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劳动：现代性状况与现代性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手稿论文,状况论文,经济论文,学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2)01-0034-0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不能读成专业的“经济学手稿”或“哲学手稿”。这一著作的基本性质从学科分化的角度是难以确定的，它似乎是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即社会主义)探讨的并置。马克思为何要将这样相互分离的学科并置在一起，学科的分化不正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吗？这只是随机地将性质不同的东西放置在一起，还是实现了相互克服、相互贯穿从而有新东西呈现出来的生产？是什么东西成为整合这些学科思想的共同主题，或者说，什么样的母题让马克思有意识地要贯穿这些相互分离的思想？在这一手稿中，什么东西起到了连接、黏合与浇铸的作用，成为整合这些不同学科材料的理论工具，使得它们虽然还存在看似分离的地方，但本质上已经成为内在关联的整体雏形？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答，是我们走近青年马克思如火山喷发般思想领域的前提。
《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与经济学的本质性接触，也是从法哲学领域的批判转向市民社会解剖的第一个重要文本。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本质性地用资本来命名现代，并且用劳动异化来指认以资本为普遍规定的现代人类存在状况。这两点，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核心主题。马克思以资本来规定现代，规定了现代性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方向，与将现代理解为理性的时代、主体性的时代、启蒙的时代等等区别开来。对于现代性存在论状况的异化劳动指认，呈现了从物质经济关系方面探索人类解放的思想道路。
作为私有财产的纯粹表现，资本成为现代的存在论规定，是私有财产制度发展的历史结果。马克思指出，作为外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关系潜在地包含了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资本与地租的差别、动产与不动产的差别只是一种“历史的差别，而不是基于事物本身的差别。这种差别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形成和产生的一个固定环节”，动产战胜不动产，资本家战胜土地所有者是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动产作为资本，是“现代之子”。作为不动产的地产还不是“自由资本”。马克思根据经济运动的趋势和规律指出，地产这个私有财产的根源必然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所有者的统治必然要失去一切政治色彩而表现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单纯统治。这一思想已经意味着，资本作为私有财产最纯粹的表现，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私有财产制度的完成。
马克思把资本看成现代社会的普遍原则和最本质、最基本的力量，它表明“死的物对人的完全统治”。马克思说，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资本作为私有财产的“抽象”或“纯粹表现”，是私有财产“最后的、最高的阶段”。也只有到了这个阶段，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后果的秘密才暴露出来。资本对人的统治，实质就是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积累起来的劳动对人的统治。对于工人来说，就是资本对其产品和劳动的支配，使人类最本质的活动处于普遍的异化之中。马克思较为详细地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异化劳动，描述了现代社会中无产者的存在状况，揭示了工人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不过在马克思看来，分析“异化劳动”，只是分析了一个现实的“经济事实”，而对这种事实和“现象”的分析在国民经济学那里已经实现了。本质的问题在于“怎样在现实中去说明和表述异化劳动和外化劳动这一概念”。马克思将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制度结合起来，同资本统治结合在一起，这就将对人的活动状况和生存状况的分析同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内在地联系了起来。虽然这里还没有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范畴，但思想的基本方向和性质已经异常明朗。马克思明确批判那种以为只有谈劳动才是谈到人，而谈论私有财产是谈论人之外的某种东西的观点。马克思说，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和结果，只是到了后来，由于两者表现为相互作用的现象才掩盖了这一根本事实。也就是说，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是客观化了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规定。异化劳动的客观历史基础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意味着消灭异化劳动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质上是同一过程。这也说明，后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同《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并不存在根本差异，不存在好像前者还是哲学人本主义的，后者才是科学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差异。
资本是现代的普遍原则，劳动异化也是一种普遍的异化。马克思说，资本的支配权力不仅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而且也支配着资本家本身[1]239。“地产必然以资本的形式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表现为对那些因资本运动的规律而破产或兴起的所有者本身的统治。”[1]262不过，马克思在《手稿》中还没有对资本家的“异化”进行具体分析。正当要着手考察资本家与异化劳动的关系时，《手稿》遗憾地中断了，只留下三条写作线索：首先必须指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其次，工人在生产中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以及他对产品的态度(作为一种内心状态)，在同他相对立的非工人那里表现为理论的态度。第三，“凡是工人做的对自己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们对自身却不做。”[1]280
