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常生活论文,视野论文,哲学论文,社会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稳步发展，我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大众的日常生活诸方面都正在发生结构性变迁。对于非日常层面的自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结构性变化，学界已从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等维度进行了较为深刻的论述。相比之下，日常生活的研究仍局限于对其负面的社会历史作用所作的文化批判之上。显然，这与现实和理论两方面的需要皆有一定的距离。本文试图从社会哲学的角度对日常生活的含义、结构特征、社会文化功能及其同非日常生活的内在关联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便为日常生活的现代重建提供一个必要的理论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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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包括人类自身的蕃衍、物质生活资料、社会秩序和人生意义四大方面，而这四大要素只有通过人类自身的活动才能实现。人类通过自身的活动，满足这四大要素的实现，由此形成了人类的社会结构。人类自身的这些活动，总是离不开人类的自觉意识。但是，就社会生活的个体而言，其活动并非总是自觉的，非自觉性仍是其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我们可以把人类活动划分为两个相关的层面：自觉的活动和非自觉的活动，或非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显然，日常生活指的是“人类自觉的类本质的对象化活动，”非日常生活指的是“人类自觉的类本质的对象化活动”（注：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页及下篇。）。两种类本质的对象化活动使得人类社会形成两个相关的结构领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
日常生活世界是人类非自觉的活动领域，从内容看，它包括人类自身的蕃衍、个体生活资料的生产、社会团体范围内的秩序维持以及自在的人生意义的维护。人类自身的蕃衍源于人类的动物性本能，这种活动无需自觉性的参与。虽然在人类社会的高级阶段，人口再生产的方式越来越受制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然而，这种“受制”并未引起个体在人口繁殖过程中的“自觉”。相反，个体仍基本上以传统的方式（即家庭）进行自身的蕃衍。人口再生产方式相对于物质生产方式的这种滞后性，一方面说明了两者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另方面也说明了人口再生产属于非自觉性的活动领地。同样，个体也总是倾向于用传统的、自在的方式获取自身的生活资料。社会的生产方式属于非日常生活范畴，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发明与应用，但这些都是人类自觉性活动与结果，与个体生活资料的生产没有直接的关联。因为我们无法设想，某一社会生活的个体为了获得他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而有意识地去进行某种发明创造且取得成功（注：梁濑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这样，就可以把人口繁殖和个体生活资料的生产统称为日常生产活动。
无论是人口繁殖还是个体生活资料的获取，都必须在人际合作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这是因为，人类个体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的有限性，都不可能以人的方式进行对于对象的把握”（注：王南湜：《人类活动论导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只有通过个体间的相互合作才能进行日常生产活动。个体间的相互合作，是个体间交往关系的基石。日常生产个体间的交往，除了“对于对象的把握”之外还有另一功能，即保障日常生产活动所必需的秩序。我们把这种个体间的交往称作“日常交往活动”。日常交往活动与“非自觉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第一，日常生产活动在空间上的相对狭小与时间上的相对静止使得日常交往的时空阈限具有相应的特质；第二，日常生产所解决的是人类生活最直接、最基本的种的延续与个体生存问题，这使得日常交往不可能产生出较为复杂的形式；第三，自在的个体间的交往能够满足日常生产活动的基本要求。
日常生产活动和日常交往活动都是人类非自觉的活动。这种非自觉性活动是相对于自觉的社会化的经济、政治活动而言的，日常生产活动和日常交往活动仍需观念活动作为其内在支撑。换言之，它们也具有“精神性”这一人类活动所共有的基本特征。我们将这种“精神性”活动称作日常观念活动。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相关于经济与政治活动的文化活动。生命个体的直接交往（生），个体与自然的简单交换（养）、日常生活秩序的维持（保与安）都离不开日常观念活动的直接参与。而且，日常观念活动还不自觉地对生养保安方式给予价值评价并进而确定生活的意义（乐）。然而，所有这一切的“精神性”活动都只是非自觉的活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常观念活动受制于非自觉的日常生产与交往活动，其观念要么就是人类对自身的动物性属性的直接继承，要么就是自觉的文化活动由于长期的文化积淀而丧失自觉性所造成的退化。
综上，日常生活世界是由日常生产活动、日常交往活动与日常观念活动所组成的人类非自觉的类本质对象化活动领域，非日常生活世界是由自觉的、社会化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活动所构成的人类自觉的类本质的对象化活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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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各自的运作以及相互作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架。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构架，我们有必要对它们的结构特征加以探讨。
