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文化阐释——兼论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文化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主义论文,人本主义论文,文化论文,人是论文,渊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是文化的灵魂。每一哲学命题都是一定时代文化精神的凝结，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古希腊智者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就是这样的一个命题。以往的哲学史往往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这固然不错。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进一步揭示其文化内涵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这一命题和这一命题蕴含的整整一个时代的内容以及由此开启的文化传统。
（一）
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在源头上的显著区别在于，西方建立的是个体本位的文化，中国建立的是家族本位的文化。古希腊在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中，用地域性的国家代替了血缘性的氏族，用公民关系代替了族人关系，用个体本位的城邦代替了家族本位的氏族，从而确立了个体本位的文化。“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从文化本体的角度说是个体本位文化的哲学表现，它本身就是个体本位文化确立过程中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反映。
个体本位的文化首先是在经济层面确立的。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进行了经济改革。此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解负令，即废除所有六一农对贵族后裔的欠债，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禁止把欠债的农民及亲属变为奴隶。二是用法律规定市民的地位按财富多少列等。这一改革的意义在于，它把农民从氏族贵族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以财富的原则取代了血缘的原则。这样，一直缠绕于个体身上的血缘家族纽带被斩断了，个体从这种纽带中挣脱出来，奠定了个体本位文化的经济基础。
个体本位的文化在政治层面上也随之确立。梭伦进行的政治改革，使普遍存在的个体开始具有他们以往所没有的政治权利。首先，议政权不再是氏族贵族元老的专利，而是除了奴隶以外的个体权利。全体平民都可参加人民大会，决定国家大事。除贫民以外，平民们能参加四百人议会，讨论国事。其次，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被赋予个体，国家公职不再由氏族体制决定，而由选举产生。第三，法律的仲裁权不再专属氏族元老。每个个体（满30岁的公民）都可以通过抽签方式成为陪审法庭成员。在执行法律方面“无贵无贱，一视同仁”（梭伦诗，出处同上，第284页）。梭伦的改革已开始设国家行政区以代替氏族单位。到克里斯梯尼改革时，这一过程继续深化。克里斯梯尼把原有的四个部落改为十个部落，把不同部落的人混杂起来，从此，同一等级的成员分属不同的部落，本来不是氏族成员的异邦自由民与解放了的奴隶成为公民。他还按城市、沿海、内地的范围划分三十个区，规定同一村社的人都是村民，而不是氏族成员（同上书，第288页至289页）。这些改革措施使个体的人在政治上也摆脱了血缘政治的纽带。
当个体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从氏族统治体系中走出来时，个体本位的精神文化也逐渐生长起来。个体不仅通过市民经济和民主政治确立了自己的自由度，而且在精神方面也走向自由。个人开始摆脱团体的权威，想其所想，自求解脱。独立的自由研究精神在思想文化领域蔓延，出现了众说纷纭的各种哲学流派。统一的思想体系不再是一种时尚。不过，这种文化精神的最集中的表现还是普罗泰戈拉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该命题是个体本位文化走向成熟的理论表现，标志着个体本位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确立。至此，从大文化的概念看，西方个体本位的文化在经济、政治、精神文化子系统中相继确立，个人主义的文化结构与文化传统已经形成。
为什么“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个体本位的文化走向成熟的哲学表现呢？
首先从这一命题的含义来看。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这里有三层含义：(1)人是本体的尺度。事物是否存在，以人为尺度；(2)人是认识的尺度。存在着的事物特性如何，状态如何，所进行的定性定量研究也以人为尺度；(3)人是价值的尺度。存在的事物，例如道德、法律等社会事物是否有价值，以人为尺度。这样，人在各方面都成为文化的焦点。这里所说的人是个体的人。柏拉图曾从认识论方面解释该命题：“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显现的那样，对于我就是它向我显现的那样。”（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1D-152D，《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55页至56页）这就是说，是以每一个个别的人而不是以一般的人为转移的。人是个体的人还突出表现在普罗泰戈拉对感觉的强调上。感觉是个体的、具体的、特殊的。个体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可以演绎为人的感觉是万物的尺度。一阵风吹来，有人觉得冷，有人觉得不冷，这是根据个人的主观感觉判断的。如亚里士多德所释：“每个人的感觉都是尺度。”（《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5页）所以，从命题含义看，该命题渗透着个体的精神。