从这些粗略的要点中，我们很难推测马克思具体的阐述。但可以确定的是，马克思并不认为作为非工人的资本家就是“非异化的人”。虽然资本家的异化与工人的异化之间存在着差别，但资本家仍然受到资本原则的制约，资本家的存在也是一种异化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即使在资本关系中居于主导的、似乎是被满足和被巩固的有产者其实也只获得了一种人的生存的外观[2]。“生产不仅把人当做商品、当做商品人、当做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作既在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工人和资本家的不道德、退化、愚钝。这种生产的产品是自我意识的和自主活动的商品……”[1]282亦即是说，商品性成了人本身的“内在规定”，是人实现自身的基本形式，商品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所以，马克思在《手稿》笔记本Ⅲ中说异化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并分析了资本家的奢侈和节约如何从属于资本的计算，并且受到资本原则本身的统治。
异化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异化，而且包括资本家的异化。这并不是说，马克思通过异化这一概念成为了抽象的人本主义者。恰恰相反，马克思是在现实经济关系中分析了人的存在状况，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性质，这种对抗并不是个人之间的对抗，而是根源于作为私有财产制度之完成形态的“资本统治”。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工人和资本家不过是劳动和资本的“抽象人格”。在《手稿》中，马克思一开始就按照国民经济学“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三个范畴来分析了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并且指出，资本的运动将使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266，“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一旦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1]283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显示出与抽象人本主义完全不同的气象，他不是从抽象的本质出发，也不是抽象地谈论人类的互爱互助，而是触及了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基础。马克思说：“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278当然，这种解放绝不是将工资的提高和工资的平等作为社会革命的目标，而是对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积极扬弃，要求根本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前提，克服人类的异化生存，而不是人人都成为工人或者人人都成为资本家的空想，甚至只是工人和资本家地位的简单倒转。
马克思说：“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成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问题的这种新提法本身已经包含了问题的解决并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很多东西。”[1]279正是这一问题的新提法，使得马克思获得了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立场，而将这三方面的批判熔铸于现代性批判这一母题之中，将对现代存在论状况的揭示与对现代观念论“副本”的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就初步形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三个范畴下对现代状况的分析，完全采用了国民经济学家的语言和规律。但马克思立即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将需要说明的事实当做无需批判的前提，使得自身陷入混乱，并没有真正揭示现代社会的实质。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1]266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没有将私有财产和外化劳动结合起来考察，从而不能揭示私有财产和现代资本乃是外化劳动的历史结果这一本质，不能揭示资本的统治之下工人劳动的异化，不能揭示出资本的统治乃是一种可以并且必然被扬弃的历史现象。相反，国民经济学本身只是现代原则的产物，是资本家“科学上的自白和存在”。以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揭示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就是劳动，将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这种国民经济学“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这种国民经济学是私有财产在意识中自为地形成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种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1]289
马克思称赞这样的经济学为“启蒙的国民经济学”。这种启蒙的国民经济学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揭示了财富的主体本质，因为私有财产体现在人本身之中，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这样，财富的“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就被扬弃了。但是，就像路德扬弃了外在的宗教，而将僧侣移入人的心中一样，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只不过是表面上承认了人，而本质上却是对人的彻底的否定。在国民经济学将人本身规定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时，已经非批判地将私有财产作为不变的“事实”和“前提”，而不是对私有财产本身进行批判。马克思指出，斯密之后的国民经济学，在排斥人的方面走得更远，使具有活动形式的私有财产成为主体，就是说，即使人成为本质，又同时使作为某种非存在物的人成为本质。在批判的同时，马克思也肯定国民经济学认识到了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1]292。马克思的《手稿》以及以后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都建立在这一进步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后来多次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论证和辩护性质，指出他们将资本主义制度看成一种永恒的社会制度。但在马克思看来，虽然空想社会主义或者说“粗陋的共产主义”与国民经济学相反，他们激进地批判和诅咒了资本主义，但并不构成对私有制真正的扬弃，不仅没有实践的支持而且思想上还受到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为此，马克思批判了“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民主的或专制政治的共产主义、要求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等等。