江山之洵美、植物之多样，是过去、现在和将来涵养日本人审美心的原动力”（注：〔日〕志贺重昂：《日本风景论》，博文馆，1903年，207页。）。在欧洲，不仅是瑞士人， 古代的日耳曼人和现今的俄罗斯人都“在松林之下涵养成豪健硬劲的性情”，而“日本松柏科植物之富有实为世界第一”，“足以成为日本人性情的一个标志”（注：〔日〕志贺重昂：《日本风景论》，18—19页。）。日本山清水秀，不似诗中所描写的“野旷天低日欲西，北风吹雪雁行低。黄河古道行人少，一片寒沙没马蹄”中国北方的景象，所以“举国之民，绝爱山野之美”，“结伴赏花，单单为探寻自然美而巡礼行脚之盛，世界之中不复见有如日本人之国民者”（注：〔日〕志贺重昂：《日本风景论》，233页。）。
《日本风景论》出版后引起很大轰动，被誉为“近世名著”。不过，该书侧重于反欧化主义的“扬长”，流露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志贺说：“外邦之客，皆以为日本宛如现今世界之极乐土”（注：〔日〕志贺重昂：《日本风景论》，2页。）。 正如内村鉴三所批判的：过分夸大日本的自然之美，以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均存在于日本。实际上，日本的美是园艺式的，公园式的，缺乏宏大之美。
如果说，志贺重昂的日本人论还带有一定的偏向的话，那么，三宅雪岭既注意到了“扬长”，也没有忽视补短。他7岁开始学习儒学， 12岁以后又先后进入法语和英语学校，188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哲学科，受到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教育。毕业后，他致力于探索非欧化的现代化。他在1891年3月出版了《真善美的日本人》一书， 颂扬日本民族的优点，仅仅在两个月之后的1891年5 月又出版了《伪恶丑的日本人》，揭露日本人的不足。
在《真善美的日本人》一书中，他强调“日本人肩负着大大发扬其特长，弥补白人的缺陷，向真极、善极、美极的圆满幸福世界迈进的一大任务”（注：〔日〕三宅雪岭：《真善美的日本人》，292页。）。 他深入批驳了认为日本人劣于欧美人，没有承担这一任务能力的观点，呼吁日本人应该拥有自信。
三宅首先以种种事实说明日本人在人种上并不劣于欧美人。接着列举日本人国民性中真善美的一面。
所谓真，是指究明理义，探求事物的真谛。日本人在古代输入中国的文物制度，传承印度的学说，咀嚼融化，使之灿然焕发。锁国期间，日本人没有停止探求采择历法、医术、物理等西洋文化。一朝开国，新文化、新学说沓至纷入，制度文物、技艺习俗，一时之间毫无遗漏地全部吸收。这是因为日本人喜好理义，能够毫不踌躇地容纳和采用。
所谓善，是指崇尚正义，主持正义。三宅幻想世界上的人们之间不言非理，不行骄矜，相互无放情恣欲而有守信重义，郁郁乎其文，洋洋乎其声，有条不紊，井然有序。虽然当今世界势力悬殊，恃强凌弱，但是日本有条件有实力，不污邦土之大义，不辱独立之体面，对海外诸强国伸张正义。
所谓美，是指调和培育由美的观念产生出来的许多志趣，淘汰助长，发挥其真粹。日本气候温和，风物清纯，山水之美，了无欠缺，因而熏陶出日本人对美的爱好和追求。即使收入不足以抵一家之餬口、妻儿因饥寒而泣的贫家，墙壁上也挂着锦绘，壶里也插着应时鲜花。日本的工艺、美术、绘画、诗赋、建筑、雕刻，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媲美（注：参阅〔日〕三宅雪岭《真善美的日本人》。）。
在《伪恶丑的日本人》中，三宅剖析了日本的缺点。他说，可悲的是，我日本人究明理义的能力虽然不劣于白人，但被掩盖住不能发挥。其原因在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制至今没有铲除干净。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职完全比照政府的官位，博士、大博士学位的评定授予者是文部大臣等高级官僚，学术世界成了政府的附庸。世俗中产生了鄙视学术之风，认为学术理论毫无必要。通学理者反而被认为妨碍实务，滞留在下属位置上，闲置不用，得不到发挥的机会。
学术社会的境遇也十分可怜。有的学者一味追求晋升，跟在高位者后面亦步亦趋。即使志向不俗、不在乎晋升、专心致力于探究学理的学者，如果地位低；研究条件就恶劣，要改善条件，就不得不寄希望于晋升。这就使得人心越发鄙陋，顺应日常琐碎之事，甘于颠倒是非。这是日本人的“伪”。显然，三宅对官尊民卑的批判是与启蒙思想一脉相通的。
在论述日本人的“恶”时，三宅站在平民主义的立场上，把矛头直指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他说，从表面上看，在日本欧美文化增多，但实际的事业没有进步，人民的衣食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逐年略有下降，贫民穷氓增加，国力逐渐衰弱。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社会中出现了恶分子，也就是绅商。他们假公益之名牟取私利，贿赂官吏，承包官业。他们身无才能，只是出入权贵之门，与权贵勾结，探听他人所不知的官府内情，了解法律政令的所向，钻空子牟取暴利。他们的势力无处不在，但是其势力所及之处，立即变得腐败溃乱，恶臭纷纷。