其次，我们着重从这一命题的哲学意义方面分析。
从本体论看，这是人的本体地位的确立。在古希腊哲学的早期阶段，人们注重外在自然，首先确立的是自然的本体地位。人只是自然的一个部分，本身不具有本体的意义。普罗泰戈拉所代表的智者学派改变了这一点，它使人的注意力从外界自然转向人本身，提出了以人为对象中心的命题，在西方哲学史上实现了一次研究对象的格式塔变换。更重要的是，普罗泰戈拉命题倒转了自然与人的关系。如果说古希腊早期哲学的本体观是自然为本因而有人，则智者学派的答案就是人为本因而万物存在，人是万物的主体。同样，在古希腊的早期哲学中，神也是世界的本体。神统论显示了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当普罗泰戈拉确立人的本体地位时，便向神的本体地位进行了挑战。他说：“至于神，我既不知道他们是否存在，也不知道他们象什么东西。”（普罗泰戈拉著作残篇D3，《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8页）这是在确立人本位的同时取消了神本位。所以，梯利说这种哲学是人本主义的。
从认识论看，这是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在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中，事物性质和状态的认识是诉诸于客体的。人们仅仅假设人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至于这种认识本身并不包含主体特性。人在认识中的作用没有被认识到。普罗泰戈拉命题意味着人们开始懂得这样的道理：人的主体状态是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知识有赖于具体的认知者，认识的内容、性质和标准不再仅仅取决于外在对象的情形，而且也必须视主体的状态而定，甚至应当完全以人为标准进行衡定和选择。这在认识论上是由诉诸客体转向诉诸主体，体现了认识论方面的个体本位。对于认识论的研究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不转向主体，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主客体相统一的认识论。
从价值论看，这是以人为价值标准的确立。“人是万物的尺度”，意味着人是道德、法律、政体等社会事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认为，这些社会事物对人有好处、有用时才是好的，才有存在的理由；对人无好处或无用时则应抛弃。道德、法律等社会事物的选择以人为标准，它们有无价值以人为尺度裁定。进一步的，普罗泰戈拉还认为，道德、法律等价值形态的存在也是“人为”的产物，是人“约定”的结果。这就从价值生成的基础方面确立了人本主义。
总之，普罗泰戈拉的命题是人文意识的觉醒。当个体本位的文化成为古希腊整个文化创造的中心时，普罗泰戈拉以高度凝练的哲学语言第一次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方面确立了个体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在实际上开启了西方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传统。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即在于此。
（二）
个体本位的文化一旦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它就不仅具有人本主义的内涵，而且具有理性主义的内涵。个体本位文化的核心范畴是个体的人，其文化精神是人本主义或个人主义，其哲学的范畴形式是个别性、特殊性。个体本位文化在确立了个体的主位性后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环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文化学的角度说，是要解决个体本位的文化整合问题，包括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各方面关系的整合。从哲学的角度是要解决个体与整体、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关系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个体本位就会走向反面，走向社会文化的无政府状态，走向个体本位性的丧失。而要解决这一问题，至少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不能回避：第一，每一个体自身是否存在能够合理整合的内在依据，即是否存在个体理性？第二，这种个体理性能否普遍化，上升为普遍理性，为个体之间和个体与环境的整合提供范型？这两个问题实际是理性主义的生长点。西方理性主义，就其发生和发育来说，归根到底是要解决个体本位文化的整合和发展问题。这是它的原动力和现实基础。因此理性主义是内在地包含于个体本位文化之中的。从古希腊的文化发展看，智者学派主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力图把理性赋予个体，充分展开个体理性的内涵与外延，并试图对此进行超越。在此之后，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则主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努力使个体理性上升为普遍理性，建立理念的世界与理念的国家。苏格拉底使个体理性上升为伦理理性，主要整合个体之间的关系；柏拉图进一步把它扩展为普遍理念，使其成为一切事物和关系的原型，从而整合整个世界。