马克思说，第一种共产主义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它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而后两种共产主义形式都认识到自己是异化的自我扬弃，但是，它们虽然已经理解了私有财产的概念，却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共产主义不是对私有财产的抽象否定，相反，它本身根植于私有财产的运动之中。马克思说：“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1]298马克思将他对现代社会的政治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地结合起来了。共产主义决不再只具有“政治的性质”，它越过了现代政治解放的限度，要求从市民社会的物质关系中获得解放。关于未来的政治理论已经在自觉地寻找并且初步地找到了自己的经济学基础，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因此本质地具有了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意义，它走出法哲学批判却为法哲学批判的成果找到了科学基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确定了市民社会相对于政治国家的基础性地位，指示了市民社会批判的思想方向。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国民经济学进行的“市民社会”批判，揭示了历史运动的现实基础和经济关系中的对立与异化，由此获得了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现实基础。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劳动异化思想批判黑格尔的观念论抽象。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黑格尔阐释和理解的“异化”、“外化”并不是现实的、经济实践活动中的现象，而是观念的“自我旋转”。在黑格尔那里：“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因此，异化——它从而构成这种外化的以及这种外化之扬弃的真正意义——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就是说，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意识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1]318在黑格尔那里，异化的占有和扬弃，只具有一种批判的、否定的外表，因为它并不触及现实的客观经济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变革，更没有要求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理解和促成此种变革。
马克思说，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成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但他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结果是在黑格尔那里，“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自我意识的异化没有被看做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即在知识和思维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异化的表现。……对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的全部重新占有，都表现为把这种本质合并于自我意识：掌握了自己的本质的人，仅仅是掌握了对象性本质的自我意识。”[1]322这在本质上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因为它毫不动摇市民社会的存在基础。然而，正是对劳动的消极方面的揭示和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的本质内容，并且使马克思的批判真正触及了现代性的存在论基础，而不是停留在自我意识的内部。对于马克思来说，思想的旨趣不再是指向观念，而是面向存在的世界本身，面向人的社会存在。按照《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说法，就是要面向“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黑格尔观念论的基础，走向了现实的社会历史。
马克思揭示了黑格尔全部观点的“形式性”和“抽象性”，但同时也指出了这种抽象观点后面的“积极环节”。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扬弃”范畴对于马克思阐释“共产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即作为对人的现实异化的扬弃，“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范围内生成的”，它“绝不是人的采取对象性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和丧失，绝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这种对异化状态的扬弃，是一条内在的道路，是实际生活中产生出自我超越的因素。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是内在于这样一种自我扬弃的过程，是经济运动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人为地将自身的意志从外部强加给历史。革命作为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不是自我意识观念论内部的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而是感性的实践，创造现实和改变现实的历史活动。创造未来的革命，既打破了对现代非批判的肯定主义态度，也不是立足于对现代的抽象否定和道德厌恨，更不是仅仅对于现代存在论状况观念上的超越，而是内在于历史运动的自身逻辑。
在《手稿》笔记本Ⅰ的“工资”一节中，马克思提出了两个根本性的追问：“(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做社会革命的目标，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1]232马克思的这两个内在关联的追问，具有本质的重要性。现代资本统治的确立，作为私有制的最后完成，实质就是“抽象劳动”对人的统治，它表现为劳动异化这一“经济事实”。对“抽象劳动”历史意义的把握和揭示，实际上就是对现代性原则的追问，这一追问从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深化了马克思法哲学批判中提出的“现代”只是政治解放这一命题。同时，马克思也明确了在现代资本(或抽象劳动、或私有财产)范围之内的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现代的自我解放”必须是工人从“抽象劳动”中获得解放，而不是获得进行“抽象劳动”的权利。“解放成为现代”和“从现代获得解放”已经被原则性地区别开来。马克思由此在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意义上划定了“现代”的原则性界限。经济学批判本身也就不再只具有专业学科的性质，而是成为像法哲学批判一样从属于现代性批判这一基本的“总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走到了“经济关系”或者说“生产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范畴的边缘。在这里，法哲学批判时期“抽象理性”和“形式理性”的现代性概念被抽象劳动概念所取代，直接指向了人们现实的劳动状况和经济关系。显而易见，《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转折作用，在对前期思想的深化中本质性地开启了新的思想方向。