在关于“丑”的一章中，三宅主要以美术为例，批判了只重视外表忽视内涵的种种现象，例如雕刻者只是一味雕削木材，绘画者只是一味涂红抹绿，音乐家只是一味放出声音，为诗作文者只是一味排列文字，丢掉了内在的精神。三宅把这些现象比作轻薄女子听到几句吹捧，心就飞上了天，得意洋洋，自以为是绝代佳人，插上镀金的钿钗，戴上镀金的戒指，说话乔张乔势以示优美之风，行走拿腔作势欲得人之顾盼。在旁观者眼中，这是何等地令人生厌。其外形的鄙陋，精神的鄙陋，使人作呕（注：参阅〔日〕三宅雪岭《伪恶丑的日本人》。）。
扬长补短论在日本民族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容易产生劣等感的历史背景下，努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民族自尊心，探索日本人既不盲目欧化失去自我，又能够改造为现代化国民的途径。正是因为它具有这种进步性和民族性，才能够一时之间风靡日本。《日本人》杂志在当时成为影响最大的杂志之一，在知识阶层颇受欢迎。
五 小 结
明治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是日本在现代社会中自我认识的开端，对以后的日本人的自我认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明治时期奠定了自我认识的基本流派。它历经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以不同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一直延续至今。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战败，再一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和明治时期如出一辙。战后初期出现了日本人劣等论和国民性反省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日本成为世界大国，日本人优秀论又有所抬头。
其次，在自我认识的方法上，明治时期吸收借助于欧美人文科学新学科的研究手段，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例如志贺重昂从自然地理环境考察国民性，远藤隆吉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等等。这些方法和不断采用新方法的精神也为后人继承发展。
第三，今天许多广为人知的日本人国民性的具体特征，如集团意识、善于吸取外来文化、对自然的崇尚、审美意识等，在明治时期已经基本提了出来。例如，西周就曾指出，日本人“长于袭蹈，巧于模仿，短于自出机轴”（注：〔日〕西周：《以洋字书写国语论》，《西周全集》2卷，三秀舍，1971年，572页。）。
当然，明治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有待于后人克服。
由于这一时期日本处于在西方的冲击下现代化刚刚起步的阶段，日本人的自我认识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在与西方的比较之中日本人是优是劣的问题，因此缺乏就日本民族特征本身的探讨。即使是扬长补短论，虽然力图全面评价日本人，但也没有摆脱罗列优点缺点的模式。实际上，一个民族的特征很难用好和坏、优点与缺点、长处和短处来概括。由于着眼点集中在优劣上，使得这一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缺乏科学的深入的全面研究。
在论述日本人的国民性时，当时日本与西方的反差极大，所以人们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欧美人作为参照系。日本人固然是东方民族，与欧美人区别很大，但是日本人与亚洲中国、朝鲜等其他民族也有很大不同。明治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反映了在他们思想深处存在着民族优越感，认为中国和朝鲜已经没有与日本进行比较的资格。
明治时期日本人的自我认识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深受国运的影响，以至出现明显的偏差。在明治初年暴露出日本落后于欧美时，民族自卑感十分强烈。一旦日本成为强国，又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民族主义极度膨胀。从日本现代化的历史来看，后者是更应该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