所以，需要从上述角度对普罗泰戈拉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文化内涵作进一步的剖析，使我们认识到这一命题中的人不仅是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理性的人，在肯定这一命题主要是人本主义命题的同时也展示它的理性主义特征。
“人是万物的尺度”命题中的理性主义内涵可以结合普罗泰戈拉的其它命题和整个智者学派的功能活动来分析。暂且撇开对尺度范畴的分析，我们可以主要从以下三方面看：
1.个体理性。普罗泰戈拉在肯定所有个体的人同是万物尺度的同时，还对人本身提出了要求。他的第二条残简说：“要想成为有教养的人，就应当应用自然的秉赋和实践；此外还宜于从少年时就开始学习”（同上书）。这里，提出了做人的目标——“有教养”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应用自然秉赋、实践和学习。实现了二者的统一就是理想的人。这种理想人有其现实模型，即智者自己。智者就是自己有教养同时也使别人有教养的人。所以，在智者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的心目中，“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理想形式为“智者是万物的尺度。”
智者是个体理性的载体与象征。在普罗泰戈拉看来，教养的核心内容是理性。智者是追求和教授智慧的人。他们研究和教授的主要内容是知识、论辩术、修辞学、演讲术等，这些无一不渗透着理性的精神。从智者学派起，对人和社会知识探索的热情空前高涨，理性研究与运用的范围大为扩展。
普罗泰戈拉把理性赋予个体，使它成为个体人的一种内在规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意义的主要方面在于，他一方面确立了个体的至上地位，另一方面又企图探知人的本质，对个体的人作出限定。智者学派对人的目标的设置和全部活动指向都表明，他们实际上把个体的人刻画为理智的人，用理性揭示人的本质。苏格拉底继承发展了智者学派的这一倾向，把普罗泰戈拉的命题修改为：“思维着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5页），明确指出了人的主要特征是理性思维。卡西尔说：“我们可以概括苏格拉底的思想说，他把人定义为‘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第9页）。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命题由此孕育而出。
个体理性的确立有其现实基础。智者原意是指聪明而有才能的人，而在这里有其特殊的含义，即他们是职业教师。这意味着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本身已分化出一批能够充任独立理性主体的人。这是理性独立、获得长足发展的社会条件。
2.反思理性。最早的理性因素，例如普遍性与必然性是隐身于神之中发挥作用的，它以神的形式解释和规范世界。之后，理性又以抽象的本体范畴例如水、气的形式而存在。到赫拉克利特时，理性的原始形态形成，提出了“逻各斯”范畴。逻各斯是宇宙产生和发展的“定则”，“是一切事物中的理性”，是存在于万物之中的智慧，如赫拉克利特所说，“只有了解那引导万物，使之流转于万物之间的智慧，才是聪明的。”（转引于梯利《西方哲学史》上册，第34页）人的灵魂只是这普遍智慧的一部分，他的理性也只是逻各斯的一个部分。人的理性特征是思维。只有通过思维，人才能获得真理，才能与逻各斯相通。人类必须服从普遍的理性，服从逻各斯。这里，人的理性与宇宙理性浑然一体，以原始综合的形式存在着。
智者学派改变了这一状况。他们把理性从天上放到人间，使得原始综合的逻各斯分化为人的个体理性，推动了理性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这一发展不仅使理性具有了明确的主体，而且使理性具有了反思的性质。如果说以往的理性主要是走向自然、走向客体的话，那么普罗泰戈拉则使理性走向人、走向主体。前者是理性观照客体，后者是理性返照自身。因而这是一种反思理性，是理性发展的一次飞跃。至此，“人是万物的尺度”实际上变成了“反思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反思理性与直接理性不同，它是主体意识的萌醒，具有显著的批判特征。批判是理性发展的主体特征和运动形式。这一特征在智者学派那里具有显著的表现。首先，智者学派批判了认识理性。他们认为以往的思想家没有对智慧本身进行批判，武断地肯定人类能够把握真理。事实上理性是限于个体的，知识以人为准则。这里，似乎已经可以听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发出的某种声音。其次，智者学派批判了伦理理性。他们指出，道德规范并不具有“永恒的”“天然合理性”，它们只是人们“约定”的结果，并且当它们对人们不再有利时，就应当变更。人在行为上也以自己为准则。第三，基于同样的逻辑，智者学派对法理性也进行了批判。总之智者学派对内在的认识理性和外在的理性规范统统进行了批判。由于这些理性规范是对以个体为本位的希腊文化在思想、社会领域进行整合的主要形式，因而它们的摇撼引发了一场革命。
3.对话理性。“人是万物的尺度”。每个人都以自己为准则，都有同等的认识权利和行为权利。那么，这些拥有同等权利而又在认识和行为上往往不一致的个体如何实现社会的整合呢？换言之，智者的个体理性如何转化为社会理性呢？不论智者们如何推崇个体，注重个体理性，只要他们一让个体活动起来，就意味着对个体的超越。如果说，反思理性已经在主观上对个体理性进行了超越，通过批判功能显示出自己的能动性与外拓性，则对话理性就是对个体理性的现实超越。智者们通过对话使自我理性转化为他我理性，使自我的行为准则转化为社会的行为规范，使自我的政治主张转化为大多数人的统一意志。这里，只是到这里，理性对社会进行整理、对个体本位的文化进行整合的真面目才一览无余，智者智慧的真正功能才真正显露出来。所谓智者的“智”，其本质就在这里。