在《手稿》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相互贯穿地结合起来：以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对私有制的批判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思想，批判国民经济学对待资本主义私有制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态度；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私有制发展规律的揭示和黑格尔辩证法思想，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抽象否定；以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经济异化关系的批判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要求来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及其整个哲学思想的抽象性和形式性。这样一系列批判性的相互克服、相互扬弃，实现了当时主要学科和思想之间的相互贯穿，由此而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思想视阈。尽管这个视阈本身还是不稳定的，没有内在地巩固起来，但就其基本性质和方向来说，则已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了。如果我们将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看做一段渐进的连续过程，那么不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性质来说，《手稿》已经本质性地踏上了这一历程。
《手稿》的这种意义，不仅从其自身的内容上可以得到说明，马克思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也揭示了这一点。在对自己思想发展的回顾性报告中，马克思明确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看成是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总的结果”，是以后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序言》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概括其实只是“表述在后”，因此获得了一种经典的、完善的形式。后来恩格斯回忆说，1845年春天马克思已经向他讲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也印证了该思想的形成应该是早于1845年的春天。在《序言》中马克思回忆说，他和恩格斯决定共同阐释他们的见解同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并且准备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这一清算形成的成果是当时未曾得到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3]。对此有太多的误解。主张马克思思想存在“1845年断裂”的人，认为这里讲的清算对象包括《手稿》和《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这两部著作还属于费尔巴哈的“类”，《德意志意识形态》才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都是在《手稿》思想的基础上对“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清算。从两部著作的序言可以看出，它们持有相同的目的和思想立场，甚至它们的论战对象也大致相同。不同主要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将费尔巴哈作为批判对象，而在《神圣家族》中，还说了“他的好话”。但是，这不能说明1844年的《神圣家族》和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存在所谓的思想“断裂”，因此将《手稿》和《神圣家族》都看成是前历史唯物主义的，甚至前马克思主义的，从而忽视《手稿》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中的关键地位。
我们知道，《神圣家族》主要针对的是布鲁诺·鲍威尔等人出版的《文学总汇报》，但《文学总汇报》在《神圣家族》出版前就停刊了。因此，有人嘲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是“打死狗”，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没有达到批判的目的。不久以后机会又来了，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又出版了《维干德季刊》。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以上面的文章为对象展开批判，形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1845年3月出版的《维干德季刊》第3卷，发表了鲍威尔和施蒂纳批判费尔巴哈、赫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是以“费尔巴哈为支柱的”。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有必要正面地澄清他们与费尔巴哈之间的关系，于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为中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加进了“费尔巴哈”章，以批判费尔巴哈的方式划清与费尔巴哈的界限。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释了他们与费尔巴哈思想之间的根本差异，直接批判了费尔巴哈，这只能说明在这里分歧被公开化，被挑明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这一事实，既不能说明马克思思想此时才同费尔巴哈产生分歧，不再属于费尔巴哈的“类”，更不能说明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因此与前期形成断裂。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清算”的主要性质，实际上是在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立场之后，亦即是在形成了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路线之后，才回复到对观念论批判路线的批判的。如果没有《手稿》的思想成果——尽管这些成果还没有获得概念化的表达，我们很难想象历史唯物主义的顺利形成。《手稿》的意义正在于，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宣告市民社会基础地位这样思想的指引下，通过市民社会物质关系的批判展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视阈，在此，政治经济学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第一次有意识地相互贯穿，像一次壮丽的日出，在挣扎与奋进中很快便照亮了思想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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