（一）就内在结构而言，日常生活世界由重复性复制机制所构成，非日常生活世界由创造性再生机制所构成。日常生活的内在结构，本质上就是日常生活的个体与对象间的相互作用。人口繁殖是成年男女间性本能的自然交流，其主要方式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形式。在历史进程中，虽然家庭的具体样式有着缓慢的变化，但家庭以人口繁殖为主要功能这一社会角色却是始终如一。换言之，人口再生产具有重复性的复制机制。在个体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个体将自身物化为中介工具，或以较简单的劳动工具同自然进行信息与能量的交换，其结果虽然能满足个体生存的最低需求，但并未造成个体与对象的相对分离。个体始终屈从于自然必然性的支配之下。当新的生命个体成为劳动力，他仍然以同样的方式谋生并成家养育。概而言之，日常生产活动就是这种重复性复制机制的运作。这种复制机制使得自身运作成为可能的日常交往一方面采取简单的形式，另一方面具有恒定的特质。不管是进行日常生产的合作、日常观念的交流，还是从事专门的秩序维持，日常交往的个体始终紧密地聚集在一起，个体之间相互渗透着意志、情感等未分化的东西。这种交往虽则能履行自身的职责，却不能造就个体的相对独立。由此，势必造成使得交往成为可能的现实的与心理的时空具有极大的自在性，这种自在的时空不仅与对象化的交往形式密切关联着，同时巩固其稳定的、重复性的特质。日常生产活动与日常交往活动反映在观念层面上的结果是，概念不具有明确的规定性，判断与推理缺乏严密的逻辑性，由这种日常的概念、判断与推理所构成的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都缺少“为什么”的维度，因而具有极大的自在性。当文化对这种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作出价值评判时，便形成了关涉人生意义之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对现实的日常生活的充分肯定，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齐治平”、“天人合一”观念；一种是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来世的向往，如基督教、佛教观念。这种自在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凝聚为日常生活个体共同的文化心理。反过来，这种文化心理又塑造着新的文化个体。日常观念的产生以及文化心理与个体的这种相互传承，就是日常观念活动重复性复制机制的实质所在。
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是由重复性复制机制所构成，关键原因在于日常生活自身的非自觉性本质。我们可以从它相反的即自觉性特质，推断出非日常生活世界是由创造性再生机制所构成这一结论。当然，如果我们把目光投注到非日常生活所带来的结果，如物质财富的显著增加、政治体制的复杂变化以及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我们将进一步证实这一结论。
（二）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具有不同的调控方式。两类生活世界的调控方式指的是两类生活世界的内在结构与个体、主体的相互作用形式。诚如上述，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各自的内在结构都是个体、主体的活动，是个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这些活动的对象、中介以及活动的历史基础都具有客观性特征，从而使得这些活动本身成为客观性的活动。另外，这些活动的个体、主体注定是文化的存在物，而且它们必然在某种社会共同体的范围内展开。这就是说，这些活动不仅是客观性的活动，同时还是人文性和社会性的活动。正是由于这些活动自身的客观性、人文性和社会性，使得这些活动的形式与活动的个体、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为客观的、规范化的样式。我们将此样式称作两类生活世界的调控方式。观察与分析表明，其调控方式无外乎两种，一种是习惯和习俗，另一种则是制度。习俗、习惯与制度相比较，具有不同的性质。
首先，范围有小大之分。一般来说，习俗、习惯总是在自发的社会团体，如家庭、自然村落范围内起作用。这正所谓“出门三五里，各处一乡风”。超出自发的社会团体范围，如在市民社会和民族国家之中，主要起着调控作用的则是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其次，时效有久暂之别。习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团体的生活方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渐积而得，它凝结在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之上。因而某种习惯、习俗一旦养成，它对其持有者的控制总是恒久的。制度是通过约定、制订而来，只有当制度在其中发生作用的社会保持一个稳定的目标系统，某种制度才有可能持续地发挥作用。而某一社会若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目标系统，则既要受制于社会内的各种因素，如其成员的构成成分、起着支配作用的阶级或集团、社会的生产方式，又不能摆脱周边社会对它的影响。一句话，某种制度对其社会主体的控制时间相对短暂。最后，方式有自发与强制之异。习惯、习俗是人们在“直接生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它们总是能立足于人们最基本的生存、生活需求。所以，在这种生活方式及观念与基本需求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认同。我们甚至会发现，这种境况中的人们的需求观念自身也是某种习俗。在这种条件下，个体既无必要又无可能产生“自我意识”，更谈不上对自身的生活习惯、习俗进行反思。换句话说，习俗、习惯与个体的关系总是自发的、天然一致的。制度超出了人们的直接生活范畴，它既同社会性生产相联系，又同私有财产、社会生活需要密切相关。不论是客观的物质生产方式、契约性的或强制性的社会制度，还是它们的文化形态，都要社会成员客观上服从。这也就是说，制度的调控方式总是强制性的。从范围、时效和作用方式几个方面，我们很明显地看出，习俗、习惯是日常生活世界的调控形式，而制度则是非日常生活世界的调控手段。