对话理性在认识方面表现为论辩。智者学派以善于论辩而著称，或是雄辩，或是诡辩。可以说，论辩是智者学派活动的主要特征。他们研究辩论术，教授辩论术，实施辩论术，其目的是要说服对方或公众。说服的实质是以自己的辩论逻辑征服对方或公众，把自己的理性转化为他人或社会的理性。这是对话中的理性活动，或者说理性在对话中的显示。这种论辩活动的一个直接产物是逻辑的出现。论辩活动及其研究一旦专业化，则关于它的学科的出现也就指日可待。论辩为逻辑学提供了需求、刺激和素材。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论辩篇》、《辩谬篇》即表现了逻辑学的产生与智者论辩活动的关系。智者对论辩方式的研究使得逻辑开始向形式方面演化。逻辑中的重要推理形式，如二难推理形式据说为普罗泰戈拉运用于宣传他的相对主义主张。总之，逻辑作为认识理性的凝结，是对话理性的一个直接成果。
对话理性在伦理和法律方面表现为约定。个体们的行为准则是彼此不同甚至相反的。按照智者的意见，每一种准则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相同的权利。那么，这些个体们如何共处而相安无事呢？可以采用约定的方法确定公共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约定的实质是在对话中把个体的行为准则转化为社会的行为规范，把个体的伦理理性转化为社会的伦理理性。这里，个体性通过约定整合为社会性。与这种整合相应，社会的伦理学应运而生。在智者之后，苏格拉底走向伦理理性绝非偶然，它是对社会进行伦理整合的必然结果。
对话理性在社会政治体制方面表现为表决。个体在政治主张上每每不同甚至针锋相对。为了不致使自己在彼此的斗争和冲突中毁灭，同时又充分体现个体的政治意志，因而采用表决的方式确定一种政治主张作为国家主张。这里，表决的实质是把个体的政治主张转化为大多数人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主张，把个体政治理性转变为社会的政治理性。这是在社会生活中矛盾最为尖锐、冲突最为激烈的方面进行社会整合。这一理性整合的方式用政治学名词表述就是民主。
所以，智者的对话理性乍听起来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而实际上内容丰富，意义重大。从智者学派起，理性真正取得了自己的运动形式。如果说理性以往只是“一种理智的独白”（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8页），一种从主体到客体的直接观照，那么智者学派不仅将它返之于主体本身，使它具有批判的活力，而且还将它转化为一种对话活动，使理性在这种对话中流动、生长和发展起来。智者学派真正使理性获得了生命的搏动。在智者学派之后，苏格拉底将对话活动发展为“精神接生术”，通过谈话、提问、揭露矛盾，从个别求得一般。再后，柏拉图将它发展为研究一般概念运动的学科——辩证法。理性取得了自己成熟的概念系统形式。这样，理性主义从功能活动的形式发展为成果形式，理性从第二世界转向第三世界（波普语），获得了外在化形态。
（三）
通过分析“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在展示了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智者学派的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思想特色后，我们不仅可以对智者学派在西方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有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对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文化渊源也有了清晰的概念。
人们现在愈来愈注意到西方文化的两大主流思潮是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其近现代形式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要全面深刻地把握西方文化，不能不进一步了解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来龙去脉及其与西方文化本体的深刻联系。人们可以着眼于近代，以文艺复兴和自然科学的出现为背景认识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也可以象罗素那样，在认识方面把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归结为古希腊时存在的两种思想倾向——酒神的和日神的精神。但是，这样说都没有揭示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与西方文化本体的深刻联系，都没有回答为什么在西方文化这棵大树上生长出了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而在其它文化中却没有这样相同的结果。一句话，都没有从西方文化本体的特点来阐述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与发展。
上述对智者学派思想和活动的分析可以说是沿着上述方向进行的一个努力。我们已经看到，在智者学派那里，人本主义已经以极其成熟的命题出现。同时，理性主义也以功能活动和范畴的形式出现。智者学派在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反思与对话理性，实际上开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先河。苏格拉底可以不赞成智者学派对理性作用的限制，但他不能不继承智者的理性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在智者那里是以对立统一的形式出现的。一方面，人是中心，一切以人为转移；另一方面，尺度又是需要的。尺度范畴本身是理性的，它意味着对事物进行量度和界定；同时，它也是元理性的，它又是事物理性规定的标准，一切直接的理性规范都以它为深层的依据。因此，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实际上包含着深刻的对立：一方面，一切以人为转移，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需要用尺度一类的理性范畴予以规范；一方面肯定了理性，用理性规范去衡定事物，另一方面又把衡定的标准诉诸于人。二者的统一性在于，由于普罗泰戈拉把尺度诉诸于人，把理性的标准和依据交付于人，所以从深层看，理性又统一于人。也就是说，在智者那里，人本主义为主，理性主义为辅，两者相反相成。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在智者学派那里的内在联系表明，西方文化中的孪生兄弟——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传统实际是由智者学派开启的。智者学派的地位首先在此。