（三）与社会整合相关，日常生活世界在总体上呈自足状态，非日常生活世界呈开放状态。日常生活世界是人类非自觉的活动领域，其基本功能在于满足个体生存与再生产的最低需要，包括生活资料、生活秩序和意义诸方面。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外来世界的干预，通过日常生活世界各结构的重复性运作以及自发性调控，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功能总是能够发挥。在通常的情形下，日常生活世界各内在结构之间能够保持一种平衡。造就这一结果的不仅有“最低需要”的总体限定，而且有各结构自身的“重复性”、“自发性”等本质规定。如果社会整合指的是社会各结构之间的均衡，那么显然，在日常生活世界内部基本上不存在社会整合的问题，即便出现这种需要的萌芽，它也会消弭于“最低生活需要”的总体要求。日常生活世界在总体上呈自足的封闭静止状态。
创造性再生机制和自觉调控的运作使得非日常生活世界在时间上具有相对流变、空间上保持开放的景观。非日常生活建立在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秩序和意义等需求之上，但是，它的自觉性本质注定要突破这些基本需要，使它朝着经济上的高效、政治上的社会公平、文化上的理性追求等最高目标迈进。有时由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开放性所带来的外来世界的影响，这种追求甚至会成为必要。社会化的结果要求进一步的社会化。另外，就某一社会而言，由于它的系统性，某一目标的进一步实现必然会引起其它结构作出相应的协同。如果在此将“社会整合”理解为各结构间的均衡，那么显然，促使社会整合成为必要的因素恰恰是社会自身的开放性、系统性及其对最高目标的追求。由于非日常生活世界是人类自觉的活动领域，它的整合也只能采取自觉的方式。社会主体或者自觉将社会的最高目标降为基本需求（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极小），或者自觉将其内部某一结构摆在优先发展地位。后一种情形经常会造成“领域合一”的结果，这种结果显然与非日常生活的本性相冲突。总之，非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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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具有不同的本质规定和结构特征，然而作为人类生活的两种样式，两者之间势必有着内在的关联。
第一，生活内容的重叠性。前已述及，日常生活包括日常生产、日常交往和日常观念三方面的活动，由于这些活动的非自觉性本质以及结构自身的一系列特征，使得日常生活始终同个体生活相关，而且这些活动也只能满足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基本需要。非日常生活世界包括自觉的社会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它是改造自然、平等自立、自由自觉的主体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满足社会主体的基本需要，同时还努力去满足他们的高层次需要。但是，非日常生活世界的这种“满足”，在内容上同日常生活世界并没有质的区别，其区别只在于量的大小，包括满足的程度。比较而言，非日常生活世界能够获得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料、更为广泛的社会秩序、更为生动的生活意义。这种量方面的显著区别，促使自足的日常生活世界不能单独构成社会。社会是由两个生活世界通过不同的活动方式，在共同的生活资料、秩序和意义方面，获得大小不等的回馈所构成的系统。
第二，生活方式的依赖性。日常生活是非自觉的活动，非日常生活是自觉的活动，二者相互依赖。自觉的前提是自我意识的诞生。自我意识使得原始经验分裂为二：与自我意识有着相同确定性的印象，没有确定性的情感。在没有自我意识的状况下，世界、经验、情感直接同一，起支配作用的是自然必然性，包括生命力。一旦形成了自我意识，印象与情感便分离开来，经验不再表现为一个混沌的整体。这时，起支配作用的除自然必然性外，还有意识的确定性。在没有自我意识、印象的状态下，人的情感与经验直接同一且与动物的情感没有区别。在自我意识形成以后，印象与情感分离开来且构成共存关系。人的情感是分化了的经验总体内依存于印象的情感。另一方面，印象也依赖于情感，因为它是从其中分化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情感是内容，印象是形式。不过，印象即然是情感的分化，它对于情感来说便是未完全的形式。印象与情感的相互依赖，本质上正是意识与非意识、自觉与非自觉的相互依赖。
第三，活动结果的交互性。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自足的世界，这一方面说明了它的活动结果能够满足个体生存及再生产的基本需求——这对于非日常生活世界还未成熟的社会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对于有着相对发达的非日常生活世界的社会也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另一方面说明了它本身必须具备特定的外在条件，即非日常生活世界的缺场。而当非日常生活世界通过运作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繁荣的文化生活等等，日常生活世界的自足性便不具备客观上独立存在的可能性。两类生活世界通过自身的运作所获得的客观上的结果，不仅为自身而且为对方提供继续存在的依据。人类社会，正是这两类生活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社会整合已不仅包括非日常生活世界内在结构之间的均衡，而且包括两类生活世界之间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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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是人类社会的两个相关的层面，因此，对于社会而言，任何一个世界都不可或缺。但是，这两个世界在整个社会中，在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却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对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地位和作用，衣俊卿教授已作过相当精辟、正确、全面的分析，衣教授的分析也涉及日常生活世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注：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页及下篇。）。笔者所能做的只是对后者作两点补充。
第一，日常生活世界是非日常生活世界的“资源库”。首先，日常生活世界为非日常生活世界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口资源。非日常生活为人类自身创造广阔的空间、配备先进的手段，由此造就了自在自然的不断退缩，自在的个体擢升为自由自觉的主体。这一进程的先决条件之一便是生命个体的存在。生命个体的生与养正是日常生活世界的首要功能。其次，日常生活世界帮助非日常生活世界完成“原始积累”。日常生产活动所带来的生活资料相对有限，在不受外在干预的条件下，它大体上与个体生活的基本需求保持平衡。一旦它被人为地增加了强度，就可能出现“剩余生活资料”。这些剩余的生活资料有可能通过“资本主义”式的交换或强制占有而变成社会化大生产的“原始积累”。再次，非日常生活世界的运作可从日常生活世界中汲取大量的营养。例如，习俗、习惯是日常生活世界的调控手段，但这种惯性因素不可避免地被带进非日常生活世界，从而加强了制度的调控作用。伦斯基在分析分配问题时说，“习惯和习俗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往往使人们接受甚至那些对他们不利，并且不必需的分配格局，并将之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从而使现存分配制度固定化。因此，这样一种格局的存在比人们所预料的更为持久和稳定。”（注：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最后，日常生活可直接成为自觉的文化创造的素材。这方面的例证在文学、艺术活动中俯拾即是。
第二，日常生活世界具有保障社会的功能。“保障社会”与社会学的“社会保障”相区别，它是指当非日常生活世界的整体运作出现暂时的中断时，日常生活世界所发挥的维持社会继续存在，促进非日常生活世界重新整合的功能。非日常生活世界的整体运作出现暂时的中断有下列两种情形：一是受到外来世界的毁灭性冲击。例如，当某一社会受到外来的侵略时，这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某一方面或全部有可能出现暂时的停顿。这种外来的冲击也会使日常生活世界濒于解体的境地。这时出现的“卫国战争”实质上不是出自社会再生产的需要，而是出自民众的求生欲望、民族的自我保存意识。换句话说，日常生活世界的内在动力是抵御外来入侵的最后屏障。二是由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某一内在结构过于强大从而打破这一世界的总体平衡，并由此造成其它结构的运作出现暂时的停顿。由于非日常生活世界任何一个结构的运作都关涉到社会的持续与再生产，所以，只要某一结构的运作发生故障，某一社会的再生产便必然会暂时停止。例如，当某一社会的经济形态发生变革之际，其原有的政治结构必然要发生变革。在这种情形下，日常生活世界也会迟早发生变革。但是，由于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具有不同的结构机制和功能，而且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张力，所以在变革问题上，两者就可能存在着不同步性。一般来说，日常生活世界的变革总是后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这种不同步性非常重要。因为社会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总需求一定的时间。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社会再生产虽未完全终止，但它毕竟不能为社会生活提供所有的要素，尤其是社会秩序。这时，促使社会重新整合的恰恰是日常生活世界。又如，某一社会的政治结构过于强大也会带来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失衡。我国文革时期的政治运作便是一例。当时我们的国民经济尚有缓慢增长，这显然不是“抓革命”的结果，而是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使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决策属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自觉调控与整合，而其出发点恰恰在于满足民众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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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日常生活世界的运作建立在有组织、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民主政治、哲学与科技是它的主要活动形式，因此，它与现代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就要求我们把非日常生活世界的建设、把人的转型（非日常生活化）当作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作为“传统文化的寓所”，日常生活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格格不入。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主张消解日常生活世界，因为它毕竟是社会结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与非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客观的内在关联，而且它确实具备一些积极的社会文化功能。我们的态度是：立足于两类生活世界在存有必要的间距与张力基础上共存的构想，基于现代化的现实要求，重新检视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察知它的可能性变化趋势，并在此前提下重建新型的日常生活世界。本文的意义也仅在于它对这一总体目标可能具有理论铺垫作用。