智者学派开启了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传统，更深层的根据是这两种主义与西方本体文化的血肉联系。智者学派是以古希腊个体本位文化的确立为历史背景的。个体本位的文化在本性上要求承认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要求以个人为出发点和价值重心。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就是这种要求的反映。它实质是个体本位文化的哲学宣言。同时，个体本位一旦确定，就必须以一定的规范进行文化整合。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社会的无序与文化的失范。智者学派的尺度范畴、反思理性和对话理性体现了这一整合的需要。它在本性上必然体现为普遍、一般、共相和统一。它的目标是为文化提供一个理性框架，因而必然是理性主义的。在个体本位文化的这两方面需要中，个体是本位，是第一位的；整合是以个体本位为基础的，而且归根结蒂是以个体的人为价值落脚点的，因而是第二位的。因此，在智者学派这里，人本主义占有比理性主义更为重要的位置。个体本位文化的这两方面需要具有内在的矛盾性：个体是独立的、自由的、至上的，同时又是为理性所规范的、受制于社会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又是非至上的。两者在对立中又显示出统一性：个体的需要是通过社会文化的建构而实现的，个体的需要转化为一定的社会需要；同时，社会文化建构的合理性又要落脚于个体本位的要求，个体需要变了，社会文化秩序或早或迟地将发生变化。个体本位文化结构中的这一矛盾在理论上就表现为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统一关系。可以说，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在西方文化思潮中所以成为主流，所以渊远流长，一直以对立互补的形式一张一弛地推动西方文化发展，其根子就深深扎在西方文化本体的结构之中。正因为如此，作为文化灵魂的西方哲学一直在围绕个体与整体、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对立与统一、肯定与否定在旋转。柏拉图的理念一般、亚里士多德的共相与殊相、中世纪的一般与个别（唯名与实在论）等等，都是西方文化结构矛盾运动的产物。智者学派的幸运之处在于他们开始了这一过程。他们适逢其时，顺乎自然地反映了西方本体文化的内在矛盾与历史特点。他们留下来的精神遗产也就成为我们透视西方文化结构特点的棱镜。这是智者学派在文化思想史方面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智者学派及其背景文化是我们认识西方文化本质的极为重要的切入点。
智者学派开启的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本身也成为西方个体本位文化的一个部分，甚至可以说，它是西方个体本位文化结构成形的基本标志。如前所述，西方个体本位文化的形成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在三个层次上展开。第一是个体本位的经济确立。梭伦经济改革解除了氏族的经济体制，把经济与个体而不是与家族联系起来，因而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经济本位结束了。第二是个体本位的政治确立。立法、议政、选举、司法权赋予个体，是梭伦与克里斯梯尼政体改革的实质。第三是个体本位的精神确立。这一工作由智者学派开始，虽然没有完成，但雏形已经具备。可以说，智者学派学说是古希腊个体本位社会形成初期的意识形态形式。到它这里，西方个体本位文化在结构上已发育成形。这是智者学派在西方文化发展中的突出历史地位，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把普罗泰戈拉的命题，他所代表的智者学派与西方主流文化——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联系起来的原因所在。
我们在指出智者学派开了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历史先河的同时，也想强调：智者学派也仅仅是开了历史的先河。在个体本位文化的形成期，他们作为先行者，更多的是确立个体的地位，强调个人的权利与价值。“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以及把认识真理的权利、行为权利以及理性都赋予个体就显示了这一倾向。虽然他们以尺度范畴、个体理性、反思理性和对话理性的形式反映了社会文化整合的需要，在理性活动方面为后人提供了范型，但就整体而言，他们没有很好地解决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特殊上升到普遍的问题。这一问题留给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俩分别使个别上升到“善”理性和一般“理念”。到亚里士多德时则达到了个别与一般的辩证综合。古希腊的文化整合告一段落。
标签：理性主义论文; 人本主义论文; 普罗泰戈拉论文; 文化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命题的否定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古希腊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